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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革”的狂飙刮起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陷入了两难境地。情急之下,他率先向自己放火,没想到,此举助长了极“左”思潮的扩张,而他也被卷进了这场劫难中。
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郭沫若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0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由此揭开了“文革”的序幕。
经过建国后一系列政治风波的郭沫若,预感到这场运动来势凶猛,内心十分惶惑。一边,发动这场运动的是自己紧紧追随了几十年的毛泽东;另一边,运动一开始牵连出来的就是几十年知之甚深的至交老友。说吴晗、田汉、翦伯赞这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怎么能够接受?唇亡齿寒,他预感到自己也到了危崖边上。
1966年1月,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转请辞职的信,但未被批准。此后,有些人开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郭沫若,对他的文艺作品和史学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提出质问,有的问题上纲上线,比如对他《满江红·领袖颂》中的“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有人指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
这年4月,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解放军报》公布了。他们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特别是30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情急之下,郭沫若决定向自己放一把火。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即席发言,讲出了当时令文化界颇为震惊的一段话:“几十年来,(我)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谁知,正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对郭沫若的讲话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要求《光明日报》尽快发表郭沫若的讲话,要使这篇东西成为“文革”的一发“信号弹”。最后,郭沫若的讲话稿被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看了感到很好,于是大笔一挥,同意见报。
他失去了两个儿子
郭沫若要求“焚书”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国内知识分子读后瞠目结舌,国外反动势力也利用这篇讲话大肆攻击中国。许多日本友好人士要求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是否是被迫发表“焚书”言论。
狼狈不堪的郭沫若不得不出面解释他要自己“烧书”的意思。1966年7月4日,他在北京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为自己的讲话作了一番解释:“我检讨了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
然而,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那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
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1944年1月9日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其中原有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两句被删掉。这在“文革”中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令郭沫若毛骨悚然,诚惶诚恐。他觉得自己开始陷入一个黑色的漩涡,随时都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必须表示自己拥护“文革”的“决心”,必须“保护”自己。
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向毛泽东表达忠心。
其间,由于周恩来把郭沫若列入了应当保护的一批干部的名单,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名单,郭沫若终未遭到被红卫兵批斗的厄运。
然而,“文革”的风暴,还是夺走了郭沫若两个儿子的生命。其小儿子郭民英在中央音乐学院被人揭发搞“特殊化”,1967年4月忧郁自杀。第二年4月,郭沫若的爱子郭世英又被造反派绑架关押,折磨致死。
“文革”开始仅两年,郭沫若就失去了两个心爱的儿子,这怎能不叫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他不敢也不能怀疑和抱怨这场运动,只能强忍着悲痛把泪水往肚里流。
“灭顶之灾”千钧一发
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刺激。他一贯的思维方式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林彪说我是秦始皇,我就要公开宣称自己就是“当今中国的秦始皇”;林彪喜欢孔夫子,那么我就要狠狠批一下孔夫子。不幸的是,郭沫若几十年前所写的《十批判书》,成了这场批林批孔运动的突破口,使晚年的郭沫若又一次受到严重的精神创伤。
1973年春,毛泽东写了一首批评郭沫若赞扬柳宗元的顺口溜(注:柳宗元是赞扬秦始皇中央集权、反对分封制的唐代著名诗人和政治家):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这首小诗为毛泽东提出“批孔”放出风声。同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意见。毛泽东还命人赶排了大字体的《十批判书》,供“评法批儒”之用。
8月5日,毛泽东又让江青记录下他的新作《读·封建论·赠郭老》一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拿到了“上方宝剑”的江青,立即赶到北京大学,组织了一班人将郭沫若著作中颂扬儒家的话摘录出来,准备印发各地作为批判的靶子。
郭沫若的“灭顶之灾”千钧一发。幸亏毛泽东发现后及时制止了江青,并明确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
为维护总理的英名,保持庄严的沉默
尽管有毛泽东的保护,郭沫若还是遭到了江青一伙的迫害。1974年1月25日,郭沫若被指定参加了北京“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毫不留情地点了郭沫若的名,进而指责郭沫若对待孔子的态度同林彪一样。郭沫若惊惧而愤怒,急火攻心,患上肺炎住进医院。
在“文革”的高压和“四人帮”的淫威之下,病中的郭沫若不得不做一番诚恳的“自我批判”。他于1974年2月7日,抱病捉笔,写下了两首七律奉呈毛泽东,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并彻底推翻了自己多年来所坚持的学术观点。
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伙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江青在意大利安东尼奥尼拍的纪录片《中国》问题上大做文章,妄图给批准安东尼奥尼来华的周恩来强加上“卖国主义”的罪名。在会上,江青点名批评郭沫若,暗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恶毒地指责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两次让这位82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羞辱。
几天后,江青又到郭沫若家,威逼郭沫若写检查,承认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并暗示当时与王明同在长江局共事的周恩来也有责任。郭沫若早已洞悉江青一伙的阴谋,在江青喋喋不休的3个小时纠缠中,始终保持沉默,不给任何应允。
为了维护周恩来的英名,郭沫若的沉默,也许是他在10年“文革”中最具光彩的一页。
摘自《党史博览》
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郭沫若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0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由此揭开了“文革”的序幕。
经过建国后一系列政治风波的郭沫若,预感到这场运动来势凶猛,内心十分惶惑。一边,发动这场运动的是自己紧紧追随了几十年的毛泽东;另一边,运动一开始牵连出来的就是几十年知之甚深的至交老友。说吴晗、田汉、翦伯赞这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怎么能够接受?唇亡齿寒,他预感到自己也到了危崖边上。
1966年1月,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转请辞职的信,但未被批准。此后,有些人开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郭沫若,对他的文艺作品和史学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提出质问,有的问题上纲上线,比如对他《满江红·领袖颂》中的“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有人指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
这年4月,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解放军报》公布了。他们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特别是30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情急之下,郭沫若决定向自己放一把火。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即席发言,讲出了当时令文化界颇为震惊的一段话:“几十年来,(我)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谁知,正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对郭沫若的讲话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要求《光明日报》尽快发表郭沫若的讲话,要使这篇东西成为“文革”的一发“信号弹”。最后,郭沫若的讲话稿被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看了感到很好,于是大笔一挥,同意见报。
他失去了两个儿子
郭沫若要求“焚书”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国内知识分子读后瞠目结舌,国外反动势力也利用这篇讲话大肆攻击中国。许多日本友好人士要求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是否是被迫发表“焚书”言论。
狼狈不堪的郭沫若不得不出面解释他要自己“烧书”的意思。1966年7月4日,他在北京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为自己的讲话作了一番解释:“我检讨了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
然而,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那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
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1944年1月9日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其中原有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两句被删掉。这在“文革”中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令郭沫若毛骨悚然,诚惶诚恐。他觉得自己开始陷入一个黑色的漩涡,随时都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必须表示自己拥护“文革”的“决心”,必须“保护”自己。
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向毛泽东表达忠心。
其间,由于周恩来把郭沫若列入了应当保护的一批干部的名单,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名单,郭沫若终未遭到被红卫兵批斗的厄运。
然而,“文革”的风暴,还是夺走了郭沫若两个儿子的生命。其小儿子郭民英在中央音乐学院被人揭发搞“特殊化”,1967年4月忧郁自杀。第二年4月,郭沫若的爱子郭世英又被造反派绑架关押,折磨致死。
“文革”开始仅两年,郭沫若就失去了两个心爱的儿子,这怎能不叫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他不敢也不能怀疑和抱怨这场运动,只能强忍着悲痛把泪水往肚里流。
“灭顶之灾”千钧一发
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刺激。他一贯的思维方式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林彪说我是秦始皇,我就要公开宣称自己就是“当今中国的秦始皇”;林彪喜欢孔夫子,那么我就要狠狠批一下孔夫子。不幸的是,郭沫若几十年前所写的《十批判书》,成了这场批林批孔运动的突破口,使晚年的郭沫若又一次受到严重的精神创伤。
1973年春,毛泽东写了一首批评郭沫若赞扬柳宗元的顺口溜(注:柳宗元是赞扬秦始皇中央集权、反对分封制的唐代著名诗人和政治家):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这首小诗为毛泽东提出“批孔”放出风声。同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意见。毛泽东还命人赶排了大字体的《十批判书》,供“评法批儒”之用。
8月5日,毛泽东又让江青记录下他的新作《读·封建论·赠郭老》一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拿到了“上方宝剑”的江青,立即赶到北京大学,组织了一班人将郭沫若著作中颂扬儒家的话摘录出来,准备印发各地作为批判的靶子。
郭沫若的“灭顶之灾”千钧一发。幸亏毛泽东发现后及时制止了江青,并明确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
为维护总理的英名,保持庄严的沉默
尽管有毛泽东的保护,郭沫若还是遭到了江青一伙的迫害。1974年1月25日,郭沫若被指定参加了北京“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毫不留情地点了郭沫若的名,进而指责郭沫若对待孔子的态度同林彪一样。郭沫若惊惧而愤怒,急火攻心,患上肺炎住进医院。
在“文革”的高压和“四人帮”的淫威之下,病中的郭沫若不得不做一番诚恳的“自我批判”。他于1974年2月7日,抱病捉笔,写下了两首七律奉呈毛泽东,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并彻底推翻了自己多年来所坚持的学术观点。
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伙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江青在意大利安东尼奥尼拍的纪录片《中国》问题上大做文章,妄图给批准安东尼奥尼来华的周恩来强加上“卖国主义”的罪名。在会上,江青点名批评郭沫若,暗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恶毒地指责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两次让这位82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羞辱。
几天后,江青又到郭沫若家,威逼郭沫若写检查,承认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并暗示当时与王明同在长江局共事的周恩来也有责任。郭沫若早已洞悉江青一伙的阴谋,在江青喋喋不休的3个小时纠缠中,始终保持沉默,不给任何应允。
为了维护周恩来的英名,郭沫若的沉默,也许是他在10年“文革”中最具光彩的一页。
摘自《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