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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朋友圈中仍被尊称为“华市长”，可在华国强的眼中，远离官场，远离家乡近十年的自己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商人了。面对北京最大的房地产中介“我爱我家”的创始人之一，现任北京千万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华国强，我已很难从他的身上嗅出官员的气息。如此轻松彻底的职业转型，固然与他勇于面对新挑战的性格有关，但更得益于这30年来悄然发生的时代思潮的变迁。
迈向仕途
华国强说，如果时光倒转，再给他一次人生职业方向选择的话，他仍会选择从政。因为在七、八十年代，对于他这样一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而言，入党、当官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虽说是有几分绝对，却是他身处在那个年代切身的感悟。
1978年，在农场务农多年的华国强，结束了知青生活，回到了久违了的家乡——江苏南部的一座小县城，被分配在县化肥厂做了一名普通的工人。凭借勤奋的工作和在当知青时积累的基层工作经验，华国强很快就从一名工人升任车间主任、科长。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华国强越发觉得自己原先的那点知识不够用了，于是在工作的闲暇依靠各种途径学习，并最终考取天津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大学深造成了华国强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毕业后的他回到了原单位就任副厂长。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大学生的的确确是稀缺资源，这时的他已经成为一名不大不小的“国家干部”。因为之后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才提出“以建立公务员制度为重点，推进企业领导人，专业技术人员从‘国家干部’中分离出来”。而此前不久，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官员下海潮。一批官员开始了体制内的流动，到部门下属的企业当厂长、经理，因为还有编制并享受着级别待遇，所以这个时期官员下海被称为“半下海”。
时局的细微变化对于华国强这样一个刚刚开始仕途的年轻人而言几乎毫无触动，却是那个时代的官员的社会地位让他有着几分羡慕。他清楚的记得，在当时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整个县城只有县委书记可以天天坐公车，就连为他开车的司机都显得牛气冲天。包括华国强在内的很多人看来，当年官员可谓社会的最上层。
身处在那个官员拥有崇高地位的年代里，华国强也不可避免的对上级官员充满了敬畏。身为副厂长的他向县长汇报工作，会早早的赶到县政府，在外毕恭毕敬的守候。记得有一次因为没有等到县长，只能亲自去县长家拜访，却因为胆怯不敢敲门。说及此，华国强也不免笑出声来，他说当时在他心中县长的地位是高不可攀的。
人心浮动
80年代末90年代初，尤其是92年小平同志南巡，改革开放的浪潮也不可避免地涌向干部队伍。在广州、浙江、上海这样的一些改革大胆，思想敏锐的地区已经渐渐涌现一批官员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下海经商。与八十年代中期官员在同一体制内的平级调动相比，这时的官员才算是真正进入了商海。
而此时的华国强却仕途得意，不免“怠慢”了时代思潮。在历任县纺织总厂的党委书记，县经贸委主任，并对口支援西北某县2年后，华国强被任命为主管经济、工业、金融等领域的副县长，1992年，随着该县撤县设市，“华县长”也升格为“华市长”。随后的几年，朱镕基的宏观调控的政策使得华国强有机会加深对当地经济的了解。他也满怀激情，立志利用手中掌握的那点权利，为家乡做出一番事业来。
可是身处高位远不比在基层工作来的那样轻松单纯。用华国强的话来说：在基层工作只要勤奋就可以，但是官做到一定的位置，整个局势就远非勤奋工作能够驾驭的。官场的人际圆通，制度缺陷，人事拖累，使得性格率直的他一下子发现自己与探求了多年的仕途竟然是格格不入。
七年里，望着自己所在城市的经济在苏南经济圈中原地踏步的现实，以及昔日同事一个个被提拔而自己原地踏步，华国强萌生倦意。如果是十年前，他很可能是循着在市长的位置上熬上几年——转去人大任职——最终退休这样的一条轨迹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也是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用华国强的话说，即便做不了，挨也得挨下去。一线不行到二线，二线不行挨到退休。因为很少人能够自降身价，选择其他出路，毕竟在许多人的眼里，官员拥有社会中的最高地位。
而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改制也给困顿官场的华国强以极大的触动。一批昔日的厂长经理，华国强眼中的部下，在改制的洪流中通过经营管理或者资本运作，使得自我财富在短时间内剧增。这一切看在对自己经济管理能力极度自信的“华市长”眼里，不能不产生跃身下海，大展宏图的想法。
毅然从商
十几年经济系统工作的经验，使华国强对社会现实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以官职的大小来评判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一去不复返了。新的价值观被引进了原本僵化不前，一潭死水似的社会中，整个社会在多元价值的引导下快速前行。
改革开放以来，官员和社会的其他阶层一样在分享改革的成果，但是他们的地位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渐渐的先富起来的一群人取代了官员的位置，占据了社会的最高层。在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下，中国人世俗的一面表露无遗，整个社会弥散着一股浓烈的“向钱看”的气息。
虽说唯“钱”是瞻会腐蚀社会机体，但是华国强更愿意从积极的一面去看待这个现象。这个社会开始在政治之外，开辟了其它让其成员证明自己价值的道路，使得那么多的人可以不用在困顿于官场，而是以多种方式去报国，从商就是其中的一条路。通过创业，一个人不仅仅可以实现自我价值，也可以通过税收，雇佣员工等为社会带来正效益。
华国强觉得自己找到了实现自己当年报复的途径，经商在他看来不再是“沦落”的表现。于是在99年，他提出了辞职申请，迟迟未获同意。于是第二年，他毅然辞去市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放弃一切北上北京创办房产中介“我爱我家”的前身“斯坦福”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虽说是下海之前考量了很多，但是从“华市长”到“老华”还是让华国强调整适应好长时间。幸好，时代多多少少能抚平他略显失衡的心态。因为此刻的华国强正赶上了中国官员下海的第三次浪潮。上世纪末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及整个社会对民营企业的态度，使得一批少壮派精英辞官流向非公企业，选择担任“高级打工仔”或者自己创业。用华国强的话说：“我又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下海的比我牛的人有的是。”
在此后近十年的劈荆斩棘，攻城拔寨的商场开拓过程中，置身商海的华国强一再体味到人生价值实现的无比愉悦感。
回首十几年的从政路，华国强认定中国的“官本位”正在走向消弭，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官本位”这个脱胎于经济学术语“金本位”的词语所反映的整个社会以官职衡量一切的现实正在发生着变化。
固然官员在中国仍然拥有着超脱它本义的地位，也许深埋中国人心间的官员崇拜将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我们欣喜的看到在改革开放的带来的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官员”正在回归他的本位，而一个多元的社会正在成形。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承认的不仅仅政治或者金钱这些浅薄的东西，它肯定的是一个人的勤奋努力。只要一个人足够的坚韧、顽强，他将在这个社会中得到成功，得到他人的肯定，而不论他的出生亦或他的职业。而三十年来官员“下海”的浪潮正是这种时代思潮的佐证。
评述：作为在改革开放30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官员，华国强步步“高升”的时代，却也是中国官员社会地位渐渐衰弱的时期。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使得像华国强这样的政府官员没有囿于官场不能自拔，并且在职场转身的过程中少了老一辈的许多顾虑和牵绊。
在30年的改革中，虽然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如同经济改革一样取得立竿见影的变化，但是比较30年的前后两端，我们还是会发现中国在政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而且这种变化的速度和程度有着加深加快的趋势。作为利益中人，华国强这样的官员有着比常人更为深刻的感受。
在改革开放发展到特定的阶段，经济改革的成果不可避免地要撬动迟滞的政治板块。而其中官员下海成为中国30年改革开放中的浓重的一笔。在30年中出现的三次官员下海潮中，有人长风破浪，引导时代潮流；有人透过迷雾，识破潮流走向；有人半推半就，搭上时代顺风车。可是不管怎样，他们都以自己的行动，消弭千百年来的“官本位”思想，并且推动着时代的潮流，使其不可逆转的奔腾向前。
迈向仕途
华国强说，如果时光倒转，再给他一次人生职业方向选择的话，他仍会选择从政。因为在七、八十年代，对于他这样一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而言，入党、当官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虽说是有几分绝对，却是他身处在那个年代切身的感悟。
1978年，在农场务农多年的华国强，结束了知青生活，回到了久违了的家乡——江苏南部的一座小县城，被分配在县化肥厂做了一名普通的工人。凭借勤奋的工作和在当知青时积累的基层工作经验，华国强很快就从一名工人升任车间主任、科长。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华国强越发觉得自己原先的那点知识不够用了，于是在工作的闲暇依靠各种途径学习，并最终考取天津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大学深造成了华国强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毕业后的他回到了原单位就任副厂长。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大学生的的确确是稀缺资源，这时的他已经成为一名不大不小的“国家干部”。因为之后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才提出“以建立公务员制度为重点，推进企业领导人，专业技术人员从‘国家干部’中分离出来”。而此前不久，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官员下海潮。一批官员开始了体制内的流动，到部门下属的企业当厂长、经理，因为还有编制并享受着级别待遇，所以这个时期官员下海被称为“半下海”。
时局的细微变化对于华国强这样一个刚刚开始仕途的年轻人而言几乎毫无触动，却是那个时代的官员的社会地位让他有着几分羡慕。他清楚的记得，在当时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整个县城只有县委书记可以天天坐公车，就连为他开车的司机都显得牛气冲天。包括华国强在内的很多人看来，当年官员可谓社会的最上层。
身处在那个官员拥有崇高地位的年代里，华国强也不可避免的对上级官员充满了敬畏。身为副厂长的他向县长汇报工作，会早早的赶到县政府，在外毕恭毕敬的守候。记得有一次因为没有等到县长，只能亲自去县长家拜访，却因为胆怯不敢敲门。说及此，华国强也不免笑出声来，他说当时在他心中县长的地位是高不可攀的。
人心浮动
80年代末90年代初，尤其是92年小平同志南巡，改革开放的浪潮也不可避免地涌向干部队伍。在广州、浙江、上海这样的一些改革大胆，思想敏锐的地区已经渐渐涌现一批官员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下海经商。与八十年代中期官员在同一体制内的平级调动相比，这时的官员才算是真正进入了商海。
而此时的华国强却仕途得意，不免“怠慢”了时代思潮。在历任县纺织总厂的党委书记，县经贸委主任，并对口支援西北某县2年后，华国强被任命为主管经济、工业、金融等领域的副县长，1992年，随着该县撤县设市，“华县长”也升格为“华市长”。随后的几年，朱镕基的宏观调控的政策使得华国强有机会加深对当地经济的了解。他也满怀激情，立志利用手中掌握的那点权利，为家乡做出一番事业来。
可是身处高位远不比在基层工作来的那样轻松单纯。用华国强的话来说：在基层工作只要勤奋就可以，但是官做到一定的位置，整个局势就远非勤奋工作能够驾驭的。官场的人际圆通，制度缺陷，人事拖累，使得性格率直的他一下子发现自己与探求了多年的仕途竟然是格格不入。
七年里，望着自己所在城市的经济在苏南经济圈中原地踏步的现实，以及昔日同事一个个被提拔而自己原地踏步，华国强萌生倦意。如果是十年前，他很可能是循着在市长的位置上熬上几年——转去人大任职——最终退休这样的一条轨迹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也是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用华国强的话说，即便做不了，挨也得挨下去。一线不行到二线，二线不行挨到退休。因为很少人能够自降身价，选择其他出路，毕竟在许多人的眼里，官员拥有社会中的最高地位。
而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改制也给困顿官场的华国强以极大的触动。一批昔日的厂长经理，华国强眼中的部下，在改制的洪流中通过经营管理或者资本运作，使得自我财富在短时间内剧增。这一切看在对自己经济管理能力极度自信的“华市长”眼里，不能不产生跃身下海，大展宏图的想法。
毅然从商
十几年经济系统工作的经验，使华国强对社会现实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以官职的大小来评判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一去不复返了。新的价值观被引进了原本僵化不前，一潭死水似的社会中，整个社会在多元价值的引导下快速前行。
改革开放以来，官员和社会的其他阶层一样在分享改革的成果，但是他们的地位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渐渐的先富起来的一群人取代了官员的位置，占据了社会的最高层。在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下，中国人世俗的一面表露无遗，整个社会弥散着一股浓烈的“向钱看”的气息。
虽说唯“钱”是瞻会腐蚀社会机体，但是华国强更愿意从积极的一面去看待这个现象。这个社会开始在政治之外，开辟了其它让其成员证明自己价值的道路，使得那么多的人可以不用在困顿于官场，而是以多种方式去报国，从商就是其中的一条路。通过创业，一个人不仅仅可以实现自我价值，也可以通过税收，雇佣员工等为社会带来正效益。
华国强觉得自己找到了实现自己当年报复的途径，经商在他看来不再是“沦落”的表现。于是在99年，他提出了辞职申请，迟迟未获同意。于是第二年，他毅然辞去市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放弃一切北上北京创办房产中介“我爱我家”的前身“斯坦福”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虽说是下海之前考量了很多，但是从“华市长”到“老华”还是让华国强调整适应好长时间。幸好，时代多多少少能抚平他略显失衡的心态。因为此刻的华国强正赶上了中国官员下海的第三次浪潮。上世纪末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及整个社会对民营企业的态度，使得一批少壮派精英辞官流向非公企业，选择担任“高级打工仔”或者自己创业。用华国强的话说：“我又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下海的比我牛的人有的是。”
在此后近十年的劈荆斩棘，攻城拔寨的商场开拓过程中，置身商海的华国强一再体味到人生价值实现的无比愉悦感。
回首十几年的从政路，华国强认定中国的“官本位”正在走向消弭，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官本位”这个脱胎于经济学术语“金本位”的词语所反映的整个社会以官职衡量一切的现实正在发生着变化。
固然官员在中国仍然拥有着超脱它本义的地位，也许深埋中国人心间的官员崇拜将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我们欣喜的看到在改革开放的带来的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官员”正在回归他的本位，而一个多元的社会正在成形。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承认的不仅仅政治或者金钱这些浅薄的东西，它肯定的是一个人的勤奋努力。只要一个人足够的坚韧、顽强，他将在这个社会中得到成功，得到他人的肯定，而不论他的出生亦或他的职业。而三十年来官员“下海”的浪潮正是这种时代思潮的佐证。
评述：作为在改革开放30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官员，华国强步步“高升”的时代，却也是中国官员社会地位渐渐衰弱的时期。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使得像华国强这样的政府官员没有囿于官场不能自拔，并且在职场转身的过程中少了老一辈的许多顾虑和牵绊。
在30年的改革中，虽然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如同经济改革一样取得立竿见影的变化，但是比较30年的前后两端，我们还是会发现中国在政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而且这种变化的速度和程度有着加深加快的趋势。作为利益中人，华国强这样的官员有着比常人更为深刻的感受。
在改革开放发展到特定的阶段，经济改革的成果不可避免地要撬动迟滞的政治板块。而其中官员下海成为中国30年改革开放中的浓重的一笔。在30年中出现的三次官员下海潮中，有人长风破浪，引导时代潮流；有人透过迷雾，识破潮流走向；有人半推半就，搭上时代顺风车。可是不管怎样，他们都以自己的行动，消弭千百年来的“官本位”思想，并且推动着时代的潮流，使其不可逆转的奔腾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