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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的前身是晋冀鲁豫边区军工处炼铁厂，后更名为故县铁厂，创建于1947年，原是一个铸造炮弹为主的军工厂，1952年底由军工系统转入地方。2011年笔者筹办长钢厂史展览馆，在长钢档案室查阅解放前的资料时，意外发现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1948年4月21日在故县铁厂作报告的记录稿。记录稿为粉连纸，32开，水笔书写，记录人不详，字体隽秀，大小如豆，紧凑流利，约3300余字，共6页，混订在一沓生产会议原始记录稿里，因时间久远，纸张已经发黄。已故原故县铁厂技术员郝玉明在1987年撰写的《解放战争时期在太行山参加冶金军工生产的回忆》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1948年4月21日，哲学家艾思奇在故县铁厂铸造车间厂房内为职工做了演讲。讲述了目前中国革命形势、国内外统一战线、关于土地改革等。从政治上、军事上阐明了我们已由防守转入进攻，敌人非常孤立，我们得到群众广泛的拥护，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革命一定胜利。”但一直没有找到相关佐证，这次发现的记录稿内容和郝玉明的记述完全一致。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早年留学日本，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延安，曾任抗大主任教员、《解放日报》副总编等。建国后，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作出杰出贡献，著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并编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全线反攻，捷报频传，解放战场敌我攻守易势。从山西来说，徐向前领导的野战军华北兵团继解放运城后，于1948年初包围了晋南重镇临汾。临汾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守军从城郊到城内，构筑了三道纵深环形防御体系，企图固守待援。
临汾攻坚战于3月5日打响，战役打得异常艰苦。故县铁厂奉命承担了为我军提供120毫米、150 毫米大口径迫击炮弹的任务，为了保证炮弹供应，铁厂高炉开足马力生产，全体职工日夜加班，保证了铸造好的炮弹壳可以源源不断送到下一道工序。4月份，艾思奇来上党解放区视察。边区政府为了鼓舞职工士气，特地安排艾思奇来故县铁厂作了一堂生动的形势报告。报告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 当前革命形势
艾思奇开宗明义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国民党与人民解放军作战的队伍已经达到300多万。但由于蒋介石发动的是逆历史潮流的反革命、非正义战争，违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表面上气势汹汹，最后的结局必然会失败。艾思奇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论述了我军胜利的必然性：一是蒋介石在政治上陷入孤立。他回顾了历史上的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由于我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孤立蒋、汪，致使他们翻过身来绞杀革命。抗战以来，我党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团结各党派和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主张，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使人民逐步看清了他的真面目。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倚仗美国的支持，迫不及待地挑起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和解放区。蒋介石的这一做法背离了人民期盼和平的愿望，同时由于我党长期坚持的统一战线政策卓有成效，蒋介石陷入空前孤立的地步，形成了“99对1”的局面。二是军事上蒋介石接连失利。内战初起时，蒋介石对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一年后，就成了强弩之末，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我军在内线歼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后，1947年7月，刘邓、陈粟、陈谢三大野战军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越过黄河，转入外线（国民党统治区域）作战，蒋介石从此陷入人民解放军的全面进攻中，顾此失彼，处处被动。一年半前，他还是不可一世，如今已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我党我军一举扭转了自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到1947年的处处受攻击的被动局面。内战初期，社会上许多人对共产党能否战胜国民党持悲观情绪和怀疑态度，现在不但没有人怀疑，而且更坚信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估计：最多3年时间，解放军就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哪怕有美国帮忙，也改变不了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大趋势。
艾思奇对解放战争的前途也作了准确估计：一是蒋继续打下去，并伺机寻求美国支持，以便卷土重来；二是蒋中途下野，寻找一个代理人。解放战争的最终发展形势进一步证实了艾思奇的预测：美国对蒋失去信心，不愿再提供有效帮助，蒋黯然下野，由李宗仁接任代总统。
第二部分 党的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我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艾思奇从两个方面精辟地阐述了国内国际两个统一战线。
国内统一战线：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除蒋介石独裁统治集团以外的包括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艾思奇分析指出：即便将来革命胜利了，建设联合政府仍需要统一战线，其中工人阶级就是领导阶级。要保护私人工商业，但要节制其资本，不能让其成为四大家族那样的垄断资本。反对一些翻身农民学过去封建统治者的“打倒皇帝坐皇帝”欺压别人那一套。艾思奇着重强调共产党必须牢牢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绝对不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不然统一战线的性质就会变；同时指出要防止“左”倾机会主义，严防把朋友当敌人对待，否则就等于把朋友赶到了敌人那边去，我们的事业就会失败。
国际统一战线：1946年春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所谓“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有一些同志，由于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爆发新的世界战争，因而在美蒋反动派武装进攻的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地用武装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针对这种思想倾向，1946年4月，毛泽东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1947年底公开发表），反对这种错误思想。艾思奇依据毛泽东这一文章的精神指出：只要世界人民力量向反动力量进行坚决有效的斗争，就可以克服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晚妥协的问题。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这正是我党在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面前，敢于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的理论依据。 第三部分 解放区土改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战时期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 历史的发展证明，没有获得了土地的亿万农民的支援，解放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艾思奇以张家口和石家庄两个城市为例说明了土地改革对解放战争胜利的重大意义。《五四指示》的不彻底性在于没有提出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没有宣布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对地主、富农“照顾”过多。这就是艾思奇在讲演中所说的“两个字漏洞”。 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大纲肯定和发展了1946年《五四指示》中提出的将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改正了其中对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成为一个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对保证解放战争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艾思奇特别谈到了华北解放区在土改中存在的“左”倾偏向，即所谓“贫雇农路线”。不少地方在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打击工商业主； 甚至一些贫雇农出身者非法自行选举成立政权，解散原县委、县政府，党委书记和县长都被关押了起来，主席团当选的都是些无法无天的马夫、伙夫和奶妈。报告最后提到的刘少白是山西晋西北兴县的开明绅士，抗战时期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为发展根据地经济、解决军需民用，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土改中却遭到了贫雇农的毒打。毛泽东了解到土改中过“左”的情况后，于1948年2月21日向党内发出《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指示，严厉批评了这种做法：“不是宣传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对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民主政府，而是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或者说民主政府只是农民的政府，或者说民主政府只应该听工人和贫雇农的意见，而对中农，对独立劳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等，则一概不提。”艾思奇依据毛泽东的指示，深入浅出地宣讲了土改中应把握的政策和策略，特别指出：战争要靠工商业支撑，决不能打击工商业，不然就是等于在帮助敌人。他说：“我们要发展生产，鼓励劳动，改变社会，这是土地改革的真正目的。若违反这三个政策，我们就反对。”
艾思奇的时局报告，极大地鼓舞了故县铁厂职工的士气，增强了大家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必胜信心。临汾战役于5月17日结束，历时72天，共毙伤俘获国民党军2.5万余人。值得一提的是，该战役所用的2万多发大口径迫击炮弹全部系故县铁厂生产。至此，晋南地区全部解放，晋冀鲁豫同晋绥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
这篇珍贵的文献资料不仅有益于我们去了解历史，而且其作为从党中央决策发出到执行，再到反馈、贯彻的证明，为我们提供了佐证。
（责编 王燕萍）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早年留学日本，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延安，曾任抗大主任教员、《解放日报》副总编等。建国后，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作出杰出贡献，著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并编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全线反攻，捷报频传，解放战场敌我攻守易势。从山西来说，徐向前领导的野战军华北兵团继解放运城后，于1948年初包围了晋南重镇临汾。临汾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守军从城郊到城内，构筑了三道纵深环形防御体系，企图固守待援。
临汾攻坚战于3月5日打响，战役打得异常艰苦。故县铁厂奉命承担了为我军提供120毫米、150 毫米大口径迫击炮弹的任务，为了保证炮弹供应，铁厂高炉开足马力生产，全体职工日夜加班，保证了铸造好的炮弹壳可以源源不断送到下一道工序。4月份，艾思奇来上党解放区视察。边区政府为了鼓舞职工士气，特地安排艾思奇来故县铁厂作了一堂生动的形势报告。报告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 当前革命形势
艾思奇开宗明义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国民党与人民解放军作战的队伍已经达到300多万。但由于蒋介石发动的是逆历史潮流的反革命、非正义战争，违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表面上气势汹汹，最后的结局必然会失败。艾思奇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论述了我军胜利的必然性：一是蒋介石在政治上陷入孤立。他回顾了历史上的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由于我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孤立蒋、汪，致使他们翻过身来绞杀革命。抗战以来，我党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团结各党派和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主张，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使人民逐步看清了他的真面目。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倚仗美国的支持，迫不及待地挑起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和解放区。蒋介石的这一做法背离了人民期盼和平的愿望，同时由于我党长期坚持的统一战线政策卓有成效，蒋介石陷入空前孤立的地步，形成了“99对1”的局面。二是军事上蒋介石接连失利。内战初起时，蒋介石对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一年后，就成了强弩之末，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我军在内线歼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后，1947年7月，刘邓、陈粟、陈谢三大野战军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越过黄河，转入外线（国民党统治区域）作战，蒋介石从此陷入人民解放军的全面进攻中，顾此失彼，处处被动。一年半前，他还是不可一世，如今已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我党我军一举扭转了自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到1947年的处处受攻击的被动局面。内战初期，社会上许多人对共产党能否战胜国民党持悲观情绪和怀疑态度，现在不但没有人怀疑，而且更坚信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估计：最多3年时间，解放军就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哪怕有美国帮忙，也改变不了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大趋势。
艾思奇对解放战争的前途也作了准确估计：一是蒋继续打下去，并伺机寻求美国支持，以便卷土重来；二是蒋中途下野，寻找一个代理人。解放战争的最终发展形势进一步证实了艾思奇的预测：美国对蒋失去信心，不愿再提供有效帮助，蒋黯然下野，由李宗仁接任代总统。
第二部分 党的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我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艾思奇从两个方面精辟地阐述了国内国际两个统一战线。
国内统一战线：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除蒋介石独裁统治集团以外的包括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艾思奇分析指出：即便将来革命胜利了，建设联合政府仍需要统一战线，其中工人阶级就是领导阶级。要保护私人工商业，但要节制其资本，不能让其成为四大家族那样的垄断资本。反对一些翻身农民学过去封建统治者的“打倒皇帝坐皇帝”欺压别人那一套。艾思奇着重强调共产党必须牢牢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绝对不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不然统一战线的性质就会变；同时指出要防止“左”倾机会主义，严防把朋友当敌人对待，否则就等于把朋友赶到了敌人那边去，我们的事业就会失败。
国际统一战线：1946年春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所谓“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有一些同志，由于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爆发新的世界战争，因而在美蒋反动派武装进攻的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地用武装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针对这种思想倾向，1946年4月，毛泽东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1947年底公开发表），反对这种错误思想。艾思奇依据毛泽东这一文章的精神指出：只要世界人民力量向反动力量进行坚决有效的斗争，就可以克服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晚妥协的问题。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这正是我党在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面前，敢于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的理论依据。 第三部分 解放区土改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战时期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 历史的发展证明，没有获得了土地的亿万农民的支援，解放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艾思奇以张家口和石家庄两个城市为例说明了土地改革对解放战争胜利的重大意义。《五四指示》的不彻底性在于没有提出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没有宣布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对地主、富农“照顾”过多。这就是艾思奇在讲演中所说的“两个字漏洞”。 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大纲肯定和发展了1946年《五四指示》中提出的将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改正了其中对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成为一个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对保证解放战争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艾思奇特别谈到了华北解放区在土改中存在的“左”倾偏向，即所谓“贫雇农路线”。不少地方在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打击工商业主； 甚至一些贫雇农出身者非法自行选举成立政权，解散原县委、县政府，党委书记和县长都被关押了起来，主席团当选的都是些无法无天的马夫、伙夫和奶妈。报告最后提到的刘少白是山西晋西北兴县的开明绅士，抗战时期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为发展根据地经济、解决军需民用，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土改中却遭到了贫雇农的毒打。毛泽东了解到土改中过“左”的情况后，于1948年2月21日向党内发出《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指示，严厉批评了这种做法：“不是宣传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对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民主政府，而是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或者说民主政府只是农民的政府，或者说民主政府只应该听工人和贫雇农的意见，而对中农，对独立劳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等，则一概不提。”艾思奇依据毛泽东的指示，深入浅出地宣讲了土改中应把握的政策和策略，特别指出：战争要靠工商业支撑，决不能打击工商业，不然就是等于在帮助敌人。他说：“我们要发展生产，鼓励劳动，改变社会，这是土地改革的真正目的。若违反这三个政策，我们就反对。”
艾思奇的时局报告，极大地鼓舞了故县铁厂职工的士气，增强了大家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必胜信心。临汾战役于5月17日结束，历时72天，共毙伤俘获国民党军2.5万余人。值得一提的是，该战役所用的2万多发大口径迫击炮弹全部系故县铁厂生产。至此，晋南地区全部解放，晋冀鲁豫同晋绥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
这篇珍贵的文献资料不仅有益于我们去了解历史，而且其作为从党中央决策发出到执行，再到反馈、贯彻的证明，为我们提供了佐证。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