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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激烈、懒散而舒畅的节奏,抖落过感伤的听觉碎片,在音乐里释放自己的情感和灵魂,然后,将它们变成整个城市的音符脉搏。
张亚东的演唱会计划被无限期延迟,一谈起这桩烦心事,张亚东就大呼“贼闹心”。
市场,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繁盛疯魔五光十色,在张亚东的脚下似乎总有“潜流”万种,就像卡夫卡所说的:“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
和张浅潜曾经组成“Z2”组合并不很成功,究其原因,他说:“我对唱歌完全没兴趣。”
他放弃了更多利益诱惑的幕前。这似乎是一招“以退为进”的妙棋,作为中国内地顶尖的音乐制作人,自从他选择“潜伏”在幕后,他的音乐生命才像一枚花朵一样绽放开来。并不激烈、懒散而舒畅的节奏,抖落过感伤的听觉碎片,在音乐里释放自己的情感和灵魂,然后,将它们变成整个城市的音符脉搏。
作为“王菲身后的男人”,张亚东还记得,“第一次和她合作应该是一首叫《飘》的歌曲。主要还是因为和窦唯他们认识,才开始给王菲做歌”。王菲和他的合作成就了多首金曲,从一个红唇如血唱着“容易受伤的女人”的都会落寞女子,变成初为人母后外表冷艳内心温暖的亚洲歌后,张亚东在音乐制作方面的努力可谓有口皆碑。
还有朴树销出50万张的唱片《我去2000年》和《生如夏花》,许巍的第一张唱片《在别处》,都由张亚东担任制作人,那是内地流行乐黄金时代的美丽记忆。最近,则是让莫文蔚这样的香港时尚艺人唱起关牧村的名曲《打起手鼓唱起歌》,好像时空错乱的感觉,也许正合当下混搭之风,结果唱片大卖,在音乐上沉寂多年的莫文蔚也再度风生水起,顺利摘下各大排行榜的冠军宝座。
没有张亚东的世界,是个寂寞的世界。在中国音乐界,张亚东是一块金字招牌,他对音乐的领悟,他的灵性与虔诚,总是能让音乐和歌手在结合时迸发出别样的光芒。可是张亚东的“东乐”唱片公司一直面对许多的压力,经营多年,在MP3和网络下载的双重冲击下,张亚东也只能感慨环境伤人:“基本上不会赚钱了,肯定不会赚钱了。”
用自己为莫文蔚等大牌歌手制作唱片的收益来养活自己的唱片公司,并为果味VC、未来的脚踏车、孟楠等非大众的歌手乐队推出专辑,张亚东希望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做一些扶持新人的工作,并做一些纯粹的音乐,只是有时候,纯粹和大众的口味之间,总是有着天然的障碍。
王菲无所谓
《新民周刊》:有一段时间你可以说是王菲的御用制作人,和王菲的合作是怎么样的?更多听王菲的,还是更多地是你本人的意图?
张亚东:基本上王菲不商量,她无所谓,只要她喜欢就可以,王菲不会要求什么,非常顺其自然。她也是那种天马行空型的歌手。
《新民周刊》:林夕说,他总是希望能在王菲的唱片里加入一些流行的元素,比如他要写《红豆》,以保证整张唱片的市场反应,你在为王菲制作唱片的时候,是否会更多一些纯音乐或实验性的考虑?如何把握实验性和流行性的平衡?
张亚东:其实我写《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林夕的词填进去之后,味道就变了,变得大家更容易理解,更容易喜欢,而我自己可能会更注重自己的想法,不太想别的。刚好,王菲、我和林夕的组合在,大家会有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出来,像《寓言》这张唱片,林夕也给王菲写了《红豆》等很多我觉得非常好的歌曲。有些时候,我特别希望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你做一张CD是一个出版物,要大家花钱买的,所以你也要针对一个地区、一个市场,对听众的接受程度多少要有所照顾,大家才会接受。
如果中国现在真的有几千万歌迷在听音乐,做一些很不同的音乐也没关系,我完全可以为这几千个人做音乐。但是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多元的市场,市场好像只有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新民周刊》:你为王菲制作的《浮躁》、《寓言》、《将爱》等专辑张张精彩,但是每一张又有所不同,你的音乐理念是否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变化?
张亚东:说心里话,现代流行音乐进入中国的时间本来就比较短,一个人小时候听音乐的过程也是一个吸收和消化的过程。你看英国阿黛尔19岁,唱Jazz唱得特别好。她在一个爵士的环境中长大,所以她必然是这样的。但我们小时候听什么?每个人的听觉都被不断改变不断吸引,所以我也一直在寻求,希望能找到一个很理想的声音状态。所以转变是不可避免的。
内地流行音乐一直处于吸收外来音乐样式,并将它们转化成我们的音乐的一个过程中。每个人的风格都在变,追求的音乐类型也都在变。比如北京出过很多乐队,每张唱片都不一样,这是很现实的事。当然也有不变的,比如崔健。崔健在我的心目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高的地位,这确实是太厉害了。但是多数音乐人做不到。有的人觉得他要表现,而我从小面对音乐的态度就是要学习,我觉得自己的身份就是一个学生。我并不会说这个东西我可以了,我就去表达。我从小就把自己看得非常非常的低,不太会认为自己可以了。我始终迈不过这道坎。所以风格各方面的变化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有的时候需要一些创造力,需要换一个思维去看待它。
《新民周刊》:录王菲的专辑是在内地录的还是香港录的?你觉得内地的录音室和港台比较起来差距在什么地方?
张亚东:王菲的专辑是在北京录的。但我去台北、香港的录音室都做过唱片,其实录音室都是一样的,机器花钱都可以买到,最关键在于人的部分。作为唱片工业的团队配合,包括制作、创作、编曲乐手的素质、唱片的企划、文案的制作、推广能力,这是一个综合的实力。在这方面,内地显然比较弱。很多环节都有差距,本来你做很好的东西,可是第一个环节没做好,然后下一个环节又没做好,变得最后结果就很差。但是一个好的团队可以把一个原本不是特别好的东西通过每个人的努力做到很好。
旁观者的身份
《新民周刊》:你给黄耀明写过《光天化日》,黄耀明也是一位很有自己的想法的音乐人,我觉得你们的风格有很多相似之处。
张亚东:我很早就听达明一派的音乐,很喜欢他们。和刘一达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到北京也会聚一聚一起聊天。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遇到特别喜欢的音乐人,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些人觉得他制作音乐该留下自己的印记,我则属于能够不留就别留,我的身份是旁观者的身份,或者是体会这个感觉,但并不要和这个人发生什么。
《新民周刊》:2003年为朴树制作的《生如夏花》专辑极为精彩,朴树在自己事业最高峰的时候选择淡出大家的视线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张亚东:他的第一张专辑就是我担任制作人。我俩也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我觉得朴树是个非常不功利的音乐人,他有他自己的世界,所以他并不介意市场,比如说得多长时间出一张专辑,保持自己的知名度,或者维持自己的地位等等。他不要这些,他要的是自己真情实感的东西。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在创作上和生活上都碰到了很多他个人认为比较迷惑的东西,他又是个刨根问底型的人,他希望解决这些问题。他不想为了写歌而写歌,他希望找到自己,他知道自己此刻不是最好的状态,他就不工作,他要等,因为他不是一个要凑数的歌手。
《新民周刊》:朴树新推出了一首单曲,他是否就将重新复出?
张亚东:其实那首歌是我专辑中的一首,我找他来唱,属于玩吧。
《新民周刊》:许巍的第一张唱片《在别处》是你制作的,那张唱片在音乐上非常成功,可是在市场方面却不尽如人意,你觉得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
张亚东: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推广。一方面是许巍作为一个歌手,个人的坚持很重要,另一方面,许巍之前的公司没有给他做太大的宣传,许巍签到EMI之后,他们的团队非常好,针对企划宣传所做的工作都非常到位。许巍的歌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一直就是这样。
《新民周刊》:你和许巍、窦唯、瘦人、地下婴儿、汪峰等摇滚乐队或歌手都有合作,他们都是个性非常强烈的音乐人,你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
张亚东:我个人是一个不怎么愤怒的人,我觉得自己是个技术型的音乐人,我希望利用我的技术给歌手一些帮助,包括在录音、技术环节上做一些工作。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还是古典音乐,我从小就听古典音乐,学的是大提琴,可是音乐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界限,跟摇滚乐队合作我会觉得很开心,可以无所顾忌,不是用一种惯有的唱片公司的操作模式来运作。你会觉得充满自由,充满灵气,让音乐感动你,充满你。如果用一种完全工业化的方式来制作音乐,只会觉得这是一份工作,我倒不会说自己特别偏爱摇滚。
在音乐里释放自己的情感
《新民周刊》:你本人偏爱怎么样的音乐类型?
张亚东:在古典音乐之后,我偏爱电子音乐和布鲁斯。我比较喜欢黑人音乐,我喜欢他们的真实,他们一直在音乐里。黑人音乐——比如布鲁斯——完全在表达自我,不管要结婚还是要死人,都是美好的。在音乐里释放自己的情感。也许也是因为自己被束缚了太久,也需要一些东西打开自己,去找到一个新的表达方式。
《新民周刊》:你是个非常内向的人吗?需要音乐来释放自己?
张亚东:我还是释放得不够,还是不能完全地打开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事,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认为自己能打开,我觉得自己好像还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但是有些时候我安于这样的小小房间,我希望在这样小小的房间里找到属于我自己的空间。我的性格比较内向,有时候会放弃沟通,觉得自己沟通方面并不是特别地理想,而且我觉得试图让另外一个人理解你,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同时我特别害怕比较。在我眼中,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我今年的这张唱片《潜流》,我喜欢藏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路过,看不见我也就过去了,我也不想解释什么。
《新民周刊》:你曾经为关锦鹏的《蓝宇》、张一白的《开往春天的地铁》、张扬的《昨天》和高晓松的《那时花开》等电影写作电影音乐,和专辑唱片相比,你觉得不同在什么地方?
张亚东:电影配乐比较自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是我觉得比做唱片音乐来说需要的深度不同。流行歌曲大同小异,都有一个自己的脉络,但是电影音乐有时候承载的是电影中潜在的情感,那个其实是很困难的。说实话需要你有一个很强的素养,同时你也得有时间体会故事,体会人物的情绪,才能写这样的音乐。其实我也不太愿意去做电影配乐,原因是现在来找你配乐的电影都是赶死赶活的活,比如说给你十天时间,钱也特别少,你也挣不着什么钱,关键是不给你足够的时间来写,都把你逼到急死的地步。通常我会对他们说,你得给我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会比较从容。赶来赶去就是赶工。
《新民周刊》:怎么会和李伟菘他们组成“星光天王团”的?又准备有怎样的进一步合作?
张亚东:那是因为我和星光国际有合作。其实那时就是做一首歌,不知道是谁搞出个“天王团”的称号。我们也不要这样的称号。我也不觉得自己是天王。只是玩一首歌而已。我和偲菘、伟菘、易家扬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了。估计是有“纵贯线”,这完全是种炒作,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张亚东的演唱会计划被无限期延迟,一谈起这桩烦心事,张亚东就大呼“贼闹心”。
市场,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繁盛疯魔五光十色,在张亚东的脚下似乎总有“潜流”万种,就像卡夫卡所说的:“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
和张浅潜曾经组成“Z2”组合并不很成功,究其原因,他说:“我对唱歌完全没兴趣。”
他放弃了更多利益诱惑的幕前。这似乎是一招“以退为进”的妙棋,作为中国内地顶尖的音乐制作人,自从他选择“潜伏”在幕后,他的音乐生命才像一枚花朵一样绽放开来。并不激烈、懒散而舒畅的节奏,抖落过感伤的听觉碎片,在音乐里释放自己的情感和灵魂,然后,将它们变成整个城市的音符脉搏。
作为“王菲身后的男人”,张亚东还记得,“第一次和她合作应该是一首叫《飘》的歌曲。主要还是因为和窦唯他们认识,才开始给王菲做歌”。王菲和他的合作成就了多首金曲,从一个红唇如血唱着“容易受伤的女人”的都会落寞女子,变成初为人母后外表冷艳内心温暖的亚洲歌后,张亚东在音乐制作方面的努力可谓有口皆碑。
还有朴树销出50万张的唱片《我去2000年》和《生如夏花》,许巍的第一张唱片《在别处》,都由张亚东担任制作人,那是内地流行乐黄金时代的美丽记忆。最近,则是让莫文蔚这样的香港时尚艺人唱起关牧村的名曲《打起手鼓唱起歌》,好像时空错乱的感觉,也许正合当下混搭之风,结果唱片大卖,在音乐上沉寂多年的莫文蔚也再度风生水起,顺利摘下各大排行榜的冠军宝座。
没有张亚东的世界,是个寂寞的世界。在中国音乐界,张亚东是一块金字招牌,他对音乐的领悟,他的灵性与虔诚,总是能让音乐和歌手在结合时迸发出别样的光芒。可是张亚东的“东乐”唱片公司一直面对许多的压力,经营多年,在MP3和网络下载的双重冲击下,张亚东也只能感慨环境伤人:“基本上不会赚钱了,肯定不会赚钱了。”
用自己为莫文蔚等大牌歌手制作唱片的收益来养活自己的唱片公司,并为果味VC、未来的脚踏车、孟楠等非大众的歌手乐队推出专辑,张亚东希望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做一些扶持新人的工作,并做一些纯粹的音乐,只是有时候,纯粹和大众的口味之间,总是有着天然的障碍。
王菲无所谓
《新民周刊》:有一段时间你可以说是王菲的御用制作人,和王菲的合作是怎么样的?更多听王菲的,还是更多地是你本人的意图?
张亚东:基本上王菲不商量,她无所谓,只要她喜欢就可以,王菲不会要求什么,非常顺其自然。她也是那种天马行空型的歌手。
《新民周刊》:林夕说,他总是希望能在王菲的唱片里加入一些流行的元素,比如他要写《红豆》,以保证整张唱片的市场反应,你在为王菲制作唱片的时候,是否会更多一些纯音乐或实验性的考虑?如何把握实验性和流行性的平衡?
张亚东:其实我写《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林夕的词填进去之后,味道就变了,变得大家更容易理解,更容易喜欢,而我自己可能会更注重自己的想法,不太想别的。刚好,王菲、我和林夕的组合在,大家会有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出来,像《寓言》这张唱片,林夕也给王菲写了《红豆》等很多我觉得非常好的歌曲。有些时候,我特别希望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你做一张CD是一个出版物,要大家花钱买的,所以你也要针对一个地区、一个市场,对听众的接受程度多少要有所照顾,大家才会接受。
如果中国现在真的有几千万歌迷在听音乐,做一些很不同的音乐也没关系,我完全可以为这几千个人做音乐。但是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多元的市场,市场好像只有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新民周刊》:你为王菲制作的《浮躁》、《寓言》、《将爱》等专辑张张精彩,但是每一张又有所不同,你的音乐理念是否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变化?
张亚东:说心里话,现代流行音乐进入中国的时间本来就比较短,一个人小时候听音乐的过程也是一个吸收和消化的过程。你看英国阿黛尔19岁,唱Jazz唱得特别好。她在一个爵士的环境中长大,所以她必然是这样的。但我们小时候听什么?每个人的听觉都被不断改变不断吸引,所以我也一直在寻求,希望能找到一个很理想的声音状态。所以转变是不可避免的。
内地流行音乐一直处于吸收外来音乐样式,并将它们转化成我们的音乐的一个过程中。每个人的风格都在变,追求的音乐类型也都在变。比如北京出过很多乐队,每张唱片都不一样,这是很现实的事。当然也有不变的,比如崔健。崔健在我的心目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高的地位,这确实是太厉害了。但是多数音乐人做不到。有的人觉得他要表现,而我从小面对音乐的态度就是要学习,我觉得自己的身份就是一个学生。我并不会说这个东西我可以了,我就去表达。我从小就把自己看得非常非常的低,不太会认为自己可以了。我始终迈不过这道坎。所以风格各方面的变化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有的时候需要一些创造力,需要换一个思维去看待它。
《新民周刊》:录王菲的专辑是在内地录的还是香港录的?你觉得内地的录音室和港台比较起来差距在什么地方?
张亚东:王菲的专辑是在北京录的。但我去台北、香港的录音室都做过唱片,其实录音室都是一样的,机器花钱都可以买到,最关键在于人的部分。作为唱片工业的团队配合,包括制作、创作、编曲乐手的素质、唱片的企划、文案的制作、推广能力,这是一个综合的实力。在这方面,内地显然比较弱。很多环节都有差距,本来你做很好的东西,可是第一个环节没做好,然后下一个环节又没做好,变得最后结果就很差。但是一个好的团队可以把一个原本不是特别好的东西通过每个人的努力做到很好。
旁观者的身份
《新民周刊》:你给黄耀明写过《光天化日》,黄耀明也是一位很有自己的想法的音乐人,我觉得你们的风格有很多相似之处。
张亚东:我很早就听达明一派的音乐,很喜欢他们。和刘一达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到北京也会聚一聚一起聊天。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遇到特别喜欢的音乐人,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些人觉得他制作音乐该留下自己的印记,我则属于能够不留就别留,我的身份是旁观者的身份,或者是体会这个感觉,但并不要和这个人发生什么。
《新民周刊》:2003年为朴树制作的《生如夏花》专辑极为精彩,朴树在自己事业最高峰的时候选择淡出大家的视线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张亚东:他的第一张专辑就是我担任制作人。我俩也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我觉得朴树是个非常不功利的音乐人,他有他自己的世界,所以他并不介意市场,比如说得多长时间出一张专辑,保持自己的知名度,或者维持自己的地位等等。他不要这些,他要的是自己真情实感的东西。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在创作上和生活上都碰到了很多他个人认为比较迷惑的东西,他又是个刨根问底型的人,他希望解决这些问题。他不想为了写歌而写歌,他希望找到自己,他知道自己此刻不是最好的状态,他就不工作,他要等,因为他不是一个要凑数的歌手。
《新民周刊》:朴树新推出了一首单曲,他是否就将重新复出?
张亚东:其实那首歌是我专辑中的一首,我找他来唱,属于玩吧。
《新民周刊》:许巍的第一张唱片《在别处》是你制作的,那张唱片在音乐上非常成功,可是在市场方面却不尽如人意,你觉得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
张亚东: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推广。一方面是许巍作为一个歌手,个人的坚持很重要,另一方面,许巍之前的公司没有给他做太大的宣传,许巍签到EMI之后,他们的团队非常好,针对企划宣传所做的工作都非常到位。许巍的歌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一直就是这样。
《新民周刊》:你和许巍、窦唯、瘦人、地下婴儿、汪峰等摇滚乐队或歌手都有合作,他们都是个性非常强烈的音乐人,你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
张亚东:我个人是一个不怎么愤怒的人,我觉得自己是个技术型的音乐人,我希望利用我的技术给歌手一些帮助,包括在录音、技术环节上做一些工作。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还是古典音乐,我从小就听古典音乐,学的是大提琴,可是音乐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界限,跟摇滚乐队合作我会觉得很开心,可以无所顾忌,不是用一种惯有的唱片公司的操作模式来运作。你会觉得充满自由,充满灵气,让音乐感动你,充满你。如果用一种完全工业化的方式来制作音乐,只会觉得这是一份工作,我倒不会说自己特别偏爱摇滚。
在音乐里释放自己的情感
《新民周刊》:你本人偏爱怎么样的音乐类型?
张亚东:在古典音乐之后,我偏爱电子音乐和布鲁斯。我比较喜欢黑人音乐,我喜欢他们的真实,他们一直在音乐里。黑人音乐——比如布鲁斯——完全在表达自我,不管要结婚还是要死人,都是美好的。在音乐里释放自己的情感。也许也是因为自己被束缚了太久,也需要一些东西打开自己,去找到一个新的表达方式。
《新民周刊》:你是个非常内向的人吗?需要音乐来释放自己?
张亚东:我还是释放得不够,还是不能完全地打开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事,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认为自己能打开,我觉得自己好像还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但是有些时候我安于这样的小小房间,我希望在这样小小的房间里找到属于我自己的空间。我的性格比较内向,有时候会放弃沟通,觉得自己沟通方面并不是特别地理想,而且我觉得试图让另外一个人理解你,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同时我特别害怕比较。在我眼中,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我今年的这张唱片《潜流》,我喜欢藏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路过,看不见我也就过去了,我也不想解释什么。
《新民周刊》:你曾经为关锦鹏的《蓝宇》、张一白的《开往春天的地铁》、张扬的《昨天》和高晓松的《那时花开》等电影写作电影音乐,和专辑唱片相比,你觉得不同在什么地方?
张亚东:电影配乐比较自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是我觉得比做唱片音乐来说需要的深度不同。流行歌曲大同小异,都有一个自己的脉络,但是电影音乐有时候承载的是电影中潜在的情感,那个其实是很困难的。说实话需要你有一个很强的素养,同时你也得有时间体会故事,体会人物的情绪,才能写这样的音乐。其实我也不太愿意去做电影配乐,原因是现在来找你配乐的电影都是赶死赶活的活,比如说给你十天时间,钱也特别少,你也挣不着什么钱,关键是不给你足够的时间来写,都把你逼到急死的地步。通常我会对他们说,你得给我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会比较从容。赶来赶去就是赶工。
《新民周刊》:怎么会和李伟菘他们组成“星光天王团”的?又准备有怎样的进一步合作?
张亚东:那是因为我和星光国际有合作。其实那时就是做一首歌,不知道是谁搞出个“天王团”的称号。我们也不要这样的称号。我也不觉得自己是天王。只是玩一首歌而已。我和偲菘、伟菘、易家扬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了。估计是有“纵贯线”,这完全是种炒作,跟我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