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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了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屋，有一张舒适安稳的床和温暖的小沙发，还有一张可以在上面任意涂抹的桌子，这是我离家六年后第一次能安安稳稳地静下来写点东西，清理这几年一团乱麻般的心绪，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自己。
上了当的北漂儿
六年前一个寒冷的日子，我揣着200元钱坐着火车从四川来到北京。几个星期前一位北京新闻界的哥们儿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北京××报正在广招人才，工资待遇如何如何……刚刚在情感上遭遇重创的我正处于一种茫然的状态，无论是地球哪个地方发出邀请，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离开那个曾经幸福和痛苦的城市。
我跟着那哥儿来到了北京宣武门工人文化馆。原来××青年报的社会活动部就是在这里租了几间房，所谓“社会活动部”说白了就是几位不太得志的记者自己承包的部门。为了尽快地开展业务，多挣点钱，他们广罗人才，正好遇上我这么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外地傻瓜。工资肯定是没有的，要生活要吃饭就得自己去想点子挣钱。好在北京的姨妈在东四大街有间空房能容我落脚。
每天，我都要一分一毛地算着花钱。早饭不吃，中午“蹭”那帮比我稍富点的同事，一来他们有正式工资，二来他们见我确实上了一大当于心不忍，晚饭买一个面包或回家煮点面条。
可钱再省也总有花完的一天，我开始绞尽脑汁想发财之道。那天在下班的路上，无意中见到一个广告栏上贴着什么“裁剪缝纫培训班”“美容美发培训班”的招生广告，忽然眼前一亮，我也可以办一个“影视模特儿”培训班啊！我组织过几次大型文艺活动，和北京一些模特儿表演队挺熟的，请老师不成问题。
回到家我连夜把招生广告、办班宗旨等可行性计划写了出来，第二天就交给我们部门主任看。也许大家都被逼进了贫困线，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大家的附合，没几天，我们的招生广告就在××青年报登出。
不知是年轻人喜欢附庸高雅还是我们的想法新鲜，反正报名的人真不少。我们也假模假式地进行了面试，筛掉一些实在不敢恭维的少男少女，最终招收了近百人。
班办起来了，钱也收了不少。可是部门主任说，要等结算完了才能给我分钱，大概还要10天左右吧。这可真是要我命，口袋里的钱已经见了底，这10天我怎么过呀！自尊心作祟，我没好意思向部门主任申请预支，也不敢向姨妈开口，不然家里知道我在北京混得那么惨，非把我“逮”回去不可。
我想来想去，想到妈妈在北京的一位老同学。我刚来北京时去看过她，那位阿姨也很热情。我决定，厚着脸皮去演出戏。
进门寒暄一阵后，我羞答答地（这绝不是装出来的）对阿姨说，我采访路过此地一家商场，见到一双高腰棉皮鞋，刚好身上带的钱不够，能否先借点？还说我来北京都带的单鞋，南方没有北方冷云云。我从来不知人逼急了，谎话会编得这么流畅。拿了阿姨给的100元钱，我逃也似地跑了出来。
10天后，我把钱如数还给那位如圣母般的阿姨时，就再也没跨进她的家门，因为那是我耻辱的一个标志。
“打不死”的海南姑娘
我就这样在北京干了两年，后来又换了一家报社，开了眼界长了见识，生活也渐渐趋于稳定。
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以前在中国新闻学院进修时的男同学，在学校那会儿就追求过我，他曾在众多的同学面前发过誓：这辈子一定要把她娶到手！最近，他听说我跟前男友分了手，只身一人在北京，便邀我同去海南。说他要去那里干一件大事，挣很多钱，然后买房子娶我……钱挣多少我无所谓，我只想过有人疼、有人爱的正常生活，我想拉住這爱情的尾巴，带我离开剩女的行列。于是，我鬼使神差地背着一个包来到了海南，真可谓赤条条单身女光棍，来去无牵挂。
结果，到了海南不到半年，那位男同学便如鱼得水般地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两年多前的情伤未愈，又添新创，活该，我跟自己说，谁让自己不长眼呢。我站在海南挺拔漂亮的椰子树下，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生计问题。这次比上北京时稍好些，至少兜里还装有两年来的几千元积蓄，还有一帮从四川闯海南的新闻界同仁。
第一份工作是帮某刊社推销《年鉴》，厚厚一本精装年鉴大约有2-3斤重，每次出门最多能拿三本。刊社包吃包住，每推销一本回扣15元，推销10本以上就是每本20元。于是我花几十元钱买了一辆旧单车，像大多数海南姑娘一样戴一顶椰子帽，拿着老板给我的一份企业名单开始了推销生涯。
我的第一个目标是一家香港投资咨询公司。来到经理办公室门前，里面一个带着拖声的“Come in”传来，我愣了一下，马上把脑子里的英语词汇快速地搜索一遍，哦，是请我进去。我诚惶诚恐地抱着书“跌”进办公室，经理正悠然地坐在“大班台”后的高靠背转椅上，用手指着沙发说：Please。第一回合我就被打败了，他的洋腔洋调让我在心理上输了一截。可既然来了，我就得把书推销出去。
我口干舌燥地介绍完这本书后，便十分真诚地直直盯着他，那位经理一张口就来了一句：0K。没等他再说下去，我立即打断说：请您说国语好吗？我没有读过外语学院。于是那经理开始口吃起来：“这，这本书嘛，啊，很有价值。你先，先留一本下来。啊，我们开个董事会研、研究、研究。”这屁大的事，不就200来块钱吗，还要开董事会？你甭蒙我了。我又说：“这点小事，您就能拍板，何必那样麻烦呢。海南不是讲时间就是金钱吗？”那经理还是结结巴巴地给我绕弯子，我想，这样一本正经地给他说下去是没有结果的，我必须使点“计”让那经理产生好感。
这时我想到朋友们常说：你抽烟的姿势挺美的，那烟在你手上一转能迷倒一大批男人。于是，我指着他桌上的一包烟说：我可以抽支烟吗？他很客气地抽出一支来，说，please。我从自己包里拿出一个精美的打火机，点上烟，深深地吸进一口再徐徐地吐出来，这一串似漫不经心的动作让那经理眼睛一下子直了，他又开始结巴：小姐，你抽烟的姿、姿势好、好漂亮哇！我夹着香烟说：是吗，比我们的书还要漂亮？我就这样不停地吸烟，不停地与他瞎侃，直到把他抽得晕乎过去。
最后那位经理终于同意买一本年鉴，当他在订书单上签完字盖了章后问我能不能晚上陪他去听歌，我依然微笑着说：您晚上给我打电话吧，有时间我一定到。在送我出门时，他脱口说了句湖南味十足的普通话：你这个小仔蛮厉害的嘛！听了这话我哑然失笑。
出了门，包的分量轻了，可我的心却重了。
一居室的安稳
《年鉴》我卖得挺好，也让我赚了一笔钱，但推销书毕竟是短期行为，当我告别那家刊社后，来到海南某报社，踏踏实实地做我的老本行——当一名敬业的记者。
那时，每周都有企业开张或一些庆典活动，可每当酒足饭饱后，我最“怵”的就是那些红着一双兔子眼的老板们说一句：你晚上有没有时间啦？
一位男同事曾开玩笑说：在糖衣炮弹面前你要学会把糖衣吃下去再把炮弹吐出来。可是很遗憾，我恐怕这辈子都修炼不到这种境地。
几年来，我的情感一直空白，虽然不时会遇到一些表示暧昧的大老板，但我始终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我把全部精力和聪明投入到挣钱方面，给企业做策划，帮公司推项目、炒股票。虽然也做空过好几档生意，但我发现自己并不是以前想象的那么笨。至少现在我买下了这间公寓房，虽然是只有3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但它确确实实是属于自己的固定产业，不管刮风下雨，它都会在这里等着我回家。
摘自《当代青年·我赢》
上了当的北漂儿
六年前一个寒冷的日子，我揣着200元钱坐着火车从四川来到北京。几个星期前一位北京新闻界的哥们儿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北京××报正在广招人才，工资待遇如何如何……刚刚在情感上遭遇重创的我正处于一种茫然的状态，无论是地球哪个地方发出邀请，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离开那个曾经幸福和痛苦的城市。
我跟着那哥儿来到了北京宣武门工人文化馆。原来××青年报的社会活动部就是在这里租了几间房，所谓“社会活动部”说白了就是几位不太得志的记者自己承包的部门。为了尽快地开展业务，多挣点钱，他们广罗人才，正好遇上我这么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外地傻瓜。工资肯定是没有的，要生活要吃饭就得自己去想点子挣钱。好在北京的姨妈在东四大街有间空房能容我落脚。
每天，我都要一分一毛地算着花钱。早饭不吃，中午“蹭”那帮比我稍富点的同事，一来他们有正式工资，二来他们见我确实上了一大当于心不忍，晚饭买一个面包或回家煮点面条。
可钱再省也总有花完的一天，我开始绞尽脑汁想发财之道。那天在下班的路上，无意中见到一个广告栏上贴着什么“裁剪缝纫培训班”“美容美发培训班”的招生广告，忽然眼前一亮，我也可以办一个“影视模特儿”培训班啊！我组织过几次大型文艺活动，和北京一些模特儿表演队挺熟的，请老师不成问题。
回到家我连夜把招生广告、办班宗旨等可行性计划写了出来，第二天就交给我们部门主任看。也许大家都被逼进了贫困线，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大家的附合，没几天，我们的招生广告就在××青年报登出。
不知是年轻人喜欢附庸高雅还是我们的想法新鲜，反正报名的人真不少。我们也假模假式地进行了面试，筛掉一些实在不敢恭维的少男少女，最终招收了近百人。
班办起来了，钱也收了不少。可是部门主任说，要等结算完了才能给我分钱，大概还要10天左右吧。这可真是要我命，口袋里的钱已经见了底，这10天我怎么过呀！自尊心作祟，我没好意思向部门主任申请预支，也不敢向姨妈开口，不然家里知道我在北京混得那么惨，非把我“逮”回去不可。
我想来想去，想到妈妈在北京的一位老同学。我刚来北京时去看过她，那位阿姨也很热情。我决定，厚着脸皮去演出戏。
进门寒暄一阵后，我羞答答地（这绝不是装出来的）对阿姨说，我采访路过此地一家商场，见到一双高腰棉皮鞋，刚好身上带的钱不够，能否先借点？还说我来北京都带的单鞋，南方没有北方冷云云。我从来不知人逼急了，谎话会编得这么流畅。拿了阿姨给的100元钱，我逃也似地跑了出来。
10天后，我把钱如数还给那位如圣母般的阿姨时，就再也没跨进她的家门，因为那是我耻辱的一个标志。
“打不死”的海南姑娘
我就这样在北京干了两年，后来又换了一家报社，开了眼界长了见识，生活也渐渐趋于稳定。
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以前在中国新闻学院进修时的男同学，在学校那会儿就追求过我，他曾在众多的同学面前发过誓：这辈子一定要把她娶到手！最近，他听说我跟前男友分了手，只身一人在北京，便邀我同去海南。说他要去那里干一件大事，挣很多钱，然后买房子娶我……钱挣多少我无所谓，我只想过有人疼、有人爱的正常生活，我想拉住這爱情的尾巴，带我离开剩女的行列。于是，我鬼使神差地背着一个包来到了海南，真可谓赤条条单身女光棍，来去无牵挂。
结果，到了海南不到半年，那位男同学便如鱼得水般地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两年多前的情伤未愈，又添新创，活该，我跟自己说，谁让自己不长眼呢。我站在海南挺拔漂亮的椰子树下，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生计问题。这次比上北京时稍好些，至少兜里还装有两年来的几千元积蓄，还有一帮从四川闯海南的新闻界同仁。
第一份工作是帮某刊社推销《年鉴》，厚厚一本精装年鉴大约有2-3斤重，每次出门最多能拿三本。刊社包吃包住，每推销一本回扣15元，推销10本以上就是每本20元。于是我花几十元钱买了一辆旧单车，像大多数海南姑娘一样戴一顶椰子帽，拿着老板给我的一份企业名单开始了推销生涯。
我的第一个目标是一家香港投资咨询公司。来到经理办公室门前，里面一个带着拖声的“Come in”传来，我愣了一下，马上把脑子里的英语词汇快速地搜索一遍，哦，是请我进去。我诚惶诚恐地抱着书“跌”进办公室，经理正悠然地坐在“大班台”后的高靠背转椅上，用手指着沙发说：Please。第一回合我就被打败了，他的洋腔洋调让我在心理上输了一截。可既然来了，我就得把书推销出去。
我口干舌燥地介绍完这本书后，便十分真诚地直直盯着他，那位经理一张口就来了一句：0K。没等他再说下去，我立即打断说：请您说国语好吗？我没有读过外语学院。于是那经理开始口吃起来：“这，这本书嘛，啊，很有价值。你先，先留一本下来。啊，我们开个董事会研、研究、研究。”这屁大的事，不就200来块钱吗，还要开董事会？你甭蒙我了。我又说：“这点小事，您就能拍板，何必那样麻烦呢。海南不是讲时间就是金钱吗？”那经理还是结结巴巴地给我绕弯子，我想，这样一本正经地给他说下去是没有结果的，我必须使点“计”让那经理产生好感。
这时我想到朋友们常说：你抽烟的姿势挺美的，那烟在你手上一转能迷倒一大批男人。于是，我指着他桌上的一包烟说：我可以抽支烟吗？他很客气地抽出一支来，说，please。我从自己包里拿出一个精美的打火机，点上烟，深深地吸进一口再徐徐地吐出来，这一串似漫不经心的动作让那经理眼睛一下子直了，他又开始结巴：小姐，你抽烟的姿、姿势好、好漂亮哇！我夹着香烟说：是吗，比我们的书还要漂亮？我就这样不停地吸烟，不停地与他瞎侃，直到把他抽得晕乎过去。
最后那位经理终于同意买一本年鉴，当他在订书单上签完字盖了章后问我能不能晚上陪他去听歌，我依然微笑着说：您晚上给我打电话吧，有时间我一定到。在送我出门时，他脱口说了句湖南味十足的普通话：你这个小仔蛮厉害的嘛！听了这话我哑然失笑。
出了门，包的分量轻了，可我的心却重了。
一居室的安稳
《年鉴》我卖得挺好，也让我赚了一笔钱，但推销书毕竟是短期行为，当我告别那家刊社后，来到海南某报社，踏踏实实地做我的老本行——当一名敬业的记者。
那时，每周都有企业开张或一些庆典活动，可每当酒足饭饱后，我最“怵”的就是那些红着一双兔子眼的老板们说一句：你晚上有没有时间啦？
一位男同事曾开玩笑说：在糖衣炮弹面前你要学会把糖衣吃下去再把炮弹吐出来。可是很遗憾，我恐怕这辈子都修炼不到这种境地。
几年来，我的情感一直空白，虽然不时会遇到一些表示暧昧的大老板，但我始终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我把全部精力和聪明投入到挣钱方面，给企业做策划，帮公司推项目、炒股票。虽然也做空过好几档生意，但我发现自己并不是以前想象的那么笨。至少现在我买下了这间公寓房，虽然是只有3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但它确确实实是属于自己的固定产业，不管刮风下雨，它都会在这里等着我回家。
摘自《当代青年·我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