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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样一个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系之下，农民工的身份显得尤为特别，“非工非农，亦工亦农”，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游走于整个社会的边缘。而相对于这一特殊群体的弱势地位，权利的缺失导致农民工丧失了表达自身意愿的话语权，农民工的利益极易遭到侵犯并易演变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试图以广东增城群体性事件为例，对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诱因及治理趋势进行简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