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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中，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以“我”在咸亨酒店的见闻，截取孔乙己的生活片段加以描写，同时也打破了小说叙事的传统结构形态，使其由“时间链”式变成“横截面”式。小说围绕“我”的“笑”和“我”看到的“笑”来叙事，“笑”字在作品中出现了十多次。其实仔细分析，可以把“笑”分成四类。
一、咸亨酒店顾客冷漠、无聊的笑。
咸亨酒店里的短衣帮们实则也是和孔乙己一样身处社会的最底层的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既然你孔乙己是读书人，却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自然是不中用的人。几千年的“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思想左右着人们对读书人的评价。他们是不觉醒的、麻木的、无聊的。他们嘲笑孔乙己滑稽的外貌：“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洗”。“肮脏、颓唐、穷困不堪”，讨饭一样的人。他们更讥笑他的思想迂腐透顶、自欺欺人。“穿长衫”“排出九文大钱”，一幅穷酸相：“满口之乎者也”，摆读书人的臭架子；想清白做人而事实上却清白不了，事实上清白不了偏要争清白的面子，别人不但不把他放在眼里，反而拿他寻开心，逗乐子，故意戳痛他心灵上的伤疤，从他那“颓唐不安模样”，“笼上一层灰色”的脸上得到快乐，这种快乐是建筑在孔乙己的痛苦和不幸之上的，极大地为孔乙己的悲剧命运蓄势。短衣帮对孔乙己的嘲笑，是劳动人民对孔孟之道的蔑视的感情流露。本应该得到同样不幸人们的同情，可是，短衣帮却拿他逗趣、开心，给他取绰号，嘲笑他的穷酸，可见病态社会中病态人们的麻木、愚昧。
二、咸亨酒店掌柜冷酷、自私的笑。
短衣帮的哄笑只是一批麻木不仁、穷极无聊的社会底层的人们为排遣沉重、苦闷的劳动压力的寻开心、解苦闷。而咸亨酒店的掌柜的笑却不仅仅是开心，更是一种没有人性的卑劣的、自私的笑。当孔乙己已经不成人样，用手“走”到店里来，掌柜没有丝毫的同情与怜悯，仍然同平时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东西了！”这个笑简直就是幸灾乐祸的冷笑，一种狰狞恐怖的奸笑。当孔乙己带着恳求的神情希望他不要再刺他的心痛，却仍然换来“笑”。一个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市侩嘴脸被他的“笑”诠释得淋漓尽致。
三、咸亨酒店小伙计解脱、解嘲的笑。
文中的“我”是一个十二岁的小伙计，终日在酒店里做些“无聊的职务”，还饱受掌柜的呵斥、短衣帮的唠唠叨叨，天天如此，毫无生气与乐趣可言。本该无忧无虑、活泼好动，却因掌柜的一幅凶脸孔，主顾也没好声气而活泼不得。能给小伙计无聊的生活带来一些活气的恐怕只有孔乙己了，“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这“笑”是少年对可笑之人的苦笑，是附和的笑，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暂时的解脱，是灵魂的自我安慰的笑。
四、咸亨酒店小孩子们天真、幼稚的笑。
孔乙己是整个咸亨酒店的“兴奋点”、“开心果”，连酒店邻居的小孩子们围住他，没有感到厌烦，丢面子，反而“一人一颗”地分给孩子们茴香豆吃，迂腐的孔乙己个性中还是包含温和、善良与诚恳。天真幼稚的孩子们在孔乙己的善意而真诚的举动中感到高兴，又为他着慌的憨态与可笑的话语而开怀大笑，唯有孩子们的笑才是不带任何阶级色彩的纯洁的笑。
有人说，读《孔乙己》，恰如欣赏一部充满笑声的悲剧；教《孔乙己》，却像品尝一盘略带苦涩的茴香豆。“笑”犹如调料，“笑”出了世俗者的冷漠，“笑”出了“我”对孔乙己的喜爱，“笑”出了孔乙己的可笑，“笑”出了科举制度的毒害，“笑”出了作品所揭示的社会问题。
取笑孔乙己的人很多，应作具体的阶级分析。酒店中取笑孔乙己的人，大多数是短衣帮的劳苦大众，這些人与孔乙己处于类似的经济地位，是被压迫、被剥削者，按理说他们应该对孔乙己的不幸遭遇和内心痛苦，给以同情，不应该取笑孔乙己。不该取笑而取笑，这就有点奇怪了。怪在哪里？就是那“病态社会”。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人们的心灵扭曲变态，经济上的剥削与精神上的毒害，让人与人之间隔了一层厚障壁了。而咸亨酒店掌柜的取笑就不能同那些短衣帮一概而论，掌柜是一个剥削阶级的人物，他的取笑是对受苦人的一种玩弄，一种欺凌，这是由他的阶级本性决定的。鲁迅小说开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先河，在“小伙计”所接触的人中，“掌柜是一幅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这些“成人”们只会用世俗眼光看待孔乙己，看到的只能是一个落魄文人的穷酸潦倒、恶习难改。“小伙计”则出于被压抑的心理，用少年纯真的眼光看待孔乙己，看到的是孔乙己带给大家的欢乐；从孔乙己那可笑的言行中提炼出了诚实、善良的“可怜”与“可笑”，所以说“我”和那些纯真的孩子的笑是不带任何阶级色彩的。
就孔乙己本身的可笑而言，他是封建社会底层知识分子的代表。由于封建文化之毒害，使孔乙己形成好喝懒做，自命清高，自欺欺人的性格。他想成为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始终不能如愿，又不肯面对现实，不屑用劳动养活自己，认为是低贱的，这种现实与理想的不相协调注定了他是一个悲剧人物。于是，他从笑声中来，笑声中走来的是“站着喝酒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不伦不类的样子鲁迅先生只有在悲愤中才能勾画出来，他们笑他脸上的伤疤，笑他以“窃”换“偷”的狡辩，笑他没有进学甚至笑他没有名字。笑的过程简直就是“同室操戈”，实质是“受害者”笑话“牺牲品”。他在笑声中挣扎，笑声中挣扎却脱不了身，“短衣帮”也感到自己比孔乙己的确短了一截，才进一步笑他“怎么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其实，短衣帮连半个字都不识。读书人的清高决定了他在挣扎中生存，在生存中挣扎，值得炫耀“茴”字的四种写法。他在笑声中离去。带着“之乎者也”离开酒店，他的死，在掌柜眼中连十九文钱都不值。正如《祝福》中祥林嫂在人们祝福的鞭炮声中死去那样可悲。孔乙己本身的可笑实质是对孔孟之道和科举制度的嘲笑和讽刺。鲁迅先生正是通过这些“笑”揭露了孔孟之道和科举制度的罪恶。“笑”，是作者艺术化了的一种手段。
吴青松，中学语文教师，现居江苏通州。
一、咸亨酒店顾客冷漠、无聊的笑。
咸亨酒店里的短衣帮们实则也是和孔乙己一样身处社会的最底层的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既然你孔乙己是读书人，却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自然是不中用的人。几千年的“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思想左右着人们对读书人的评价。他们是不觉醒的、麻木的、无聊的。他们嘲笑孔乙己滑稽的外貌：“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洗”。“肮脏、颓唐、穷困不堪”，讨饭一样的人。他们更讥笑他的思想迂腐透顶、自欺欺人。“穿长衫”“排出九文大钱”，一幅穷酸相：“满口之乎者也”，摆读书人的臭架子；想清白做人而事实上却清白不了，事实上清白不了偏要争清白的面子，别人不但不把他放在眼里，反而拿他寻开心，逗乐子，故意戳痛他心灵上的伤疤，从他那“颓唐不安模样”，“笼上一层灰色”的脸上得到快乐，这种快乐是建筑在孔乙己的痛苦和不幸之上的，极大地为孔乙己的悲剧命运蓄势。短衣帮对孔乙己的嘲笑，是劳动人民对孔孟之道的蔑视的感情流露。本应该得到同样不幸人们的同情，可是，短衣帮却拿他逗趣、开心，给他取绰号，嘲笑他的穷酸，可见病态社会中病态人们的麻木、愚昧。
二、咸亨酒店掌柜冷酷、自私的笑。
短衣帮的哄笑只是一批麻木不仁、穷极无聊的社会底层的人们为排遣沉重、苦闷的劳动压力的寻开心、解苦闷。而咸亨酒店的掌柜的笑却不仅仅是开心，更是一种没有人性的卑劣的、自私的笑。当孔乙己已经不成人样，用手“走”到店里来，掌柜没有丝毫的同情与怜悯，仍然同平时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东西了！”这个笑简直就是幸灾乐祸的冷笑，一种狰狞恐怖的奸笑。当孔乙己带着恳求的神情希望他不要再刺他的心痛，却仍然换来“笑”。一个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市侩嘴脸被他的“笑”诠释得淋漓尽致。
三、咸亨酒店小伙计解脱、解嘲的笑。
文中的“我”是一个十二岁的小伙计，终日在酒店里做些“无聊的职务”，还饱受掌柜的呵斥、短衣帮的唠唠叨叨，天天如此，毫无生气与乐趣可言。本该无忧无虑、活泼好动，却因掌柜的一幅凶脸孔，主顾也没好声气而活泼不得。能给小伙计无聊的生活带来一些活气的恐怕只有孔乙己了，“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这“笑”是少年对可笑之人的苦笑，是附和的笑，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暂时的解脱，是灵魂的自我安慰的笑。
四、咸亨酒店小孩子们天真、幼稚的笑。
孔乙己是整个咸亨酒店的“兴奋点”、“开心果”，连酒店邻居的小孩子们围住他，没有感到厌烦，丢面子，反而“一人一颗”地分给孩子们茴香豆吃，迂腐的孔乙己个性中还是包含温和、善良与诚恳。天真幼稚的孩子们在孔乙己的善意而真诚的举动中感到高兴，又为他着慌的憨态与可笑的话语而开怀大笑，唯有孩子们的笑才是不带任何阶级色彩的纯洁的笑。
有人说，读《孔乙己》，恰如欣赏一部充满笑声的悲剧；教《孔乙己》，却像品尝一盘略带苦涩的茴香豆。“笑”犹如调料，“笑”出了世俗者的冷漠，“笑”出了“我”对孔乙己的喜爱，“笑”出了孔乙己的可笑，“笑”出了科举制度的毒害，“笑”出了作品所揭示的社会问题。
取笑孔乙己的人很多，应作具体的阶级分析。酒店中取笑孔乙己的人，大多数是短衣帮的劳苦大众，這些人与孔乙己处于类似的经济地位，是被压迫、被剥削者，按理说他们应该对孔乙己的不幸遭遇和内心痛苦，给以同情，不应该取笑孔乙己。不该取笑而取笑，这就有点奇怪了。怪在哪里？就是那“病态社会”。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人们的心灵扭曲变态，经济上的剥削与精神上的毒害，让人与人之间隔了一层厚障壁了。而咸亨酒店掌柜的取笑就不能同那些短衣帮一概而论，掌柜是一个剥削阶级的人物，他的取笑是对受苦人的一种玩弄，一种欺凌，这是由他的阶级本性决定的。鲁迅小说开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先河，在“小伙计”所接触的人中，“掌柜是一幅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这些“成人”们只会用世俗眼光看待孔乙己，看到的只能是一个落魄文人的穷酸潦倒、恶习难改。“小伙计”则出于被压抑的心理，用少年纯真的眼光看待孔乙己，看到的是孔乙己带给大家的欢乐；从孔乙己那可笑的言行中提炼出了诚实、善良的“可怜”与“可笑”，所以说“我”和那些纯真的孩子的笑是不带任何阶级色彩的。
就孔乙己本身的可笑而言，他是封建社会底层知识分子的代表。由于封建文化之毒害，使孔乙己形成好喝懒做，自命清高，自欺欺人的性格。他想成为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始终不能如愿，又不肯面对现实，不屑用劳动养活自己，认为是低贱的，这种现实与理想的不相协调注定了他是一个悲剧人物。于是，他从笑声中来，笑声中走来的是“站着喝酒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不伦不类的样子鲁迅先生只有在悲愤中才能勾画出来，他们笑他脸上的伤疤，笑他以“窃”换“偷”的狡辩，笑他没有进学甚至笑他没有名字。笑的过程简直就是“同室操戈”，实质是“受害者”笑话“牺牲品”。他在笑声中挣扎，笑声中挣扎却脱不了身，“短衣帮”也感到自己比孔乙己的确短了一截，才进一步笑他“怎么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其实，短衣帮连半个字都不识。读书人的清高决定了他在挣扎中生存，在生存中挣扎，值得炫耀“茴”字的四种写法。他在笑声中离去。带着“之乎者也”离开酒店，他的死，在掌柜眼中连十九文钱都不值。正如《祝福》中祥林嫂在人们祝福的鞭炮声中死去那样可悲。孔乙己本身的可笑实质是对孔孟之道和科举制度的嘲笑和讽刺。鲁迅先生正是通过这些“笑”揭露了孔孟之道和科举制度的罪恶。“笑”，是作者艺术化了的一种手段。
吴青松，中学语文教师，现居江苏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