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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您可能都有点儿不敢相信。在我带过的旅游团中，曾经有一位日本的中学生在北京跳楼自杀。日本是个高自杀率的国家，每10万人中有20.4个人自杀。同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并列世界前列。中学生跳楼自杀，在日本不是大新闻。但是，此事却给我留下了终生挥之不去的记忆。毕竟这名学生死在我们的旅游团里啊！
犯错误也要一块儿犯
1990年代，我参加过不少接待日本修学旅行团的工作。带这样的团，让我有了接触日本中学生的机会。
学生们身穿紫黑色的校服。冬季，女学生也穿着呢料做的小短裙，统一的棉长袜以及黑皮鞋。北京凛冽的寒风，吹得这些小姑娘脸色通红。我问她们冷不冷？她们回答不冷。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日本的中学生对校服具有崇敬感。个性被统一的意识替代。
当然，这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统一的意识，也会出现问题。
记得有一个学生团，在北京最后一天的时候，整个车队被饭店扣住。因为饭店在清理房间时，发现大量的烟灰缸不翼而飞。在老师严厉的训斥下，烟灰缸一个个地被收缴上来。让我吃惊的是，那一车学生中所有的男生都拿烟灰缸了！“别人拿了，我不拿不合适。如果我不拿，会被集体排斥的。”这就是集体犯错误的深层意识，与其坚持真理和是非，不如跟着多数走。于是，犯错误，大家也一块儿犯。关于这一点，日本的有识之士早就提出，抑制个性是日本教育上出现的问题。这让我联想那个中学生跳楼自杀，与某种不合“群儿”直接相关。
可怕的一幕
自杀事件发生在亚运村的某大饭店。一座18层的建筑，餐厅建在顶层。客人吃过饭，可以自由进出露台。站在露台上，俯瞰北京，心旷神怡。
晚饭时间，餐厅里坐满了学生。十几名导游跑前跑后，忙得不可开交。安顿好学生，我们才能聚在一起吃工作餐。饭吃一半，忽听有人大喊：“跳楼了！”顿时，餐厅内骚乱起来。日方领队撒腿就往楼下跑。我们和日本的老师马上安抚学生，命令学生坐回各自座位，原地待命。
很快，几个导游回来了。“已经死了，腿着的地，骨头都戳出来了，太惨了！”组长小赵形容得很是人。
鲁迅曾经说过，自杀也是需要勇气的。小小的年纪，哪来的这么大“勇气”？这大概是与日本的文化有关。我在日本生活的时候，曾经就“剖腹自杀”问过一位日本学者，他说这是武士文化的遗风。日本武士将自杀看作盛开的樱花。日本文化曾被称作是“の文化（耻辱文化）”。耻辱文化的核心是重面子，轻生死。这种封建社会遗留下的传统，难道还在继续影响着日本年轻一代吗？
“是谁？”我迫不及待地问道。“就是你老张车里的一名男学生。”听罢，我的心里咯噔一下。
警车鸣笛而来，足足涌进了十几名警察。公安局要求将肇事时在场的男生全部留下，接受讯问。领导让我将学生带回饭店后，在大厅待命，等待接受讯问的学生回来。
不一会儿，旅行社的领导也来了，经过中日双方的协商，做出如下决定：1.立刻通知日本领事馆和死者家属，作好死者家属来华的一切准备；2.取消饭后观看杂技的活动，将所有的学生带回饭店，不准学生离开饭店；3.所有导游进入戒备状态，不准回家，住进饭店。
日本校园里的秘密
等待期间，我的心里惴惴不安。说句实话，我当时最怕的就是被追究责任。按照常理，学生外出旅行，不管什么原因，发生死亡事故，家长肯定会被追究责任。
我试着问坐在对面的日本老师，发生这样的事情，学校是否有责任？“学校有什么责任？这是他自己的事情。”日本老师的回答，让我感到十分惊讶。直到晚上11点多钟，8名学生才被组长小赵领回饭店。小赵说：“跳楼的学生不合群儿。下午，因为一点儿小事跟大家争执起来，说了一句‘你们等着，我会做给你们看的’，晚上就自杀了。”小赵告诉我，明天继续带团。这件事由他和日方领队处理。死者的父母也已经从东京出发了。
之后的两天，车内被阴郁的气氛笼罩。日方班主任动辄就站出来训斥几句，学生已无心旅游了。
我想那位学生的自杀应该不会是一时冲动，同学们之间肯定隐藏着不为人晓的故事。
据我所知，日本的中小学普遍存在着欺负弱者的现象。关于这一点，有位日本作家说：“人类是脆弱的动物，欺软怕硬，乃人之本性。”人与人之间缺乏关爱，在一个群体里，如果你内向不合群，你的价值观与群体不符合，你就会受到群体的排挤和欺负。走充满个性化的道路，在日本的学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我猜想他一定是位很个性的人物，他用他的死证明了他的存在。到底是谁扼杀了他？恐怕原因是多方面的。
不是欢送的欢送词
第二天下午，我们接到组长小赵的通知。他说事情处理得很顺利，死者家属要请中国导游吃饭，以表示感谢。啊？还感谢呢？看来不存在追究责任的问题了，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见到小赵，他对我说：“死者家属的情绪一直很稳定。但是，到了清河的法医鉴定中心，母亲见到儿子的尸体，突然一声号叫，惊天动地。”感染得小赵也跟着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当时，日方旅行社社长直往后边躲，只有中国导游跟着客人哭。连日本领事馆的人都感慨地说：“你看中国导游，哭得多富有同情心啊！”中国人就是富于同情心，要不然怎么会收养那么多日本的战争遗孤呢？
死者父母在新世纪饭店宴请了我们，吃的日本料理。按中国礼数讲，属于“红白喜事”里的“白”字。据介绍，死者的父亲是某企业的部长，并且任学生家长会的领导；母亲是普通的家庭主妇。宴会在拘谨客气的气氛下进行。死者父母一再表示，这件事给你们添麻烦很不好意思。说句实话，那个男孩儿为何自杀，至今在我的脑海里是个谜。
旅行结束，大巴驶向首都机场。在旅游车上，我必须向客人致欢送词。致欢送词是导游最后一项工作。好的欢送词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为旅行画上完美的句号。可这一次难倒了我，说什么好呢？
我提议向死者默哀，然后说：“死者父母非常配合工作，没有怪罪任何人。因为时间短促，我对死者没有太深的印象，但是，我相信他肯定是一位很可爱的同学。希望大家记住他的优点和好处，也希望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最后，我祝大家一路顺风！”车里安静极了，学生们不住地点头，一些女学生流下眼泪。
下车时，学生们热情地向我挥手告别，日本老师向我深深鞠躬：“谢谢你的欢送词，我们会反省的。”
（编辑·冯岚）
icarusfeng@126.com
犯错误也要一块儿犯
1990年代，我参加过不少接待日本修学旅行团的工作。带这样的团，让我有了接触日本中学生的机会。
学生们身穿紫黑色的校服。冬季，女学生也穿着呢料做的小短裙，统一的棉长袜以及黑皮鞋。北京凛冽的寒风，吹得这些小姑娘脸色通红。我问她们冷不冷？她们回答不冷。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日本的中学生对校服具有崇敬感。个性被统一的意识替代。
当然，这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统一的意识，也会出现问题。
记得有一个学生团，在北京最后一天的时候，整个车队被饭店扣住。因为饭店在清理房间时，发现大量的烟灰缸不翼而飞。在老师严厉的训斥下，烟灰缸一个个地被收缴上来。让我吃惊的是，那一车学生中所有的男生都拿烟灰缸了！“别人拿了，我不拿不合适。如果我不拿，会被集体排斥的。”这就是集体犯错误的深层意识，与其坚持真理和是非，不如跟着多数走。于是，犯错误，大家也一块儿犯。关于这一点，日本的有识之士早就提出，抑制个性是日本教育上出现的问题。这让我联想那个中学生跳楼自杀，与某种不合“群儿”直接相关。
可怕的一幕
自杀事件发生在亚运村的某大饭店。一座18层的建筑，餐厅建在顶层。客人吃过饭，可以自由进出露台。站在露台上，俯瞰北京，心旷神怡。
晚饭时间，餐厅里坐满了学生。十几名导游跑前跑后，忙得不可开交。安顿好学生，我们才能聚在一起吃工作餐。饭吃一半，忽听有人大喊：“跳楼了！”顿时，餐厅内骚乱起来。日方领队撒腿就往楼下跑。我们和日本的老师马上安抚学生，命令学生坐回各自座位，原地待命。
很快，几个导游回来了。“已经死了，腿着的地，骨头都戳出来了，太惨了！”组长小赵形容得很是人。
鲁迅曾经说过，自杀也是需要勇气的。小小的年纪，哪来的这么大“勇气”？这大概是与日本的文化有关。我在日本生活的时候，曾经就“剖腹自杀”问过一位日本学者，他说这是武士文化的遗风。日本武士将自杀看作盛开的樱花。日本文化曾被称作是“の文化（耻辱文化）”。耻辱文化的核心是重面子，轻生死。这种封建社会遗留下的传统，难道还在继续影响着日本年轻一代吗？
“是谁？”我迫不及待地问道。“就是你老张车里的一名男学生。”听罢，我的心里咯噔一下。
警车鸣笛而来，足足涌进了十几名警察。公安局要求将肇事时在场的男生全部留下，接受讯问。领导让我将学生带回饭店后，在大厅待命，等待接受讯问的学生回来。
不一会儿，旅行社的领导也来了，经过中日双方的协商，做出如下决定：1.立刻通知日本领事馆和死者家属，作好死者家属来华的一切准备；2.取消饭后观看杂技的活动，将所有的学生带回饭店，不准学生离开饭店；3.所有导游进入戒备状态，不准回家，住进饭店。
日本校园里的秘密
等待期间，我的心里惴惴不安。说句实话，我当时最怕的就是被追究责任。按照常理，学生外出旅行，不管什么原因，发生死亡事故，家长肯定会被追究责任。
我试着问坐在对面的日本老师，发生这样的事情，学校是否有责任？“学校有什么责任？这是他自己的事情。”日本老师的回答，让我感到十分惊讶。直到晚上11点多钟，8名学生才被组长小赵领回饭店。小赵说：“跳楼的学生不合群儿。下午，因为一点儿小事跟大家争执起来，说了一句‘你们等着，我会做给你们看的’，晚上就自杀了。”小赵告诉我，明天继续带团。这件事由他和日方领队处理。死者的父母也已经从东京出发了。
之后的两天，车内被阴郁的气氛笼罩。日方班主任动辄就站出来训斥几句，学生已无心旅游了。
我想那位学生的自杀应该不会是一时冲动，同学们之间肯定隐藏着不为人晓的故事。
据我所知，日本的中小学普遍存在着欺负弱者的现象。关于这一点，有位日本作家说：“人类是脆弱的动物，欺软怕硬，乃人之本性。”人与人之间缺乏关爱，在一个群体里，如果你内向不合群，你的价值观与群体不符合，你就会受到群体的排挤和欺负。走充满个性化的道路，在日本的学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我猜想他一定是位很个性的人物，他用他的死证明了他的存在。到底是谁扼杀了他？恐怕原因是多方面的。
不是欢送的欢送词
第二天下午，我们接到组长小赵的通知。他说事情处理得很顺利，死者家属要请中国导游吃饭，以表示感谢。啊？还感谢呢？看来不存在追究责任的问题了，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见到小赵，他对我说：“死者家属的情绪一直很稳定。但是，到了清河的法医鉴定中心，母亲见到儿子的尸体，突然一声号叫，惊天动地。”感染得小赵也跟着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当时，日方旅行社社长直往后边躲，只有中国导游跟着客人哭。连日本领事馆的人都感慨地说：“你看中国导游，哭得多富有同情心啊！”中国人就是富于同情心，要不然怎么会收养那么多日本的战争遗孤呢？
死者父母在新世纪饭店宴请了我们，吃的日本料理。按中国礼数讲，属于“红白喜事”里的“白”字。据介绍，死者的父亲是某企业的部长，并且任学生家长会的领导；母亲是普通的家庭主妇。宴会在拘谨客气的气氛下进行。死者父母一再表示，这件事给你们添麻烦很不好意思。说句实话，那个男孩儿为何自杀，至今在我的脑海里是个谜。
旅行结束，大巴驶向首都机场。在旅游车上，我必须向客人致欢送词。致欢送词是导游最后一项工作。好的欢送词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为旅行画上完美的句号。可这一次难倒了我，说什么好呢？
我提议向死者默哀，然后说：“死者父母非常配合工作，没有怪罪任何人。因为时间短促，我对死者没有太深的印象，但是，我相信他肯定是一位很可爱的同学。希望大家记住他的优点和好处，也希望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最后，我祝大家一路顺风！”车里安静极了，学生们不住地点头，一些女学生流下眼泪。
下车时，学生们热情地向我挥手告别，日本老师向我深深鞠躬：“谢谢你的欢送词，我们会反省的。”
（编辑·冯岚）
icarusfe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