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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脑疫情突袭神州大地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９日，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杜昌智向新华社记者通报：安徽省部分地区先后发生局部流脑疫情，已造成５人死亡，７人正在被隔离治疗，其中多数是学生。由此，今年的流脑疫情信息开始得到披露。随后，流脑疫情在别的省市也开始出现，全国除福建省、海南省和西藏自治区外，其余各省均有流脑病例报告或疑似病例报告，其中发病前五位的省份分别为：安徽、河南、河北、江苏、四川，至３月３１日２４时，全国累计报告流行性脑脊髓膜炎１２２９例，死亡１１３人。
据了解，流脑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传播快、危害大，学生是该病的易感人群。临床上常表现为暴发型、可在发病后２４小时内死亡。Ｃ群流脑感染者以高热为首发症状、伴有头痛、全身酸痛、咽痛、咳嗽等，部分病人出现皮肤瘀斑、瘀点，颈部强直、喷射性呕吐等。
在流脑疫情流行的情况下，卫生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加强流脑预防控制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加强流脑预防控制工作，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疫情蔓延。要求各地应继续做好疫情监测工作，同时也提醒公众做好自我防护，避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及其他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生。各疫情地区也开展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流脑疫苗的预防接种，加强了对疫情的监测和报告，特别对学生、适龄儿童和密切接触者等易感人群进行了流脑疫苗接种，为控制疫情打下基础。由于全国只有１家药厂能生产针对Ｃ群流脑的疫苗，且生产能力有限，全国在疫苗调运供应上显得十分吃紧，有的地区的疫苗甚至全部被用光。
然而真正的隐患在农村，在安徽省立医院收治的２０多例流脑病例中，只有１名小学生是合肥市户口，其他的都是农村人或者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江苏、广东、北京等地的多数病例都是来自农村的外来人口。从这次流脑疫情流行的情况看，农村人群一方面容易成为被传染病侵袭的对象?鸦另一方面，由于流脑前期症状与普通的感冒发烧比较类似，在很多农村乡镇的医疗机构，很容易被误诊。这次流脑疫情再一次彰显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
二、从流脑疫情事件中看政府工作的进步
评价政府在这次流脑疫情爆发之后的处理工作，很自然的要与ＳＡＲＳ案例相对比，我们发现了政府及卫生部门工作的很多进步和值得肯定的地方。
（一）遵循了“以人为本”的原则
在这次流脑疫情爆发的初期，安徽省政府及卫生部门及时向社会发布疫情信息及各种政策措施，卫生部也在第一时间公布了全国流脑疫情的情况，这既符合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的要求，又是政府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改变了多年来疫情等公共卫生信息一直是卫生部门的“专有信息”和“垄断信息”的传统，取代了处理公共卫生事件所采取的“内紧外松”的处理原则。相比在ＳＡＲＳ爆发初期的信息封锁，其信息公开的对象和力度都有很大的改观，不仅对各省在卫生战线的工作人员，也对广大的一般群众都做了详尽的公开，充分尊重了民众的知情权，发挥了疫情信息公开的警示作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疫情的蔓延，在国际上也产生良好的影响。
（二）建立了强有力的指挥中心
今年的流脑疫情发生之后，其处理遵循了以卫生部门为主，多部门配合协调的原则，在指挥防治疫情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往少有的权威性，中央和地方纵向管理机制与授权开始明确，属地化管理的愿望也得到了实施。以往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常常是涉及的各个机构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核心协调机构，更缺乏强有力的指挥机构。而在这次流脑疫情中，政府卫生部门承担了应有的责任，结束了没有强有力指挥中心的历史。
（三）系统内部工作协调一致
流脑疫情发生之后，卫生系统各部门各机构协同动作，在科研机构之间及时地进行了沟通；疾病控制部门与医政部门之间密切合作，使流脑疫情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控制。疫情发生后，迅速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预案，现有的系统有了较好的内部协调，指挥也更为得力。预案所涉及的方面内容均有较强的针对性，形成了初步规范可操作的预案系统。
（四）更加善于与媒体沟通
ＳＡＲＳ疫情爆发之初，政府不是主动与媒体沟通，而是对媒体采取封锁的态度，等到民众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了失真放大了的信息，出现不稳定现象后，才不得不利用媒体向社会发布真实的消息。而在这次流脑疫情事件中，政府与媒体沟通，充分利用媒体向公众传播流感知识，帮助公众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显现出与媒体交流沟通的意识和能力，政府及时与媒体沟通，通报事件的真相，充分发挥媒体在危机处理中的作用。不仅消除了不良影响，而且树立了诚信形象，体现了政府的意志，唤起了公众的参与，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三、流脑疫情反映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的深层次问题
在这次流脑疫情处理之中，在肯定政府所取得进步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中的一些不足，透过这些不足，也暴露出在完善我国的新公共卫生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
（一）公共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
在这次流脑疫情中，充分暴露出的我国城乡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上的不均衡。据统计，目前约占全国总人口１５％的城市人口享用着三分之二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而约占８５ ％的农村人口却只能享用不到三分之一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历次卫生改革不仅没有矫正城乡之间卫生资源分配不平均的格局，而且进一步导致了城乡公共卫生分配差距的拉大。突出的表现为，医疗卫生体制逐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与农村合作医疗的解体，使农民失去了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几乎完全变成了自费医疗。流脑疫情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流行的反差也充分说明我国在公共卫生资源分配和公民享受的基本医疗服务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政府在改善人民的卫生条件和健康素质的公平投入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不符合国家安全的要求
这次在我国部分地区发生的流脑疫情?熏更加使人们认识到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不仅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熏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大局?熏而且会对我国的国家利益、国际形象和国家安全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不仅事关个人和家庭?熏而且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利益都息息相关。当前我国还面临着一些重大传染性疾病、地方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广大群众迫切需要我们建立起科学有效的预防屏障，迫切需要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而我国当前公共卫生工作水平却远远达不到这些要求，因此，应增强做好公共卫生工作的责任感，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搞好环境卫生，加强卫生监督，创造一个良好的卫生环境，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更多、更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三）财政投入严重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然而国家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不但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反而逐年下降，已由上世纪８０年代的平均３．１％下降到２００２年的１．７％，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２００１年，在世界卫生组织１９１个成员国中，我国政府人均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居第１３１位。１９９５年，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支出中，财政拨款占７５．２％；２００２年，这一比重下降到４１．７％。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四）没有建立起卫生部门的绩效考评和责任追究机制
流脑疫情流行的背后，也反应出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没有纳入到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之内是主要原因之一。当前政府没有承诺和制定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最低标准，也没有建立衡量公共卫生绩效的一套指标体系。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的关注集中于经济增长率、吸引外资的数额等指标上，没有涉及关心民生目标方面的考核，更谈不上一些具体的量化指标。因此必须将公共卫生部门的工作业绩直接纳入同级人民政府的绩效评估范围，借此推动政府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视，促进财政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进一步确立对人民负责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另外，在这次流脑疫情中，政府没有实行官员问责和纠错机制，也没有体现出“奖惩分明”的原则，这说明ＳＡＲＳ中形成的官员问责制度在公共卫生建设中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责任追究还没有实现常态化。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责任编辑：云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