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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封，是钱父得知独子钱学森在美国遭拘捕、受软禁之后。
“吾儿对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赘述。吾所嘱者：人生难免波折，岁月蹉跎，全赖坚强意志。目的既定，便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弯路重重，也要始终抱定自己的崇高理想。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
去国20年，钱学森飘零如许。他在美国没有置一处房产，也没有存一分钱保险，他在美国发奋学习，是为了有朝一日回到中国。
钱学森70岁时回忆自己青年时，“为了什么目的而学习？”
他说，“一个青年人学习，总该有个什么目的。我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上学的。……那时，我自己和我的许多同学们都有一个信念：我们学习，就是为了建设未来的祖国。”
游子归旅
“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已经在海上航行了 20多天。
“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了一截不成？”
刚好在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与夫人的结婚8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出发，邮轮在海面上驶过中秋，驶过国庆，到了10月8日凌晨，终于要驶入香港。
钱学森一家四口都在船上。
在一个半月前的日内瓦谈判上，中国以11名美国空军战俘和一封钱学森的亲笔信为要求，成功“营救”了钱学森。 “克利夫兰总统号”，是他们能买到的最快的回国船票。船上同时还有其他的中国学者和归国同胞。
10月8日早晨，钱学森早早地起了床，“我热切地望着窗外，经过这20年漂泊在美国的岁月之后，现在我终于要回到家乡了。”
在接近香港的海上，中国政府派来一艘接驳船保护钱学森的安全，将他们一行人接到了九龙，再由九龙搭乘火车到深圳。
彼时的香港还被英国统治，社会情况复杂，船上的归国学者们早早地为新闻媒体准备好了一篇归国声明。但钱学森主张，把《我要控诉！》改成《向祖国致敬》，他说，不必用左拉的笔调，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
在九龙海关，钱学森一行人迈过深圳罗湖小桥。
中国海关大楼的广播里，应时响起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全国同胞都在欢迎你们！现在，我们正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第三年，我们需要你们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追求更美好、更繁荣的生活！”
受中国政府委托，中国科学院、广东省政府领导和科学家代表，在桥头上负责迎接钱学森归来。
当时朱兆祥是中国科学院的迎接代表，他回忆当时的画面，自己正在人群中拿着照片紧张地搜索钱学森一家，手突然被人抓住，握得很使勁。他猛一转身，发现对方眼眶里噙着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
那不是钱学森，他们彼此也不相识，对方也不知道他来干什么的，只是把他当作了国门的代表。朱兆祥大为感动，但很快发现，后面进来的人，一个挨一个的，都热泪盈眶。
片刻接到钱学森一家后，在朱兆祥的陪同下，钱学森一家游览了广州、上海，最后去到北京。
44岁的钱学森，身形清瘦，即使久居国外，还是保留着一口地道的京腔普通话。他仍旧是沉默，坐下来就看自己的书，但看人时，一双眼神生动灵活。
一到广州，他就在新华书店买了两本小册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当时新中国的两件大事。
到了上海，钱学森曾经求学的地方，他反而不再熟悉了。
“街上是那样的干净，没有扒手、小偷、摊贩，也没有趾高气扬的外国人。取而代之的是，穿着蓝黑色棉夹克的男女、扎着红领巾的快乐儿童，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明码标价，再也不需要讨价还价了。”
在离开美国之前，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劝阻他回国，质问他，一个优秀的航天科学家回到一个农耕社会能够干什么？
10月23日，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隆重的茶话会上，一位年老的药学家告诉了钱学森另外的话，“现在政府不同了，要钱有钱，要设备有设备，就是少人才。你回来了很好，大家一起干吧！”
发电站是用芦苇席子围成的，顶上盖一张油布蓬，中间放着一台借来的50千瓦发电机。发射场距离发射架和“指挥所”大约100米，之间没有任何通讯设备，发布命令必须要靠大声叫唤，配合手势。
10月28日，他回到北京，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来车站迎接他，吴有训、华罗庚、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20多人拥拥簇簇，等待与钱学森汇合。
离开北京这些年，这座城市仍旧叫钱学森感到亲切。他去拜访了母校北师大附中的老师，以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11月5日，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陈毅接见了钱学森，代表党和国家欢迎他的归来。
“把故障消灭在地面”，后来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的一条重要准绳。
探空火箭，是在钱学森领导下的项目之一。
那是新中国最为穷苦的几年。在试验当天，发射场的设施简陋得几乎令人心酸。发电站是用芦苇席子围成的，顶上盖一张油布蓬，中间放着一台借来的50千瓦发电机。发射场距离发射架和“指挥所”大约100米，之间没有任何通讯设备，发布命令必须要靠大声叫唤，配合手势。
但“T-7M”探空火箭庄严地竖立在了20米高的发射架上。一切准备就绪后，点火，起飞，直冲云霄。
中国第一枚试验性液体燃料探空火箭发射成功了。
结束后，钱学森找来负责人潘先觉说：“你们这样搞法，方法是对头的，我们在美国搞火箭喷气推进，初始阶段也是这样干的，所以中国不要自卑。”
“中国不要自卑”，这样的鼓励，钱学森对导弹研制项目工作人员也说过很多次。
20世纪50年代末，国际上没有人相信一个国民“喝大锅清汤水，穷得没有裤子穿”的国家，能够研制出导弹来。
“人有我无”，先进的科学技术买不来，依靠外援也有限，导弹研制困难重重。
这就意味着，一切要从基础做起。
钱学森叫回了自己在国外的好友，成为力学研究所的重要助力，但这远远不够。
五院成立后，钱学森做起了导弹“扫盲”的工作，他亲自编写《导弹概论》做教材，授课对象包括五院的科学家、刚分配来的大学生、技术人员和干部，甚至军委总部机关干部。
钱学森原本是有个臭脾气的，他讨厌笨蛋。在麻省理工学院上课的时候，他常常整节课都是自己在黑板上演算，不对学生作任何解释。
有一次学生打断他，“我看不懂您压力—体积比的推导。”
钱学森问他：“你课本读了吗？”
“讀了。”
“那你就该懂才对。”说完，钱学森转头继续写黑板。
钱学森的高傲情有可原，他家世好，天分高，有全面的素质教育基础，见多识广，在学习上又十二分拼命努力。他习惯了在科学世界里冲锋，所以很难理解普通人。
但在回国之后，常常是一个人站在“旷野”上，面对这一大群嗷嗷待哺的“门外汉”，钱学森想来想去，也只能磨了性子，“手把着手教”。
学生赞叹他，“从未听过那样好的课，从具体的讲起，又概括，又提高。”一些场合，钱学森也鼓励叫年轻的科学家来讲，但常常需要他再翻译一遍。钱学森成了接地气的科学家。中国的导弹方面可用的人才也逐渐多了起来。
一切只靠自己，艰巨的导弹事业必然是缓慢的。祖国的导弹事业一边打人才基础，一边也在巧借力。
1957年，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后，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供两枚P-1模型导弹，为我国教学和科研使用。但苏联“老大哥”的诚意明显不足，钱学森清楚得很，P-1导弹是苏联已经淘汰了的装备。
于是钱学森和聂荣臻元帅一起，制定了中国导弹的研制“三步走”方针：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
事实证明“三步走”方针是正确的。
有了前期的仿制经验之后，即使在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援助项目，撤回专家，停止供货之后，半年之后，中国第一枚自制地地导弹“1059”，也还是试验成功了。
“1059”，就是后来的“东风一号”。
艰难的第一步跨了出去，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导弹。“两弹一星”“八年四弹”计划也陆续上马。
失败和挫折是少不了的。1962年3月“东风二号”导弹研制出来的时候，被命名为“争气弹”，但发射飞行21秒之后，尾段就着火，发射失败。“人人脸上都变成了灰色，有的人甚至哭出声来。”
钱学森作为项目技术总负责人，带领团队花费3个多月找到了故障原因，并定下一个原则，“把故障消灭在地面”，后来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的一条重要准绳。
1964年，改进后的“东风二号”发射成功。不久，中国自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钱学森提出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想。
1966年，“东风二号甲”改进型中近程导弹试验发射成功，为“八年四弹”打了一个“开门红”，也为“两弹”结合试验打下基础。
1966年10月，“两弹”结合成功。
随后，中国进入十年内乱，但“两弹一星”事业还在艰难进行。
1970年，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75年，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
中国的导弹家族在不断扩展中，从陆基发射到水下发射，从固定阵地发射到机动隐蔽发射……在最穷苦的岁月，通过最艰难的历程，我国筑造了一座又一座航天丰碑。
2009年10月31日，98岁的钱学森离世。次日，大雪覆盖北京城。
在那些丰碑上面，都大大地写着他的名字—钱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