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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问题和文明问题。中国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社会的变迁应该有相应的伦理道德体系与之相适应。农耕文明下的德育偏于德性,工业文明下的德育偏于智慧,道德与智慧是人类之双翼或者双足,应该用人类的全部文化养育我们的德性与智慧,改变我们的气质。我们将陆续刊福建师范大学毕世响教授对此问题的解读。
道德祭司
“谁来教育我们”已经成为这个时代道德教育的根本问题,我们进入了一个没有道德导师的时代。
人类的教育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人自己教育人自己,一个是神启。这两个教育途径,也是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两种不同的范式,中国教育大率以圣贤为导师,西方教育大率以神为皈依。
人自己教育人自己,依靠的是人类中的思想导师,如中国的老子、庄子、孔子、墨子、孟子、荀子、朱子等,形成了圣贤体系。中国的道德导师以“圣”为称述,圣贤的话就是道德经典,用他们的话语来解释人心和人性,以道德代法律和宗教。儒家道德教育在于使人保持某种先验的善,如孟子的“求放心”,就是使人把放逸的心寻找回来。北宋思想家张载提出了我们至今不能超越的“改变气质”学说,人后天的气质之性不是纯正的,它却构成人文世界,人最终要皈依到纯善的天地之性,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人先验的善的人性和人心是天的本心。先秦诸子率领门徒游说天下,祖述圣贤,皆以其道德学说驰骋于人世间,是一个道德教育的典范;宋明理学远绍孔孟经典儒学,以讲学、著书立说、办书院为道德教育的典范;中华民国知识分子主要基于中国的社会性质上,以唤醒民众为道德,形成了“社会建设,民族再造,文化复兴,教育救国”的道德教育典范。
神启即以神的启示为道德教育。像希伯来人(即以色列人的祖先)在他们的领袖摩西带领下摆脱了埃及的压迫,摩西就曾得到神启,最后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形成摩西十戒。摩西创建了犹太教,也设立了专职的祭司和世袭的祭司制度,形成了祭司贵族,由他们来解释宗教教义。西方的各种宗教教主以“神”为称述,以神启为道德和法律,道德,在宗教文化中是人与神的契约关系。一般的人与神不能直接对话,于是就有了祭司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使者,或者神的先知,来沟通人与神。宗教文化的道德教育在于使人保持是神的选民的资格,人最终皈依到神。而祭司成为西方知识分子的源头。《出埃及记》说明西方的知识分子“祭司”这个身份是本源的,更说明道德是本源的和先验的。祭司就是道德长老。
可以看出,中国的道德教育传统是人与天地的同德,西方的道德教育传统是人保持与神的契约关系。这两种教育传统都有一个先验理念(善)和民众之间的使者——中国的圣贤和西方的祭司,实际上,他们就是民众的道德导师,或者精神领袖。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人称为道德祭司,实际上,他们确实也是道德祭司。道德祭司是介于天(神)与民众之间的文化使者,他们应该代表社会良心,他们应该是高于一般民众的精神贵族,他们在道德上应该是先觉者,使后觉者觉悟起来。中国的先秦诸子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道德祭司阶层,也形成了中国人文世界最灿烂的道德星空。中国后代的文人,又称读书人,他们所读的书,无一不是道德论,他们所唱的歌,所跳的舞,所说的话,所写的文,无一不是道德之咏叹。当中国和西方社会交通以来,我们引进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尽管西方“知识分子”的意思在中国和在西方不完全一样,然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这一点,应该是一样的。虽然西方知识分子和早期祭司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近代以来西方知识分子一般都不愿意把知识分子阶层和祭司的继承关系说得那么明白,甚至要刻意地回避这个出身。因为西方知识分子希望以科学、真理、人文一类的思想为自己的批判身份,不愿意以宗教家的身份立世。宗教家在社会上有自己特殊的体系与地位,如果知识分子以宗教家立世的话,也会形成依附宗教和身份,这就与知识分子追求独立和自由的理念相悖了。然而,知识分子具有宗教家的情怀、哲学家的思想、贵族的气质、高尚的信仰这四种德性,应该是根本的。
知识分子的道德祭司身份,经过了历史的烟尘,这个时代应该还其本来面目了。
不可否认,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身上具有相当的道德精神,然而,是否堪当教育民众的道德祭司,却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也是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堕落或者升华的一个缘分。一个人或者一个阶层本身具有道德,和他们是不是能够教育他人,是两种不同的道德典范。譬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善其身”的道德精神,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至深,一个人保持其高洁的德性,无求于世,曾经是古代的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从哲学的意义上说,在网络时代,在西方已经形成公共领域的时代,中国将来也会形成公共领域,如果知识分子仅仅“独善其身”,在一定的意义上就背离了这个时代的道德精神,也背离了知识分子道德祭司的身份,因为可以认为“独善其身”是放弃社会责任感的懦弱行为。网络时代也将是公民社会时代,更是人与人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时代,在公民社会,人人都是神。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哲学家马丁
道德祭司
“谁来教育我们”已经成为这个时代道德教育的根本问题,我们进入了一个没有道德导师的时代。
人类的教育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人自己教育人自己,一个是神启。这两个教育途径,也是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两种不同的范式,中国教育大率以圣贤为导师,西方教育大率以神为皈依。
人自己教育人自己,依靠的是人类中的思想导师,如中国的老子、庄子、孔子、墨子、孟子、荀子、朱子等,形成了圣贤体系。中国的道德导师以“圣”为称述,圣贤的话就是道德经典,用他们的话语来解释人心和人性,以道德代法律和宗教。儒家道德教育在于使人保持某种先验的善,如孟子的“求放心”,就是使人把放逸的心寻找回来。北宋思想家张载提出了我们至今不能超越的“改变气质”学说,人后天的气质之性不是纯正的,它却构成人文世界,人最终要皈依到纯善的天地之性,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人先验的善的人性和人心是天的本心。先秦诸子率领门徒游说天下,祖述圣贤,皆以其道德学说驰骋于人世间,是一个道德教育的典范;宋明理学远绍孔孟经典儒学,以讲学、著书立说、办书院为道德教育的典范;中华民国知识分子主要基于中国的社会性质上,以唤醒民众为道德,形成了“社会建设,民族再造,文化复兴,教育救国”的道德教育典范。
神启即以神的启示为道德教育。像希伯来人(即以色列人的祖先)在他们的领袖摩西带领下摆脱了埃及的压迫,摩西就曾得到神启,最后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形成摩西十戒。摩西创建了犹太教,也设立了专职的祭司和世袭的祭司制度,形成了祭司贵族,由他们来解释宗教教义。西方的各种宗教教主以“神”为称述,以神启为道德和法律,道德,在宗教文化中是人与神的契约关系。一般的人与神不能直接对话,于是就有了祭司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使者,或者神的先知,来沟通人与神。宗教文化的道德教育在于使人保持是神的选民的资格,人最终皈依到神。而祭司成为西方知识分子的源头。《出埃及记》说明西方的知识分子“祭司”这个身份是本源的,更说明道德是本源的和先验的。祭司就是道德长老。
可以看出,中国的道德教育传统是人与天地的同德,西方的道德教育传统是人保持与神的契约关系。这两种教育传统都有一个先验理念(善)和民众之间的使者——中国的圣贤和西方的祭司,实际上,他们就是民众的道德导师,或者精神领袖。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人称为道德祭司,实际上,他们确实也是道德祭司。道德祭司是介于天(神)与民众之间的文化使者,他们应该代表社会良心,他们应该是高于一般民众的精神贵族,他们在道德上应该是先觉者,使后觉者觉悟起来。中国的先秦诸子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道德祭司阶层,也形成了中国人文世界最灿烂的道德星空。中国后代的文人,又称读书人,他们所读的书,无一不是道德论,他们所唱的歌,所跳的舞,所说的话,所写的文,无一不是道德之咏叹。当中国和西方社会交通以来,我们引进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尽管西方“知识分子”的意思在中国和在西方不完全一样,然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这一点,应该是一样的。虽然西方知识分子和早期祭司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近代以来西方知识分子一般都不愿意把知识分子阶层和祭司的继承关系说得那么明白,甚至要刻意地回避这个出身。因为西方知识分子希望以科学、真理、人文一类的思想为自己的批判身份,不愿意以宗教家的身份立世。宗教家在社会上有自己特殊的体系与地位,如果知识分子以宗教家立世的话,也会形成依附宗教和身份,这就与知识分子追求独立和自由的理念相悖了。然而,知识分子具有宗教家的情怀、哲学家的思想、贵族的气质、高尚的信仰这四种德性,应该是根本的。
知识分子的道德祭司身份,经过了历史的烟尘,这个时代应该还其本来面目了。
不可否认,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身上具有相当的道德精神,然而,是否堪当教育民众的道德祭司,却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也是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堕落或者升华的一个缘分。一个人或者一个阶层本身具有道德,和他们是不是能够教育他人,是两种不同的道德典范。譬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善其身”的道德精神,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至深,一个人保持其高洁的德性,无求于世,曾经是古代的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从哲学的意义上说,在网络时代,在西方已经形成公共领域的时代,中国将来也会形成公共领域,如果知识分子仅仅“独善其身”,在一定的意义上就背离了这个时代的道德精神,也背离了知识分子道德祭司的身份,因为可以认为“独善其身”是放弃社会责任感的懦弱行为。网络时代也将是公民社会时代,更是人与人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时代,在公民社会,人人都是神。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哲学家马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