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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90后”集体成年，殊不知，“70后”也集体进入不惑之年。一代有一代之怀念，一代有一代之困惑。返乡，以及到世界中去的问题，其实根植于“70后”的内心。虽说每代人都在寻找精神的故乡，但有些问题还真是从“70后”才真正开始面对。而真正的“还乡而不至”，也是从“70后”这代人开始。
回去后，会发现老房子倒了，乡愁还在，内心和情感的故乡还在。“80后”还没来得及把自己深植在那片土地上时，乡土社会就崩溃了，他们没来得及建构出充分的乡愁。而故乡失散那种别样的、失落的乡愁，“70后”正在集中面对。
“70后”一代作家，成长成熟于20世纪70至90年代，此前很长一段时间被文坛认为是“被遮蔽”的一代。但在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曹霞看来，不少“70后”作家有个不容忽略的特质，那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拥有“乡村故事”。
作为与乡土中国在血缘和精神上有所维系的最后一代人，“70后”记录故乡，保存了行将消失的“乡愁记忆”的最后面相。不难发现，故乡的那些人与事，成了很多“70后”作家的“精神据点”。作家鲁敏的“东坝”系列，以故乡江苏东台为原型，温暖宁静、淡泊淳朴，有着东方乡土复杂微妙的人情冷暖和伦理。作家徐则臣的“花街”系列，将运河故乡描绘得湿润丰沛，如同古典写意的水墨画，充溢着“清明上河图”般的烟火气息。作家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灵感正来自他在苏北鲁南农村的见闻。
而知名专栏作家十年砍柴的《进城走了十八年》，讲述自己进城前后的点滴故事与心得，试图探寻城乡差别的制度性根源，引起了不少“70后”的共鸣。“在中国乡村长大的1970年代的乡村记忆，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乡土社会走向城市化社会中的新旧交替的冲突，旧的农耕牧歌余韵悠悠和新的工业化进行曲狂飙猛进交融在一起。”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是一位在湖南山村长大的“70后”，供职于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语文出版社，平生最爱读书、写作二事，游走于历史文化和时事评论之间，已出版《闲看水浒》《皇帝文臣和太监》《晚明七十年》《闲话红楼》。在少年时期，他真切感受到中国农耕文化的余波，接受着传统文化教育的熏陶，却没来得及消化便急匆匆地搭上了突飞猛进的城市列车。他刻苦学习，接受教育，借助高考这个平台，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人生跨越，花了18年光阴。
在进城20年后，为了排遣自己对故乡的怀念，十年砍柴花了几年时间，陆续写成了20万字的自传散文集《进城走了十八年》。他在《自序》里写道：“从我们这代人开始，乡村人不再是少数的才能进城，而是大批地、甚至成群地进城。我们这代人，正经历着告别‘乡土中国’，走进‘城市中国’。”
“单说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工具，我这四十年的经历，浓缩了西方社会的几百年。”对于自己人生的戏剧性变化，他始终难以忘怀，“我的儿时，点油灯，砍柴放牧，学赶牛耕田，步行去上学，和我的父辈、祖父辈乃至曾祖父辈的生活形态没什么差别。而我进城后，开汽车，用互联网，和美国纽约的同龄人生活状态也没什么差别。”他认为，“70后”从“乡土中国”走进“城市中国”，经历了中国乡村社会几千年来最大的巨变。躬迎这样的巨变，对一个有强烈历史感的人而言，可谓是一种幸运。
当社会结构发生巨变，“乡土中国”变成了“城市中国”时，作为为耕读文化唱挽歌的一代，十年砍柴说：“我现在感觉到的乡愁，恐怕比鲁迅、沈从文那个时代笔下的乡愁更为沉重、纠结。上世纪20年代，尽管也有外来的经济模式和文化对乡村有冲击，但乡村总体的格局和程序没变，无论鲁迅回鲁镇，还是沈从文回湘西，感觉到的变化只是人心不古之类。而现在乡村的正常社会生态已经被破坏，青壮年几乎全部外出，只留下老人和小孩，没有活力和生气，呈现出了空壳化，哪怕房子建得越来越漂亮，但实质上的凋敝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这一代离乡进城的乡愁，是无可排遣的，因为几乎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围绕自己的出生地河南省穰县吴镇梁庄村，“70后”作家梁鸿写了两本书——《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前一本写“留守”在梁庄的人，后一本是“出梁庄记”——写梁庄人在全国各地的打工生活。梁庄也因此脱颖而出，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典型村——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当然，路遥有乌托邦化双水村的笔调，正如陈忠实有乌托邦化白鹿原的笔调、贾平凹有乌托邦化商州的笔调一样——文人的乡愁，或者知识分子对乡土文化的怀想，往往容易流露出这样的倾向，一种类似沈从文“人性小庙”的情怀。这也是中国自“五四”以来，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动之后，文学的潮流之一。
而梁鸿极力想避免的，正是这样的笔调。或者说，新的历史环境和新的文体要求，都决定了她须得摈弃骨子里的抒情和写意，正面迎视这些问题。但她的迎视和面对，又时常带着困惑和犹疑。她毫不回避自己的無力、烦躁和想逃离，也坦陈自己的伤感、痛苦和软弱，由此她陷入了有关“真实”和“知识分子道德”的困惑，她说，“我终将离梁庄而去”，也“终将无家可归”。
在写书的过程中，梁鸿多次返乡，跟梁庄人聊。尤其是写第二本书，她追踪乡亲们打工的足迹，跑了10余个省市，采访了340多个人，历时两年。她跟他们一起住出租屋，进他们所在的有毒的生产车间，进富士康的工厂。她像一个走亲戚的乡亲一样，贴近他们的生活，听他们谈自己的经历、甚至是“隐私”。他们信任她，甚至是不求回报地“配合”她。每一次的交流，开始、结束，都是具体的过程；每一个记录，开始、结束，都和具体的性格有关。人与人的接触是最微妙的，人与人的深入交流是最难的，尤其对于梁鸿这样离开故乡的人，距离感其实是可想而知的。
好在，有她的父亲。父亲是她“重返田野”的桥梁。细心的读者或许可以注意到，每一次采访，甚至每一次电话联系，她的父亲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东奔西走于各个城市的时候，也常常能够见到梁鸿父亲的身影。
梁鸿说，自己每次见到母亲的坟，对故乡的归属感都会更加清晰。实际上，有父亲在身边，她重新寻找归属感的每一步才得以实现。父亲在梁庄这个“熟人社会”所建立的基于血缘和乡情的人际关系，是梁鸿得以为梁庄立传的重要支撑。某种程度上，父亲也是梁庄与外界联系、让外界了解的一个通道。随着一代代的人老去，城乡二元结构的日益固化、社会的日益发展前进，不知道，这样的通道会更多还是更少……
2013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有这样的表述：“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城市居民望得见山、看得到水、记得住乡愁。”“乡愁”这种情感化的词汇第一次进入中央文件。可见，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推进传统村落的进一步保护和发展，尊重农耕文明，才能让我们的“乡恋、乡思、乡念”有所寄托。
回去后，会发现老房子倒了，乡愁还在，内心和情感的故乡还在。“80后”还没来得及把自己深植在那片土地上时，乡土社会就崩溃了，他们没来得及建构出充分的乡愁。而故乡失散那种别样的、失落的乡愁，“70后”正在集中面对。
告别乡土，走进城市
“70后”一代作家，成长成熟于20世纪70至90年代，此前很长一段时间被文坛认为是“被遮蔽”的一代。但在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曹霞看来，不少“70后”作家有个不容忽略的特质，那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拥有“乡村故事”。
作为与乡土中国在血缘和精神上有所维系的最后一代人，“70后”记录故乡，保存了行将消失的“乡愁记忆”的最后面相。不难发现，故乡的那些人与事，成了很多“70后”作家的“精神据点”。作家鲁敏的“东坝”系列，以故乡江苏东台为原型，温暖宁静、淡泊淳朴，有着东方乡土复杂微妙的人情冷暖和伦理。作家徐则臣的“花街”系列，将运河故乡描绘得湿润丰沛，如同古典写意的水墨画，充溢着“清明上河图”般的烟火气息。作家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灵感正来自他在苏北鲁南农村的见闻。
而知名专栏作家十年砍柴的《进城走了十八年》，讲述自己进城前后的点滴故事与心得，试图探寻城乡差别的制度性根源，引起了不少“70后”的共鸣。“在中国乡村长大的1970年代的乡村记忆，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乡土社会走向城市化社会中的新旧交替的冲突，旧的农耕牧歌余韵悠悠和新的工业化进行曲狂飙猛进交融在一起。”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是一位在湖南山村长大的“70后”，供职于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语文出版社，平生最爱读书、写作二事，游走于历史文化和时事评论之间，已出版《闲看水浒》《皇帝文臣和太监》《晚明七十年》《闲话红楼》。在少年时期，他真切感受到中国农耕文化的余波，接受着传统文化教育的熏陶，却没来得及消化便急匆匆地搭上了突飞猛进的城市列车。他刻苦学习，接受教育，借助高考这个平台，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人生跨越，花了18年光阴。
在进城20年后，为了排遣自己对故乡的怀念，十年砍柴花了几年时间，陆续写成了20万字的自传散文集《进城走了十八年》。他在《自序》里写道：“从我们这代人开始，乡村人不再是少数的才能进城，而是大批地、甚至成群地进城。我们这代人，正经历着告别‘乡土中国’，走进‘城市中国’。”
“单说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工具，我这四十年的经历，浓缩了西方社会的几百年。”对于自己人生的戏剧性变化，他始终难以忘怀，“我的儿时，点油灯，砍柴放牧，学赶牛耕田，步行去上学，和我的父辈、祖父辈乃至曾祖父辈的生活形态没什么差别。而我进城后，开汽车，用互联网，和美国纽约的同龄人生活状态也没什么差别。”他认为，“70后”从“乡土中国”走进“城市中国”，经历了中国乡村社会几千年来最大的巨变。躬迎这样的巨变，对一个有强烈历史感的人而言，可谓是一种幸运。
当社会结构发生巨变，“乡土中国”变成了“城市中国”时，作为为耕读文化唱挽歌的一代，十年砍柴说：“我现在感觉到的乡愁，恐怕比鲁迅、沈从文那个时代笔下的乡愁更为沉重、纠结。上世纪20年代，尽管也有外来的经济模式和文化对乡村有冲击，但乡村总体的格局和程序没变，无论鲁迅回鲁镇，还是沈从文回湘西，感觉到的变化只是人心不古之类。而现在乡村的正常社会生态已经被破坏，青壮年几乎全部外出，只留下老人和小孩，没有活力和生气，呈现出了空壳化，哪怕房子建得越来越漂亮，但实质上的凋敝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这一代离乡进城的乡愁，是无可排遣的，因为几乎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人性小庙”情怀中的困惑
围绕自己的出生地河南省穰县吴镇梁庄村，“70后”作家梁鸿写了两本书——《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前一本写“留守”在梁庄的人，后一本是“出梁庄记”——写梁庄人在全国各地的打工生活。梁庄也因此脱颖而出，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典型村——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当然，路遥有乌托邦化双水村的笔调，正如陈忠实有乌托邦化白鹿原的笔调、贾平凹有乌托邦化商州的笔调一样——文人的乡愁，或者知识分子对乡土文化的怀想，往往容易流露出这样的倾向，一种类似沈从文“人性小庙”的情怀。这也是中国自“五四”以来，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动之后，文学的潮流之一。
而梁鸿极力想避免的，正是这样的笔调。或者说，新的历史环境和新的文体要求，都决定了她须得摈弃骨子里的抒情和写意，正面迎视这些问题。但她的迎视和面对，又时常带着困惑和犹疑。她毫不回避自己的無力、烦躁和想逃离，也坦陈自己的伤感、痛苦和软弱，由此她陷入了有关“真实”和“知识分子道德”的困惑，她说，“我终将离梁庄而去”，也“终将无家可归”。
在写书的过程中，梁鸿多次返乡，跟梁庄人聊。尤其是写第二本书，她追踪乡亲们打工的足迹，跑了10余个省市，采访了340多个人，历时两年。她跟他们一起住出租屋，进他们所在的有毒的生产车间，进富士康的工厂。她像一个走亲戚的乡亲一样，贴近他们的生活，听他们谈自己的经历、甚至是“隐私”。他们信任她，甚至是不求回报地“配合”她。每一次的交流，开始、结束，都是具体的过程；每一个记录，开始、结束，都和具体的性格有关。人与人的接触是最微妙的，人与人的深入交流是最难的，尤其对于梁鸿这样离开故乡的人，距离感其实是可想而知的。
好在，有她的父亲。父亲是她“重返田野”的桥梁。细心的读者或许可以注意到，每一次采访，甚至每一次电话联系，她的父亲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东奔西走于各个城市的时候，也常常能够见到梁鸿父亲的身影。
梁鸿说，自己每次见到母亲的坟，对故乡的归属感都会更加清晰。实际上，有父亲在身边，她重新寻找归属感的每一步才得以实现。父亲在梁庄这个“熟人社会”所建立的基于血缘和乡情的人际关系，是梁鸿得以为梁庄立传的重要支撑。某种程度上，父亲也是梁庄与外界联系、让外界了解的一个通道。随着一代代的人老去，城乡二元结构的日益固化、社会的日益发展前进，不知道，这样的通道会更多还是更少……
2013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有这样的表述：“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城市居民望得见山、看得到水、记得住乡愁。”“乡愁”这种情感化的词汇第一次进入中央文件。可见，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推进传统村落的进一步保护和发展，尊重农耕文明，才能让我们的“乡恋、乡思、乡念”有所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