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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一艘从东京驶往纽约的客轮上，一位面容清秀的东方女子站在甲板上，她出神地盯着茫茫大海上逐浪的海鸥，思绪却回到遥远的过去。
记忆的影像是模糊的，她出身于宁波一个基督教会牧师家庭，2岁半时，父母在一场瘟疫中双双去世，是父亲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好友麦嘉谛收养了她，8岁时，养父母带着她东渡日本，在那里读完中学，她天资聪颖，学业优秀，精通英文和日文，喜爱之余，养父决定送她学医，就这样踏上了去美国的路。
她叫金雅妹，这年，只有17岁。
海上颠簸数周后，金雅妹抵达美国，进入纽约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该校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她“虚心好学，注重实验和各种医疗器械的使用”，四年后，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成为第一个获得大学文凭的中国女留学生，在纽约的中国领事参加了她的毕业典礼。
毕业后，金雅妹继续深造，1887年，她在《医学杂志》等权威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当时刚刚兴起的显微医学研究的学术论文，扎实的功底引起纽约医学界的重视，多家医院纷纷向这个娇小的东方女子抛出橄榄枝。然而稳定的工作、优越的环境并不能抚慰她思乡的心，父母因医疗落后而亡故的惨痛经历“一直烙在心里”，她坚信“自己的事业在中国”。
1888年底，金雅妹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进入福建厦门一家教会医院。紧张的工作中，她不幸染上了疟疾，气候不适又兼举目无亲，不得已投奔在日本工作的养父母。在神户，她结识了一位葡萄牙音乐家，为了爱情，随他重返美国。
身在异国，金雅妹仍然不忘中国心，她交往广泛，经常发表演说，向美国社会介绍中国的人民和文化。“两千年来，中国人始终是和平的守护者，和平是中国人的天性”，在1904年的第13届世界和平大会上，她以独特的讲演魅力驳斥了当时西方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她还就远东政治形势发表演说，揭露日本侵华阴谋，《纽约时报》这样称赞：“金雅妹医生这位优雅娇小的中国女性，以其为自己人民辩护的演说，一直使美国听众倾倒。”
遗憾的是，异国情缘仅仅维持了10年。婚姻失败，心系祖国的金雅妹再次回到故土。她开办私人诊所，高尚的医德、高超的医术在多地负有盛名，1907年到天津后，受邀出任北洋女医院院长。
行医中，金雅妹深感条件落后、人才缺乏，婴幼儿的高死亡率尤其使她痛心，正值清政府倡興女学，她说服了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公立的护士学校———北洋女医学堂，她亲自担任堂长兼总教习，成为中国护理教育的开拓者。第一批学员毕业后，津门女性率先告别了“接生婆”时代，享受到了西方先进的接生技术。
办学之余，金雅妹还筹办红十字会，管理育婴所，积极从事社会活动，两次旅美期间，都不忘通过演讲向美国传递一个真实的中国，“我的旅行不是让我更出名，而是让我的国家更好地被了解。”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以对德国宣战为借口出兵山东，正在美国的金雅妹发表演讲，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日本的狼子野心，一时间，这个身穿鲜艳的中式丝绸长袍、发鬓上总是插着一朵鲜花，又精通多国语言的东方女性成为纽约的传奇，《纽约时报》称她是“当今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是本民族进步运动的一位领袖”。
晚年的金雅妹定居北京，依旧热心于医疗和社会公益事业。尽管幼年丧亲，中年离异，唯一的儿子又死于战争，但她始终“在乱世中保持着东方女性特有的坚持与优雅”，只有北平的寒夜、客厅的壁炉见证着这个裹在大衣里的老妇人的孤独。
1934年3月，金雅妹因肺病去世，依她生前的愿望，长眠于海淀的农场里，在那小小的树丛里，她睡得甜美而愉快，“我的骨灰会与土壤混合，待到他们在我坟头拍成的那堆泥土瓦解，我将成为土壤，肥沃的土壤。”
选自《青年博览》
记忆的影像是模糊的，她出身于宁波一个基督教会牧师家庭，2岁半时，父母在一场瘟疫中双双去世，是父亲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好友麦嘉谛收养了她，8岁时，养父母带着她东渡日本，在那里读完中学，她天资聪颖，学业优秀，精通英文和日文，喜爱之余，养父决定送她学医，就这样踏上了去美国的路。
她叫金雅妹，这年，只有17岁。
海上颠簸数周后，金雅妹抵达美国，进入纽约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该校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她“虚心好学，注重实验和各种医疗器械的使用”，四年后，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成为第一个获得大学文凭的中国女留学生，在纽约的中国领事参加了她的毕业典礼。
毕业后，金雅妹继续深造，1887年，她在《医学杂志》等权威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当时刚刚兴起的显微医学研究的学术论文，扎实的功底引起纽约医学界的重视，多家医院纷纷向这个娇小的东方女子抛出橄榄枝。然而稳定的工作、优越的环境并不能抚慰她思乡的心，父母因医疗落后而亡故的惨痛经历“一直烙在心里”，她坚信“自己的事业在中国”。
1888年底，金雅妹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进入福建厦门一家教会医院。紧张的工作中，她不幸染上了疟疾，气候不适又兼举目无亲，不得已投奔在日本工作的养父母。在神户，她结识了一位葡萄牙音乐家，为了爱情，随他重返美国。
身在异国，金雅妹仍然不忘中国心，她交往广泛，经常发表演说，向美国社会介绍中国的人民和文化。“两千年来，中国人始终是和平的守护者，和平是中国人的天性”，在1904年的第13届世界和平大会上，她以独特的讲演魅力驳斥了当时西方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她还就远东政治形势发表演说，揭露日本侵华阴谋，《纽约时报》这样称赞：“金雅妹医生这位优雅娇小的中国女性，以其为自己人民辩护的演说，一直使美国听众倾倒。”
遗憾的是，异国情缘仅仅维持了10年。婚姻失败，心系祖国的金雅妹再次回到故土。她开办私人诊所，高尚的医德、高超的医术在多地负有盛名，1907年到天津后，受邀出任北洋女医院院长。
行医中，金雅妹深感条件落后、人才缺乏，婴幼儿的高死亡率尤其使她痛心，正值清政府倡興女学，她说服了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公立的护士学校———北洋女医学堂，她亲自担任堂长兼总教习，成为中国护理教育的开拓者。第一批学员毕业后，津门女性率先告别了“接生婆”时代，享受到了西方先进的接生技术。
办学之余，金雅妹还筹办红十字会，管理育婴所，积极从事社会活动，两次旅美期间，都不忘通过演讲向美国传递一个真实的中国，“我的旅行不是让我更出名，而是让我的国家更好地被了解。”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以对德国宣战为借口出兵山东，正在美国的金雅妹发表演讲，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日本的狼子野心，一时间，这个身穿鲜艳的中式丝绸长袍、发鬓上总是插着一朵鲜花，又精通多国语言的东方女性成为纽约的传奇，《纽约时报》称她是“当今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是本民族进步运动的一位领袖”。
晚年的金雅妹定居北京，依旧热心于医疗和社会公益事业。尽管幼年丧亲，中年离异，唯一的儿子又死于战争，但她始终“在乱世中保持着东方女性特有的坚持与优雅”，只有北平的寒夜、客厅的壁炉见证着这个裹在大衣里的老妇人的孤独。
1934年3月，金雅妹因肺病去世，依她生前的愿望，长眠于海淀的农场里，在那小小的树丛里，她睡得甜美而愉快，“我的骨灰会与土壤混合，待到他们在我坟头拍成的那堆泥土瓦解，我将成为土壤，肥沃的土壤。”
选自《青年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