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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活着时，我总不能在他身边；死了，他常到我的梦里来。梦里，他抽烟、喝酒、讲笑话，冲母亲发脾气，活得比死之前更真切。仿佛三年来，他一刻也不曾离开。
2015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初六。这一天，对于国家、民族，是一个惨痛的纪念日；对于像我这样的平凡人，最能记住的，是父亲70岁生日。我从几千里外谋生的城市，悄悄回到故乡。
路过镇上的街面，我花70元买了一个生日蛋糕。
父亲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我要死了”。他毫不忌讳“死”这个字眼。我握住他枯柴般的手，确信他还活着；我不敢掉泪，说不出一句话。他躺在我结婚时用过的房间，那是我们家的正房，朝东、面积最大、规格最高，房顶天花专门请木匠师傅铺排了整齊的木板；他的病榻，也是我当新郎时用过的婚床。这间房，这张床，我们早已废弃，如同我们眼里废弃的故乡，只有过年时，我们才回来住几天。
2012年初夏时节，父亲在田野收割，将一麻袋油菜籽扛上肩时，吐了一口血。他瞒了一周，又在家里吐了一口血，被母亲发现。母亲慌了神，要寻人给我打电话，被他骂一顿：男人一辈子，吐几口血算么事（什么），你大惊小怪的，生怕小伢介（皖南方言：孩子们）不晓得，他们在外容易吗？！母亲感觉不妙，还是悄悄给我挂了电话。一查，竟是肺癌。之后，关于他的病情，我一直死死地瞒着他，也瞒着母亲，就连他上手术台，我也骗他只是一个小手术。直到他去世，母亲才知道真相。
父亲说，他要死在家里，死在自己亲手盖的老屋里。这是他手术之后第二年冬天，病情开始显现时，他预感凶险、亲口向几位叔父交待的。之后，他又捱过了两年。
但这一次，看到他被癌症折磨得不成人形，我知道，他熬不过去了。
我握着父亲的手，轻声问，怕不怕？
他明白我的意思，用力摆摆手：不怕。他吐字清晰，我听得真切。父亲的一生，见惯了死亡。他幼年丧父、母亲改嫁，是曾祖母一手将他抚养成人。年轻时的父亲，是村里最好的“八仙”之一，经他的手埋葬的乡亲，少说也有几十人。他不畏惧死，又渴望好好活。
我确信他说的是真心话，心里得到一丝悲凉的安慰。
我拿出蛋糕，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吃生日蛋糕。我出门在外二十多年，竟从未为父亲过过一个有蛋糕的生日。在病床前，我和弟弟点燃七支蜡烛，让他吹，可他已经没有气力吹熄这么多蜡烛了。他吹熄了一支，也许一支都没有吹熄，那摇曳的烛火，微弱又倔强，看起来比他的生命要顽强。剩下的蜡烛，由我兄弟二人替他吹灭。他艰难地抿下一小口蛋糕，满是皱皮的喉节上下滚动了几下；之后，便靠在床头，一言不发。他脱光了上衣，露出皮包骨头，一台电风扇对着他日夜不停地吹。他说他的心里有一把火在烧。他已经不再咳嗽了——那是怎样一种咳嗽啊，能把人鲜红的心咳出五脏六腑；那样的咳嗽，即使在千里之外的异乡，我也能在噩梦中听见。
现在，他不咳嗽了；他垂着脑袋、佝偻腰肩、嘶嘶喘气，平静等待最后的庄严时刻。
半夜，我们爷儿俩又说了几句话。他说，我走了，你们不要难过，还要把日子过下去，把伢（我的儿子）培养好。末了，他又说，你们兄弟俩，要把你妈妈照顾好，她到我们家来，像牛一样苦做，一辈子受穷，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他反复叮嘱几遍，用尽全部的气力。
这是他对母亲的歉疚和忏悔，是他留在人世间最后的情话。
三天后，农历八月初九，早上7点多，一直垂头坐着、佝偻着腰肩、无法躺下睡觉的父亲，身体猛地往后一仰，闭上了眼睛，进入弥留之际。两个多小时后，9点55分，父亲被我抱上一张靠椅，母亲替他穿衣、替他换上她亲手缝制的新布鞋（母亲的手，当时多笨啊，她试了多少次，终于将父亲的脚搓揉着揣进鞋里）。父亲穿上这双上路的布鞋，长长地呼出最后一口气，然后安静地靠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他终于得到彻底的解脱。
2015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初六。这一天，对于国家、民族，是一个惨痛的纪念日；对于像我这样的平凡人，最能记住的，是父亲70岁生日。我从几千里外谋生的城市，悄悄回到故乡。
路过镇上的街面，我花70元买了一个生日蛋糕。
父亲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我要死了”。他毫不忌讳“死”这个字眼。我握住他枯柴般的手，确信他还活着；我不敢掉泪，说不出一句话。他躺在我结婚时用过的房间，那是我们家的正房，朝东、面积最大、规格最高，房顶天花专门请木匠师傅铺排了整齊的木板；他的病榻，也是我当新郎时用过的婚床。这间房，这张床，我们早已废弃，如同我们眼里废弃的故乡，只有过年时，我们才回来住几天。
2012年初夏时节，父亲在田野收割，将一麻袋油菜籽扛上肩时，吐了一口血。他瞒了一周，又在家里吐了一口血，被母亲发现。母亲慌了神，要寻人给我打电话，被他骂一顿：男人一辈子，吐几口血算么事（什么），你大惊小怪的，生怕小伢介（皖南方言：孩子们）不晓得，他们在外容易吗？！母亲感觉不妙，还是悄悄给我挂了电话。一查，竟是肺癌。之后，关于他的病情，我一直死死地瞒着他，也瞒着母亲，就连他上手术台，我也骗他只是一个小手术。直到他去世，母亲才知道真相。
父亲说，他要死在家里，死在自己亲手盖的老屋里。这是他手术之后第二年冬天，病情开始显现时，他预感凶险、亲口向几位叔父交待的。之后，他又捱过了两年。
但这一次，看到他被癌症折磨得不成人形，我知道，他熬不过去了。
我握着父亲的手，轻声问，怕不怕？
他明白我的意思，用力摆摆手：不怕。他吐字清晰，我听得真切。父亲的一生，见惯了死亡。他幼年丧父、母亲改嫁，是曾祖母一手将他抚养成人。年轻时的父亲，是村里最好的“八仙”之一，经他的手埋葬的乡亲，少说也有几十人。他不畏惧死，又渴望好好活。
我确信他说的是真心话，心里得到一丝悲凉的安慰。
我拿出蛋糕，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吃生日蛋糕。我出门在外二十多年，竟从未为父亲过过一个有蛋糕的生日。在病床前，我和弟弟点燃七支蜡烛，让他吹，可他已经没有气力吹熄这么多蜡烛了。他吹熄了一支，也许一支都没有吹熄，那摇曳的烛火，微弱又倔强，看起来比他的生命要顽强。剩下的蜡烛，由我兄弟二人替他吹灭。他艰难地抿下一小口蛋糕，满是皱皮的喉节上下滚动了几下；之后，便靠在床头，一言不发。他脱光了上衣，露出皮包骨头，一台电风扇对着他日夜不停地吹。他说他的心里有一把火在烧。他已经不再咳嗽了——那是怎样一种咳嗽啊，能把人鲜红的心咳出五脏六腑；那样的咳嗽，即使在千里之外的异乡，我也能在噩梦中听见。
现在，他不咳嗽了；他垂着脑袋、佝偻腰肩、嘶嘶喘气，平静等待最后的庄严时刻。
半夜，我们爷儿俩又说了几句话。他说，我走了，你们不要难过，还要把日子过下去，把伢（我的儿子）培养好。末了，他又说，你们兄弟俩，要把你妈妈照顾好，她到我们家来，像牛一样苦做，一辈子受穷，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他反复叮嘱几遍，用尽全部的气力。
这是他对母亲的歉疚和忏悔，是他留在人世间最后的情话。
三天后，农历八月初九，早上7点多，一直垂头坐着、佝偻着腰肩、无法躺下睡觉的父亲，身体猛地往后一仰，闭上了眼睛，进入弥留之际。两个多小时后，9点55分，父亲被我抱上一张靠椅，母亲替他穿衣、替他换上她亲手缝制的新布鞋（母亲的手，当时多笨啊，她试了多少次，终于将父亲的脚搓揉着揣进鞋里）。父亲穿上这双上路的布鞋，长长地呼出最后一口气，然后安静地靠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他终于得到彻底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