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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机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社会矛盾的概念化和操作化。第二个是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分析。第三个是分类问题。我们谈到社会矛盾，会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矛盾，哪些问题可以归结为社会矛盾？这个尤其是我们在进行学理性思考的时候要注意到的。包括比如，我们看到关于社会矛盾在中央文件里提的比较多的是十三届全会深化改革这个报告里，但是它没有给社会矛盾做一个界定。那么，在社会学中，我们提到社会矛盾的时候，会涉及相关的一些概念，比如说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社会问题等。应该说社会矛盾和这些概念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这里简单地列举几种相关学者的一些研究，看他们怎么看待社会矛盾。
第一种，有学者认为，社会矛盾是指人类社会当中各个阶级、阶层或者是社会群体在维护各自的生存空间、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或思想信仰过程当中出现的对立和冲突。简单来说，它是阶级或者阶层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出现的这种对立和冲突，这个对立和冲突主要是因为利益，物质利益或是政治利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经济利益，这方面的对立而产生的。另外有学者认为，社会矛盾是社会当中个人和群体在维护各自利益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对立和冲突，导致不同程度的社会秩序的非和谐的那样一种状态。社会学家李培林他在前些年有一本影响很大的书里讲社会矛盾是社会阶层间的人民内部矛盾。他把社会矛盾界定为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了收入分配领域的利益分割、城乡关系及产业结构的矛盾、区域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收入差距的矛盾等。那么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可能有的学者不一定赞同，我自己也认为，我们在谈到社会矛盾的时候，除了我们一般印象说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比方说这种带有爆恐性质的，这种由暴力事件引发的这种矛盾，当然我们可以说这种矛盾是敌我矛盾，算不上社会矛盾。这里很复杂的一点是我们怎么来界定这种社会，是大的社会，还是小的社会，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我个人认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学的社会冲突的这个概念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之所以这样说，我觉得是因为社会矛盾一个后果有可能会产生社会冲突，产生群体性事件，产生这种负面的社会影响。当然，如果社会矛盾调解得好，有可能并不会转化成社会冲突。关于社会矛盾的分析，毛泽东有一个经典的《论十大关系》，当中提到的这个十对关系或者说十对矛盾，有些可以是称之为社会矛盾，有些并不一定是社会矛盾。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矛盾主要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说最近30年的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我觉得第一个方面是由于体制的转型，主要是由于我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比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工人失业的问题、下岗的问题、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农民工进城的问题，这些我觉得都和我们这种体制的转型联系在一起。
第二个方面是由于体制的转型所引发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比如我们经济结构的转型主要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国内很多城市都提出了要建设国际大都市，那么建设国际大都市一个目标要提高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当中的比重。这就意味着传统的一些产业关停并转，造成了一些工人的失业，在我们的术语中下岗用得比较多，失业用得比较多。还有在我们的社会结构的调整过程当中，阶层之间的这种分化变得越来越明显，不同的阶层之间的这种区隔、相互敌视、漠视，这种现象层出不穷。
第三个方面是和我们国家这种快速的城市化、城镇化有关，我们可以说大规模的城市化、城镇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到现在差不多是3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是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了西方国家差不多是200年才能走过的这样一个路程。所以，时间的压缩、空间的压缩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矛盾集中的爆发。如果从网上搜一下关于群体性事件，关于这种恶性事件的这种报道，这种统计数字，可以说比比皆是，很多是在最近十年集中的一种爆发，集中的呈现。
第四个方面，我觉得是跟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有关系，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我们的产业工人可以说从事的是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他们获得的回报是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的链条的最末一端或者说最低端，我们可想而知，由此产生的劳资的冲突、劳资的矛盾。还有，从制度方面来讲，是制度建设落后，但是大的制度包括法制，社会治理如何法制保障，这方面的推进所面临的困难应该说是最严峻的，由于我们很多制度建设跟不上，法律在很多方面处于真空，这就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产生以后，社会问题不一定是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不能解决，那么转换成为社会矛盾。社会矛盾处理不好，导致社会冲突，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逻辑。还有从社会的层面上来看，是一种社会的示范、道德的示范，旧的社会规范已经过时了，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会经常说，社会的发展会落后于经济的发展。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他判断我们的社会建设至少落后经济领域是30年，我们从陆学艺先生他的很多论述当中可以发现。上海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在2012年对中国六省市进行了一个调查。在我们的被访者中，全部样本接近6000个样本中，大多都认为未来中国面临的十大挑战几乎是跟我们日常的媒体当中看到的，第一个是关于腐败的问题；第二个是关于贫富差距的问题；第三个是基层干群冲突的问题；第四个是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矛盾；第五个是诚信危机、道德示范；第六个是民主制度的改革低于公众的预期；第七个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第八个是由老龄化所引发的劳动力的短缺；第九个是大学生的就业难、农民工的就业难；第十个是由于主流价值观被边缘化所造成的我们的信仰危机或者说是这种价值观的迷失。
那么，怎么对这些社会矛盾进行分类。目前学界基本上有三分法和四分法之说，所谓三分法简单的是说成按照领域来分。第一个领域首当其冲的是经济领域，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的拉大，既包括地区的差距，也包括部门的差距，由就业压力的增大所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够有效地转移的问题、湿地农民就业、大学生就业以及城镇失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经济领域还包括我们的经营管理者和劳动力的矛盾，既包括在公有制的企业中，也包括非公有制的企业中的工资拖欠、劳资矛盾，最后是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资源的短缺以及交通运输工具的紧张所造成的经济运行当中的矛盾。那么，第二个领域就是政治领域的矛盾，这主要表现为干群关系的不和谐、腐败、工作方式的简单粗暴、决策的失误，民主发展程度的不够以及执政能力的缺失。此外还包括由于民族问题产生的分裂的暴力事件，还有社会治安领域的问题，各种犯罪事件、恶性案件、黑社会性质、犯罪大量的出现所导致和我们普通老百姓所感到的公共安全感的下降。 第三个领域是在价值观和文化领域，主要表现为我们由原来所谓的一元的思想到现在多元思想的这种碰撞，科学和人性的冲突，科学和宗教的冲突等等，以及现在在互联网+的时代，各种的由信息的管制无效所导致的信息垃圾、信息公害、病毒、黑客等网络示范现象也引发了大量的这种社会矛盾。那么，其他两位学者他们也是按照三大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来划分，只不过就是说细节有一些不同。另外一位学者把社会矛盾分成两大类，第一类称之为发展和改革过程的矛盾，第二是由于国家层面的制度因素和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层面的因素滞后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所带来的一些矛盾，具体的包括制度性的矛盾、管理性的矛盾等等。
那么，为什么老百姓把官员的腐败，把贫富收入的差距列为最突出的社会矛盾的表现。这里我用一个数据，是上海大学2012年在全国六个省市进行的一个调查，这里，我计算出来的这个基尼系数高于我们国家统计局的这个系数，我们的这个系数达到了0.6。我们看国家统计局从2002年到2013年，基本上2008年以后，基尼系数是逐渐地降低的，而在2008年之前是逐渐地上升的。因为经济系数这样一个指标是衡量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的一个最通行的指标。这里边涉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这和我们通常的理解有些差异，这里面最高的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是西部地区而是中部地区。西部的基尼系数是最低的，大概这里我也做了一些回归的模型，关于收入的不平等、教育的不平等、职业流动的不平等，以及社会保障的不平等。
最后，如果仔细研读深化改革的报告，那里有几句话能够做到，我们这个社会矛盾就能预防和化解。比如，文件里有一个叫依法保障社会成员的权益，怎么保障？当然一方面需要我们学者的研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政策部门怎么给我们的决策者提供既可以操作，又不能够超越我们目前发展阶段的一些对策。这些对策要以能不能够操作，能不能够转化成决策以后能不能推行。我觉得从前面对于社会矛盾原因的分析，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找到这个矛盾的源头，所谓的源头治理、源头预防。比如简单地来说，经济领域的矛盾，比方说收入差距的问题、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能够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的。我记得在前几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说过，如果用人民币能够解决的矛盾都可以称之为人民内部矛盾，虽然很通俗，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换句话说，如果用经济能解决的矛盾可能是最简单的矛盾，而关于政治领域的一些社会矛盾，跟我们的民主的进程，跟我们的法制建设相关的，我觉得这个领域的矛盾可能解决起来就有难度，因为它涉及我们的法制建设、制度的建设等等。而人们的观念层面的这种矛盾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如果它有表现，我们还能发现一些苗头。所以我觉得找到了源头，找到了真正的原因，分头治理，这是一个大的思路。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应该从心理的层面，因为很多的社会矛盾可能和现实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或者说跟我们的权益可能是没有直接相关的。所以，学者有一个概括叫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社会矛盾。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媒体是有责任的，现在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很多媒体把一些事件渲染、夸大、扩散，如果我们看现在的互联网，很多都有一个新闻排行榜的点击率，点击率最高的是哪些？并不是那些正能量的一些新闻，而是那些新奇古怪的新闻。做新闻的有一个黄金定律，叫做我们不要报道狗咬人，我们整天报道是人咬狗，点击率也高。包括我最近看到很多，有的是我们中央级的媒体中午在辟谣，晚上正式的消息就出来了，这让老百姓怎么来相信？所以，如果我们都从做研究的角度来讲，就是分析一个大媒体，我们看它的这些有关负面的报道有多少，它的点击率、它的关注度等，包括我们的微信群、各种社交圈，最流行的传播最多的是哪些消息的来源。所以，在这个方面，如果这种舆论的力量或者媒体的力量运用不好的话，会把一个小的事件推波助澜成一个大的事件。所以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社会心态需要优化，要重视人们的心理层面的核心。社会学有一个著名的理论是相对剥夺的理论，比如说我们讲到贫富差距的时候及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一般不会和李嘉诚去比我们的收入多少，我们跟他的差距有多大。因为我们说这没有可比性，他不是我们的参照物，我们参照物是跟我们差不多的同辈的群体，他们作为我们的参照群体。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民众的这种预期越来越高，这可能我觉得媒体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个方面，要创造一个包容友好的社会环境。如果说社会矛盾主要是指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之间的这种对立和争斗的话，那么作为不同于其他群体的一个社会成员，你对于其他的社会成员能不能有一种宽容、包容的一种心态，能不能少一点偏见和歧视，这个可能不需要投入多少，一种心态的改变就能够做得到。
建立畅通有序的社会矛盾的诉求表达渠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现在主要的渠道是信访，我们各级政府部门都有一个信访的渠道，但是信访能够解决多少问题？我们很难得到官方的实际数据。前两年报道了大量的这种各省都有一个北京办事处的，主要做的是什么，接访。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在评价这个基层政府部门作为一个评估他们政绩的一个硬指标，如果不把我们的上访率的多少作为一个指标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会有所改变。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在信访的整个操作当中有一个机制性的问题，你不论什么问题，到了中央信访办、信访局，最后还要转到基层，转过来以后，我们从媒体上也看到大量的这种打击、报复的，这种也是层出不穷的。老百姓对于他身边的基层有一种不信任的现象存在。
还有一个是要依法调解社会矛盾。当然，上海电视台有一个精品栏目，就是柏阿姨调解的那个栏目。对于这一点虽然她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有一些效果，但是我觉得不能够所有的发生了纠纷、发生了矛盾，完全靠调解。你知道调解的成本是最高的，而且是时间会持续很长。从负面的角度来讲，很多矛盾调解到最后的结果，并没有避免矛盾向恶性方面发展，反而好多小的事件变成了一种大的灾难性的事件。我觉得关键的一点，重视了调解，而没有关注到是依法调解，调解必须靠现行的法律和制度。
最后一点我觉得要保障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权益。如果现在我们有八个亿的弱势群体的话，那就基本上变成了我们接近2/3的社会成员都要优先进行保障。当然，说到弱势群体的时候，按照陆学艺教授他的研究《十大阶层的分类》，我们的公务员阶层，排在第一的阶层，网上会经常有公务员吐槽说，公务员也是一个弱势群体，我觉得也不能够把弱势群体泛化，我们重点的是关注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弱势群体，老弱病残，这些失业者，这些处于贫困阶层的人。首先优先保障他们的权益，然后我觉得这才是全体公民的这样一个权益，我们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有一个排序，我们不可能说一视同仁，当然我们从观念上讲可以说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解决社会矛盾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轻重缓急。
（张文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
第一种，有学者认为，社会矛盾是指人类社会当中各个阶级、阶层或者是社会群体在维护各自的生存空间、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或思想信仰过程当中出现的对立和冲突。简单来说，它是阶级或者阶层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出现的这种对立和冲突，这个对立和冲突主要是因为利益，物质利益或是政治利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经济利益，这方面的对立而产生的。另外有学者认为，社会矛盾是社会当中个人和群体在维护各自利益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对立和冲突，导致不同程度的社会秩序的非和谐的那样一种状态。社会学家李培林他在前些年有一本影响很大的书里讲社会矛盾是社会阶层间的人民内部矛盾。他把社会矛盾界定为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了收入分配领域的利益分割、城乡关系及产业结构的矛盾、区域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收入差距的矛盾等。那么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可能有的学者不一定赞同，我自己也认为，我们在谈到社会矛盾的时候，除了我们一般印象说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比方说这种带有爆恐性质的，这种由暴力事件引发的这种矛盾，当然我们可以说这种矛盾是敌我矛盾，算不上社会矛盾。这里很复杂的一点是我们怎么来界定这种社会，是大的社会，还是小的社会，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我个人认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学的社会冲突的这个概念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之所以这样说，我觉得是因为社会矛盾一个后果有可能会产生社会冲突，产生群体性事件，产生这种负面的社会影响。当然，如果社会矛盾调解得好，有可能并不会转化成社会冲突。关于社会矛盾的分析，毛泽东有一个经典的《论十大关系》，当中提到的这个十对关系或者说十对矛盾，有些可以是称之为社会矛盾，有些并不一定是社会矛盾。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矛盾主要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说最近30年的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我觉得第一个方面是由于体制的转型，主要是由于我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比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工人失业的问题、下岗的问题、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农民工进城的问题，这些我觉得都和我们这种体制的转型联系在一起。
第二个方面是由于体制的转型所引发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比如我们经济结构的转型主要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国内很多城市都提出了要建设国际大都市，那么建设国际大都市一个目标要提高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当中的比重。这就意味着传统的一些产业关停并转，造成了一些工人的失业，在我们的术语中下岗用得比较多，失业用得比较多。还有在我们的社会结构的调整过程当中，阶层之间的这种分化变得越来越明显，不同的阶层之间的这种区隔、相互敌视、漠视，这种现象层出不穷。
第三个方面是和我们国家这种快速的城市化、城镇化有关，我们可以说大规模的城市化、城镇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到现在差不多是3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是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了西方国家差不多是200年才能走过的这样一个路程。所以，时间的压缩、空间的压缩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矛盾集中的爆发。如果从网上搜一下关于群体性事件，关于这种恶性事件的这种报道，这种统计数字，可以说比比皆是，很多是在最近十年集中的一种爆发，集中的呈现。
第四个方面，我觉得是跟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有关系，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我们的产业工人可以说从事的是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他们获得的回报是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的链条的最末一端或者说最低端，我们可想而知，由此产生的劳资的冲突、劳资的矛盾。还有，从制度方面来讲，是制度建设落后，但是大的制度包括法制，社会治理如何法制保障，这方面的推进所面临的困难应该说是最严峻的，由于我们很多制度建设跟不上，法律在很多方面处于真空，这就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产生以后，社会问题不一定是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不能解决，那么转换成为社会矛盾。社会矛盾处理不好，导致社会冲突，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逻辑。还有从社会的层面上来看，是一种社会的示范、道德的示范，旧的社会规范已经过时了，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会经常说，社会的发展会落后于经济的发展。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他判断我们的社会建设至少落后经济领域是30年，我们从陆学艺先生他的很多论述当中可以发现。上海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在2012年对中国六省市进行了一个调查。在我们的被访者中，全部样本接近6000个样本中，大多都认为未来中国面临的十大挑战几乎是跟我们日常的媒体当中看到的，第一个是关于腐败的问题；第二个是关于贫富差距的问题；第三个是基层干群冲突的问题；第四个是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矛盾；第五个是诚信危机、道德示范；第六个是民主制度的改革低于公众的预期；第七个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第八个是由老龄化所引发的劳动力的短缺；第九个是大学生的就业难、农民工的就业难；第十个是由于主流价值观被边缘化所造成的我们的信仰危机或者说是这种价值观的迷失。
那么，怎么对这些社会矛盾进行分类。目前学界基本上有三分法和四分法之说，所谓三分法简单的是说成按照领域来分。第一个领域首当其冲的是经济领域，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的拉大，既包括地区的差距，也包括部门的差距，由就业压力的增大所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够有效地转移的问题、湿地农民就业、大学生就业以及城镇失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经济领域还包括我们的经营管理者和劳动力的矛盾，既包括在公有制的企业中，也包括非公有制的企业中的工资拖欠、劳资矛盾，最后是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资源的短缺以及交通运输工具的紧张所造成的经济运行当中的矛盾。那么，第二个领域就是政治领域的矛盾，这主要表现为干群关系的不和谐、腐败、工作方式的简单粗暴、决策的失误，民主发展程度的不够以及执政能力的缺失。此外还包括由于民族问题产生的分裂的暴力事件，还有社会治安领域的问题，各种犯罪事件、恶性案件、黑社会性质、犯罪大量的出现所导致和我们普通老百姓所感到的公共安全感的下降。 第三个领域是在价值观和文化领域，主要表现为我们由原来所谓的一元的思想到现在多元思想的这种碰撞，科学和人性的冲突，科学和宗教的冲突等等，以及现在在互联网+的时代，各种的由信息的管制无效所导致的信息垃圾、信息公害、病毒、黑客等网络示范现象也引发了大量的这种社会矛盾。那么，其他两位学者他们也是按照三大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来划分，只不过就是说细节有一些不同。另外一位学者把社会矛盾分成两大类，第一类称之为发展和改革过程的矛盾，第二是由于国家层面的制度因素和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层面的因素滞后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所带来的一些矛盾，具体的包括制度性的矛盾、管理性的矛盾等等。
那么，为什么老百姓把官员的腐败，把贫富收入的差距列为最突出的社会矛盾的表现。这里我用一个数据，是上海大学2012年在全国六个省市进行的一个调查，这里，我计算出来的这个基尼系数高于我们国家统计局的这个系数，我们的这个系数达到了0.6。我们看国家统计局从2002年到2013年，基本上2008年以后，基尼系数是逐渐地降低的，而在2008年之前是逐渐地上升的。因为经济系数这样一个指标是衡量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的一个最通行的指标。这里边涉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这和我们通常的理解有些差异，这里面最高的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是西部地区而是中部地区。西部的基尼系数是最低的，大概这里我也做了一些回归的模型，关于收入的不平等、教育的不平等、职业流动的不平等，以及社会保障的不平等。
最后，如果仔细研读深化改革的报告，那里有几句话能够做到，我们这个社会矛盾就能预防和化解。比如，文件里有一个叫依法保障社会成员的权益，怎么保障？当然一方面需要我们学者的研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政策部门怎么给我们的决策者提供既可以操作，又不能够超越我们目前发展阶段的一些对策。这些对策要以能不能够操作，能不能够转化成决策以后能不能推行。我觉得从前面对于社会矛盾原因的分析，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找到这个矛盾的源头，所谓的源头治理、源头预防。比如简单地来说，经济领域的矛盾，比方说收入差距的问题、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能够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的。我记得在前几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说过，如果用人民币能够解决的矛盾都可以称之为人民内部矛盾，虽然很通俗，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换句话说，如果用经济能解决的矛盾可能是最简单的矛盾，而关于政治领域的一些社会矛盾，跟我们的民主的进程，跟我们的法制建设相关的，我觉得这个领域的矛盾可能解决起来就有难度，因为它涉及我们的法制建设、制度的建设等等。而人们的观念层面的这种矛盾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如果它有表现，我们还能发现一些苗头。所以我觉得找到了源头，找到了真正的原因，分头治理，这是一个大的思路。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应该从心理的层面，因为很多的社会矛盾可能和现实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或者说跟我们的权益可能是没有直接相关的。所以，学者有一个概括叫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社会矛盾。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媒体是有责任的，现在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很多媒体把一些事件渲染、夸大、扩散，如果我们看现在的互联网，很多都有一个新闻排行榜的点击率，点击率最高的是哪些？并不是那些正能量的一些新闻，而是那些新奇古怪的新闻。做新闻的有一个黄金定律，叫做我们不要报道狗咬人，我们整天报道是人咬狗，点击率也高。包括我最近看到很多，有的是我们中央级的媒体中午在辟谣，晚上正式的消息就出来了，这让老百姓怎么来相信？所以，如果我们都从做研究的角度来讲，就是分析一个大媒体，我们看它的这些有关负面的报道有多少，它的点击率、它的关注度等，包括我们的微信群、各种社交圈，最流行的传播最多的是哪些消息的来源。所以，在这个方面，如果这种舆论的力量或者媒体的力量运用不好的话，会把一个小的事件推波助澜成一个大的事件。所以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社会心态需要优化，要重视人们的心理层面的核心。社会学有一个著名的理论是相对剥夺的理论，比如说我们讲到贫富差距的时候及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一般不会和李嘉诚去比我们的收入多少，我们跟他的差距有多大。因为我们说这没有可比性，他不是我们的参照物，我们参照物是跟我们差不多的同辈的群体，他们作为我们的参照群体。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民众的这种预期越来越高，这可能我觉得媒体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个方面，要创造一个包容友好的社会环境。如果说社会矛盾主要是指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之间的这种对立和争斗的话，那么作为不同于其他群体的一个社会成员，你对于其他的社会成员能不能有一种宽容、包容的一种心态，能不能少一点偏见和歧视，这个可能不需要投入多少，一种心态的改变就能够做得到。
建立畅通有序的社会矛盾的诉求表达渠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现在主要的渠道是信访，我们各级政府部门都有一个信访的渠道，但是信访能够解决多少问题？我们很难得到官方的实际数据。前两年报道了大量的这种各省都有一个北京办事处的，主要做的是什么，接访。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在评价这个基层政府部门作为一个评估他们政绩的一个硬指标，如果不把我们的上访率的多少作为一个指标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会有所改变。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在信访的整个操作当中有一个机制性的问题，你不论什么问题，到了中央信访办、信访局，最后还要转到基层，转过来以后，我们从媒体上也看到大量的这种打击、报复的，这种也是层出不穷的。老百姓对于他身边的基层有一种不信任的现象存在。
还有一个是要依法调解社会矛盾。当然，上海电视台有一个精品栏目，就是柏阿姨调解的那个栏目。对于这一点虽然她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有一些效果，但是我觉得不能够所有的发生了纠纷、发生了矛盾，完全靠调解。你知道调解的成本是最高的，而且是时间会持续很长。从负面的角度来讲，很多矛盾调解到最后的结果，并没有避免矛盾向恶性方面发展，反而好多小的事件变成了一种大的灾难性的事件。我觉得关键的一点，重视了调解，而没有关注到是依法调解，调解必须靠现行的法律和制度。
最后一点我觉得要保障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权益。如果现在我们有八个亿的弱势群体的话，那就基本上变成了我们接近2/3的社会成员都要优先进行保障。当然，说到弱势群体的时候，按照陆学艺教授他的研究《十大阶层的分类》，我们的公务员阶层，排在第一的阶层，网上会经常有公务员吐槽说，公务员也是一个弱势群体，我觉得也不能够把弱势群体泛化，我们重点的是关注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弱势群体，老弱病残，这些失业者，这些处于贫困阶层的人。首先优先保障他们的权益，然后我觉得这才是全体公民的这样一个权益，我们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有一个排序，我们不可能说一视同仁，当然我们从观念上讲可以说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解决社会矛盾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轻重缓急。
（张文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