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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玉琮，我们自然会想到江浙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玉琮。数量多、体形大、纹饰精致，是良渚文化玉琮最主要的特征。
我国古代玉琮与人们的社会制度及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并有一个产生、发展、盛行、衰落的历史过程。一些专家认为，目前发现最早的玉琮见于安徽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距今51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如图1玉琮，高2.15厘米，宽1.77厘米，孔径0.9厘米。虽然体量小、玉质差、光素无纹，其貌不扬，但从形制看，内圆外方，两端出射，外壁四面各琢竖直凹槽，四角由阴线分割上下，所谓玉琮的基本要素一应俱全。江浙太湖地区良渚文化距今大约5300～4000年，可推测出安徽潜山薛家岗文化玉琮应该是早期良渚文化向周边拓展影响的结果。
成熟期的良渚文化玉琮（图2），高7.2厘米，直径8.6厘米，孔径6.7厘米，江苏武进寺墩4号墓出土。其形制外方内圆，两端出射，对钻内孔，上大下小，器分上下两节，外璧四角琢刻神人纹和兽面纹。可以看出此器形制加工规整，纹饰刻划精细，人兽形象生动传神。
那么，良渚文化玉琮之源流又是从何而来呢？目前尚不得而知。在良渚文化玉琮中另有一种镯式玉琮（图3），高3.5厘米，直径10厘米，孔径8.2厘米，江苏吴县张陵山4号墓出土。这种玉琮数量相对较少，内孔粗大，外璧亦圆，形似玉镯。玉琮外表有四块对称的凸起弧面，并阴刻双圈大眼、阔嘴露齿的兽面纹。所以有人认为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是由玉镯演化而来，图3镯式玉琮便是向图2典型玉琮转化的过渡形态。
还有一种说法，说江浙良渚文化玉琮受到北方红山文化的影响。
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南部和河北北部，是我国北方地区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6000～5000年，比良渚文化要早一些。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以前，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率先进入了古国阶段。
“惟玉为葬”是红山文化的一大特点，其玉质礼器已经相当发达，但迄今并未发现完整像样的红山文化玉琮。
不过我们也应该理解，红山文化影响说并非戏言，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我们先看看著名的良渚文化“玉琮之王”（图4），浙江余杭反山M12出土。玉琮外璧四角上下各有一个兽面纹和两个鸟纹，四个柱面中间上下各有一个神人兽面纹，此兽面纹饰被称作神徽。其主体是一位神人，头戴蓬硕的羽冠，倒梯形脸，两只重圈大眼，阔鼻，大嘴，露齿，耸肩，上肢向内弯曲，双手擒住胸前的兽面，下肢亦如上肢样弯曲，呈蹲踞状，露出鸟形爪足。神人胸前的兽面，双圈大眼，中间有凸起的桥型连接，阔鼻大嘴，突兀醒目。有说兽面为虎，有说兽面似猪，总之应该是一个综合的动物形象。这使人联想到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玉猪龙，其身环体似龙，其首肥硕宽耳似猪，特别是那双引人注目的重圈大眼，与良渚文化玉琮神徽上的兽面重圈大眼惊人地相似，不啻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难道是在显示它们所具有的历史渊源吗？
目前，科学考古发现的十多件玉猪龙，从总的形象到细部处理，竟然非常地一致，且均出于高等级的墓葬，说明这种玉器是遵守一定规矩的礼器。一些学者根据东山嘴、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认为，红山玉器正是红山文化时期萨满（巫师）使用的法器。
我们再来看良渚文化玉琮，其绝大部分也是出土于高等级大墓。而“玉琮王”上刻划的神徽，仅仅出现在良渚文化最高等级墓葬中的高档玉器上，次一等级的贵族墓中则以各种不同的简化形式出现，其遍及整个良渚文化的主要分布区。专家认为“玉琮王”上刻划的神徽所表现的是巫师骑着老虎，正在作法以达天机，老虎为巫师通神的得力助手，而玉琮正是巫师的法器。
细审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纹饰，与红山文化玉器还是大有不同。红山玉器表面大多粗朴，“刃边”和“瓦沟”是其特点，线条一般底部宽，尾端尖，表现出明显的手工磨痕。良渚玉器一般先将玉石柔化处理，然后再加工，其直阴线条坚挺，既深且直，线沿光整，曲线由短而细的线条错落相接，如松似紧，如断似连，细追毫发，繁密紧凑，堪比微雕。良渚玉器上神人兽面纹之“大眼睛”，相比红山文化玉器上的“大眼睛”，宏观相像，而在细节的刻划上则更为丰富多彩。
至于玉琮的功能，有专家认为玉琮是古代的重要礼器之一。《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是说玉琮属六器之一，主要是用来祭地的礼器。此外，玉琮还有敛葬之用，《周礼·典瑞》载：“驵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敛尸。”《周礼》是儒家经典之一，传说由周公所作，实则出于战国，记述的主要是周代的事情，而早在新石器时期的良渚文化怎么可能有“玉作六器”之礼制呢？
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玉琮最为显著、重要的特征就是圆方贯串起来，“琮是天地贯通的象征，也便是贯通天地的一项手段或法器”;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良渚文化时，大型玉礼器琮、钺、璧、冠状饰等的发现，尤其是玉琮，应是当时巫术活动的一种重要用具”;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良渚文化发现的带有墓葬的祭坛和以琮为中心的玉礼器系统，应是宗教已步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显然，权威专家认可玉琮是巫师通天礼神行巫术的法器，那么我们是否还可以进一步推测，良渚巫师作法也许即是萨满？至少也应含有北方萨满南下渗透的影响吧？张光直指出，“中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了萨满仪式，如召唤龙，或鹿，或虎等等。在动物的帮助下，萨满巫师被认为可以周游寰宇”，“我们只有通过萨满艺术才能理解商、周铜器上的纹饰，因为众所周知，动物乃是萨满巫师的助手。”那么对于理解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何尝不是如此呢？
良渚文化结束的年代，有人认为在公元前2500年比较合适，而在
这之前，良渚文化以江浙太湖为中心，有一个向外扩张影响的过程。
下面以各地发现的玉琮为例： 石峡文化玉琮（图5），高3.7厘米，射径7.3厘米，上孔径5.5厘米，广东韶关马坝石峡遗址出土。石峡文化是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石峡文化玉琮体现了良渚文化玉琮的基本形制和兽面纹饰，上下分区略有变化。
陶寺文化玉琮（图6），高3.2厘米，边长6.8厘米，孔径6.3厘米，射高0.3厘米，山西襄汾陶寺遗址M3168出土。陶寺文化主要分布于山西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浍河流域，有人根据文献传说及陶寺城址的发现，认为陶寺当年“尧舜并都之也”。陶寺文化玉琮形制规整，外璧四角刻三道平行阴线，纹饰简约。
陕西龙山文化晚期玉琮（图7），高4.4厘米，直径7.1厘米，孔径6.4厘米，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出土。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一，因山东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考古发掘而命名，考古学家分别在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等地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影响广泛。陕西龙山文化玉琮虽然貌似良渚文化玉琮，但是从其纹饰看有很大不同，尤其是玉琮外璧四角兽面纹“大眼睛”的区别。
齐家文化玉琮（图8），高11.8厘米，直径7厘米，孔径3.5厘米，宁夏西吉白崖乡采集。齐家文化广泛分布于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等地区。此玉琮较为规整，外璧平面刻划凤纹，应该不是与玉琮同时所作，而是后来加刻的。
历史进入到夏、商、周（春秋、战国）“三代”时期，中原文明迅速崛起，从定型到兴盛，成为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这时期我们仍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玉琮影响的身影。
商代晚期玉琮（图9），高5.2厘米，宽6.2厘米，孔径5.8厘米，山东滕州前掌大M3出土。
早在新石器时代前期，山东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实力骤增，不仅进入了中原地区，还渗透于山西、陕西、湖北、湖南、安徽，并与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互相影响。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良渚文化玉琮上刻有一个简化的太阳徽像，而大汶口文化地域墓葬也发现了良渚文化陶器和玉琮。
此件在山东前掌大出土的玉琮属于商代晚期，形制规整，光素无纹。扁体素面是北方地区玉琮的主要特征。
商代晚期玉琮（图10），高7厘米，上射径8.3厘米，下射径8.1厘米，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此件玉琮基本保持了内圆外方的形制，外璧四角的浮雕纹饰为上下对称的蝉纹，显示出商代玉器纹饰的特点。
商代晚期玉琮（图11），高10.4厘米，孔径4.2～4.5厘米，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此件玉琮上下射部各饰一组弦纹，外表中部四角有凸棱，凸棱两侧面各琢竖直阴线纹。此玉琮内圆外方之简约，单以弦纹作装饰，虽称作玉琮而其变形可谓大矣。
良渚文化玉琮（图12），高22.2厘米，上宽6.9厘米，下宽6.3厘米，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此玉琮是金沙遗址唯一出土的良渚文化玉琮。其用料优良，制作规整，上大下小，纹饰精致，共有十节，每一节外璧四个角上都饰有一个简化人面纹。
西周时期玉琮（图13），高5.5厘米，宽4.3厘米，孔径3.6厘米，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M170出土。此件玉琮出土于西周时期朝廷重臣井叔家族墓葬，玉琮周身带有朱砂，在四面方正的外璧上琢刻了精美的凤鸟纹。凤鸟纹是西周玉器上最受尊崇、最典型的纹饰，而琢刻纹饰所施行的“勾撤一面坡”刀法及其长弧曲线纹，是西周治玉最具特征的工艺技术。
春秋晚期玉琮（图14），高1.9厘米，边长4.3厘米，孔径3.4厘米，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此玉琮玉质优良，制作精致，整体矮小，中孔粗大，两端短射，外璧及四角满饰凸出的谷纹，具有明显的春秋玉器纹饰特点。
战国时期玉琮（图15），高5.4厘米，孔径5.5厘米，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形制规整，外璧四面琢刻纹饰主要是变形的兽面纹，线条细腻，流畅飘逸，展示了丰富的想像力，战国时期楚文化玉器纹饰的特点十分突出。
战国时期玉琮（图16），高9厘米，宽6.9厘米，孔径5.5厘米，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出土。此玉琮虽然出土于西汉墓葬，却是战国时期的制品，因为到了汉代基本上不再琢制玉琮了。从其规整和专门为其配备的异常精致的银鹰底座及银盖来看，曾经至上至尊的玉琮在汉代人的观念中依然还保留着一分神圣。
我们曾经了解的中国古代史一向认为是中原华夏民族史，中原是华夏，是文明，中原以外属蛮夷。华夏民族发迹于黄河流域，中华文明兴起于中原，经夏、商、周“三代”扩张，将中原四周的蛮夷同化，直至秦汉帝国大一统。
其实这里有一个误区。
张光直指出：“从1972年开始，中国考古学上获得了大量的碳素14的数据，证明许多中原以外的边疆文化不比中原文化为晚，甚至有时比它还要早。其二，在七八十年代发现了许多中原以外的文化遗址，不但不晚于中原，而且在品质的富丽堂皇上也不输于中原，这些遗址中最著者是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牛河梁和东山嘴，太湖区域良渚文化的反山、瑶山，四川成都平原广汉的三星堆和江西赣江下游新干的大洋洲。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新石器文化比起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都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三星堆和大洋洲的青铜文化与中原的夏商周文明有相似处也有相异处，但它们在品质上都是平起平坐的。”
应该说，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同样代表了中华文明的曙光，于是才使“中华文化5000年”名至实归。也说明良渚文化晚期，势力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有大面积的扩张，仅从良渚文化玉琮的角度观察，其影响所及几乎达到半个中国。可以说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徽纹饰，开启了商周玉器、青铜器上饕餮纹（兽面纹）的先河，这既是宗教信仰之延续，也是文化艺术之传承。
从良渚文化玉琮与中原及其他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来看，也可以算作一个相互影响的历史证物吧。（责编：禹默）
我国古代玉琮与人们的社会制度及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并有一个产生、发展、盛行、衰落的历史过程。一些专家认为，目前发现最早的玉琮见于安徽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距今51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如图1玉琮，高2.15厘米，宽1.77厘米，孔径0.9厘米。虽然体量小、玉质差、光素无纹，其貌不扬，但从形制看，内圆外方，两端出射，外壁四面各琢竖直凹槽，四角由阴线分割上下，所谓玉琮的基本要素一应俱全。江浙太湖地区良渚文化距今大约5300～4000年，可推测出安徽潜山薛家岗文化玉琮应该是早期良渚文化向周边拓展影响的结果。
成熟期的良渚文化玉琮（图2），高7.2厘米，直径8.6厘米，孔径6.7厘米，江苏武进寺墩4号墓出土。其形制外方内圆，两端出射，对钻内孔，上大下小，器分上下两节，外璧四角琢刻神人纹和兽面纹。可以看出此器形制加工规整，纹饰刻划精细，人兽形象生动传神。
那么，良渚文化玉琮之源流又是从何而来呢？目前尚不得而知。在良渚文化玉琮中另有一种镯式玉琮（图3），高3.5厘米，直径10厘米，孔径8.2厘米，江苏吴县张陵山4号墓出土。这种玉琮数量相对较少，内孔粗大，外璧亦圆，形似玉镯。玉琮外表有四块对称的凸起弧面，并阴刻双圈大眼、阔嘴露齿的兽面纹。所以有人认为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是由玉镯演化而来，图3镯式玉琮便是向图2典型玉琮转化的过渡形态。
还有一种说法，说江浙良渚文化玉琮受到北方红山文化的影响。
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南部和河北北部，是我国北方地区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6000～5000年，比良渚文化要早一些。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以前，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率先进入了古国阶段。
“惟玉为葬”是红山文化的一大特点，其玉质礼器已经相当发达，但迄今并未发现完整像样的红山文化玉琮。
不过我们也应该理解，红山文化影响说并非戏言，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我们先看看著名的良渚文化“玉琮之王”（图4），浙江余杭反山M12出土。玉琮外璧四角上下各有一个兽面纹和两个鸟纹，四个柱面中间上下各有一个神人兽面纹，此兽面纹饰被称作神徽。其主体是一位神人，头戴蓬硕的羽冠，倒梯形脸，两只重圈大眼，阔鼻，大嘴，露齿，耸肩，上肢向内弯曲，双手擒住胸前的兽面，下肢亦如上肢样弯曲，呈蹲踞状，露出鸟形爪足。神人胸前的兽面，双圈大眼，中间有凸起的桥型连接，阔鼻大嘴，突兀醒目。有说兽面为虎，有说兽面似猪，总之应该是一个综合的动物形象。这使人联想到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玉猪龙，其身环体似龙，其首肥硕宽耳似猪，特别是那双引人注目的重圈大眼，与良渚文化玉琮神徽上的兽面重圈大眼惊人地相似，不啻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难道是在显示它们所具有的历史渊源吗？
目前，科学考古发现的十多件玉猪龙，从总的形象到细部处理，竟然非常地一致，且均出于高等级的墓葬，说明这种玉器是遵守一定规矩的礼器。一些学者根据东山嘴、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认为，红山玉器正是红山文化时期萨满（巫师）使用的法器。
我们再来看良渚文化玉琮，其绝大部分也是出土于高等级大墓。而“玉琮王”上刻划的神徽，仅仅出现在良渚文化最高等级墓葬中的高档玉器上，次一等级的贵族墓中则以各种不同的简化形式出现，其遍及整个良渚文化的主要分布区。专家认为“玉琮王”上刻划的神徽所表现的是巫师骑着老虎，正在作法以达天机，老虎为巫师通神的得力助手，而玉琮正是巫师的法器。
细审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纹饰，与红山文化玉器还是大有不同。红山玉器表面大多粗朴，“刃边”和“瓦沟”是其特点，线条一般底部宽，尾端尖，表现出明显的手工磨痕。良渚玉器一般先将玉石柔化处理，然后再加工，其直阴线条坚挺，既深且直，线沿光整，曲线由短而细的线条错落相接，如松似紧，如断似连，细追毫发，繁密紧凑，堪比微雕。良渚玉器上神人兽面纹之“大眼睛”，相比红山文化玉器上的“大眼睛”，宏观相像，而在细节的刻划上则更为丰富多彩。
至于玉琮的功能，有专家认为玉琮是古代的重要礼器之一。《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是说玉琮属六器之一，主要是用来祭地的礼器。此外，玉琮还有敛葬之用，《周礼·典瑞》载：“驵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敛尸。”《周礼》是儒家经典之一，传说由周公所作，实则出于战国，记述的主要是周代的事情，而早在新石器时期的良渚文化怎么可能有“玉作六器”之礼制呢？
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玉琮最为显著、重要的特征就是圆方贯串起来，“琮是天地贯通的象征，也便是贯通天地的一项手段或法器”;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良渚文化时，大型玉礼器琮、钺、璧、冠状饰等的发现，尤其是玉琮，应是当时巫术活动的一种重要用具”;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良渚文化发现的带有墓葬的祭坛和以琮为中心的玉礼器系统，应是宗教已步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显然，权威专家认可玉琮是巫师通天礼神行巫术的法器，那么我们是否还可以进一步推测，良渚巫师作法也许即是萨满？至少也应含有北方萨满南下渗透的影响吧？张光直指出，“中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了萨满仪式，如召唤龙，或鹿，或虎等等。在动物的帮助下，萨满巫师被认为可以周游寰宇”，“我们只有通过萨满艺术才能理解商、周铜器上的纹饰，因为众所周知，动物乃是萨满巫师的助手。”那么对于理解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何尝不是如此呢？
良渚文化结束的年代，有人认为在公元前2500年比较合适，而在
这之前，良渚文化以江浙太湖为中心，有一个向外扩张影响的过程。
下面以各地发现的玉琮为例： 石峡文化玉琮（图5），高3.7厘米，射径7.3厘米，上孔径5.5厘米，广东韶关马坝石峡遗址出土。石峡文化是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石峡文化玉琮体现了良渚文化玉琮的基本形制和兽面纹饰，上下分区略有变化。
陶寺文化玉琮（图6），高3.2厘米，边长6.8厘米，孔径6.3厘米，射高0.3厘米，山西襄汾陶寺遗址M3168出土。陶寺文化主要分布于山西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浍河流域，有人根据文献传说及陶寺城址的发现，认为陶寺当年“尧舜并都之也”。陶寺文化玉琮形制规整，外璧四角刻三道平行阴线，纹饰简约。
陕西龙山文化晚期玉琮（图7），高4.4厘米，直径7.1厘米，孔径6.4厘米，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出土。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一，因山东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考古发掘而命名，考古学家分别在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等地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影响广泛。陕西龙山文化玉琮虽然貌似良渚文化玉琮，但是从其纹饰看有很大不同，尤其是玉琮外璧四角兽面纹“大眼睛”的区别。
齐家文化玉琮（图8），高11.8厘米，直径7厘米，孔径3.5厘米，宁夏西吉白崖乡采集。齐家文化广泛分布于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等地区。此玉琮较为规整，外璧平面刻划凤纹，应该不是与玉琮同时所作，而是后来加刻的。
历史进入到夏、商、周（春秋、战国）“三代”时期，中原文明迅速崛起，从定型到兴盛，成为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这时期我们仍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玉琮影响的身影。
商代晚期玉琮（图9），高5.2厘米，宽6.2厘米，孔径5.8厘米，山东滕州前掌大M3出土。
早在新石器时代前期，山东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实力骤增，不仅进入了中原地区，还渗透于山西、陕西、湖北、湖南、安徽，并与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互相影响。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良渚文化玉琮上刻有一个简化的太阳徽像，而大汶口文化地域墓葬也发现了良渚文化陶器和玉琮。
此件在山东前掌大出土的玉琮属于商代晚期，形制规整，光素无纹。扁体素面是北方地区玉琮的主要特征。
商代晚期玉琮（图10），高7厘米，上射径8.3厘米，下射径8.1厘米，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此件玉琮基本保持了内圆外方的形制，外璧四角的浮雕纹饰为上下对称的蝉纹，显示出商代玉器纹饰的特点。
商代晚期玉琮（图11），高10.4厘米，孔径4.2～4.5厘米，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此件玉琮上下射部各饰一组弦纹，外表中部四角有凸棱，凸棱两侧面各琢竖直阴线纹。此玉琮内圆外方之简约，单以弦纹作装饰，虽称作玉琮而其变形可谓大矣。
良渚文化玉琮（图12），高22.2厘米，上宽6.9厘米，下宽6.3厘米，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此玉琮是金沙遗址唯一出土的良渚文化玉琮。其用料优良，制作规整，上大下小，纹饰精致，共有十节，每一节外璧四个角上都饰有一个简化人面纹。
西周时期玉琮（图13），高5.5厘米，宽4.3厘米，孔径3.6厘米，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M170出土。此件玉琮出土于西周时期朝廷重臣井叔家族墓葬，玉琮周身带有朱砂，在四面方正的外璧上琢刻了精美的凤鸟纹。凤鸟纹是西周玉器上最受尊崇、最典型的纹饰，而琢刻纹饰所施行的“勾撤一面坡”刀法及其长弧曲线纹，是西周治玉最具特征的工艺技术。
春秋晚期玉琮（图14），高1.9厘米，边长4.3厘米，孔径3.4厘米，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此玉琮玉质优良，制作精致，整体矮小，中孔粗大，两端短射，外璧及四角满饰凸出的谷纹，具有明显的春秋玉器纹饰特点。
战国时期玉琮（图15），高5.4厘米，孔径5.5厘米，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形制规整，外璧四面琢刻纹饰主要是变形的兽面纹，线条细腻，流畅飘逸，展示了丰富的想像力，战国时期楚文化玉器纹饰的特点十分突出。
战国时期玉琮（图16），高9厘米，宽6.9厘米，孔径5.5厘米，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出土。此玉琮虽然出土于西汉墓葬，却是战国时期的制品，因为到了汉代基本上不再琢制玉琮了。从其规整和专门为其配备的异常精致的银鹰底座及银盖来看，曾经至上至尊的玉琮在汉代人的观念中依然还保留着一分神圣。
我们曾经了解的中国古代史一向认为是中原华夏民族史，中原是华夏，是文明，中原以外属蛮夷。华夏民族发迹于黄河流域，中华文明兴起于中原，经夏、商、周“三代”扩张，将中原四周的蛮夷同化，直至秦汉帝国大一统。
其实这里有一个误区。
张光直指出：“从1972年开始，中国考古学上获得了大量的碳素14的数据，证明许多中原以外的边疆文化不比中原文化为晚，甚至有时比它还要早。其二，在七八十年代发现了许多中原以外的文化遗址，不但不晚于中原，而且在品质的富丽堂皇上也不输于中原，这些遗址中最著者是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牛河梁和东山嘴，太湖区域良渚文化的反山、瑶山，四川成都平原广汉的三星堆和江西赣江下游新干的大洋洲。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新石器文化比起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都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三星堆和大洋洲的青铜文化与中原的夏商周文明有相似处也有相异处，但它们在品质上都是平起平坐的。”
应该说，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同样代表了中华文明的曙光，于是才使“中华文化5000年”名至实归。也说明良渚文化晚期，势力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有大面积的扩张，仅从良渚文化玉琮的角度观察，其影响所及几乎达到半个中国。可以说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徽纹饰，开启了商周玉器、青铜器上饕餮纹（兽面纹）的先河，这既是宗教信仰之延续，也是文化艺术之传承。
从良渚文化玉琮与中原及其他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来看，也可以算作一个相互影响的历史证物吧。（责编：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