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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冲绳那霸市的世界文化遗产首里城发生大火，琉球群岛上的这座重要古迹几乎被完全烧毁。据《冲绳时报》的报道及相关资料记载，首里城中保存的许多重要历史文献也付之一炬，其中包括琉球王向清政府求助对抗日本侵略的咨文副本，以及琉球民众向中国求援复国的血书。然而，琉球王国被日本明治政府强行吞并的血泪史，不应被遗忘。
日本的领土范围在二战结束时由《波茨坦公告》做了规定，其中不包括琉球群岛（日本称冲绳县）。在更早的中国明清两代，琉球是独立的王国，同时也是中国的藩属。日本明治维新后，通过武力殖民灭掉了琉球王室，将其领土据为己有。
1372年（明洪武五年），琉球中山王察度遣使来华，正式成为中国的藩属国。自此，中国与琉球保持了500多年的宗藩关系。明亡清兴，琉球与清王朝接续了这种宗藩关系。中国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琉球人每次朝贡后，都带着价值数倍于贡品的礼品满载而归。在这种朝贡体制中，琉球是实际受益方。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明太祖朱元璋派“闽人三十六姓”进入琉球，不但带去了生产技术，也带去了中华文明。
1609年，日本萨摩藩的主政者岛津氏出兵琉球，毫无防御能力的琉球只能投降，萨摩藩强迫琉球向其进贡。此后的两个多世纪，琉球并未向清政府言明其艰难处境，清政府对此也没有关注。
1872年（日本明治五年），明治维新拉开序幕。日本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来到琉球，软硬兼施地要求琉球王尚泰派使团前往日本，庆祝“明治新政”。不明就里的琉球使团刚到日本，就收到了明治天皇下发的表文。琉球使节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日本企图剥夺琉球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强行把它变成日本的行政区。
日本明白，若想真正把琉球攥在手心里，只換个称呼还不够，割断它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才是关键。1875年（清光绪元年），日本内务大臣松田道之以“钦差大臣”的名义来到琉球，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禁止向中国进贡，禁止使用清王朝的年号，琉球的对华贸易由日本全权负责等。这个所谓的“改革”，目的是阻断琉球与中国的联系。
琉球人向日本人请求：只要保留对中国的宗藩关系，其他一切条款都能应允。但哀告是没有用的，日本陆军大将西乡隆盛率3万人马大兵压境。眼看亡国在即，琉球王尚泰只剩最后一步棋可走——派密使前往中国求救。
1876年12月10日，尚泰的姐夫、紫巾官向德宏与琉球通事蔡大鼎、林世功等人乔装改扮，躲过日本人的监视，乘一条小船前往中国。由于风向不顺，向德宏等人的船竟在海上漂泊了4个月，直到第二年4月2日才抵达福州。向德宏等人拜见了闽浙总督何璟和福建巡抚丁日昌，呈递了琉球王的咨文，请求清政府代纾国难——这份咨文的副本被琉球人保留了下来。
1877年12月，清政府决定让即将赴任的驻日公使何如璋考察琉球与日本的关系。何如璋刚到日本，在神户港尚未下船，滞留日本的琉球使臣马兼才就乘夜色秘密登舟，哭诉日本欲吞并琉球的阴谋。琉球王在给清朝公使的求救密信中写道：“今日阻贡，行且废藩，终必亡国。”何如璋到达东京后，琉球官员毛凤来等又先后求见，请求清政府出面干涉，救琉球于危亡。何如璋看清了日本对琉球“阻贡在先、吞并在后”的野心。
1878年5月，何如璋向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写信谈了自己对琉球问题的看法：“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次及朝鲜。日事要求，听之乎，何以为国？拒之乎，边衅究不能免……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对中国的蚕食正是循着何如璋所预见的步骤进行的。
经过对日本的考察，何如璋看出，日本财政困难，常备陆军只有3万多人，海军不过4000人，新近从英国买回的铁甲舰也徒有其表。废藩置县后，日本国内矛盾重重，“实在不是中国的对手”。不过考虑到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后一直奉行息事宁人的外交政策，何如璋还是给朝廷提供了上、中、下三策：上策为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中策为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为反复辩论，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
在何如璋看来，当然应该采取上策。但总理衙门认为，“上策、中策都过于张狂，并非不动声色的办法”。于是他们选择了下策，指示何如璋“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决不动武”。
1878年9月，收到总理衙门指示的何如璋来到日本外务省，向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提出口头抗议。
当时中国对日本的情况了解很少，准备工作也很不充分，何如璋出使日本竟然连日语翻译都没有带。清政府以为，日本已经全盘西化，官方应用英语，带英语翻译就够了，而实际情况与此相差甚远。何如璋跟寺岛交涉了几次，都是鸡同鸭讲，说不清楚。不过，汉字双方都懂，何如璋在征得寺岛同意后，向日本政府递送了书面照会。
10月7日，一份措辞强硬的书面照会摆到寺岛面前。何如璋用历史事实证明了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并谴责日本恃强凌弱的行为。面对何如璋有理有力的照会，日本外务省理屈词穷。他们很清楚，法理和人心都不支持日本，于是只能抓住照会中“背邻交，欺弱国”等语句，指责“这是对日本的暴言”。
日本外务省与中国使馆之间的信函，一般在几天之内就可往复，而日本政府这次给何如璋的复照却拖了一个多月。寺岛反复问何如璋，这是清政府的态度还是他个人的态度？出使前，李鸿章曾嘱咐何如璋先以个人名义表示抗议，这样还有转圜的余地。因此何如璋表示，这是他个人的意见。日本方面意识到，何如璋强硬立场的背后，并没有清政府的有力支持。因此日本人决定抓住措辞问题，把态度强硬的何如璋顶回去。 就在何如璋与日本的交涉陷入僵局时，日军乘汽船在琉球那霸港登陆。1879年4月，松田道之向琉球王尚泰宣读了日本政府“废藩置县”的命令，宣布“琉球国变为日本冲绳县”。尚泰被强行掳到东京软禁。
一个月后，滞留福州的向德宏收到琉球人的密报，得知国家已亡。向德宏决定带着蔡大鼎、林世功等人赴北京陈情。他们一路北上走得并不太平。使团走到上海，听传言说在华的日本特务为了阻止他们，组织了暗杀队。琉球人的发型、服饰保持了明代的特色，迥异于长袍马褂、剃头梳辫的清人。为了躲过日本特务的暗杀，琉球人只好剃头改服，一路躲躲闪闪来到天津，拜见了实权人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向德宏写道：“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属鬼！虽糜身碎首，亦所不辞！”但李鸿章还是决定先观察事态的发展再说。
与此同时，琉球国内的消息不断传来：琉球民众不甘心就此亡国，武装抗争此起彼伏。抵抗日军暴行的官民遭到严刑拷打，一些忠义之士自刎殉国。一批民众写下了向中国求援复国的血书，可惜未能送至中国。不过，这封血书的原件被琉球人保存了下来。
向德宏见国内形势十万火急，而李鸿章又态度暧昧，于是决定派毛精长、蔡大鼎、林世功等人去北京总理衙门求援。面对琉球人的泣血哀告，主政外交的恭亲王左右为难。一方面，当时清政府自顾不暇，不太想管琉球的事;另一方面，面对藩属国求援，清政府又不想丢宗主国的面子。
正在踌躇之际，李鸿章听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造访东亚。格兰特被认为“在国际政治领域有较大影响力”。李鸿章觉得，如果说服格兰特调停“琉球案”，日本人可能就范。
格兰特问李鸿章：“中国果无争朝贡有无之意？”李鸿章答：“朝贡有无非问题之所在。琉球王历来受中国册封，今日本无故废灭之，违反公法，实为各国无先例之事。”格兰特又问，琉球人能否用中国文字？李鸿章答，琉球人能使用中国文字。他同时指出，琉球作为主权国家，曾与美国签有通商条约。日本吞并琉球，也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如果中日之间因琉球开战，必然影响美国在远东的商贸利益。格兰特对李鸿章所言深以为然，表示“将站在中国这边”。
但格兰特到日本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1879年7月3日，当格兰特乘坐军舰“里奇蒙德”号驶入横滨港时，受到日本朝野的盛大欢迎。明治天皇亲自出面宴请格兰特，还把自己在海边的行宫腾出来给格兰特居住。日本政府要员陪着格兰特在日本度假胜地日光山又吃又玩，好不惬意。虽然宾主相谈甚欢，但对于琉球问题，日本毫不让步。不久，格兰特给李鸿章写信道：“我到日本后，屡次会晤内阁大臣。恭亲王与李中堂所托琉球之事，情节微有不符。日本确无与中国失和之意。日人自谓琉球事系其应办，并非无理;若中国肯让日人，日本亦愿退让。” 显然，格兰特的调停并没有什么实质结果。
曾任日本驻天津领事的竹添进一郎，以个人名义找李鸿章斡旋。竹添道：“今日之天下非昔日之天下。有虎狼之国，无一日不欲逞志亚细亚……贵国地方广大，四疆之地不易把守。乃如伊犁之争，未闻其结局。正值此时，琉球恐贵国鞭长莫及。”这番话戳到了李鸿章的痛处——此时在中国西北的伊犁，清政府正与沙俄对峙，因此害怕俄国与日本联手对付中国。
日本人看透了清政府息事宁人的心理，让竹添进一郎向李鸿章抛出“琉球二分”方案，即把琉球群岛最南端的宫古、八重山两岛给中国，其他归日本。但这两个岛不是白给，日方提出修改中日《修好条规》，日本要与西方列强一样，在中国内地享有通商权。这就是所谓的“分岛改约”。
日本人把琉球问题跟改约搅和到一起，大有讹诈之意。而李鸿章仍倾向于“喝下这杯苦酒”。不过，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表示，中国不要琉球两岛，应该把它们还给琉球人，让琉球王尚泰把宗庙迁到这两个岛去。琉球人得知这一方案后大失所望。他们告诉清政府，宫古、八重山两岛是不毛之地，在那里生活都极其困难，更别说保留宗庙了。
关于要不要接受琉球分割方案，清政府内部也产生了严重分歧。赞同的一方认为，这样可以快速解决与日本的纷争，防止日俄联手夹击中国;反对的一方认为，这样一来会让中国丢掉宗主国的尊严，使得朝鲜、越南等藩属对中国失去信心，转而依附日本。
与此同时，琉球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消息屡屡见诸报端。《申报》曾以《琉民恶日》为题报道了几个典型事例：琉球一山林着火，烧掉当地百姓40余间房屋。日本官吏欲施米赈灾，琉球人拒不受领;又如，一长年驻华的琉球官员回国宣传“清国有意派出援兵”，立刻遭到日本人逮捕……
一边是清政府对“分岛改约”的暧昧态度，另一边是不时传来的日人暴行，令来华求救的琉球使臣感到绝望。当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签署“球案条约”后，在华奔走呼号几年的琉球使臣林世功在总理衙门的大门前挥剑自刎！
事实上，清政府并没有与日本签订“球案条约”。1880年2月，经过驻英公使、钦差大臣曾纪泽的斡旋，清政府不但收回了伊犁地区，还挽回了之前让给俄国的部分主权。一度剑拔弩张的中俄边境暂时恢复了平静。于是，清政府对日本正式否决了“球案条约”。在中国坐了几个月冷板凳的日本公使只好灰溜溜地回国了。
此后的若干年，中日双方虽然曾试图就琉球问题重启谈判，但一来双方主张相去甚远，二来对中国意义更重大的藩属越南、朝鲜先后发生危机，中国与周边国家维系了上千年的宗藩关系，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全面挑战，清政府无暇处置琉球问题。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也失去了与日本进行任何外交谈判的资本，琉球最終被日本侵占。
编辑：姚志刚
日本的领土范围在二战结束时由《波茨坦公告》做了规定，其中不包括琉球群岛（日本称冲绳县）。在更早的中国明清两代，琉球是独立的王国，同时也是中国的藩属。日本明治维新后，通过武力殖民灭掉了琉球王室，将其领土据为己有。
日本入侵，琉球王对华求援
1372年（明洪武五年），琉球中山王察度遣使来华，正式成为中国的藩属国。自此，中国与琉球保持了500多年的宗藩关系。明亡清兴，琉球与清王朝接续了这种宗藩关系。中国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琉球人每次朝贡后，都带着价值数倍于贡品的礼品满载而归。在这种朝贡体制中，琉球是实际受益方。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明太祖朱元璋派“闽人三十六姓”进入琉球，不但带去了生产技术，也带去了中华文明。
1609年，日本萨摩藩的主政者岛津氏出兵琉球，毫无防御能力的琉球只能投降，萨摩藩强迫琉球向其进贡。此后的两个多世纪，琉球并未向清政府言明其艰难处境，清政府对此也没有关注。
1872年（日本明治五年），明治维新拉开序幕。日本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来到琉球，软硬兼施地要求琉球王尚泰派使团前往日本，庆祝“明治新政”。不明就里的琉球使团刚到日本，就收到了明治天皇下发的表文。琉球使节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日本企图剥夺琉球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强行把它变成日本的行政区。
日本明白，若想真正把琉球攥在手心里，只換个称呼还不够，割断它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才是关键。1875年（清光绪元年），日本内务大臣松田道之以“钦差大臣”的名义来到琉球，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禁止向中国进贡，禁止使用清王朝的年号，琉球的对华贸易由日本全权负责等。这个所谓的“改革”，目的是阻断琉球与中国的联系。
琉球人向日本人请求：只要保留对中国的宗藩关系，其他一切条款都能应允。但哀告是没有用的，日本陆军大将西乡隆盛率3万人马大兵压境。眼看亡国在即，琉球王尚泰只剩最后一步棋可走——派密使前往中国求救。
1876年12月10日，尚泰的姐夫、紫巾官向德宏与琉球通事蔡大鼎、林世功等人乔装改扮，躲过日本人的监视，乘一条小船前往中国。由于风向不顺，向德宏等人的船竟在海上漂泊了4个月，直到第二年4月2日才抵达福州。向德宏等人拜见了闽浙总督何璟和福建巡抚丁日昌，呈递了琉球王的咨文，请求清政府代纾国难——这份咨文的副本被琉球人保留了下来。
“废藩置县”，琉球王遭到软禁
1877年12月，清政府决定让即将赴任的驻日公使何如璋考察琉球与日本的关系。何如璋刚到日本，在神户港尚未下船，滞留日本的琉球使臣马兼才就乘夜色秘密登舟，哭诉日本欲吞并琉球的阴谋。琉球王在给清朝公使的求救密信中写道：“今日阻贡，行且废藩，终必亡国。”何如璋到达东京后，琉球官员毛凤来等又先后求见，请求清政府出面干涉，救琉球于危亡。何如璋看清了日本对琉球“阻贡在先、吞并在后”的野心。
1878年5月，何如璋向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写信谈了自己对琉球问题的看法：“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次及朝鲜。日事要求，听之乎，何以为国？拒之乎，边衅究不能免……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对中国的蚕食正是循着何如璋所预见的步骤进行的。
经过对日本的考察，何如璋看出，日本财政困难，常备陆军只有3万多人，海军不过4000人，新近从英国买回的铁甲舰也徒有其表。废藩置县后，日本国内矛盾重重，“实在不是中国的对手”。不过考虑到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后一直奉行息事宁人的外交政策，何如璋还是给朝廷提供了上、中、下三策：上策为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中策为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为反复辩论，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
在何如璋看来，当然应该采取上策。但总理衙门认为，“上策、中策都过于张狂，并非不动声色的办法”。于是他们选择了下策，指示何如璋“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决不动武”。
1878年9月，收到总理衙门指示的何如璋来到日本外务省，向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提出口头抗议。
当时中国对日本的情况了解很少，准备工作也很不充分，何如璋出使日本竟然连日语翻译都没有带。清政府以为，日本已经全盘西化，官方应用英语，带英语翻译就够了，而实际情况与此相差甚远。何如璋跟寺岛交涉了几次，都是鸡同鸭讲，说不清楚。不过，汉字双方都懂，何如璋在征得寺岛同意后，向日本政府递送了书面照会。
10月7日，一份措辞强硬的书面照会摆到寺岛面前。何如璋用历史事实证明了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并谴责日本恃强凌弱的行为。面对何如璋有理有力的照会，日本外务省理屈词穷。他们很清楚，法理和人心都不支持日本，于是只能抓住照会中“背邻交，欺弱国”等语句，指责“这是对日本的暴言”。
日本外务省与中国使馆之间的信函，一般在几天之内就可往复，而日本政府这次给何如璋的复照却拖了一个多月。寺岛反复问何如璋，这是清政府的态度还是他个人的态度？出使前，李鸿章曾嘱咐何如璋先以个人名义表示抗议，这样还有转圜的余地。因此何如璋表示，这是他个人的意见。日本方面意识到，何如璋强硬立场的背后，并没有清政府的有力支持。因此日本人决定抓住措辞问题，把态度强硬的何如璋顶回去。 就在何如璋与日本的交涉陷入僵局时，日军乘汽船在琉球那霸港登陆。1879年4月，松田道之向琉球王尚泰宣读了日本政府“废藩置县”的命令，宣布“琉球国变为日本冲绳县”。尚泰被强行掳到东京软禁。
泣血哀告，美国人调停无果
一个月后，滞留福州的向德宏收到琉球人的密报，得知国家已亡。向德宏决定带着蔡大鼎、林世功等人赴北京陈情。他们一路北上走得并不太平。使团走到上海，听传言说在华的日本特务为了阻止他们，组织了暗杀队。琉球人的发型、服饰保持了明代的特色，迥异于长袍马褂、剃头梳辫的清人。为了躲过日本特务的暗杀，琉球人只好剃头改服，一路躲躲闪闪来到天津，拜见了实权人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向德宏写道：“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属鬼！虽糜身碎首，亦所不辞！”但李鸿章还是决定先观察事态的发展再说。
与此同时，琉球国内的消息不断传来：琉球民众不甘心就此亡国，武装抗争此起彼伏。抵抗日军暴行的官民遭到严刑拷打，一些忠义之士自刎殉国。一批民众写下了向中国求援复国的血书，可惜未能送至中国。不过，这封血书的原件被琉球人保存了下来。
向德宏见国内形势十万火急，而李鸿章又态度暧昧，于是决定派毛精长、蔡大鼎、林世功等人去北京总理衙门求援。面对琉球人的泣血哀告，主政外交的恭亲王左右为难。一方面，当时清政府自顾不暇，不太想管琉球的事;另一方面，面对藩属国求援，清政府又不想丢宗主国的面子。
正在踌躇之际，李鸿章听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造访东亚。格兰特被认为“在国际政治领域有较大影响力”。李鸿章觉得，如果说服格兰特调停“琉球案”，日本人可能就范。
格兰特问李鸿章：“中国果无争朝贡有无之意？”李鸿章答：“朝贡有无非问题之所在。琉球王历来受中国册封，今日本无故废灭之，违反公法，实为各国无先例之事。”格兰特又问，琉球人能否用中国文字？李鸿章答，琉球人能使用中国文字。他同时指出，琉球作为主权国家，曾与美国签有通商条约。日本吞并琉球，也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如果中日之间因琉球开战，必然影响美国在远东的商贸利益。格兰特对李鸿章所言深以为然，表示“将站在中国这边”。
但格兰特到日本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1879年7月3日，当格兰特乘坐军舰“里奇蒙德”号驶入横滨港时，受到日本朝野的盛大欢迎。明治天皇亲自出面宴请格兰特，还把自己在海边的行宫腾出来给格兰特居住。日本政府要员陪着格兰特在日本度假胜地日光山又吃又玩，好不惬意。虽然宾主相谈甚欢，但对于琉球问题，日本毫不让步。不久，格兰特给李鸿章写信道：“我到日本后，屡次会晤内阁大臣。恭亲王与李中堂所托琉球之事，情节微有不符。日本确无与中国失和之意。日人自谓琉球事系其应办，并非无理;若中国肯让日人，日本亦愿退让。” 显然，格兰特的调停并没有什么实质结果。
“琉球二分”，清政府并未接受
曾任日本驻天津领事的竹添进一郎，以个人名义找李鸿章斡旋。竹添道：“今日之天下非昔日之天下。有虎狼之国，无一日不欲逞志亚细亚……贵国地方广大，四疆之地不易把守。乃如伊犁之争，未闻其结局。正值此时，琉球恐贵国鞭长莫及。”这番话戳到了李鸿章的痛处——此时在中国西北的伊犁，清政府正与沙俄对峙，因此害怕俄国与日本联手对付中国。
日本人看透了清政府息事宁人的心理，让竹添进一郎向李鸿章抛出“琉球二分”方案，即把琉球群岛最南端的宫古、八重山两岛给中国，其他归日本。但这两个岛不是白给，日方提出修改中日《修好条规》，日本要与西方列强一样，在中国内地享有通商权。这就是所谓的“分岛改约”。
日本人把琉球问题跟改约搅和到一起，大有讹诈之意。而李鸿章仍倾向于“喝下这杯苦酒”。不过，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表示，中国不要琉球两岛，应该把它们还给琉球人，让琉球王尚泰把宗庙迁到这两个岛去。琉球人得知这一方案后大失所望。他们告诉清政府，宫古、八重山两岛是不毛之地，在那里生活都极其困难，更别说保留宗庙了。
关于要不要接受琉球分割方案，清政府内部也产生了严重分歧。赞同的一方认为，这样可以快速解决与日本的纷争，防止日俄联手夹击中国;反对的一方认为，这样一来会让中国丢掉宗主国的尊严，使得朝鲜、越南等藩属对中国失去信心，转而依附日本。
与此同时，琉球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消息屡屡见诸报端。《申报》曾以《琉民恶日》为题报道了几个典型事例：琉球一山林着火，烧掉当地百姓40余间房屋。日本官吏欲施米赈灾，琉球人拒不受领;又如，一长年驻华的琉球官员回国宣传“清国有意派出援兵”，立刻遭到日本人逮捕……
一边是清政府对“分岛改约”的暧昧态度，另一边是不时传来的日人暴行，令来华求救的琉球使臣感到绝望。当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签署“球案条约”后，在华奔走呼号几年的琉球使臣林世功在总理衙门的大门前挥剑自刎！
事实上，清政府并没有与日本签订“球案条约”。1880年2月，经过驻英公使、钦差大臣曾纪泽的斡旋，清政府不但收回了伊犁地区，还挽回了之前让给俄国的部分主权。一度剑拔弩张的中俄边境暂时恢复了平静。于是，清政府对日本正式否决了“球案条约”。在中国坐了几个月冷板凳的日本公使只好灰溜溜地回国了。
此后的若干年，中日双方虽然曾试图就琉球问题重启谈判，但一来双方主张相去甚远，二来对中国意义更重大的藩属越南、朝鲜先后发生危机，中国与周边国家维系了上千年的宗藩关系，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全面挑战，清政府无暇处置琉球问题。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也失去了与日本进行任何外交谈判的资本，琉球最終被日本侵占。
编辑：姚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