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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中职生抑郁现状及抑郁成因，对一所中职学校全体学生进行抑郁自评量表（SDS）团体测试，对测试结果为重度抑郁的学生进行一对一结构性访谈式心理咨询以探索相关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中职生抑郁检出率为52.36%，男生抑郁检出率50.17%，女生抑郁检出率55.96%，性别差异显著，女生高于男生;中职一年级学生抑郁检出率56.66%，二年级抑郁检出率49.84%，三年级抑郁检出率49.69%，年级差异显著，一年级高于二、三年级;一对一访谈发现，家庭因素和人际关系是中职生抑郁的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抑郁;现状调查;人际关系;中职生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1）32-0015-04
青少年抑郁是个体在发展过程中对自身变化、环境或事件的适应性反应，是个体情绪、认知和行为在一定范围内从轻微的反应沮丧到极端的退缩、易怒甚至自杀意念或行为的连续变化。在情绪上表现为沮丧或不愉快、烦躁，参与原来喜欢的活动的兴趣下降，自尊水平降低等;在认知上表现为悲观、低动机水平和低自我价值感等;在行为上表现为退缩或易怒，甚至产生自杀的意念或行为等[1]。
刘福荣、宋晓琴、尚小平等[2]对2012—2018年发表的我国中学生抑郁症状流行病学的文献进行元分析发现，中学生抑郁症状总检出率为28.4%，抑郁症状受性别、地区、年级、居住地等多重因素影响，女生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于男生。《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的比例为7.4%，女生抑郁比例高于男生;随着年级的增长，抑郁的检出率呈上升趋势，高中阶段的抑郁检出率高于初中和小学[3]。影响青少年抑郁的因素包括个体差异、同伴关系和家庭互动等[4]。
以往研究大多采用自评问卷收集数据，通过数据处理软件探索各因素和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对抑郁背后的原因缺乏一对一访谈调研，大多从学生自述角度分析抑郁影响因素，且针对中职生抑郁现状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对中职生进行抑郁自评量表测试，对测试结果为重度抑郁的学生进行一对一结构性访谈式心理咨询，探寻中职生抑郁背后的深层原因，为科学预防和对抑郁进行心理干预提供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福建省厦门市一所中职学校一至三年级全体在校学生2943人。
（二）测试量表
选取William W.K.Zung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SDS）对中职生抑郁状态的轻重程度进行测试，该量表共20道题目，采用1～4四级计分方法，其中10题为反向计分[4]。粗分乘以1.25后取整数为标准
分，标准分低于53分为正常，53～62分为轻度抑郁，63～72分为中度抑郁，73分以上为重度抑郁。
（三）研究程序
1.心理测试
以班級为单位，在机房进行团体测试，施测抑郁自评量表。提前对班主任进行测试培训，由班主任主持测试。
2.结构性访谈
对测试结果为重度抑郁的学生进行一对一心理咨询，采用结构性访谈方式进行，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1）关心学生近况，承诺保密原则及保密例外原则，建立咨访关系;（2）访谈测试前一周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情绪产生影响;（3）访谈是否曾有抑郁经历;（4）访谈个人成长经历，了解导致抑郁的深层原因。
（四）统计方法
采用SPSS2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测试结果进行卡方检验，考察年级和性别对抑郁程度是否存在影响。
二、结果
（一）基本情况
1.心理测试
共2943人参加测试，其中2920人测试结果有效，有效率为99.22%。其中，男生1812人，女生1108人;一、二、三年级分别为1142人、989人和789人。统计结果显示，中职生抑郁检出率为52.36%，轻度抑郁占总人数的比例为26.99%，中度抑郁人数比例为23.01%，重度抑郁人数比例为2.36%。中职生的抑郁状态以轻度和中度抑郁为主。
2.结构性访谈
测试结果为重度抑郁的学生共69人，其中2人因辍学未参加结构性访谈，1人拒绝参加，共66人参加结构性访谈。
（二）不同人口学特征抑郁状态比较
1.性别
男生抑郁检出率为50.17%，女生抑郁检出率为55.96%，卡方检验结果显示χ2=42.59，p<0.001，性别差异显著，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具体结果见表1。
2.年级
中职一年级学生抑郁检出率56.66%，二年级抑郁检出率49.84%，三年级抑郁检出率49.69%。卡方检验结果显示χ2=18.774，p=0.005<0.01，年级差异显著，一年级显著高于二、三年级，具体结果见表2。
（三）重度抑郁成因访谈分析
1.影响情绪的事件
访谈发现，测试前经历的事情对测试结果有直接影响。学生提到的事件主要有家庭矛盾、人际关系、环境适应、感情、突发应激事件和学习压力六方面。其中，家庭矛盾主要是与父母沟通不畅、父母吵架、父母偏心、家庭关系不和谐等;人际关系主要是宿舍人际矛盾、班级人际矛盾、缺少朋友;环境适应主要指一年级学生刚进入中职，面临适应压力;感情问题是经历分手和异性交往焦虑;突发应激事件主要是家人去世和重病;学习压力主要指三年级学生面临升学考试压力。有些学生经历多重负性事件，如人际矛盾和家庭矛盾。见表3。
2.抑郁经历
访谈结果显示，有40人在初中阶段出现抑郁，有1人在小学五年级首次出现抑郁，有25人读中职后出现抑郁。其中正在经历或曾有自杀想法的有14人，有2人曾采取自杀行为，自杀方式为过量吃抗抑郁药和安眠药。 3.个人成长经历
在个人成长经历访谈环节，学生主要提及父母关系和教养方式。父母关系包括父母离异或分居、父母经常吵架。教养方式包括打骂指责、偏心/重男轻女、忽略等，忽略指父母太忙，没有时间管孩子。还提及隔代抚养，指小时候没在父母身边长大，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到6岁以后才回到父母身边。还有身体疾病，主要为慢性病如甲亢、癫痫、残疾。具体情况见表4。
三、讨论
（一）抑郁的性别及年级差异
本研究中，女生抑郁检出率为55.96%，男生抑郁检出率为50.17%，差异具有显著性，女生显著高于男生。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对中学生抑郁流行病学的元分析发现，女生的抑郁检出率高于男生[2]。《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抑郁的性别差异与十年前基本一致，女生抑郁水平高于男生[3]。针对青少年早期抑郁的纵向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男女生抑郁水平差异出现反转。女生在11岁时抑郁水平显著低于男生，12岁时男女生抑郁水平差异不显著，女生13岁时抑郁水平边缘高于男生，14岁时女生抑郁水平显著高于男生，且青少年先前抑郁水平可以直接预测其一年后的抑郁水平[1]。女生可能比男生更容易感知到抑郁，情感体验较深刻，且从抑郁中恢复的时间更长[4]。社会对不同性别的中职生期望和要求不同，女生如果做出违反纪律和道德的事情，承受的社会压力大于男生，这也可能是中职女生抑郁水平高于男生的一个原因。
年级差异方面，中职一年级学生的抑郁检出率显著高于二、三年级学生抑郁检出率。姚秋萍[5]的研究也发现，中职一年级抑郁水平最高，其次是二年级、三年级，中职一年级学生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三年级。这与高中生抑郁水平年级差异的研究发现不一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高中生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小学和初中，但高中三个年级间差异不显著[3]。出现差异的原因可能是，高中生有共同的目标，努力学习考入大学，所以高中三个年级抑郁水平差异不显著。而中职生与高中生不同，中职一年级学生刚经历中考失败，中考失败对多数学生来说是人生重大负性事件。进入中职学校后，学习和生活与初中差别很大，增加了专业课和实训课的学习，由走读变为住校，对巨大的学习生活变化需要适应。中职一年级学生承受中考失败和适应新生活的双重压力，中职二、三年级学生经过一年的调整适应，已经接受中考失败的现实，对中职的学习生活也已适应，所以中职一年级学生抑郁水平显著高于二、三年级学生。
（二）抑郁成因分析
访谈发现，抑郁影响因素包括家庭因素、人际关系、环境适应、学习压力、感情问题、身体原因等。
家庭因素是中职生抑郁的主要影响因素。访谈过程中，多数重度抑郁的学生提到小学及初中阶段家庭对他们造成的重大负性影响，其中包括父母离异、父母经常吵架、父母对自己忽视、父母重男轻女、父母和自己沟通不畅、父母一方体罚自己、父母一方赌博、父母一方去世或长期患病等。家庭因素中，父母关系和教养方式对抑郁影响较大，童年经历父母吵架、离异和虐待、忽视的孩子更容易抑郁[6]。父母教育态度一致性、父母婚姻状况、家庭氛围、家庭经济状况对学生的抑郁有显著影响[7]。家庭互动、成员间感情联系、沟通与冲突等对中职生抑郁有影响[8]。元分析发现，家庭可以从不同方面对青少年的抑郁产生影响，如父母的遗传、家庭应激事件、父母抑郁、父母生育年龄过高或过低、父母教养方式和情感支持等均对青少年抑郁产生影响[9]。
隔代抚养对中职生抑郁也有影响，一些学生自述，年幼时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小学或幼儿园阶段回到父母身边，和父母关系不亲密。尤其是多子女家庭，隔代抚养的孩子与父母情感隔阂更加明显。胡庆菊、炜明和张彦琳[10]的研究发现，小学生是否隔代抚养在心理健康状况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非隔代抚养的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好于隔代抚养小学生。本研究的结果证实，这种差异可以持续到青春期后期。
人際关系是影响中职生抑郁的第二大因素，学生自述涉及三方面，一是遇到人际矛盾，曾经要好的朋友变成敌对关系;二是不知道如何与同学交往，没有朋友;三是遭受校园欺凌，担心进一步被欺负。研究表明，同伴关系直接影响青少年抑郁，同伴关系质量、亲密关系的数量和是否受过校园欺凌对青少年抑郁有显著影响[4，11-12]。感情因素对中职生抑郁有影响，学生自述遭遇失恋容易导致情绪低落。研究表明，失恋大学生抑郁平均得分显著高于非失恋大学生[13]。失恋对中职生的心理健康也会造成影响。
环境适应和学习压力也会对中职生抑郁造成影响。中职一年级学生面临环境适应，三年级学生面临升学，问题解决后，症状随之消失。访谈时部分一年级学生提及，最近适应良好，不再有抑郁情绪。身体原因，如先天残疾、慢性疾病、外表焦虑等对抑郁也有影响，学生自述，因为身体原因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产生自卑心理，自我封闭。研究表明，抑郁障碍和慢性躯体疾病共病非常普遍。慢性躯体疾病在抑郁障碍人群中的患病率高于一般人群，同样，抑郁障碍在慢性躯体疾病人群中的患病率更高[14]。
本研究中，半数以上重度抑郁的中职生首次出现抑郁状态是在初中阶段，学生自述，初中开始出现抑郁情绪，严重者服用抗抑郁药物。但由于家庭环境、人际关系等影响抑郁的因素没有明显改变，导致初中开始的抑郁症状到中职后没有明显缓解，环境适应压力和中考失败导致抑郁程度更加严重。研究表明，青少年早期抑郁具有相对稳定性，且女生的相对稳定性高于男生[1]。
四、小结
抑郁在中职生中比较普遍，超过半数的中职生有抑郁症状，女生的抑郁程度高于男生，中职一年级学生的抑郁程度显著高于二、三年级学生。学生自述影响抑郁的因素主要是家庭因素，其次是人际关系因素。环境适应、学习压力、身体疾病等因素对中职生抑郁也会产生影响。抑郁的稳定性较高，至少可以从初中持续到中职阶段。 参考文献
[1]徐夫真.青少年早期抑郁的发展及其与家庭、同伴和个体因素的关系[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2.
[2]刘福荣，宋晓琴，尚小平，等.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的meta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0，34（2）：123-128.
[3]傅小兰，张侃，陈雪峰，等.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4]张萍，赵参参，李鹏，等.青少年抑郁的心理影响因素及其神经机制[J].心理研究，2017，10（1）：78-83.
[5]姚秋萍.中职生生活事件与抑郁：自我參照倾向的中介作用[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9.
[6]李卓阳，张野，张珊珊.童年期心理虐待忽视与中学生抑郁的关系[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8，8（34）：19-21.
[7]刘洋，张伟波，葛聪聪，等.2015年上海市初中生焦虑抑郁情绪现状调查[J].中国健康教育，2018，4，34（4）：299-303.[8]孙芝琪，宋亮，石振宇，等.家庭互动对中职生抑郁和焦
虑情绪的影响[J].第二军医大学学报，2012，9，33（9）：1037-1040.
[9]易春丽，钱铭怡.家庭因素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J].中国临床康复，2006，10（6）：130-132.
[10]胡庆菊，炜明，张彦琳.东莞地区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9，27（6）：923-928.
[11]谌丁艳，黄园园，周丽，等.2017年深圳市中学生抑郁症状现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健康教育，2020，8，36（8）：738-743.
[12]周秀月，汤义平，王锦芬.亲子关系和友谊质量对青少年抑郁患者的影响[J].医院管理论坛，2018，3，35（3）：46-49.
[13]王希华，张瑞.失恋对大学生恋爱态度和心理健康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1，19（5）：598-600.
[14]王琰.抑郁障碍和慢性躯体疾病的共病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6.
编辑/张国宪 终校/于洪
关键词：抑郁;现状调查;人际关系;中职生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1）32-0015-04
青少年抑郁是个体在发展过程中对自身变化、环境或事件的适应性反应，是个体情绪、认知和行为在一定范围内从轻微的反应沮丧到极端的退缩、易怒甚至自杀意念或行为的连续变化。在情绪上表现为沮丧或不愉快、烦躁，参与原来喜欢的活动的兴趣下降，自尊水平降低等;在认知上表现为悲观、低动机水平和低自我价值感等;在行为上表现为退缩或易怒，甚至产生自杀的意念或行为等[1]。
刘福荣、宋晓琴、尚小平等[2]对2012—2018年发表的我国中学生抑郁症状流行病学的文献进行元分析发现，中学生抑郁症状总检出率为28.4%，抑郁症状受性别、地区、年级、居住地等多重因素影响，女生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于男生。《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的比例为7.4%，女生抑郁比例高于男生;随着年级的增长，抑郁的检出率呈上升趋势，高中阶段的抑郁检出率高于初中和小学[3]。影响青少年抑郁的因素包括个体差异、同伴关系和家庭互动等[4]。
以往研究大多采用自评问卷收集数据，通过数据处理软件探索各因素和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对抑郁背后的原因缺乏一对一访谈调研，大多从学生自述角度分析抑郁影响因素，且针对中职生抑郁现状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对中职生进行抑郁自评量表测试，对测试结果为重度抑郁的学生进行一对一结构性访谈式心理咨询，探寻中职生抑郁背后的深层原因，为科学预防和对抑郁进行心理干预提供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福建省厦门市一所中职学校一至三年级全体在校学生2943人。
（二）测试量表
选取William W.K.Zung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SDS）对中职生抑郁状态的轻重程度进行测试，该量表共20道题目，采用1～4四级计分方法，其中10题为反向计分[4]。粗分乘以1.25后取整数为标准
分，标准分低于53分为正常，53～62分为轻度抑郁，63～72分为中度抑郁，73分以上为重度抑郁。
（三）研究程序
1.心理测试
以班級为单位，在机房进行团体测试，施测抑郁自评量表。提前对班主任进行测试培训，由班主任主持测试。
2.结构性访谈
对测试结果为重度抑郁的学生进行一对一心理咨询，采用结构性访谈方式进行，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1）关心学生近况，承诺保密原则及保密例外原则，建立咨访关系;（2）访谈测试前一周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情绪产生影响;（3）访谈是否曾有抑郁经历;（4）访谈个人成长经历，了解导致抑郁的深层原因。
（四）统计方法
采用SPSS2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测试结果进行卡方检验，考察年级和性别对抑郁程度是否存在影响。
二、结果
（一）基本情况
1.心理测试
共2943人参加测试，其中2920人测试结果有效，有效率为99.22%。其中，男生1812人，女生1108人;一、二、三年级分别为1142人、989人和789人。统计结果显示，中职生抑郁检出率为52.36%，轻度抑郁占总人数的比例为26.99%，中度抑郁人数比例为23.01%，重度抑郁人数比例为2.36%。中职生的抑郁状态以轻度和中度抑郁为主。
2.结构性访谈
测试结果为重度抑郁的学生共69人，其中2人因辍学未参加结构性访谈，1人拒绝参加，共66人参加结构性访谈。
（二）不同人口学特征抑郁状态比较
1.性别
男生抑郁检出率为50.17%，女生抑郁检出率为55.96%，卡方检验结果显示χ2=42.59，p<0.001，性别差异显著，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具体结果见表1。
2.年级
中职一年级学生抑郁检出率56.66%，二年级抑郁检出率49.84%，三年级抑郁检出率49.69%。卡方检验结果显示χ2=18.774，p=0.005<0.01，年级差异显著，一年级显著高于二、三年级，具体结果见表2。
（三）重度抑郁成因访谈分析
1.影响情绪的事件
访谈发现，测试前经历的事情对测试结果有直接影响。学生提到的事件主要有家庭矛盾、人际关系、环境适应、感情、突发应激事件和学习压力六方面。其中，家庭矛盾主要是与父母沟通不畅、父母吵架、父母偏心、家庭关系不和谐等;人际关系主要是宿舍人际矛盾、班级人际矛盾、缺少朋友;环境适应主要指一年级学生刚进入中职，面临适应压力;感情问题是经历分手和异性交往焦虑;突发应激事件主要是家人去世和重病;学习压力主要指三年级学生面临升学考试压力。有些学生经历多重负性事件，如人际矛盾和家庭矛盾。见表3。
2.抑郁经历
访谈结果显示，有40人在初中阶段出现抑郁，有1人在小学五年级首次出现抑郁，有25人读中职后出现抑郁。其中正在经历或曾有自杀想法的有14人，有2人曾采取自杀行为，自杀方式为过量吃抗抑郁药和安眠药。 3.个人成长经历
在个人成长经历访谈环节，学生主要提及父母关系和教养方式。父母关系包括父母离异或分居、父母经常吵架。教养方式包括打骂指责、偏心/重男轻女、忽略等，忽略指父母太忙，没有时间管孩子。还提及隔代抚养，指小时候没在父母身边长大，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到6岁以后才回到父母身边。还有身体疾病，主要为慢性病如甲亢、癫痫、残疾。具体情况见表4。
三、讨论
（一）抑郁的性别及年级差异
本研究中，女生抑郁检出率为55.96%，男生抑郁检出率为50.17%，差异具有显著性，女生显著高于男生。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对中学生抑郁流行病学的元分析发现，女生的抑郁检出率高于男生[2]。《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抑郁的性别差异与十年前基本一致，女生抑郁水平高于男生[3]。针对青少年早期抑郁的纵向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男女生抑郁水平差异出现反转。女生在11岁时抑郁水平显著低于男生，12岁时男女生抑郁水平差异不显著，女生13岁时抑郁水平边缘高于男生，14岁时女生抑郁水平显著高于男生，且青少年先前抑郁水平可以直接预测其一年后的抑郁水平[1]。女生可能比男生更容易感知到抑郁，情感体验较深刻，且从抑郁中恢复的时间更长[4]。社会对不同性别的中职生期望和要求不同，女生如果做出违反纪律和道德的事情，承受的社会压力大于男生，这也可能是中职女生抑郁水平高于男生的一个原因。
年级差异方面，中职一年级学生的抑郁检出率显著高于二、三年级学生抑郁检出率。姚秋萍[5]的研究也发现，中职一年级抑郁水平最高，其次是二年级、三年级，中职一年级学生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三年级。这与高中生抑郁水平年级差异的研究发现不一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高中生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小学和初中，但高中三个年级间差异不显著[3]。出现差异的原因可能是，高中生有共同的目标，努力学习考入大学，所以高中三个年级抑郁水平差异不显著。而中职生与高中生不同，中职一年级学生刚经历中考失败，中考失败对多数学生来说是人生重大负性事件。进入中职学校后，学习和生活与初中差别很大，增加了专业课和实训课的学习，由走读变为住校，对巨大的学习生活变化需要适应。中职一年级学生承受中考失败和适应新生活的双重压力，中职二、三年级学生经过一年的调整适应，已经接受中考失败的现实，对中职的学习生活也已适应，所以中职一年级学生抑郁水平显著高于二、三年级学生。
（二）抑郁成因分析
访谈发现，抑郁影响因素包括家庭因素、人际关系、环境适应、学习压力、感情问题、身体原因等。
家庭因素是中职生抑郁的主要影响因素。访谈过程中，多数重度抑郁的学生提到小学及初中阶段家庭对他们造成的重大负性影响，其中包括父母离异、父母经常吵架、父母对自己忽视、父母重男轻女、父母和自己沟通不畅、父母一方体罚自己、父母一方赌博、父母一方去世或长期患病等。家庭因素中，父母关系和教养方式对抑郁影响较大，童年经历父母吵架、离异和虐待、忽视的孩子更容易抑郁[6]。父母教育态度一致性、父母婚姻状况、家庭氛围、家庭经济状况对学生的抑郁有显著影响[7]。家庭互动、成员间感情联系、沟通与冲突等对中职生抑郁有影响[8]。元分析发现，家庭可以从不同方面对青少年的抑郁产生影响，如父母的遗传、家庭应激事件、父母抑郁、父母生育年龄过高或过低、父母教养方式和情感支持等均对青少年抑郁产生影响[9]。
隔代抚养对中职生抑郁也有影响，一些学生自述，年幼时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小学或幼儿园阶段回到父母身边，和父母关系不亲密。尤其是多子女家庭，隔代抚养的孩子与父母情感隔阂更加明显。胡庆菊、炜明和张彦琳[10]的研究发现，小学生是否隔代抚养在心理健康状况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非隔代抚养的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好于隔代抚养小学生。本研究的结果证实，这种差异可以持续到青春期后期。
人際关系是影响中职生抑郁的第二大因素，学生自述涉及三方面，一是遇到人际矛盾，曾经要好的朋友变成敌对关系;二是不知道如何与同学交往，没有朋友;三是遭受校园欺凌，担心进一步被欺负。研究表明，同伴关系直接影响青少年抑郁，同伴关系质量、亲密关系的数量和是否受过校园欺凌对青少年抑郁有显著影响[4，11-12]。感情因素对中职生抑郁有影响，学生自述遭遇失恋容易导致情绪低落。研究表明，失恋大学生抑郁平均得分显著高于非失恋大学生[13]。失恋对中职生的心理健康也会造成影响。
环境适应和学习压力也会对中职生抑郁造成影响。中职一年级学生面临环境适应，三年级学生面临升学，问题解决后，症状随之消失。访谈时部分一年级学生提及，最近适应良好，不再有抑郁情绪。身体原因，如先天残疾、慢性疾病、外表焦虑等对抑郁也有影响，学生自述，因为身体原因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产生自卑心理，自我封闭。研究表明，抑郁障碍和慢性躯体疾病共病非常普遍。慢性躯体疾病在抑郁障碍人群中的患病率高于一般人群，同样，抑郁障碍在慢性躯体疾病人群中的患病率更高[14]。
本研究中，半数以上重度抑郁的中职生首次出现抑郁状态是在初中阶段，学生自述，初中开始出现抑郁情绪，严重者服用抗抑郁药物。但由于家庭环境、人际关系等影响抑郁的因素没有明显改变，导致初中开始的抑郁症状到中职后没有明显缓解，环境适应压力和中考失败导致抑郁程度更加严重。研究表明，青少年早期抑郁具有相对稳定性，且女生的相对稳定性高于男生[1]。
四、小结
抑郁在中职生中比较普遍，超过半数的中职生有抑郁症状，女生的抑郁程度高于男生，中职一年级学生的抑郁程度显著高于二、三年级学生。学生自述影响抑郁的因素主要是家庭因素，其次是人际关系因素。环境适应、学习压力、身体疾病等因素对中职生抑郁也会产生影响。抑郁的稳定性较高，至少可以从初中持续到中职阶段。 参考文献
[1]徐夫真.青少年早期抑郁的发展及其与家庭、同伴和个体因素的关系[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2.
[2]刘福荣，宋晓琴，尚小平，等.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的meta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0，34（2）：123-128.
[3]傅小兰，张侃，陈雪峰，等.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4]张萍，赵参参，李鹏，等.青少年抑郁的心理影响因素及其神经机制[J].心理研究，2017，10（1）：78-83.
[5]姚秋萍.中职生生活事件与抑郁：自我參照倾向的中介作用[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9.
[6]李卓阳，张野，张珊珊.童年期心理虐待忽视与中学生抑郁的关系[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8，8（34）：19-21.
[7]刘洋，张伟波，葛聪聪，等.2015年上海市初中生焦虑抑郁情绪现状调查[J].中国健康教育，2018，4，34（4）：299-303.[8]孙芝琪，宋亮，石振宇，等.家庭互动对中职生抑郁和焦
虑情绪的影响[J].第二军医大学学报，2012，9，33（9）：1037-1040.
[9]易春丽，钱铭怡.家庭因素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J].中国临床康复，2006，10（6）：130-132.
[10]胡庆菊，炜明，张彦琳.东莞地区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9，27（6）：923-928.
[11]谌丁艳，黄园园，周丽，等.2017年深圳市中学生抑郁症状现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健康教育，2020，8，36（8）：738-743.
[12]周秀月，汤义平，王锦芬.亲子关系和友谊质量对青少年抑郁患者的影响[J].医院管理论坛，2018，3，35（3）：46-49.
[13]王希华，张瑞.失恋对大学生恋爱态度和心理健康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1，19（5）：598-600.
[14]王琰.抑郁障碍和慢性躯体疾病的共病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6.
编辑/张国宪 终校/于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