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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一事物，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场是再为平常不过的了，而问题的本质或重要性在于，谁更多地依据大量的真实的事实和科学分析，得出更为客观的结论。比如，在对环境的看法上，决策者和公众既担心极端环保主义者把环境恶化描述得非常严重，更不能相信商业集团或既得利益者把环境描绘得像天堂一样。
气候对环境影响的评估
在生态变化对全球生物影响的问题上，同样存在这种情况。现在，两项大规模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全球变暖正在改变和影响全球的生物及其进化方向。但是，批评者认为，即使再增加一些材料得出这种结论也证据不足。
国际上隶属于政府间环境变化委员会(IPCC)的一些研究人员对44项已发表的环境研究报告进行分析，结果认为在全球变暖的气候下全球400多种动植物已经转移了它们生存(分布)范围或改变了它们的行为，如产卵的时间。
比如，随着欧洲天气的变暖，乌铜彩蝶在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已经灭绝，剩下的迁移到了爱沙尼亚的北部。而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加拿大的红松鼠加快了它们适应温暖环境的生存和遗传变化，现在的红松鼠雌鼠产小仔的时间比其“曾祖母”提前了18天。红松鼠这种生殖期提前的主要原因是，最近27年来松鼠繁殖季节的温度上升了2摄氏度，这促使红松鼠的发情期提前，交配、怀孕和产小仔的时间也相应提前。
对这些现象和事实，该委员会的生物学家认为这是气候导致生物群生存和行为变化的极有力的信号。因此，这一分析结果的可信度应该很高，可达95%。但是，非生物学家，大多数是经济学家，却认为这些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只有33%～67%，甚至更低。
不过，最终IPCC的一致意见是，上述分析结果的可信性具有较高水平，达67%～95%。尽管人们在纸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对于实际上全球变暖怎样影响全球的生物变化仍然存在分歧。为什么对于同样的资料，专业人员却有不同的分析结果呢？这就牵涉到怎样看待这些研究结果和资料。
全局与局部关系
比如，德国汉堡大学的环境经济学家理查德·托尔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些资料是否代表了公平的样本。他指出，生物学家倾向于在某一特定地区做研究，而这些地区的气候变化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此外，是否所有的研究结果都能公开发表，比如相反的研究结果和没有结果的研究。这些因素都决定着人们对研究结果的评估和认同。另外，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威斯莱恩大学的生态学家加里·约埃也认为，上述分析得出的高可信度是不可信的，因为分析只是表明气候与生物变化有相互关系，但不是因果关系。
针对这些怀疑，美国斯坦福大学及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同为IPCC成员）独立地做了一次相似的研究。他们声称对全球变暖的生物效应做了全面的总体分析。研究者对每一项研究的全过程都有确切的了解。
研究人员重新把生物作了四种分类。一类是生物生存范围与行为变化与全球变暖一致；二类是生物分布与行为变化与全球变暖刚好相反；三类是生物生存和行为没有变化；四类是生物生存范围与行为发生了变化，但并非因全球变暖而致。结果表明，484种生物中有87%是由于全球变暖改变了作息时间，在460种生物中有81%改变分布范围是与全球变暖一致。而这样的变化结果如果是以偶然的机会发生，其发生的概率还不到1/10万亿。也就是说，气候变暖是引起生物变化的必然原因。
但是托尔等人认为这后一项分析研究与前一项分析研究也无多大差别，全球变暖导致生物变化的结论的可信度不是太高。而用另一种模型分析，持相反意见的研究人员认为全球变暖影响生物生存和行为习惯的可信度是中等的，即在33%～67%。
不过，对于气候变暖对植物开花时间早迟的影响却有许多研究加以肯定。在温暖的十年中，植物开花会提前，而在寒冷的十年中植物开花会推迟。一项对294种植物的研究表明80%～100%植物开花变化与气候的突然变化有密切关系。
另一些研究人员对IPCC启动的大规模研究也作了独立的分析，结果包括气候变暖对生物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在对143项研究所涉及的全球1468种动植物生活习性变化的分析中，81%显示了与全球变暖相一致的变化。而在时间上，动植物在春天发生的行为，如开花，平均每十年提前了5.1天。这是一个非常可信的结论，因为如果这种结果以偶然的可能性发生，其几率是很小的。
科学假说与利益关系
对于这些分析研究，哈佛大学海洋生物学家杰姆斯·麦卡锡认为，在此之前人们对生物变化与气候变暖有相互一致关系的看法只是一种假说。现在这些分析证明全球的生物变化的确与气候变暖相关。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仍然认为生物学家还没有证明他们的观点。
比如，托尔认为，虽然进行上述分析的研究人员试图处理研究中资料选择和偏见问题，但是这些偏见是出版物中与生俱来的属性，比如，不全部出版所有的研究，尤其是反面的结果和没有结果的研究无法发表和出版，因此研究人员根据已经发表的资料来分析，其结果的可靠性和可信度自然要打折扣。
另一方面，利益关系也会造成对生态评估的不一致或偏差。比如，2002年5月20日在日本下关召开的国际捕鲸委员会(IWC)年会上，日本人为其捕鲸的需要找了许多借口，信誓旦旦地说南太平洋的鲸鱼有76万头，但实际上IWC科学委员会发表一份报告却认为，南太平洋中鲸的数量只有31.2万头。
所以，评估环境与生态问题除了考虑全局与局部关系、利益关系外，最重要的是要验证科学假说，并重视相反研究得出的结论，并加以总体权衡。
而在全球环境的评估上，即使认为环境并非很糟糕的人也认为，已发表的结果能够引起人们重视全球变暖和生物生存与行为变化相联系的问题，并着手去解决它们。所以，上述方方面面的研究对生态保护是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责任编辑】张田勘
气候对环境影响的评估
在生态变化对全球生物影响的问题上，同样存在这种情况。现在，两项大规模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全球变暖正在改变和影响全球的生物及其进化方向。但是，批评者认为，即使再增加一些材料得出这种结论也证据不足。
国际上隶属于政府间环境变化委员会(IPCC)的一些研究人员对44项已发表的环境研究报告进行分析，结果认为在全球变暖的气候下全球400多种动植物已经转移了它们生存(分布)范围或改变了它们的行为，如产卵的时间。
比如，随着欧洲天气的变暖，乌铜彩蝶在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已经灭绝，剩下的迁移到了爱沙尼亚的北部。而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加拿大的红松鼠加快了它们适应温暖环境的生存和遗传变化，现在的红松鼠雌鼠产小仔的时间比其“曾祖母”提前了18天。红松鼠这种生殖期提前的主要原因是，最近27年来松鼠繁殖季节的温度上升了2摄氏度，这促使红松鼠的发情期提前，交配、怀孕和产小仔的时间也相应提前。
对这些现象和事实，该委员会的生物学家认为这是气候导致生物群生存和行为变化的极有力的信号。因此，这一分析结果的可信度应该很高，可达95%。但是，非生物学家，大多数是经济学家，却认为这些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只有33%～67%，甚至更低。
不过，最终IPCC的一致意见是，上述分析结果的可信性具有较高水平，达67%～95%。尽管人们在纸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对于实际上全球变暖怎样影响全球的生物变化仍然存在分歧。为什么对于同样的资料，专业人员却有不同的分析结果呢？这就牵涉到怎样看待这些研究结果和资料。
全局与局部关系
比如，德国汉堡大学的环境经济学家理查德·托尔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些资料是否代表了公平的样本。他指出，生物学家倾向于在某一特定地区做研究，而这些地区的气候变化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此外，是否所有的研究结果都能公开发表，比如相反的研究结果和没有结果的研究。这些因素都决定着人们对研究结果的评估和认同。另外，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威斯莱恩大学的生态学家加里·约埃也认为，上述分析得出的高可信度是不可信的，因为分析只是表明气候与生物变化有相互关系，但不是因果关系。
针对这些怀疑，美国斯坦福大学及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同为IPCC成员）独立地做了一次相似的研究。他们声称对全球变暖的生物效应做了全面的总体分析。研究者对每一项研究的全过程都有确切的了解。
研究人员重新把生物作了四种分类。一类是生物生存范围与行为变化与全球变暖一致；二类是生物分布与行为变化与全球变暖刚好相反；三类是生物生存和行为没有变化；四类是生物生存范围与行为发生了变化，但并非因全球变暖而致。结果表明，484种生物中有87%是由于全球变暖改变了作息时间，在460种生物中有81%改变分布范围是与全球变暖一致。而这样的变化结果如果是以偶然的机会发生，其发生的概率还不到1/10万亿。也就是说，气候变暖是引起生物变化的必然原因。
但是托尔等人认为这后一项分析研究与前一项分析研究也无多大差别，全球变暖导致生物变化的结论的可信度不是太高。而用另一种模型分析，持相反意见的研究人员认为全球变暖影响生物生存和行为习惯的可信度是中等的，即在33%～67%。
不过，对于气候变暖对植物开花时间早迟的影响却有许多研究加以肯定。在温暖的十年中，植物开花会提前，而在寒冷的十年中植物开花会推迟。一项对294种植物的研究表明80%～100%植物开花变化与气候的突然变化有密切关系。
另一些研究人员对IPCC启动的大规模研究也作了独立的分析，结果包括气候变暖对生物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在对143项研究所涉及的全球1468种动植物生活习性变化的分析中，81%显示了与全球变暖相一致的变化。而在时间上，动植物在春天发生的行为，如开花，平均每十年提前了5.1天。这是一个非常可信的结论，因为如果这种结果以偶然的可能性发生，其几率是很小的。
科学假说与利益关系
对于这些分析研究，哈佛大学海洋生物学家杰姆斯·麦卡锡认为，在此之前人们对生物变化与气候变暖有相互一致关系的看法只是一种假说。现在这些分析证明全球的生物变化的确与气候变暖相关。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仍然认为生物学家还没有证明他们的观点。
比如，托尔认为，虽然进行上述分析的研究人员试图处理研究中资料选择和偏见问题，但是这些偏见是出版物中与生俱来的属性，比如，不全部出版所有的研究，尤其是反面的结果和没有结果的研究无法发表和出版，因此研究人员根据已经发表的资料来分析，其结果的可靠性和可信度自然要打折扣。
另一方面，利益关系也会造成对生态评估的不一致或偏差。比如，2002年5月20日在日本下关召开的国际捕鲸委员会(IWC)年会上，日本人为其捕鲸的需要找了许多借口，信誓旦旦地说南太平洋的鲸鱼有76万头，但实际上IWC科学委员会发表一份报告却认为，南太平洋中鲸的数量只有31.2万头。
所以，评估环境与生态问题除了考虑全局与局部关系、利益关系外，最重要的是要验证科学假说，并重视相反研究得出的结论，并加以总体权衡。
而在全球环境的评估上，即使认为环境并非很糟糕的人也认为，已发表的结果能够引起人们重视全球变暖和生物生存与行为变化相联系的问题，并着手去解决它们。所以，上述方方面面的研究对生态保护是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责任编辑】张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