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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的乡村、社区、企业中的普通民众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或选出自己信任的代言人，申张自己的权利，实现个人对集体的影响力，颠覆了以往听命于上级，谨言慎行的样子。
中国的基层民主体现在授权民主、决策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以及民主监督等环节，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套架构和体系，这个体系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基层民主作为中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它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将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也标志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了积极步伐。
从“海选”开始的基层民主
1986年，吉林省梨树县，村干部集会述职时，针对北老壕村因领导干部不得力导致村里贫困落后，民意测验有八成以上的村民要求民主选举村委会成员的情况，提出能否让村民自己选举村委会干部，改变以前上级选定、村民举手的情况。“当时县里同意了这么一种选举方式，没想到竟成为中国基层民主的一个创举”，已经退休的吉林省梨树县副县长费允成说。
由选民直接提名、确定候选人的“海选”模式从此在中国农村逐渐推开，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规定：“选举村民委员会，由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海选”成为中国村委会民主选举所必须遵循的法律规范。吉林省梨树县民政局原局长徐谦说：“‘海选’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改革的重要标志，开启了把民主权利还给农民的伟大实践，是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
美国一家研究机构把中国的“海选”列为世界六大民主选举模式之一。至今，中国已有95%以上的村庄实行了“海选”，由“海选”出的领导人组成村委会，进行村庄里的民主自治。
与此同时，在城市社区也积极践行着民主管理。1989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了居委会在社区自治中的作用。如今，中国城市社区已经普遍实行由社区居民通过间接或直接方式选举产生居民委员会的做法，东南沿海等相对发达地区已经开始实行居委会直选，由有选举权的居民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直接选举产生居委会委员，管理社区事务。此外，还在社区创设了居民代表会议，由居民从本社区不同人群中选出代表组成，同居委会一起，为居民代言，协商社区事务，服务居民。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在企事业单位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组织形式，1994年国家颁布的《公司法》、《劳动法》，以及2001年颁布的《工会法》等法律法规，均对职代会制度作了相应规定，使它成为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关系的协调机制，也是职工在企业内部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一种制度。目前，已有94.34%的建有工会的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职代会制度，而在建有工会的私企和外企中，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还不到10%。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认为，通过选举的形式由老百姓向掌权者授权是民主的源头，是公权力运行的开端。如果授权民主不够，其他环节的民主则可能归零。
为自己做主
无论乡村、社区，还是企业，民众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选民主机构的代表或选出自己信任的人作为代表，直接或间接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参与集体决策，并进行监督。
甘肃省甘谷县磐安镇南坡寺村民王想娃家的房子在2013年发生的7.22地震中倒塌了，通过“村民议事委员会”讨论决定，王想娃一家得到了2万元建房补助。
在2013年5月南坡寺村召开的选举会议上，90%的村民参加了会议，在全村358户1650人中直选出了25名议事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代表，王想娃当时也给自己心目中的人选投了一票。
以前村里要做一件事情时，由村干部商量以后就定下来了，只需向村民说一下就行了，而村民议事委员会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在议事委员会中，只有4名村干部，其余的都是普通农民，他们坐在一起商量村里的大小事。王继武是被大家推选出的议事委员会村民代表，在成为代表之前，他不敢提意见，认为“村上人少，说出来要承担很大风险。”而如今，“对我们有益的事情都可以拿出来议。”王继武说。
“近几年来，在我们岳阳开展的‘民主恳谈会’、‘民主生活会’等，同样可以说是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民主载体’。这也是中国农村的协商民主形式，它能够更有效地扩大基层民众的参与。”人大代表、湖南岳阳屈原凤凰村村委会主任杨莉说。
在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街道安华里社区居民刘景华看来，过去办实事，基本都是在政府确定公布后自己才知道。“现在不一样了，更民主更人性化了，不但办什么，怎么办，要事先听取我们的意见，办的效果如何也由我们来评价，确实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此前，她作为居民代表在朝阳区安贞街道问政会现场，提出小区缺少停车位，地区政府就将此列入计划，增加了200个停车位。
上海市长宁区虹储居委会朱国萍书记认为，民主是法制社会的延伸，中国的社区民主主要体现在协商民主方面，表现在居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的事由自己商量决定。
“企业的基层民主应以法制为基础，以机制为保障，职代会为平台，充分发挥一线职工的作用，有序开展。”全国政协委员、农林工会主席盛明富说：“当前特别需要加强机制的建设，包括明确职工代表的比例，保证一线职工的参与数量；建立约束机制，对不称职的代表进行淘汰和更新；建立激励机制和述职的机制等，从制度化方面保障企业民主的畅行。”
福建建州集团的一名职工表示，“原先的想法只是挣点钱，现在当了职工代表，能对企业的经营和职工权益说上话，可以直接向老板提出年度计划、企业运营的意见和建议。”该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杨仁慧表示：“我们要通过民主管理，通过员工恳谈会、干部思想交流会，让员工参与我们企业的管理，参与决策。”
然而，民主需要一定的素质，包括法律知识、参与意识、对自身权利的认识等，盛明富认为，应由工会这个群众组织对职工进行引导，使企业民主在有序的渠道中进行。 创新民主形式
在中国，每个村都有一个村委会，但面积较大的自然村在村委会下还要成立几个村民小组分管村里的事务，因村里的公共事务日益庞杂，2013年，安徽省在全国首次提出，在村民小组内可由村民推选产生理事会，作为针对某一项公共事务的议事协商机构。望江县的村庄因修路架桥等公益事业而成立的村民理事会，先后筹资800多万元、筹劳4万多个，完成了一大批建设项目，其中望江县太慈镇六0圩村由村民理事会组织的沟渠清淤使2000多亩农田受益。目前，全县95%的村都成立了村民理事会，集中民智，汇聚民资，为民办事，解决了农村基本建设、垃圾处理、纠纷调解、低保户评定等村务管理。
除此之外，村务监督也是实行村民自治当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创新机制，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各地村干部手中权力越来越大，管的钱越来越多。当村干部决策不民主、村务不公开、财务不规范、原有监督组织监督乏力时，谁来实施有效监督？村民监督委员会制度应运而生。
“去年年底村干部要报账，我们监督委员会成员对每个账目都细心研究，一下子抽出5张单据，认为不应该报销。”松原市乾安县让字镇小贤村村民监督委员会主任王殿军说，其中一张是花300元买电饭锅的白条，“这样的票据不合理，我们监督委员会有权拒绝签字盖章。我们是给村干部出难题了，但也把村干部的一些嫌疑给洗清了！”
社区的民主创新围绕网络展开了，2013年10月，“南京市业主公共决策平台”开始试点，试点小区的居民想要重新选聘物业公司，动用房屋维修资金，或解决小区内的其他公共事宜，不用再由业委会挨家挨户地收集选票，只需要在网上点击鼠标就可以了。这类业主公共决策平台将在南京全面推广。
城市住宅商业化还不到20年，物业管理还不规范，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矛盾也不少，在这种情况下，业主与物业公司以及业主之间的民主协商就成为必然。
在“南京市业主公共决策平台”试点之前，已有不少业主自治的“社区网”在践行着民主协商，如全国有名的北京天通苑社区网，从相亲到团购，从种树到养狗，从慈善捐款到对国内外大事的看法，都要拿到社区网公共论坛上七嘴八舌，有些最终形成了共识。
社区网上的民主协商，以平等的业主身份，“人人都有一票权”的决策机制，沟通更全面和细致的优势，成为社区基层民主善治新的探索和实践。
企业的民主创新直面企业中最核心的工资问题，每年年底，福建盛辉物流集团都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在协商之前，工会会同人力资源部门开展调薪调查，然后收集汇总职工意见，在协商会上进行阐述和讨论，以寻找企业与职工利益的最佳平衡点，再与协商小组一道研究拟定《调薪方案》。最后，由企业主与工会主席在当年的《工资集体协议》上签字实施。第二年3月起，工会还将采取多种方式了解员工对此次调薪的满意度。
王长江认为，基层民主最重要的是要把民主和利益问题联系在一起看，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民主，利益到哪里民主就扩张到哪里。只有群众自己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参与决策，决定发展方向，我们的发展方式才能根本改变，持续发展才有保障。这个才是群众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中国的基层民主体现在授权民主、决策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以及民主监督等环节，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套架构和体系，这个体系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基层民主作为中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它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将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也标志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了积极步伐。
从“海选”开始的基层民主
1986年，吉林省梨树县，村干部集会述职时，针对北老壕村因领导干部不得力导致村里贫困落后，民意测验有八成以上的村民要求民主选举村委会成员的情况，提出能否让村民自己选举村委会干部，改变以前上级选定、村民举手的情况。“当时县里同意了这么一种选举方式，没想到竟成为中国基层民主的一个创举”，已经退休的吉林省梨树县副县长费允成说。
由选民直接提名、确定候选人的“海选”模式从此在中国农村逐渐推开，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规定：“选举村民委员会，由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海选”成为中国村委会民主选举所必须遵循的法律规范。吉林省梨树县民政局原局长徐谦说：“‘海选’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改革的重要标志，开启了把民主权利还给农民的伟大实践，是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
美国一家研究机构把中国的“海选”列为世界六大民主选举模式之一。至今，中国已有95%以上的村庄实行了“海选”，由“海选”出的领导人组成村委会，进行村庄里的民主自治。
与此同时，在城市社区也积极践行着民主管理。1989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了居委会在社区自治中的作用。如今，中国城市社区已经普遍实行由社区居民通过间接或直接方式选举产生居民委员会的做法，东南沿海等相对发达地区已经开始实行居委会直选，由有选举权的居民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直接选举产生居委会委员，管理社区事务。此外，还在社区创设了居民代表会议，由居民从本社区不同人群中选出代表组成，同居委会一起，为居民代言，协商社区事务，服务居民。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在企事业单位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组织形式，1994年国家颁布的《公司法》、《劳动法》，以及2001年颁布的《工会法》等法律法规，均对职代会制度作了相应规定，使它成为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关系的协调机制，也是职工在企业内部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一种制度。目前，已有94.34%的建有工会的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职代会制度，而在建有工会的私企和外企中，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还不到10%。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认为，通过选举的形式由老百姓向掌权者授权是民主的源头，是公权力运行的开端。如果授权民主不够，其他环节的民主则可能归零。
为自己做主
无论乡村、社区，还是企业，民众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选民主机构的代表或选出自己信任的人作为代表，直接或间接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参与集体决策，并进行监督。
甘肃省甘谷县磐安镇南坡寺村民王想娃家的房子在2013年发生的7.22地震中倒塌了，通过“村民议事委员会”讨论决定，王想娃一家得到了2万元建房补助。
在2013年5月南坡寺村召开的选举会议上，90%的村民参加了会议，在全村358户1650人中直选出了25名议事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代表，王想娃当时也给自己心目中的人选投了一票。
以前村里要做一件事情时，由村干部商量以后就定下来了，只需向村民说一下就行了，而村民议事委员会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在议事委员会中，只有4名村干部，其余的都是普通农民，他们坐在一起商量村里的大小事。王继武是被大家推选出的议事委员会村民代表，在成为代表之前，他不敢提意见，认为“村上人少，说出来要承担很大风险。”而如今，“对我们有益的事情都可以拿出来议。”王继武说。
“近几年来，在我们岳阳开展的‘民主恳谈会’、‘民主生活会’等，同样可以说是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民主载体’。这也是中国农村的协商民主形式，它能够更有效地扩大基层民众的参与。”人大代表、湖南岳阳屈原凤凰村村委会主任杨莉说。
在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街道安华里社区居民刘景华看来，过去办实事，基本都是在政府确定公布后自己才知道。“现在不一样了，更民主更人性化了，不但办什么，怎么办，要事先听取我们的意见，办的效果如何也由我们来评价，确实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此前，她作为居民代表在朝阳区安贞街道问政会现场，提出小区缺少停车位，地区政府就将此列入计划，增加了200个停车位。
上海市长宁区虹储居委会朱国萍书记认为，民主是法制社会的延伸，中国的社区民主主要体现在协商民主方面，表现在居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的事由自己商量决定。
“企业的基层民主应以法制为基础，以机制为保障，职代会为平台，充分发挥一线职工的作用，有序开展。”全国政协委员、农林工会主席盛明富说：“当前特别需要加强机制的建设，包括明确职工代表的比例，保证一线职工的参与数量；建立约束机制，对不称职的代表进行淘汰和更新；建立激励机制和述职的机制等，从制度化方面保障企业民主的畅行。”
福建建州集团的一名职工表示，“原先的想法只是挣点钱，现在当了职工代表，能对企业的经营和职工权益说上话，可以直接向老板提出年度计划、企业运营的意见和建议。”该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杨仁慧表示：“我们要通过民主管理，通过员工恳谈会、干部思想交流会，让员工参与我们企业的管理，参与决策。”
然而，民主需要一定的素质，包括法律知识、参与意识、对自身权利的认识等，盛明富认为，应由工会这个群众组织对职工进行引导，使企业民主在有序的渠道中进行。 创新民主形式
在中国，每个村都有一个村委会，但面积较大的自然村在村委会下还要成立几个村民小组分管村里的事务，因村里的公共事务日益庞杂，2013年，安徽省在全国首次提出，在村民小组内可由村民推选产生理事会，作为针对某一项公共事务的议事协商机构。望江县的村庄因修路架桥等公益事业而成立的村民理事会，先后筹资800多万元、筹劳4万多个，完成了一大批建设项目，其中望江县太慈镇六0圩村由村民理事会组织的沟渠清淤使2000多亩农田受益。目前，全县95%的村都成立了村民理事会，集中民智，汇聚民资，为民办事，解决了农村基本建设、垃圾处理、纠纷调解、低保户评定等村务管理。
除此之外，村务监督也是实行村民自治当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创新机制，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各地村干部手中权力越来越大，管的钱越来越多。当村干部决策不民主、村务不公开、财务不规范、原有监督组织监督乏力时，谁来实施有效监督？村民监督委员会制度应运而生。
“去年年底村干部要报账，我们监督委员会成员对每个账目都细心研究，一下子抽出5张单据，认为不应该报销。”松原市乾安县让字镇小贤村村民监督委员会主任王殿军说，其中一张是花300元买电饭锅的白条，“这样的票据不合理，我们监督委员会有权拒绝签字盖章。我们是给村干部出难题了，但也把村干部的一些嫌疑给洗清了！”
社区的民主创新围绕网络展开了，2013年10月，“南京市业主公共决策平台”开始试点，试点小区的居民想要重新选聘物业公司，动用房屋维修资金，或解决小区内的其他公共事宜，不用再由业委会挨家挨户地收集选票，只需要在网上点击鼠标就可以了。这类业主公共决策平台将在南京全面推广。
城市住宅商业化还不到20年，物业管理还不规范，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矛盾也不少，在这种情况下，业主与物业公司以及业主之间的民主协商就成为必然。
在“南京市业主公共决策平台”试点之前，已有不少业主自治的“社区网”在践行着民主协商，如全国有名的北京天通苑社区网，从相亲到团购，从种树到养狗，从慈善捐款到对国内外大事的看法，都要拿到社区网公共论坛上七嘴八舌，有些最终形成了共识。
社区网上的民主协商，以平等的业主身份，“人人都有一票权”的决策机制，沟通更全面和细致的优势，成为社区基层民主善治新的探索和实践。
企业的民主创新直面企业中最核心的工资问题，每年年底，福建盛辉物流集团都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在协商之前，工会会同人力资源部门开展调薪调查，然后收集汇总职工意见，在协商会上进行阐述和讨论，以寻找企业与职工利益的最佳平衡点，再与协商小组一道研究拟定《调薪方案》。最后，由企业主与工会主席在当年的《工资集体协议》上签字实施。第二年3月起，工会还将采取多种方式了解员工对此次调薪的满意度。
王长江认为，基层民主最重要的是要把民主和利益问题联系在一起看，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民主，利益到哪里民主就扩张到哪里。只有群众自己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参与决策，决定发展方向，我们的发展方式才能根本改变，持续发展才有保障。这个才是群众的根本利益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