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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陈为军和妻子去看了3D版《泰坦尼克号》。15年前，他也是和妻子一起看的。当年他没看进去，觉得好长。老婆倒是哭得一塌糊涂。这一次，他认认真真地从头看到尾，觉得真好。“美国电影最可怕的是细节，它的细节让你无法自拔。我们的文化体制如果不改革不自由的话，永远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妻子在旁边补充了一句：“要知道，这可是人家15年前的水平。”
15年前，《泰坦尼克号》横扫奥斯卡的时候，陈为军是武汉电视台一名默默无闻的编导。奥斯卡看上去跟他毫无关系。2008年，他执导的纪录片《请为我投票》入选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前10名短名单，他没想到，自己可以离奥斯卡这么近。
奥斯卡的入围门槛之一是，影片必须在影院公映。对于纪录片来说，很难，尤其是一个中国导演的纪录片。公映后，会有一个70部的入围长名单，然后是10部的短名单，最后是前5部获得提名。那年前10名的片子，有7部是关于伊拉克战争的，陈为军的片子能够入选，殊为不易。
他只顾拍自己的片子，参评这样的事情他不管。很多时候，突然就有一个通知告诉他，到哪里哪里去等候领奖。他觉得这是很折磨人的事情。比如艾美奖，他获得了提名，千里迢迢到了现场，最后没得奖，“真是让人难受。”
这些年，他大大小小的奖得了不少，但他的片子在国内没有发行。不过，国内卖盗版碟的店里，大都能找到《请为我投票》。陈为军用来送亲朋好友的碟也都是从盗版商那里买的。“他们直接盗的美版，盗得不错。”陈为军笑道。
民主是什么？
在纪录片《请为我投票》开头，陈为军向两名小学生提了两个问题：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投票？两个小孩一脸的茫然和不解。
拍片源于英国和丹麦两位电视人发起的一个项目。全世界范围内，10位导演被挑选出来拍摄关于民主的故事。陈为军最初拒绝了这个邀请，觉得在中国拍“民主”的故事实在太难。直到遇到同事的小孩成成。陈为军问成成，长大后做什么？成成说，要当×××。问他为什么?成成说，我不会开车，我要是他，就让大家和我一起步行。
这让陈为军思考：中国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过了两天，他拿了摄像机到成成家，又问了一个问题：老师、商人、干部，你想当哪个？成成想都没想，说，想当干部。理由是，老师每天批作业很辛苦，商人会亏本。
“孩子像镜子一样，直接反射给你。”陈为军认为，全世界60亿人中真正对政治感兴趣的几亿都没有，这几亿人中关心中国民主的更少。但60亿人中，可能59亿都喜欢孩子。他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拍这部纪录片的构想：一个包子，很多人不愿吃皮，用馅来诱惑的话，就会连皮都吃下去。
《请为我投票》讲的是成成所在班级选班长，家长在后边出谋划策的故事。《华盛顿邮报》对此片的评价是：“这是一部关于一群7岁大的孩子令人如坐针毡的政治戏剧。”
片子在网上引发争论。很多人骂片子里的家长和小孩是魔鬼。陈为军不赞同这种看法。“骂人的这些人肯定是没当父母的，中国家长都是被体制绑架的。作为中国人看这个片子，与其把它当民主自由看，还不如着重看独生子女政策对民族未来的影响。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完全不同。在国外，儿童时期是释放想象力的时候。中国孩子一出生就没有自己的空间，他们被教育得像个成年人，不相信童话，这对民族的伤害很深。”
对于民主，陈为军有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如果有10个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一个问题肯定有10种观点，可能会出现大吵大闹的场景。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就会坐下来讨论规则，怎么解决分歧，但讨论的前提是10个人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中国的教育是万众一心。孩子一起做广播操，鞋子摆成一条线，读书齐声念。大家只是希望有人领读，自己跟着就行。”
这部片子，陈为军拍了4周，光素材就有一百多个小时，剪辑用了一年多时间。在10部纪录片中，这被认为是最好的一部。
艾滋病村的“潜伏者”
陈为军能被选中拍摄关于民主的故事，与世界银行的推荐有很大关系。而他引起世行的关注，是因为艾滋病专家何大一在世行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播放了他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片段。
何大一当初想到河南考察艾滋病，没有获得批准。武汉大学的桂希恩教授向他推荐陈为军的纪录片，这部片子让他感到震惊。
2001年，几位艾滋病患者来到武汉，桂希恩把他们带到了家里，陈为军当时也在场。这是河南上蔡县文楼村马深义一家。马家5人中，除了大女儿，有4人感染了艾滋病。这让陈为军深受触动——他决定把这一家人的遭遇拍成纪录片。
“艾滋病防治大家都知道，但打消心理障碍很难。和艾滋病人握手无法感染，但当真握手时，你可能会想，我不是在和一个人握手，而是在和很多病毒握手。”陈为军还记得，当马深义把自己的电话写在一张纸条上递给他时，他是“用两根手指头捏着放进口袋的”。
2001年夏天，陈为军进入文楼村，陆陆续续拍到第二年春天。彼时，当地政府对此事管得很紧。陈为军和许多媒体同行刚进村就被“软禁”了。他把拍了的带子偷偷塞给《武汉晚报》的一位女记者，用肥皂盒作伪装，才把素材带了出去。
拍摄过程中，陈为军和马深义也发生过争执。“拍了几个月之后，马深义突然对我说，不要拍了。万一周围村子知道，我可能得不到政府的补贴，这么多孩子我养不起。”陈为军生气了，和他吵。“我和他说，我把这些记录下来，可能帮的不是你一个人，是一个村子。”
马深义的妻子雷妹死的那天，陈为军赶到了村子。他把摄像机放到化肥袋里，马深义用摩托车载着他。村干部发现了，把摄像机抢过去。马深义疯了一样扑过去把摄像机抢回来。“我第一次看到他保护我。”陈为军说。
《好死不如赖活着》里，雷妹去世前的一个镜头，引起关于拍摄伦理的争论。雷妹当时已经意识恍惚，苍蝇停在她的脸上，她也不知道去驱赶，任凭它们叮咬。陈为军拍下了这个场景。有人将此与当年拍摄《等着吃小女孩的秃鹫》的摄影师凯文·卡特作了类比。在卡特拍摄的画面里，一个苏丹女童在通往救济站的路上，因饥饿而跪倒，秃鹰正在女孩后方不远处，目露凶光，等候进食。这张照片为卡特赢得了1994年普利策新闻奖，同时引来诸多批判与质疑：当时为什么不去帮帮那个可怜的小孩？
陈为军的答案是：我会拍下去。“我明白，在正常环境下不该拍了。但我知道，农村女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结婚生子。她结了婚，生了3个孩子，孩子还小，她就已经受尽磨难，即将死去。这是悲惨的经历，把她的人生记录下来，对她是一种公道。”
马深义一家的故事拍完后，陈为军去医院做了检查。抽血化验的时候，护士问他查什么，他说，查HIV。本该护士送血样，但护士马上说，你自己拿到楼上去吧——“艾滋病人在社会上什么地位，你立刻就明白了。”
陈为军从不讳言内心挥之不去的恐惧。化验完两天之后，他开着车去拿结果，心中非常忐忑，甚至有点神经质。“我对自己说，如果对面开过来的那辆车是单号，就说明我‘中标’了，如果是双号，说明没‘中标’。”结果，对面开来的车是单号。陈为军马上想，这次不算数，再来一次……
拿到了HIV化验结果，是阴性。他脑子里当时冒出的想法是：得去喝点酒才行。
选题在你一公里范围内
《好死不如赖活着》为陈为军赢得了国际声誉。2007年，BBC的高层参加广州纪录片大会，在海鲜市场吃得很过瘾，想着2008年奥运会到来时，会有很多电视观众想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两个多月后，便派出一位英国老导演来拍中国的餐饮。老导演没找到感觉，拍不下去。于是，BBC找到了陈为军。
“如果让我拍中国传统美食，我不做。我想把餐馆作为一个舞台，反映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陈为军将拍摄地点聚焦在长沙能容纳四千多人同时就餐的西湖楼。这座巨型酒楼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大的中餐馆，员工超过一千人，其中厨师就有三百多人。
他将拍摄计划分成几个部分。其中有老板怎么创建餐馆，这是说明中国人对事业的看法。还有餐馆里的3场宴席：婚宴、寿宴、满月宴，他认为这涵盖了中国人的一生。“中国人活这一辈子，就是为了找个好工作，娶个好老婆，有个好孩子，好好孝敬老人。”
这与他后来接受NHK的邀请去东京拍摄的思路是一样的，他拍的是人生中的“普适情感”——NHK有一个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找导演来东京拍故事，陈为军参与了这个计划。
东京有两个区，涩谷和巢鸭。涩谷是世界青少年时尚文化的发源地，有着大量奇形怪状的青少年。他对青春期的少年很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自己的小孩正处在这个时期。巢鸭有个高岩寺，是供奉地藏菩萨的庙宇。每月的初四、十四、二十四，东京七八十岁的老人会聚集到这里。在陈为军看来，全世界中年人的特点都是一样的：朝九晚五。然而，青少年和老年人有自己的特点。陈为军写了一个拍摄方案：在涩谷拍年轻人，在巢鸭拍老年人。
“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没有任何社会约束。随着年龄增长，开始接受很多规则的训练，最后成为一个社会人。成长对于很多人来说，会产生恐惧感。”
面对成长的恐惧，陈为军认为，中西有别。“西方会容忍孩子自由发展，孩子有试错的过程。比如，西方人在结婚前，性方面很自由，正是在这个阶段尝试了，真正谈恋爱时，对性的考虑很少，这样结合的家庭更稳定。中国相反，青少年在性方面是被压制的，结婚后，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来了，这样的婚姻容易出问题。”
在许多观念上脱亚入欧的日本，是陈为军思考的对象。在这部叫《日出日落》的纪录片开头，有一段他的口述：“在日落的时分，我来到东京上空，我将降落在下面这片灯海。我不知道我的镜头会对着谁，也不知道谁会闯进我的镜头，但我作为中国人，肯定会看到日本的不同。”
在涩谷，他拍了一对轰轰烈烈投入爱河的年轻人，十几天后，这段恋情结束。在巢鸭，他拍了一对老年夫妻。老头患了老年痴呆，只记得两件事，一件是：老婆很好；一件是：自己是木匠。
拍完素材离开东京那天是2009年元旦。涩谷的那对年轻人正好在当天早晨分手，女孩怎么样都联系不上男孩。
《日出日落》于今年2月底在NHK播出。在所有已拍的纪录片中，陈为军对此片最满意。“这部片子对我的余生都有启发。”
有人问他，你通过什么信息才能发现这么好的题目？他的回答是：“中国道家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拍跨文化背景的作品，其实是一样的，都是生老病死。有人认为做纪录片，要找奇特的人、奇特的事，不是这样的。还不如谈人性化的故事，把道理说好。选题在你一公里范围之内。”
我的哲学就是我的生活
拍身边的事儿，这是陈为军一直在做的事情。
1992年，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后，陈为军来到武汉电视台工作。让他对纪录片产生兴趣的是两部片子：《望长城》和《龙脊》——这样的片子能听到摄像机的呼吸声。主持人不那么字正腔圆，很随意，这启发了当时一代人，纪录片不必做得“很庙堂”。
在电视台工作之余，他向朋友借了摄像机，开始拍纪录片。最早一部“拍来玩”的纪录片对准了两位拍摄对象：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和武汉肉联厂工程师肖平。“邓晓芒是思想深邃的人，德国古典哲学造诣很深。肖平下岗卖粉丝煲，生意非常好，因为是肉联厂出来的，知道哪里的肉最好。相同的是，他们每天也要面对老婆孩子油盐酱醋。”
他用了邓晓芒的一句话作为该片的名字：我的哲学就是我的生活。这部纪录片初步奠定了陈为军式的拍摄风格：在不同空间内，把完全不相关的人物放在同一条时间线上，看会发生什么。
陈为军完全没学过怎么拍纪录片。从学校出来后，所有的拍摄手法都来自社会和个人经验。“我一直跟想拍纪录片的年轻人说，如果想拍好，就得认认真真地谈朋友、结婚、生孩子。生活不完整，你的感受就不完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不娶老婆就不知道女人多么难伺候，不生孩子就不知道当家长多么艰难。就像一棵树，长到哪里，树荫才能覆盖到哪里。”说这话的时候，他不断地笑着看身旁的老婆。
在中国拍纪录片的人里面，像陈为军这样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人不多，很多人会觉得他一定非常喜欢这一行，但他不那么认为。“做纪录片，是一件非常令人讨厌的事情。如果问我是否很喜欢做纪录片，说实在话，我随时会不拍。”
这个答案出人意料，他甚至明确地说，做完手上的活，他不打算再拍纪录片了。他的理由是：“拍纪录片需要深入一个人的生活，只要足够真诚，肯定会触摸到最真实的东西。比如，我拍你，拍一个月、两个月，肯定会拍到你不想让我拍到的东西，即使你可能会防范。刚开始，你也许会意识到摄像机的存在，但一个月之后，你就会忽略掉。你以为只是和我一个人讲话，其实，很多人在看。在剪辑时，我知道后面有千万双眼睛，他们随时会评价某个细节，这个细节是否放进去？放进去，会让被拍摄者和我都受到伤害。但如果一个导演把片子做成‘双赢’，一团和气，这个片子就更有问题。”
这是陈为军拍纪录片的痛苦，大抵也是生活的痛苦。当我们面对一个足够真实的世界，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无法接受。这也是纪录片的魅力与精髓所在。
（实习记者张迪对本文亦有贡献）
陈为军
纪录片导演，现供职于武汉电视台。1969年出生，1994年开始从事纪录片创作，2004年反映河南艾滋病家庭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获多项国际大奖。2007年，讲述小学生班级选举的《请为我投票》入围2008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此外还有《世界上最大的中国餐馆》、《日出日落》等作品。
陈为军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陈为军：我的满意来自家人和师友，出了这个圈子，太多不满意。
人物周刊：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陈为军：拥有一颗良心，在你选择拍摄主题时就不会为功利和阻力困扰；拥有一颗善心，在你面对拍摄对象时就可以用真诚换真心，成就真实故事。做纪录片这一行，是对心的考验。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陈为军：父亲是淮海战役中致残，从他的讲述中，我体会到什么叫命如草芥，什么叫大时代小人物！他们顺从的很多就是我们抗争的，同一片天，我理解，但不都认同。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陈为军：我不希望有轮回。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陈为军：真实的力量是开天辟地、澄清混沌的力量，纪录片生命就是真实。只要人类还求真、向善，就会有人做纪录片，就会有人看纪录片。中国的纪录片是和国际社会零差距的艺术门类。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陈为军：对孩子的教育有问题，包括我自己，我承认自己被这个教育体系绑架了。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陈为军：为国不忘家，这就是领袖气质！我钦佩小字辈的韩寒。我希望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万众一心。
人物周刊：权利、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陈为军：真正的自由是肩负着巨大的权利和责任的，所以我选择真正的个人自由。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陈为军：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书，到目前为止，是邓晓芒的《灵之舞》。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 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陈为军：总体感觉还行，最大的担忧是孩子们，不论他们吃的还是用的，不论他们学的还是我们教的。
有人认为，拍摄纪录片，要找奇特的人和奇特的事。他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谈人性化故事，把道理说好才最为重要。选题在你一公里范围内——这是他常说的话。
于是，他在河南的一座村庄拍出了艾滋病在中国的现状。在武汉一个小学班级拍出了“民主”的故事。在长沙的一家酒楼拍出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在日本东京的两个区拍出了全世界的人都能体认的“普世情感”。
他的作品获得过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和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入选过艾美奖和奥斯卡奖。当他享有国际声誉时，在国内却鲜为人知。他设备简单，收入不高。他殚精竭虑记录“真实”，同时也被“真实”困扰——当这个世界足够真实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接受？
15年前，《泰坦尼克号》横扫奥斯卡的时候，陈为军是武汉电视台一名默默无闻的编导。奥斯卡看上去跟他毫无关系。2008年，他执导的纪录片《请为我投票》入选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前10名短名单，他没想到，自己可以离奥斯卡这么近。
奥斯卡的入围门槛之一是，影片必须在影院公映。对于纪录片来说，很难，尤其是一个中国导演的纪录片。公映后，会有一个70部的入围长名单，然后是10部的短名单，最后是前5部获得提名。那年前10名的片子，有7部是关于伊拉克战争的，陈为军的片子能够入选，殊为不易。
他只顾拍自己的片子，参评这样的事情他不管。很多时候，突然就有一个通知告诉他，到哪里哪里去等候领奖。他觉得这是很折磨人的事情。比如艾美奖，他获得了提名，千里迢迢到了现场，最后没得奖，“真是让人难受。”
这些年，他大大小小的奖得了不少，但他的片子在国内没有发行。不过，国内卖盗版碟的店里，大都能找到《请为我投票》。陈为军用来送亲朋好友的碟也都是从盗版商那里买的。“他们直接盗的美版，盗得不错。”陈为军笑道。
民主是什么？
在纪录片《请为我投票》开头，陈为军向两名小学生提了两个问题：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投票？两个小孩一脸的茫然和不解。
拍片源于英国和丹麦两位电视人发起的一个项目。全世界范围内，10位导演被挑选出来拍摄关于民主的故事。陈为军最初拒绝了这个邀请，觉得在中国拍“民主”的故事实在太难。直到遇到同事的小孩成成。陈为军问成成，长大后做什么？成成说，要当×××。问他为什么?成成说，我不会开车，我要是他，就让大家和我一起步行。
这让陈为军思考：中国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过了两天，他拿了摄像机到成成家，又问了一个问题：老师、商人、干部，你想当哪个？成成想都没想，说，想当干部。理由是，老师每天批作业很辛苦，商人会亏本。
“孩子像镜子一样，直接反射给你。”陈为军认为，全世界60亿人中真正对政治感兴趣的几亿都没有，这几亿人中关心中国民主的更少。但60亿人中，可能59亿都喜欢孩子。他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拍这部纪录片的构想：一个包子，很多人不愿吃皮，用馅来诱惑的话，就会连皮都吃下去。
《请为我投票》讲的是成成所在班级选班长，家长在后边出谋划策的故事。《华盛顿邮报》对此片的评价是：“这是一部关于一群7岁大的孩子令人如坐针毡的政治戏剧。”
片子在网上引发争论。很多人骂片子里的家长和小孩是魔鬼。陈为军不赞同这种看法。“骂人的这些人肯定是没当父母的，中国家长都是被体制绑架的。作为中国人看这个片子，与其把它当民主自由看，还不如着重看独生子女政策对民族未来的影响。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完全不同。在国外，儿童时期是释放想象力的时候。中国孩子一出生就没有自己的空间，他们被教育得像个成年人，不相信童话，这对民族的伤害很深。”
对于民主，陈为军有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如果有10个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一个问题肯定有10种观点，可能会出现大吵大闹的场景。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就会坐下来讨论规则，怎么解决分歧，但讨论的前提是10个人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中国的教育是万众一心。孩子一起做广播操，鞋子摆成一条线，读书齐声念。大家只是希望有人领读，自己跟着就行。”
这部片子，陈为军拍了4周，光素材就有一百多个小时，剪辑用了一年多时间。在10部纪录片中，这被认为是最好的一部。
艾滋病村的“潜伏者”
陈为军能被选中拍摄关于民主的故事，与世界银行的推荐有很大关系。而他引起世行的关注，是因为艾滋病专家何大一在世行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播放了他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片段。
何大一当初想到河南考察艾滋病，没有获得批准。武汉大学的桂希恩教授向他推荐陈为军的纪录片，这部片子让他感到震惊。
2001年，几位艾滋病患者来到武汉，桂希恩把他们带到了家里，陈为军当时也在场。这是河南上蔡县文楼村马深义一家。马家5人中，除了大女儿，有4人感染了艾滋病。这让陈为军深受触动——他决定把这一家人的遭遇拍成纪录片。
“艾滋病防治大家都知道，但打消心理障碍很难。和艾滋病人握手无法感染，但当真握手时，你可能会想，我不是在和一个人握手，而是在和很多病毒握手。”陈为军还记得，当马深义把自己的电话写在一张纸条上递给他时，他是“用两根手指头捏着放进口袋的”。
2001年夏天，陈为军进入文楼村，陆陆续续拍到第二年春天。彼时，当地政府对此事管得很紧。陈为军和许多媒体同行刚进村就被“软禁”了。他把拍了的带子偷偷塞给《武汉晚报》的一位女记者，用肥皂盒作伪装，才把素材带了出去。
拍摄过程中，陈为军和马深义也发生过争执。“拍了几个月之后，马深义突然对我说，不要拍了。万一周围村子知道，我可能得不到政府的补贴，这么多孩子我养不起。”陈为军生气了，和他吵。“我和他说，我把这些记录下来，可能帮的不是你一个人，是一个村子。”
马深义的妻子雷妹死的那天，陈为军赶到了村子。他把摄像机放到化肥袋里，马深义用摩托车载着他。村干部发现了，把摄像机抢过去。马深义疯了一样扑过去把摄像机抢回来。“我第一次看到他保护我。”陈为军说。
《好死不如赖活着》里，雷妹去世前的一个镜头，引起关于拍摄伦理的争论。雷妹当时已经意识恍惚，苍蝇停在她的脸上，她也不知道去驱赶，任凭它们叮咬。陈为军拍下了这个场景。有人将此与当年拍摄《等着吃小女孩的秃鹫》的摄影师凯文·卡特作了类比。在卡特拍摄的画面里，一个苏丹女童在通往救济站的路上，因饥饿而跪倒，秃鹰正在女孩后方不远处，目露凶光，等候进食。这张照片为卡特赢得了1994年普利策新闻奖，同时引来诸多批判与质疑：当时为什么不去帮帮那个可怜的小孩？
陈为军的答案是：我会拍下去。“我明白，在正常环境下不该拍了。但我知道，农村女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结婚生子。她结了婚，生了3个孩子，孩子还小，她就已经受尽磨难，即将死去。这是悲惨的经历，把她的人生记录下来，对她是一种公道。”
马深义一家的故事拍完后，陈为军去医院做了检查。抽血化验的时候，护士问他查什么，他说，查HIV。本该护士送血样，但护士马上说，你自己拿到楼上去吧——“艾滋病人在社会上什么地位，你立刻就明白了。”
陈为军从不讳言内心挥之不去的恐惧。化验完两天之后，他开着车去拿结果，心中非常忐忑，甚至有点神经质。“我对自己说，如果对面开过来的那辆车是单号，就说明我‘中标’了，如果是双号，说明没‘中标’。”结果，对面开来的车是单号。陈为军马上想，这次不算数，再来一次……
拿到了HIV化验结果，是阴性。他脑子里当时冒出的想法是：得去喝点酒才行。
选题在你一公里范围内
《好死不如赖活着》为陈为军赢得了国际声誉。2007年，BBC的高层参加广州纪录片大会，在海鲜市场吃得很过瘾，想着2008年奥运会到来时，会有很多电视观众想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两个多月后，便派出一位英国老导演来拍中国的餐饮。老导演没找到感觉，拍不下去。于是，BBC找到了陈为军。
“如果让我拍中国传统美食，我不做。我想把餐馆作为一个舞台，反映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陈为军将拍摄地点聚焦在长沙能容纳四千多人同时就餐的西湖楼。这座巨型酒楼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大的中餐馆，员工超过一千人，其中厨师就有三百多人。
他将拍摄计划分成几个部分。其中有老板怎么创建餐馆，这是说明中国人对事业的看法。还有餐馆里的3场宴席：婚宴、寿宴、满月宴，他认为这涵盖了中国人的一生。“中国人活这一辈子，就是为了找个好工作，娶个好老婆，有个好孩子，好好孝敬老人。”
这与他后来接受NHK的邀请去东京拍摄的思路是一样的，他拍的是人生中的“普适情感”——NHK有一个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找导演来东京拍故事，陈为军参与了这个计划。
东京有两个区，涩谷和巢鸭。涩谷是世界青少年时尚文化的发源地，有着大量奇形怪状的青少年。他对青春期的少年很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自己的小孩正处在这个时期。巢鸭有个高岩寺，是供奉地藏菩萨的庙宇。每月的初四、十四、二十四，东京七八十岁的老人会聚集到这里。在陈为军看来，全世界中年人的特点都是一样的：朝九晚五。然而，青少年和老年人有自己的特点。陈为军写了一个拍摄方案：在涩谷拍年轻人，在巢鸭拍老年人。
“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没有任何社会约束。随着年龄增长，开始接受很多规则的训练，最后成为一个社会人。成长对于很多人来说，会产生恐惧感。”
面对成长的恐惧，陈为军认为，中西有别。“西方会容忍孩子自由发展，孩子有试错的过程。比如，西方人在结婚前，性方面很自由，正是在这个阶段尝试了，真正谈恋爱时，对性的考虑很少，这样结合的家庭更稳定。中国相反，青少年在性方面是被压制的，结婚后，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来了，这样的婚姻容易出问题。”
在许多观念上脱亚入欧的日本，是陈为军思考的对象。在这部叫《日出日落》的纪录片开头，有一段他的口述：“在日落的时分，我来到东京上空，我将降落在下面这片灯海。我不知道我的镜头会对着谁，也不知道谁会闯进我的镜头，但我作为中国人，肯定会看到日本的不同。”
在涩谷，他拍了一对轰轰烈烈投入爱河的年轻人，十几天后，这段恋情结束。在巢鸭，他拍了一对老年夫妻。老头患了老年痴呆，只记得两件事，一件是：老婆很好；一件是：自己是木匠。
拍完素材离开东京那天是2009年元旦。涩谷的那对年轻人正好在当天早晨分手，女孩怎么样都联系不上男孩。
《日出日落》于今年2月底在NHK播出。在所有已拍的纪录片中，陈为军对此片最满意。“这部片子对我的余生都有启发。”
有人问他，你通过什么信息才能发现这么好的题目？他的回答是：“中国道家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拍跨文化背景的作品，其实是一样的，都是生老病死。有人认为做纪录片，要找奇特的人、奇特的事，不是这样的。还不如谈人性化的故事，把道理说好。选题在你一公里范围之内。”
我的哲学就是我的生活
拍身边的事儿，这是陈为军一直在做的事情。
1992年，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后，陈为军来到武汉电视台工作。让他对纪录片产生兴趣的是两部片子：《望长城》和《龙脊》——这样的片子能听到摄像机的呼吸声。主持人不那么字正腔圆，很随意，这启发了当时一代人，纪录片不必做得“很庙堂”。
在电视台工作之余，他向朋友借了摄像机，开始拍纪录片。最早一部“拍来玩”的纪录片对准了两位拍摄对象：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和武汉肉联厂工程师肖平。“邓晓芒是思想深邃的人，德国古典哲学造诣很深。肖平下岗卖粉丝煲，生意非常好，因为是肉联厂出来的，知道哪里的肉最好。相同的是，他们每天也要面对老婆孩子油盐酱醋。”
他用了邓晓芒的一句话作为该片的名字：我的哲学就是我的生活。这部纪录片初步奠定了陈为军式的拍摄风格：在不同空间内，把完全不相关的人物放在同一条时间线上，看会发生什么。
陈为军完全没学过怎么拍纪录片。从学校出来后，所有的拍摄手法都来自社会和个人经验。“我一直跟想拍纪录片的年轻人说，如果想拍好，就得认认真真地谈朋友、结婚、生孩子。生活不完整，你的感受就不完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不娶老婆就不知道女人多么难伺候，不生孩子就不知道当家长多么艰难。就像一棵树，长到哪里，树荫才能覆盖到哪里。”说这话的时候，他不断地笑着看身旁的老婆。
在中国拍纪录片的人里面，像陈为军这样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人不多，很多人会觉得他一定非常喜欢这一行，但他不那么认为。“做纪录片，是一件非常令人讨厌的事情。如果问我是否很喜欢做纪录片，说实在话，我随时会不拍。”
这个答案出人意料，他甚至明确地说，做完手上的活，他不打算再拍纪录片了。他的理由是：“拍纪录片需要深入一个人的生活，只要足够真诚，肯定会触摸到最真实的东西。比如，我拍你，拍一个月、两个月，肯定会拍到你不想让我拍到的东西，即使你可能会防范。刚开始，你也许会意识到摄像机的存在，但一个月之后，你就会忽略掉。你以为只是和我一个人讲话，其实，很多人在看。在剪辑时，我知道后面有千万双眼睛，他们随时会评价某个细节，这个细节是否放进去？放进去，会让被拍摄者和我都受到伤害。但如果一个导演把片子做成‘双赢’，一团和气，这个片子就更有问题。”
这是陈为军拍纪录片的痛苦，大抵也是生活的痛苦。当我们面对一个足够真实的世界，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无法接受。这也是纪录片的魅力与精髓所在。
（实习记者张迪对本文亦有贡献）
陈为军
纪录片导演，现供职于武汉电视台。1969年出生，1994年开始从事纪录片创作，2004年反映河南艾滋病家庭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获多项国际大奖。2007年，讲述小学生班级选举的《请为我投票》入围2008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此外还有《世界上最大的中国餐馆》、《日出日落》等作品。
陈为军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陈为军：我的满意来自家人和师友，出了这个圈子，太多不满意。
人物周刊：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陈为军：拥有一颗良心，在你选择拍摄主题时就不会为功利和阻力困扰；拥有一颗善心，在你面对拍摄对象时就可以用真诚换真心，成就真实故事。做纪录片这一行，是对心的考验。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陈为军：父亲是淮海战役中致残，从他的讲述中，我体会到什么叫命如草芥，什么叫大时代小人物！他们顺从的很多就是我们抗争的，同一片天，我理解，但不都认同。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陈为军：我不希望有轮回。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陈为军：真实的力量是开天辟地、澄清混沌的力量，纪录片生命就是真实。只要人类还求真、向善，就会有人做纪录片，就会有人看纪录片。中国的纪录片是和国际社会零差距的艺术门类。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陈为军：对孩子的教育有问题，包括我自己，我承认自己被这个教育体系绑架了。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陈为军：为国不忘家，这就是领袖气质！我钦佩小字辈的韩寒。我希望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万众一心。
人物周刊：权利、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陈为军：真正的自由是肩负着巨大的权利和责任的，所以我选择真正的个人自由。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陈为军：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书，到目前为止，是邓晓芒的《灵之舞》。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 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陈为军：总体感觉还行，最大的担忧是孩子们，不论他们吃的还是用的，不论他们学的还是我们教的。
有人认为，拍摄纪录片，要找奇特的人和奇特的事。他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谈人性化故事，把道理说好才最为重要。选题在你一公里范围内——这是他常说的话。
于是，他在河南的一座村庄拍出了艾滋病在中国的现状。在武汉一个小学班级拍出了“民主”的故事。在长沙的一家酒楼拍出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在日本东京的两个区拍出了全世界的人都能体认的“普世情感”。
他的作品获得过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和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入选过艾美奖和奥斯卡奖。当他享有国际声誉时，在国内却鲜为人知。他设备简单，收入不高。他殚精竭虑记录“真实”，同时也被“真实”困扰——当这个世界足够真实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