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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学的专业化
大卫·休谟在一七四八年曾说：“无论何时何地，人类本性都是相同的，就此而言，历史并没有告诉我新鲜或奇特的事情。”就十八世纪以来史学的发展来看，这句话是不太符合实际情况的。
一七一九年爱丁堡大学设置了“普世史和古希腊罗马研究”教授职位，一七二四年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设立皇室任命的现代史教授。一七三四年建立的哥廷根大学也于一七五七年设立历史讲座教授，并很快成为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中心与历史研究的重镇，这所大学的伽特勒（Johann Christian Gatterer，1727-1799）、施洛塞尔（August Schl?zer，1735-1809）、斯毕特勒（Ludwig Spittler，1752-1810）、赫伦（Arnold Heeren，1760-1842）等人第一次组成了一个知识共同体，借用马比荣（Jean Mabillon，1632-1707）的史料批判方法，辅以伏尔泰、吉本的历史观念撰写世界史，制定了历史写作的基本方法—强调文献整理，提倡批判精神，倡导主题研究，重视辅助学科，从而使历史写作有别于其他写作形式，奠定了历史作为“科学”的地位，因此可以说哥廷根大学是现代历史科学的发源地。
这些历史学家雄心勃勃，著述甚广，涉及区域史、社会史、经济史等领域，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如圣经学家米凯利斯（Johann Michaelis，1717-1791）、法律史家皮特（Johann Pütter，1725-1807）、古典学家海恩（C. G. Heyne，1729-1812）、历史学家迈纳斯（Christoph Meiners，1747-1810）、东方学家艾科恩（Johann Eichhorn，1752-1827）、语文学家布卢门巴赫（Johann Blumenbach，1752-1840）、中世纪史家博默（Johann B?hmer，1795-1863）等，这批人被称为哥廷根学派，他们给这所大学带来世界性声望，也为日后的历史研究科学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民族主义的兴起打断了这一进程。
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既决定了欧洲的政治走向，也决定了未来两个世纪欧洲文化的发展趋势。民族主义的寄托一般都是通过历史主义的手段来达到其目的的，两者相互依存，成为十九世纪欧洲学术界的两根重要支柱。伴随一八一○年柏林大学的建立，学术也变得越来越职业化、专业化、机构化了，兰克强调“如实直书”，则使得史学发生彻底转型，历史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南，职业化的历史主义与政治化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积极备战的民族主义情绪无处不在，甚至在课堂里也是如此，柏林大学的特赖奇克（Heinrich Treitschke，1834-1896）认为，支持祖国就是他写作和教学的动力，他美化德国战争行为的演讲得到学生和军官的欢呼：没有战争就没有国家。我们所知的一切都出自战争，由武装力量来保护国家公民仍是其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因此，只要存在多个国家，战争就会持续到历史的终结。
在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余波中，在知识界对启蒙理性所做出的浪漫回应中，形成了民族浪漫主义，这种思潮有一种自我意识，那就是从历史记忆中挖掘出民族认同乃至政治认同。因此学术研究也成为一种爱国行为，十九世纪的欧洲各国政府通过资助学者，让他们整理历史文献，从历史中寻找合法性，从而表达政治独立的渴望，在此背景下，出版了诸如《日耳曼历史文献》《希腊铭文集成》《拉丁铭文集成》《匈牙利历史文献》《主簿丛书》等大型文献丛书。毫无疑问，这些行为规范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更直接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职业化。
职业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欧洲各国纷纷建立研究机构、创办刊物、出版丛书与百科全书，大学开始设立院系等。十九世纪后期，欧洲学术研究出现了高速制度化的历程，出现了地方的、区域的、国家的，乃至国际层面的研究机构、协会等，如一八五四年匈牙利科学院历史委员会建立，一八六六年成立的帝俄历史学会，一八六八年英国建立皇家历史协会，一九○○年成立了影响至今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等。
这些机构创办高水平的专业期刊，发行单一学科的专业杂志，积极推进史学的职业化，丹麦的《历史杂志》创办于一八四○年，是最早的民族史学杂志。德国在历史研究的欧洲化方面更是先驱，于一八五九年创办了《历史杂志》，被誉为“第一本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性的史学刊物”。各国都在创办自己的史学杂志，芬兰一八六六年创办《历史档案》，法国一八七六年创办《历史杂志》，意大利一八八四年创办《意大利历史杂志》，英国一八八六年创办《英国历史评论》，美国也于一八九二年创办《威廉玛丽季刊》，一八九五年创办《美国历史评论》。史学的职业化通过创办杂志初步完成了自身的话语平台系统，成为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纽带。
一系列官方出版物问世了，奠定了以后专业史学著作出版的基本模式。法国出版了十二卷本的《世界通史》。英国出版了十四卷本的《剑桥近代史》、八卷本的《剑桥中世纪史》、十二卷的《剑桥古代史》，形成了所谓的“剑桥三史”，开创了自身品牌，成为当代史学写作的一种重要模式。
普及历史教育的书籍以指南为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这其中获得巨大成功的当属于《历史研究导论》（一八九七），该书基于索邦大学的一整套课程，由研究中世纪的专家，后来成为国家档案馆馆长的朗格卢瓦（Charles Victor Langlois，1863-1929）和研究十九世纪政治史的历史学家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编辑出版，不久便被译成其他多种语言，对中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近代百科全书性质的世界史也出现于十九世纪。德国学者普洛兹（Karl Julius Ploetz，1819-1881）深信按照年代、地理编排的历史著作便于学生、读者使用，他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版了《德国和中欧史参考手册》，一八八三年该书由提林哈斯特（William Tillinghast，1854-1913）翻译为英文。钱宁（Edward Channing，1856-1931）编辑扩充了英国、美国内容的《古代、中世纪、现代史摘要》。一九一五年提林哈斯特又出版了修订版《通史手册》，一九二五年，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1889-1968）、提林哈斯特等人又再次修订《通史手册》。著名的《世界历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1940）就是在此基础上不断演进的，该书第一至五版的主编是哈佛大学教授兰格（William L. Langer，1896-1977）。三联书店在一九七八年出版了兰格主编、高望之翻译的《世界史编年手冊》“现代部分”，一九八一年又出版刘绪贻翻译的“古代和中世纪部分”。第六版起由斯特恩（Peter Stearns，1936- ）教授担任，可以说该书是数字化时代之前英语世界影响最大的一部世界历史百科全书。
大卫·休谟在一七四八年曾说：“无论何时何地，人类本性都是相同的，就此而言，历史并没有告诉我新鲜或奇特的事情。”就十八世纪以来史学的发展来看，这句话是不太符合实际情况的。
一七一九年爱丁堡大学设置了“普世史和古希腊罗马研究”教授职位，一七二四年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设立皇室任命的现代史教授。一七三四年建立的哥廷根大学也于一七五七年设立历史讲座教授，并很快成为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中心与历史研究的重镇，这所大学的伽特勒（Johann Christian Gatterer，1727-1799）、施洛塞尔（August Schl?zer，1735-1809）、斯毕特勒（Ludwig Spittler，1752-1810）、赫伦（Arnold Heeren，1760-1842）等人第一次组成了一个知识共同体，借用马比荣（Jean Mabillon，1632-1707）的史料批判方法，辅以伏尔泰、吉本的历史观念撰写世界史，制定了历史写作的基本方法—强调文献整理，提倡批判精神，倡导主题研究，重视辅助学科，从而使历史写作有别于其他写作形式，奠定了历史作为“科学”的地位，因此可以说哥廷根大学是现代历史科学的发源地。
这些历史学家雄心勃勃，著述甚广，涉及区域史、社会史、经济史等领域，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如圣经学家米凯利斯（Johann Michaelis，1717-1791）、法律史家皮特（Johann Pütter，1725-1807）、古典学家海恩（C. G. Heyne，1729-1812）、历史学家迈纳斯（Christoph Meiners，1747-1810）、东方学家艾科恩（Johann Eichhorn，1752-1827）、语文学家布卢门巴赫（Johann Blumenbach，1752-1840）、中世纪史家博默（Johann B?hmer，1795-1863）等，这批人被称为哥廷根学派，他们给这所大学带来世界性声望，也为日后的历史研究科学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民族主义的兴起打断了这一进程。
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既决定了欧洲的政治走向，也决定了未来两个世纪欧洲文化的发展趋势。民族主义的寄托一般都是通过历史主义的手段来达到其目的的，两者相互依存，成为十九世纪欧洲学术界的两根重要支柱。伴随一八一○年柏林大学的建立，学术也变得越来越职业化、专业化、机构化了，兰克强调“如实直书”，则使得史学发生彻底转型，历史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南，职业化的历史主义与政治化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积极备战的民族主义情绪无处不在，甚至在课堂里也是如此，柏林大学的特赖奇克（Heinrich Treitschke，1834-1896）认为，支持祖国就是他写作和教学的动力，他美化德国战争行为的演讲得到学生和军官的欢呼：没有战争就没有国家。我们所知的一切都出自战争，由武装力量来保护国家公民仍是其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因此，只要存在多个国家，战争就会持续到历史的终结。
在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余波中，在知识界对启蒙理性所做出的浪漫回应中，形成了民族浪漫主义，这种思潮有一种自我意识，那就是从历史记忆中挖掘出民族认同乃至政治认同。因此学术研究也成为一种爱国行为，十九世纪的欧洲各国政府通过资助学者，让他们整理历史文献，从历史中寻找合法性，从而表达政治独立的渴望，在此背景下，出版了诸如《日耳曼历史文献》《希腊铭文集成》《拉丁铭文集成》《匈牙利历史文献》《主簿丛书》等大型文献丛书。毫无疑问，这些行为规范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更直接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职业化。
职业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欧洲各国纷纷建立研究机构、创办刊物、出版丛书与百科全书，大学开始设立院系等。十九世纪后期，欧洲学术研究出现了高速制度化的历程，出现了地方的、区域的、国家的，乃至国际层面的研究机构、协会等，如一八五四年匈牙利科学院历史委员会建立，一八六六年成立的帝俄历史学会，一八六八年英国建立皇家历史协会，一九○○年成立了影响至今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等。
这些机构创办高水平的专业期刊，发行单一学科的专业杂志，积极推进史学的职业化，丹麦的《历史杂志》创办于一八四○年，是最早的民族史学杂志。德国在历史研究的欧洲化方面更是先驱，于一八五九年创办了《历史杂志》，被誉为“第一本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性的史学刊物”。各国都在创办自己的史学杂志，芬兰一八六六年创办《历史档案》，法国一八七六年创办《历史杂志》，意大利一八八四年创办《意大利历史杂志》，英国一八八六年创办《英国历史评论》，美国也于一八九二年创办《威廉玛丽季刊》，一八九五年创办《美国历史评论》。史学的职业化通过创办杂志初步完成了自身的话语平台系统，成为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纽带。
一系列官方出版物问世了，奠定了以后专业史学著作出版的基本模式。法国出版了十二卷本的《世界通史》。英国出版了十四卷本的《剑桥近代史》、八卷本的《剑桥中世纪史》、十二卷的《剑桥古代史》，形成了所谓的“剑桥三史”，开创了自身品牌，成为当代史学写作的一种重要模式。
普及历史教育的书籍以指南为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这其中获得巨大成功的当属于《历史研究导论》（一八九七），该书基于索邦大学的一整套课程，由研究中世纪的专家，后来成为国家档案馆馆长的朗格卢瓦（Charles Victor Langlois，1863-1929）和研究十九世纪政治史的历史学家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编辑出版，不久便被译成其他多种语言，对中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近代百科全书性质的世界史也出现于十九世纪。德国学者普洛兹（Karl Julius Ploetz，1819-1881）深信按照年代、地理编排的历史著作便于学生、读者使用，他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版了《德国和中欧史参考手册》，一八八三年该书由提林哈斯特（William Tillinghast，1854-1913）翻译为英文。钱宁（Edward Channing，1856-1931）编辑扩充了英国、美国内容的《古代、中世纪、现代史摘要》。一九一五年提林哈斯特又出版了修订版《通史手册》，一九二五年，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1889-1968）、提林哈斯特等人又再次修订《通史手册》。著名的《世界历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1940）就是在此基础上不断演进的，该书第一至五版的主编是哈佛大学教授兰格（William L. Langer，1896-1977）。三联书店在一九七八年出版了兰格主编、高望之翻译的《世界史编年手冊》“现代部分”，一九八一年又出版刘绪贻翻译的“古代和中世纪部分”。第六版起由斯特恩（Peter Stearns，1936- ）教授担任，可以说该书是数字化时代之前英语世界影响最大的一部世界历史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