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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连北同东北内陆连接，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而东北是战后中国诸多矛盾的交汇点，美苏在东北问题上又斗争又妥协，国共面对这样的复杂局势，在争夺东北问题上进行较量。苏联对大连军事管制，为中国共产党接收控制大连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与之相反，国民党接收旅大的计划最终流产。中国共产党及时把握历史机遇，成功接收大连，为之后党开展城市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东北地区；大连；历史机遇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6-0111-02
大连地处辽东半岛南端，东临黄海，西濒渤海，北同东北内陆连接，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临近，是中国重要的港口、工业、商贸、旅游、金融城市之一。由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进入近代以来，这里曾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主要战场，人民承受沉重的兵燹之灾。19世纪末叶，沙皇俄国对旅大地区统治7年，20世纪初，旅大地区又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长达40年之久。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根据有关条约出兵进驻旅大地区，并实行军事管制。因此，接管大连这样一个极为特殊的城市，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仅是机遇还是挑战。
一、战后初期东北地区紧张的政治形势与斗争
战后初期国共在东北问题上的斗争绝不仅是国共战略交锋的焦点，而且是美苏两强在解决战后世界问题，尤其是安排战后远东国际关系过程中所反映的又妥协、又斗争的复杂关系。
（一）美苏在东北问题上的斗争与妥协
东北问题起源于美苏关于战后远东格局安排的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参加雅尔塔会议，中心任务是讨论欧洲战后处理和对日战争问题。会上，美国提出要求苏联尽快向日本开战，苏联则提出了以损害中国主权为交换的出兵条件。经过多日沟通，三国在没有中国国民政府在场的情况下，私自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
在雅尔塔协议中，协议第二款乙项规定的内容“大连港国际化，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苏联租借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丙项“东北铁路中苏共管，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1]，这两条关于东北的协定，尤为突出地反映了美苏在远东既互相利用、又互相限制，既有斗争、又有妥协的特点。于美国而言，斗争就是限制苏联提出进一步要求，妥协就是承认东北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种战略态势直接影响美苏对国共的政策，也直接影响战后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斗争。
（二）国共在接收东北问题上的态势和较量
虽然，还在抗战的后期，国民党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在战后处理东北问题。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亦不保。”[2]但是，国民党在接受东北行动上却显得迟缓。
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订，国民党被迫接受了三大国对东北地位的安排，但也都得到了苏联支持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承诺。1945年8月31日，国民党六届中常会第9次会议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69次常会通过《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决定在长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进行东北接收工作。9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
但大大出乎国民党意料的是，其接收东北的过程远不及当初设想的顺利，其中关键的是，由于苏联的反对，接收军队无法在东北登陆。1945年10月1日，苏方告知中国政府，苏军已经开始从东北撤离，预计在11月底撤完，并请中国接收人员在10日后到长春与苏军接洽。同日，中国外交部回复苏方，告知中国军队将于10日从九龙由美国军舰运往大连港登陆，办理接收。然而，苏方在6日答复：“大连为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之港口，苏联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军队在大连登陆[3]119。苏联拒绝国民党在大连港登陆，无疑是阻断了国民党军队从海上进入东北的最佳路径。10月12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一行飞抵长春，与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就东北接收事宜进行交涉。在日本正式投降近两个月之后，国民党接收大员总算踏上了东北土地。但是在交涉过程中，马氏对他们提出的海运军队在东北登陆的要求始终不予同意[3]121-122。因为事先毫无准备，国民政府于此措手不及，处境极为被动，所能依据的只有中苏条约及其附件，但其中有关条款含义模糊，并无接收程序等具体规定。
然而，就在国民党接收大员首次来到东北之时，中共在东北的最高指挥机构——东北局已经在沈阳工作了近1个月。与此同时，国民党在东北尚无一兵一卒，而中共在东北已有了几万部队。总之，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姗姗来迟，与中共争夺东北的迅捷有效恰成鲜明对比，国民党接收东北步履之迟缓导致其未来接收结果也由此可知。
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目前的任务是“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4]。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部队由鲁、苏北及冀、热、辽地区进入东北。至1945年底，部队发展到三十余万人，将抗日联军扩大，后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
二、战后初期大连接收的三方博弈
大连作为东北最大的港口城市，其战略位置显而易见。因其战后一直处在苏军的直接占领与管辖之下，苏联对国共两党争夺大连的影响不言而喻，从而总体上反映了战后初期大连面临了苏国共的三方博弈。
（一）苏联对大连实行军事管制
经过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长期奋勇抗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2日，苏联红军空降旅顺、大连，地面部队随后进驻。从此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旅大40年的罪恶历史。根据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的《雅尔塔协定》和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之协定》，旅顺口地区为苏军海军基地，旅大地区由苏军管制，大连战后设自由市，大连港为自由港，大连之行政权属于中国[5]。 （二）国民政府接收旅大之计划最终流产
国民政府对大连乃至整个东北的接收，是建立在中苏条约和苏联支持的基础之上，但是苏联对国民党的态度并不明朗，局势的演进自始即脱离国民政府的规划。
在接收开始，国民党政府收到苏方即将从东北撤退的消息后，便打算由美国舰船运往大连登陆办理接收。然而却被苏方以中苏协定中规定大连为商港而非军港为由，拒绝国民党军队在大连港登陆，这是完全出乎国民政府预料的。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多在西南后方，而且中共部队沿北上交通线的阻击，借助美国舰船海运无疑是国民党军队迅速进入东北的捷径。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首先急需与苏联交涉军队登陆和全盘接收东北的问题，旅大的接收暂时搁置。
紧接着，在1945年10月12日，由熊式辉、张嘉敖、外交特派员蒋经国组成的东北行营飞抵长春，与苏方交涉东北接收的相关事宜。但苏方自始至终对国民党军队在大连港登陆未有让步，国民政府被迫放弃军队在大连港登陆。
最后，1947年5月12日，蒋介石只好决定先派员到旅大视察情况后再决定接收与否。然而视察团在旅大的视察工作并不顺利。1947年6月3日，由董彦平率领的国民政府视察团到达旅顺。但苏军自始就告诉他们，“不好随便出去，恐怕碰上地雷，要出去时由我方引路”，限制了他们行动的范围与自由[6]。在苏联的指示下，旅大地委和关东公署对视察团采取“拖延、孤立、留难、限制、监视”的对策，阻挠视察团的活动。6月12日，国民政府视察团在几无所获的情况下离开旅大。
（三）中国共产党在旅大地区争得先机
在国共对旅大的争夺中，中共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苏联对旅大进行军事管制，对旅大的接收问题具有重要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而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因为长远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可以较多地得到苏联的支持。在不久的时间里，就争得先机，建立了稳固的统治基础。
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中共胶东区党委便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派人到大连工作，并成立了大连工委。在苏联进驻旅大之初，还未清楚苏联态度的情况下，他们便是与国民党党团组织争夺旅大的主要力量。1945年9月18日，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等到达沈阳，提出“我们先到了东北，蒋军还没有到。‘先到为君，后到为臣’。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全东北。”[7]
10月上旬彭真派东北工委常务书记韩光到大连与苏军接洽。在谈起接管大连的时候，苏方是愿意将大连行政权交于中国共产党的。韩光返回沈阳汇报情况，说明苏方的态度。彭真立即指示尽快建立大连市党政警群领导架构，迅速开展工作。
在得到苏联的理解和支持后，中共在大连很快建立起党群机关，发动群众，掌握舆论，控制公安机关。中国共产党掌管公安机关后，严厉打击国民党党组织，进而保证了中共对旅大的控制力。如韩光所言：“实际上，旅大地区从一九四五年十月解放后不久，很快就成为苏军控制的、我党领导的一个解放区了。”[8]
三、结语——大连的接收是国共苏三方博弈的结果
国民政府接收失败而中共争夺旅大成功，有其较为特殊的方面。因为旅大一直处于苏军的直接军事管制之下，苏联的态度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成功把握了苏联态度，以协调对苏关系为主要方面，以掌握公安系统为中心，迅速确立了统治旅大的基础。
反观国民党，在接收旅大过程中迟缓低效、消极被动，主观依赖美国公开表态支持，触动苏联敏感利益。首先，国民政府与苏方在中苏条约谈判中，关于接收程序并未与苏方讨论出具体结果，而完全寄希望于苏联协助；再者，国民党战后接收东北行动迟缓、迟迟未能踏入东北本土，地方接收官员缺乏灵活主动，一味依赖中央对苏外交交涉。
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及时把握苏联红军进驻旅大的机遇，并且成功战胜了国民党的重重阻挠，迅速组建党组织并成立人民政府，为之后党开展城市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也拉开了党领导大连人民使其成为支援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的特殊根据地的序幕。
参考文献：
[1][苏]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M].上海：三联书店，1978：258.
[2]刘武生.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军事文献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88.
[3]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l册）[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4]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71-372.
[5]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韩光党史工作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300-301.
[6]张殿选.大连公安史选编（第2辑）[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0：70.
[7]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彭真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
[8]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辽沈决战（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581-582.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东北地区；大连；历史机遇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6-0111-02
大连地处辽东半岛南端，东临黄海，西濒渤海，北同东北内陆连接，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临近，是中国重要的港口、工业、商贸、旅游、金融城市之一。由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进入近代以来，这里曾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主要战场，人民承受沉重的兵燹之灾。19世纪末叶，沙皇俄国对旅大地区统治7年，20世纪初，旅大地区又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长达40年之久。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根据有关条约出兵进驻旅大地区，并实行军事管制。因此，接管大连这样一个极为特殊的城市，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仅是机遇还是挑战。
一、战后初期东北地区紧张的政治形势与斗争
战后初期国共在东北问题上的斗争绝不仅是国共战略交锋的焦点，而且是美苏两强在解决战后世界问题，尤其是安排战后远东国际关系过程中所反映的又妥协、又斗争的复杂关系。
（一）美苏在东北问题上的斗争与妥协
东北问题起源于美苏关于战后远东格局安排的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参加雅尔塔会议，中心任务是讨论欧洲战后处理和对日战争问题。会上，美国提出要求苏联尽快向日本开战，苏联则提出了以损害中国主权为交换的出兵条件。经过多日沟通，三国在没有中国国民政府在场的情况下，私自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
在雅尔塔协议中，协议第二款乙项规定的内容“大连港国际化，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苏联租借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丙项“东北铁路中苏共管，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1]，这两条关于东北的协定，尤为突出地反映了美苏在远东既互相利用、又互相限制，既有斗争、又有妥协的特点。于美国而言，斗争就是限制苏联提出进一步要求，妥协就是承认东北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种战略态势直接影响美苏对国共的政策，也直接影响战后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斗争。
（二）国共在接收东北问题上的态势和较量
虽然，还在抗战的后期，国民党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在战后处理东北问题。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亦不保。”[2]但是，国民党在接受东北行动上却显得迟缓。
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订，国民党被迫接受了三大国对东北地位的安排，但也都得到了苏联支持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承诺。1945年8月31日，国民党六届中常会第9次会议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69次常会通过《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决定在长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进行东北接收工作。9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
但大大出乎国民党意料的是，其接收东北的过程远不及当初设想的顺利，其中关键的是，由于苏联的反对，接收军队无法在东北登陆。1945年10月1日，苏方告知中国政府，苏军已经开始从东北撤离，预计在11月底撤完，并请中国接收人员在10日后到长春与苏军接洽。同日，中国外交部回复苏方，告知中国军队将于10日从九龙由美国军舰运往大连港登陆，办理接收。然而，苏方在6日答复：“大连为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之港口，苏联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军队在大连登陆[3]119。苏联拒绝国民党在大连港登陆，无疑是阻断了国民党军队从海上进入东北的最佳路径。10月12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一行飞抵长春，与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就东北接收事宜进行交涉。在日本正式投降近两个月之后，国民党接收大员总算踏上了东北土地。但是在交涉过程中，马氏对他们提出的海运军队在东北登陆的要求始终不予同意[3]121-122。因为事先毫无准备，国民政府于此措手不及，处境极为被动，所能依据的只有中苏条约及其附件，但其中有关条款含义模糊，并无接收程序等具体规定。
然而，就在国民党接收大员首次来到东北之时，中共在东北的最高指挥机构——东北局已经在沈阳工作了近1个月。与此同时，国民党在东北尚无一兵一卒，而中共在东北已有了几万部队。总之，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姗姗来迟，与中共争夺东北的迅捷有效恰成鲜明对比，国民党接收东北步履之迟缓导致其未来接收结果也由此可知。
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目前的任务是“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4]。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部队由鲁、苏北及冀、热、辽地区进入东北。至1945年底，部队发展到三十余万人，将抗日联军扩大，后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
二、战后初期大连接收的三方博弈
大连作为东北最大的港口城市，其战略位置显而易见。因其战后一直处在苏军的直接占领与管辖之下，苏联对国共两党争夺大连的影响不言而喻，从而总体上反映了战后初期大连面临了苏国共的三方博弈。
（一）苏联对大连实行军事管制
经过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长期奋勇抗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2日，苏联红军空降旅顺、大连，地面部队随后进驻。从此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旅大40年的罪恶历史。根据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的《雅尔塔协定》和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之协定》，旅顺口地区为苏军海军基地，旅大地区由苏军管制，大连战后设自由市，大连港为自由港，大连之行政权属于中国[5]。 （二）国民政府接收旅大之计划最终流产
国民政府对大连乃至整个东北的接收，是建立在中苏条约和苏联支持的基础之上，但是苏联对国民党的态度并不明朗，局势的演进自始即脱离国民政府的规划。
在接收开始，国民党政府收到苏方即将从东北撤退的消息后，便打算由美国舰船运往大连登陆办理接收。然而却被苏方以中苏协定中规定大连为商港而非军港为由，拒绝国民党军队在大连港登陆，这是完全出乎国民政府预料的。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多在西南后方，而且中共部队沿北上交通线的阻击，借助美国舰船海运无疑是国民党军队迅速进入东北的捷径。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首先急需与苏联交涉军队登陆和全盘接收东北的问题，旅大的接收暂时搁置。
紧接着，在1945年10月12日，由熊式辉、张嘉敖、外交特派员蒋经国组成的东北行营飞抵长春，与苏方交涉东北接收的相关事宜。但苏方自始至终对国民党军队在大连港登陆未有让步，国民政府被迫放弃军队在大连港登陆。
最后，1947年5月12日，蒋介石只好决定先派员到旅大视察情况后再决定接收与否。然而视察团在旅大的视察工作并不顺利。1947年6月3日，由董彦平率领的国民政府视察团到达旅顺。但苏军自始就告诉他们，“不好随便出去，恐怕碰上地雷，要出去时由我方引路”，限制了他们行动的范围与自由[6]。在苏联的指示下，旅大地委和关东公署对视察团采取“拖延、孤立、留难、限制、监视”的对策，阻挠视察团的活动。6月12日，国民政府视察团在几无所获的情况下离开旅大。
（三）中国共产党在旅大地区争得先机
在国共对旅大的争夺中，中共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苏联对旅大进行军事管制，对旅大的接收问题具有重要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而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因为长远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可以较多地得到苏联的支持。在不久的时间里，就争得先机，建立了稳固的统治基础。
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中共胶东区党委便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派人到大连工作，并成立了大连工委。在苏联进驻旅大之初，还未清楚苏联态度的情况下，他们便是与国民党党团组织争夺旅大的主要力量。1945年9月18日，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等到达沈阳，提出“我们先到了东北，蒋军还没有到。‘先到为君，后到为臣’。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全东北。”[7]
10月上旬彭真派东北工委常务书记韩光到大连与苏军接洽。在谈起接管大连的时候，苏方是愿意将大连行政权交于中国共产党的。韩光返回沈阳汇报情况，说明苏方的态度。彭真立即指示尽快建立大连市党政警群领导架构，迅速开展工作。
在得到苏联的理解和支持后，中共在大连很快建立起党群机关，发动群众，掌握舆论，控制公安机关。中国共产党掌管公安机关后，严厉打击国民党党组织，进而保证了中共对旅大的控制力。如韩光所言：“实际上，旅大地区从一九四五年十月解放后不久，很快就成为苏军控制的、我党领导的一个解放区了。”[8]
三、结语——大连的接收是国共苏三方博弈的结果
国民政府接收失败而中共争夺旅大成功，有其较为特殊的方面。因为旅大一直处于苏军的直接军事管制之下，苏联的态度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成功把握了苏联态度，以协调对苏关系为主要方面，以掌握公安系统为中心，迅速确立了统治旅大的基础。
反观国民党，在接收旅大过程中迟缓低效、消极被动，主观依赖美国公开表态支持，触动苏联敏感利益。首先，国民政府与苏方在中苏条约谈判中，关于接收程序并未与苏方讨论出具体结果，而完全寄希望于苏联协助；再者，国民党战后接收东北行动迟缓、迟迟未能踏入东北本土，地方接收官员缺乏灵活主动，一味依赖中央对苏外交交涉。
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及时把握苏联红军进驻旅大的机遇，并且成功战胜了国民党的重重阻挠，迅速组建党组织并成立人民政府，为之后党开展城市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也拉开了党领导大连人民使其成为支援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的特殊根据地的序幕。
参考文献：
[1][苏]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M].上海：三联书店，1978：258.
[2]刘武生.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军事文献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88.
[3]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l册）[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4]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71-372.
[5]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韩光党史工作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300-301.
[6]张殿选.大连公安史选编（第2辑）[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0：70.
[7]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彭真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
[8]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辽沈决战（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581-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