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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81年暑假，我11岁，上小学四年级。眼看就要开学了，可我们姐弟的学费还没着落。我一觉醒来，看到院子里没有灯光，父母坐在黑暗里，小声嘀咕。
“家里攒的鸡蛋都卖了，还是不够……”母亲说。
“就是砸锅卖铁也得让娃们上学呀。”这是父亲的声音。
……
长时间的无声。
“那就刨花生吧。”这是父亲的声音。
“离老（熟）还得几天吧？”母亲说。又是一段无声的静寂。
“就这样吧！”跟着是父亲站起来搬动椅子的声音。
月落星稀，凉气已起，浓浓的黑淹没了静静的小院。黑苍苍的树在幽暗中呆立不动，几只小虫在墙角叽叽咕咕地叫……
第二天，全家人都到西坡薅花生。太阳火辣辣地烤着皮肤，花生秧泛着灰白的绿，无精打采耷拉着。
父亲双手握住一棵花生，扽了又扽，薅出一棵，抖掉泥土，一嘟噜白胖胖的花生就在下面晃悠。
母亲揪了一颗花生剥开：“还行吧。”
“薅！”父亲说。
全家人就呼啦呼啦薅起来。
一个黑胖的男人来到地头，拽了颗花生扔进嘴里：“有点生呀！卖不？”
“卖！卖！”
“两毛八。”
“邻居的都卖三毛一、三毛二，最低三毛。”
“你这生些，最多两毛八。”
“那太少了。”
“两毛八。中了我拿走，不中你们再等等。”
“再加点吧。”
黑胖男子扭头走了。父亲埋怨母亲：“两毛八就两毛八，现在卖给谁？”
“不中了，咱们拉到县城，卖个高价。”母亲说。
我们精心挑选颗粒饱满的成熟花生，装了满满一袋。
午饭后，父亲和邻居的两位叔叔围坐在门前的树荫下，三个古铜色的身子像裹着厚厚包浆的老树桩，在斑驳的光影下闪着亮光。三双粗糙的黑脚板在沙地上来回搓着……知了在枝间聒噪，父亲捡起石块冲了上去，知了吱一声飞走了。
俊叔说：“听说镇平县城三毛五一斤。”
林叔说：“内乡县城可能贵些。”
“你俩说，上镇平县城还是去内乡县城？”父亲问。
讨论来讨论去：“那就去内乡县城吧！”
“我这两天活多，麻烦两位兄弟把我家那袋花生捎去卖了，我就不去了。”父亲对两位叔说。
“我也要去！我还没去过内乡县城呢。”坐在一边玩的我脱口而出。
“那可不近。一来回一百多里地的。”父亲说。
“你太小了，走不动的。”正在门洞忙碌的母亲听见了。
我央求说：“我走得动！卖了花生就有学费上学了。”
“一起去吧。男娃就得锻炼锻炼。”俩叔在一旁帮腔。
父母不再说啥。
两位叔叔各装了两袋花生，我家装了一袋。早早吃过晚饭，我们拉着架子车，迎着西山的红霞出发了。
俊叔握着车把，我和林叔，一人推着一边车箱。花生不多，但前几天刚刚下了场大雨，路上坑坑洼洼。遇上泥坑、车辙或上坡路，就得撅起屁股，用力推。特别是从家到王店这一段，都是上坡路，走着推着，一脚的泥，一身的汗，夜风一吹，凉飕飕的。
天空像一块奇大无比的黑色幕布，开始还没有全部拉上，远山近岭，路边的树木庄稼，还隐约可见。慢慢地，幕布越拉越严，最后一丝缝也没留，紧紧地扣住苍茫的大地，黑暗吞没了一切。
两位叔叔嘟嘟囔囔说些家长里短的话，我也接不上话，只是一边走一边默默地听着。夜深了，他们两个也不说话，只有我们呼哧呼哧的喘息声清晰可闻。车子咯吱咯吱的响声，这儿一声那儿一声，低低的零散的虫鸣和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伴着我们。我感觉有“踢啦踢啦”的脚步声一直跟在我后面，但我不敢回头看。这时，猫头鹰一声凄厉的叫声使我跑前几步紧紧跟着俊叔，几次踩到俊叔的脚。叔埋怨着：“这娃咋了，光踩脚。”
上了一个长长的陡坡。我们都说歇歇吧，车停在了坡顶。
我一摇三晃地挪到路边，一屁股坐下，只感觉一软，我“妈呀’一声跳了起来，看不见是什么东西，只听见哧哧啦啦一阵响，从脚边钻入草丛中。远处，一只野鸡嘎嘎叫着扑棱棱飞跑了……我惊得一身鸡皮疙瘩，死死抓着林叔的衣服。
瞌睡也没有了，继续上路。我不敢看两旁，感觉都是张牙舞爪的黑面怪兽，匍匐路边，张着血口，伺机而动。我把脚抬得高高的，深一脚浅一脚，提心吊胆地走着……我后悔自告奋勇来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
黑色幕布好像在东边撕开了一条缝，透出苍苍的白来。隐约听见鸡叫声，然后此起彼伏。模糊能看到路边灰灰的树和黑黢黢的庄稼。
到王店时，天才放亮。有了人声，有了人影，悬了一夜的心放了下来。
“这路平些，你拉一段。”俊叔说。
我拉着车，两位叔叔跟在两边，到灌张街，大汗淋漓……
赶到内乡县城，太阳已火辣辣照在头顶。
两位叔的花生卖了。他们叫我一起去吃饭，而我看看那袋花生，哪有心思去吃。大街上，寥寥的几个人，像没睡醒一样，昏昏地从身边走过。前方，像隔着一层毛玻璃，都影影绰绰。我皱着眉，眯着眼，无声无息地走在阳光炫目的大街上。
这时，一个膀大腰圆的大个子，剔着牙走了过来。我只到他的胸口，他一弯腰，抓住了车子说：“卖花生的，咋卖？”
“三毛五。”我不敢说原来心想的四毛了。
“两毛五！”
“三毛吧。”
“就两毛五。不中你再转转。”大个子转身要走。
“好吧……”我有气无力地说。
“你跟我走。”
我抓住袋子两端，咬紧牙，攒了几次劲，终于把那袋花生扛在了肩上。地面上热浪蒸腾，一丝风也没有，汗水流进眼里，生疼。我腿有点儿打战，走路有点趔趄，心脏咚咚地跳着，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气，嗓子要着火……
“放这院子吧。”我佝偻着身子，只能看见大个子的脚和一个门槛，想抬腿迈脚，身子一歪，和那袋花生一同栽进院子里。
“小家伙，不行呀。”大个子哈哈大笑。
大个子拎起花生，扔到院中的磅秤上说：“50斤。”
我想说，在家父亲称过是55斤的，可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
“给，12块。”我没有伸手去接那钱。我想说还少了五毛钱，但最终一个字也没说。卖了就好！我抓过钱，头也不回地走出大个子的院子。
掏一毛钱买了个火烧馍。来到街角，就着水龙头咕咚咕咚喝了一阵，狼吞虎咽啃着馍，泪水如决堤的河流……
吃過馍，歇了一阵，洗了脸，找到叔们，拉着车回家。
走到灌张，乌云漫上来，好像天要黑一样。过了一会儿，狂风大作，架子车就要被刮跑，我们三人用力按着。风住了，豆大的雨点就噼噼啪啪打在身上，雨帘让人分不清东南西北。
到了曲屯，太阳从西边照着我们的后背，仍是火辣辣的。
星星出来了，我才一瘸一拐回到村。父母站在村口，看到我，急急跑过来，扶住我。我把汗水雨水浸透了的钱，交到母亲手中。“累不？饿不？”母亲围着问，“哎……真不该叫你去。你走后我都后悔死了……”
我一声没吭。父母一边一个搀着我，慢慢走回家，抬进屋里。我一头扎进被子里，泪水狂奔……
第二天醒来，太阳已透过窗户照在床上。母亲坐在床边摸着我满是血泡的脚，红红的眼睛，蓄满了泪水。我把被子蒙住头，眼泪又流了出来……
一夜一天，我用脚一步一步丈量了一个圆，共一百二十多里。
“家里攒的鸡蛋都卖了，还是不够……”母亲说。
“就是砸锅卖铁也得让娃们上学呀。”这是父亲的声音。
……
长时间的无声。
“那就刨花生吧。”这是父亲的声音。
“离老（熟）还得几天吧？”母亲说。又是一段无声的静寂。
“就这样吧！”跟着是父亲站起来搬动椅子的声音。
月落星稀，凉气已起，浓浓的黑淹没了静静的小院。黑苍苍的树在幽暗中呆立不动，几只小虫在墙角叽叽咕咕地叫……
第二天，全家人都到西坡薅花生。太阳火辣辣地烤着皮肤，花生秧泛着灰白的绿，无精打采耷拉着。
父亲双手握住一棵花生，扽了又扽，薅出一棵，抖掉泥土，一嘟噜白胖胖的花生就在下面晃悠。
母亲揪了一颗花生剥开：“还行吧。”
“薅！”父亲说。
全家人就呼啦呼啦薅起来。
一个黑胖的男人来到地头，拽了颗花生扔进嘴里：“有点生呀！卖不？”
“卖！卖！”
“两毛八。”
“邻居的都卖三毛一、三毛二，最低三毛。”
“你这生些，最多两毛八。”
“那太少了。”
“两毛八。中了我拿走，不中你们再等等。”
“再加点吧。”
黑胖男子扭头走了。父亲埋怨母亲：“两毛八就两毛八，现在卖给谁？”
“不中了，咱们拉到县城，卖个高价。”母亲说。
我们精心挑选颗粒饱满的成熟花生，装了满满一袋。
午饭后，父亲和邻居的两位叔叔围坐在门前的树荫下，三个古铜色的身子像裹着厚厚包浆的老树桩，在斑驳的光影下闪着亮光。三双粗糙的黑脚板在沙地上来回搓着……知了在枝间聒噪，父亲捡起石块冲了上去，知了吱一声飞走了。
俊叔说：“听说镇平县城三毛五一斤。”
林叔说：“内乡县城可能贵些。”
“你俩说，上镇平县城还是去内乡县城？”父亲问。
讨论来讨论去：“那就去内乡县城吧！”
“我这两天活多，麻烦两位兄弟把我家那袋花生捎去卖了，我就不去了。”父亲对两位叔说。
“我也要去！我还没去过内乡县城呢。”坐在一边玩的我脱口而出。
“那可不近。一来回一百多里地的。”父亲说。
“你太小了，走不动的。”正在门洞忙碌的母亲听见了。
我央求说：“我走得动！卖了花生就有学费上学了。”
“一起去吧。男娃就得锻炼锻炼。”俩叔在一旁帮腔。
父母不再说啥。
两位叔叔各装了两袋花生，我家装了一袋。早早吃过晚饭，我们拉着架子车，迎着西山的红霞出发了。
俊叔握着车把，我和林叔，一人推着一边车箱。花生不多，但前几天刚刚下了场大雨，路上坑坑洼洼。遇上泥坑、车辙或上坡路，就得撅起屁股，用力推。特别是从家到王店这一段，都是上坡路，走着推着，一脚的泥，一身的汗，夜风一吹，凉飕飕的。
天空像一块奇大无比的黑色幕布，开始还没有全部拉上，远山近岭，路边的树木庄稼，还隐约可见。慢慢地，幕布越拉越严，最后一丝缝也没留，紧紧地扣住苍茫的大地，黑暗吞没了一切。
两位叔叔嘟嘟囔囔说些家长里短的话，我也接不上话，只是一边走一边默默地听着。夜深了，他们两个也不说话，只有我们呼哧呼哧的喘息声清晰可闻。车子咯吱咯吱的响声，这儿一声那儿一声，低低的零散的虫鸣和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伴着我们。我感觉有“踢啦踢啦”的脚步声一直跟在我后面，但我不敢回头看。这时，猫头鹰一声凄厉的叫声使我跑前几步紧紧跟着俊叔，几次踩到俊叔的脚。叔埋怨着：“这娃咋了，光踩脚。”
上了一个长长的陡坡。我们都说歇歇吧，车停在了坡顶。
我一摇三晃地挪到路边，一屁股坐下，只感觉一软，我“妈呀’一声跳了起来，看不见是什么东西，只听见哧哧啦啦一阵响，从脚边钻入草丛中。远处，一只野鸡嘎嘎叫着扑棱棱飞跑了……我惊得一身鸡皮疙瘩，死死抓着林叔的衣服。
瞌睡也没有了，继续上路。我不敢看两旁，感觉都是张牙舞爪的黑面怪兽，匍匐路边，张着血口，伺机而动。我把脚抬得高高的，深一脚浅一脚，提心吊胆地走着……我后悔自告奋勇来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
黑色幕布好像在东边撕开了一条缝，透出苍苍的白来。隐约听见鸡叫声，然后此起彼伏。模糊能看到路边灰灰的树和黑黢黢的庄稼。
到王店时，天才放亮。有了人声，有了人影，悬了一夜的心放了下来。
“这路平些，你拉一段。”俊叔说。
我拉着车，两位叔叔跟在两边，到灌张街，大汗淋漓……
赶到内乡县城，太阳已火辣辣照在头顶。
两位叔的花生卖了。他们叫我一起去吃饭，而我看看那袋花生，哪有心思去吃。大街上，寥寥的几个人，像没睡醒一样，昏昏地从身边走过。前方，像隔着一层毛玻璃，都影影绰绰。我皱着眉，眯着眼，无声无息地走在阳光炫目的大街上。
这时，一个膀大腰圆的大个子，剔着牙走了过来。我只到他的胸口，他一弯腰，抓住了车子说：“卖花生的，咋卖？”
“三毛五。”我不敢说原来心想的四毛了。
“两毛五！”
“三毛吧。”
“就两毛五。不中你再转转。”大个子转身要走。
“好吧……”我有气无力地说。
“你跟我走。”
我抓住袋子两端，咬紧牙，攒了几次劲，终于把那袋花生扛在了肩上。地面上热浪蒸腾，一丝风也没有，汗水流进眼里，生疼。我腿有点儿打战，走路有点趔趄，心脏咚咚地跳着，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气，嗓子要着火……
“放这院子吧。”我佝偻着身子，只能看见大个子的脚和一个门槛，想抬腿迈脚，身子一歪，和那袋花生一同栽进院子里。
“小家伙，不行呀。”大个子哈哈大笑。
大个子拎起花生，扔到院中的磅秤上说：“50斤。”
我想说，在家父亲称过是55斤的，可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
“给，12块。”我没有伸手去接那钱。我想说还少了五毛钱，但最终一个字也没说。卖了就好！我抓过钱，头也不回地走出大个子的院子。
掏一毛钱买了个火烧馍。来到街角，就着水龙头咕咚咕咚喝了一阵，狼吞虎咽啃着馍，泪水如决堤的河流……
吃過馍，歇了一阵，洗了脸，找到叔们，拉着车回家。
走到灌张，乌云漫上来，好像天要黑一样。过了一会儿，狂风大作，架子车就要被刮跑，我们三人用力按着。风住了，豆大的雨点就噼噼啪啪打在身上，雨帘让人分不清东南西北。
到了曲屯，太阳从西边照着我们的后背，仍是火辣辣的。
星星出来了，我才一瘸一拐回到村。父母站在村口，看到我，急急跑过来，扶住我。我把汗水雨水浸透了的钱，交到母亲手中。“累不？饿不？”母亲围着问，“哎……真不该叫你去。你走后我都后悔死了……”
我一声没吭。父母一边一个搀着我，慢慢走回家，抬进屋里。我一头扎进被子里，泪水狂奔……
第二天醒来，太阳已透过窗户照在床上。母亲坐在床边摸着我满是血泡的脚，红红的眼睛，蓄满了泪水。我把被子蒙住头，眼泪又流了出来……
一夜一天，我用脚一步一步丈量了一个圆，共一百二十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