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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今天，政府应该成为左右的调节者，而非上下调节者。政府不应与民争利，同样不可与民争思想。
回顾人类文明进程，“左”似乎一直是个坏东西。比如说，在中文里，“旁门左道”、“左迁”(降职)，“左嗓子”，“左性子”等等，都表明人们对左有着某种程度的恶感。
又比如，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当权，培植了不少吕姓势力。吕后死了以后，太尉周勃为夺取吕氏的兵权，就在军中对众人说：“拥护吕氏的右袒(露出右臂)，拥护刘氏的左袒。”结果大家都‘左袒”。从此，“左袒”便成了见风使舵、偏护一方的代名词。
同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社会将“左”视为一种反常行为。左似乎是不好的。法文中“sinistre(灾难)”一词即是来自拉丁文“sinister(左手)”。与此相反，人们无一例外地要用右手敬礼、宣誓；英文里的“right”更是“右”、“正确”、“合法”、“权利”、等意义的多位一体。左手是罪恶之手，而右手不仅灵活有力，而且也是高贵的。所以，在西方的教堂绘画中，刺杀者用的是左手，夏娃摘取禁果的手是左手，而耶稣的姿态表明了最后审判青睐右手——他的右手高举，表明自己的选民将进天堂，左手下垂，意味着罪人将被赶到地狱里去。如此一上一下，一右—左，将人类推入善恶的两极。
正是因为右手对左手的压迫，自17世纪以来欧美一直有着“左手解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束“右手的统治”，同样意味着人类在政治观念上一个质的飞跃，意味着人类正一步步走向“左右共治”。如亚里士多德所预言：“右手的优势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使用右手。一旦我们习惯于使用两只手，我们就有了两只右手。”
事实上，许多国家正在走向“左右逢源”。
社会与主义
发生在50年前的反右斗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左右之争”，而是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上下之争”。1949年的中国的国家解放并没有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的解放，全能国家体制的过于强大，主要体现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都被政治组织所吞噬。政治作为“众人之事”，因此失去原有之义。
建国之初的中央集权与公有制道路，实际上暗含了国家对社会资源的两次再分配。其一是经济上的，比如“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二是知识上的，这就是紧随其后的“反右斗争”。
毛泽东曾经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当百家争鸣变为“两家争鸣”，主义上的“两极分化”将人类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或者知识一分为二，使之裂变为两个截然对立的主义。主义代替知识的结果必然是主义君临一切，并且直接导致“知识被主义所奴役”，导致整个社会知识体系的崩溃与丧失，从而进入一种“无知无识的状态”。或者说，进入一种国家有行动力，而社会无判断力的危险之境。
有人说，反右派斗争就是依靠知识分子中间的左派力量，起来革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识分子的命，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一个胜利者”。如果只是一个社会内部的观点纷争，绝不可能在中国思想史与社会史上酿成这样一场灾难。正是因为国家力量的介入，所以“反右斗争”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上下之争”，它突破了左右共谋社会福利与思想自由的底线，“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主义对知识的流放，是政府在继资本之后对知识的没收。其结果是，这个社会甚至连最日常的思维体操都开始销声匿迹。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渐迎来了自己的解放。在经济改革的直接影响下，社会力量一点点复苏，而从国家体制中一点一滴地谋求社会解放，是中国近30年来获得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左右之间虽然时有争论，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右派的“反左”，还是左派的“反右”，人们渐渐达成一个共同的底线，即知识必须为社会享有。思想者当为世所用，然而他不必“按需思考”。从这方面说，中国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左右之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表征，它表明中国社会渐渐具有了西方开放的市场政治中的舆情雏形。
失衡的思想
极左与极右，都可能导致“堪萨斯暴乱”。“堪萨斯暴乱”源于影片《幸运数字》里的一句经典台词——“所谓‘堪萨斯暴乱’就是当所有人向右走时，你向左走。”
相同的逻辑，当所有人向左走时，向右走的你同样会被汹涌的人流踩踏。即使方向一致，卷入人群者同样可能因为身不由己而成为没有恶意的踩踏者，并且最终迷失自己的方向。极左与极右所导致的悲剧，就是无数人“同去同去”，他们无不朝着一个方向走，最后都在一个方向中失去了方向。个体的命运，在万众一心(方向)的洪流从此湮没无闻。
有人说，自启蒙运动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多是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比如青年时代在法国爱读法国共产党《人道报》的波尔布特，却在柬埔寨制造了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然而，并不能因此论定《人道报》及其宣扬的共产主义应该对此负责。法国生产思想，但不只是生产一种思想。法国有法国大革命，也有雨果，有萨特，也有阿隆。事实上，法国并不缺乏极端的思想，重要的是，在这里各种观点可以充分表达，所以，法国的自由制度从来没有因为豢养“一个主义”而遭受灭顶之害。在2006年底的民意调查中，法国极右翼势力获得超过四分之-的支持率，但是，没有人相信，今天的法国人真的会将自己的政治命运交付给那个为纳粹跑龙套的勒庞。
显然，共产主义思潮流播到柬埔寨，并且导致“南橘北枳”、“西风东疯”的危局，完全是因为在柬埔寨本土并没有与之平衡的主义。从这方面说，每个人都能自由思想与表达，是避免一个主义践踏整个社会的唯一可靠手段。
如上所述，在英文中，“right”至少具有“权利”这一含义，一个公民无论是信奉左派还是右派，抑或中间派，这都是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所以说，“左右之争”不但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社会更需要它们互相救济与协调。正因为有这些对立的元素，我们才不至于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可以拥有改造社会的自由。同样的道理，在民主国家，左右两派无论怎样互挖墙脚，谁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方^因为议会不是战场，议员并不杀戮。理论上，每一个派别都有卷土重来、引领社会的机会。
21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应该成为左右的调节者，而非上下调节者。政府不应与民争利，同样不可与民争思想。
一个社会中没有对立的观点，只会一团和气，随大流，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左右之间“同社会共济”，并非一厢情愿或不切实际地鼓吹合流，而是要坚守这个社会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底线，通过左右之间的充分争论与积极思想，从而超越于左右纷争之上，以达到这个国家向上与向前的目的。
回顾人类文明进程，“左”似乎一直是个坏东西。比如说，在中文里，“旁门左道”、“左迁”(降职)，“左嗓子”，“左性子”等等，都表明人们对左有着某种程度的恶感。
又比如，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当权，培植了不少吕姓势力。吕后死了以后，太尉周勃为夺取吕氏的兵权，就在军中对众人说：“拥护吕氏的右袒(露出右臂)，拥护刘氏的左袒。”结果大家都‘左袒”。从此，“左袒”便成了见风使舵、偏护一方的代名词。
同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社会将“左”视为一种反常行为。左似乎是不好的。法文中“sinistre(灾难)”一词即是来自拉丁文“sinister(左手)”。与此相反，人们无一例外地要用右手敬礼、宣誓；英文里的“right”更是“右”、“正确”、“合法”、“权利”、等意义的多位一体。左手是罪恶之手，而右手不仅灵活有力，而且也是高贵的。所以，在西方的教堂绘画中，刺杀者用的是左手，夏娃摘取禁果的手是左手，而耶稣的姿态表明了最后审判青睐右手——他的右手高举，表明自己的选民将进天堂，左手下垂，意味着罪人将被赶到地狱里去。如此一上一下，一右—左，将人类推入善恶的两极。
正是因为右手对左手的压迫，自17世纪以来欧美一直有着“左手解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束“右手的统治”，同样意味着人类在政治观念上一个质的飞跃，意味着人类正一步步走向“左右共治”。如亚里士多德所预言：“右手的优势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使用右手。一旦我们习惯于使用两只手，我们就有了两只右手。”
事实上，许多国家正在走向“左右逢源”。
社会与主义
发生在50年前的反右斗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左右之争”，而是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上下之争”。1949年的中国的国家解放并没有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的解放，全能国家体制的过于强大，主要体现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都被政治组织所吞噬。政治作为“众人之事”，因此失去原有之义。
建国之初的中央集权与公有制道路，实际上暗含了国家对社会资源的两次再分配。其一是经济上的，比如“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二是知识上的，这就是紧随其后的“反右斗争”。
毛泽东曾经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当百家争鸣变为“两家争鸣”，主义上的“两极分化”将人类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或者知识一分为二，使之裂变为两个截然对立的主义。主义代替知识的结果必然是主义君临一切，并且直接导致“知识被主义所奴役”，导致整个社会知识体系的崩溃与丧失，从而进入一种“无知无识的状态”。或者说，进入一种国家有行动力，而社会无判断力的危险之境。
有人说，反右派斗争就是依靠知识分子中间的左派力量，起来革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识分子的命，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一个胜利者”。如果只是一个社会内部的观点纷争，绝不可能在中国思想史与社会史上酿成这样一场灾难。正是因为国家力量的介入，所以“反右斗争”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上下之争”，它突破了左右共谋社会福利与思想自由的底线，“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主义对知识的流放，是政府在继资本之后对知识的没收。其结果是，这个社会甚至连最日常的思维体操都开始销声匿迹。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渐迎来了自己的解放。在经济改革的直接影响下，社会力量一点点复苏，而从国家体制中一点一滴地谋求社会解放，是中国近30年来获得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左右之间虽然时有争论，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右派的“反左”，还是左派的“反右”，人们渐渐达成一个共同的底线，即知识必须为社会享有。思想者当为世所用，然而他不必“按需思考”。从这方面说，中国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左右之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表征，它表明中国社会渐渐具有了西方开放的市场政治中的舆情雏形。
失衡的思想
极左与极右，都可能导致“堪萨斯暴乱”。“堪萨斯暴乱”源于影片《幸运数字》里的一句经典台词——“所谓‘堪萨斯暴乱’就是当所有人向右走时，你向左走。”
相同的逻辑，当所有人向左走时，向右走的你同样会被汹涌的人流踩踏。即使方向一致，卷入人群者同样可能因为身不由己而成为没有恶意的踩踏者，并且最终迷失自己的方向。极左与极右所导致的悲剧，就是无数人“同去同去”，他们无不朝着一个方向走，最后都在一个方向中失去了方向。个体的命运，在万众一心(方向)的洪流从此湮没无闻。
有人说，自启蒙运动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多是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比如青年时代在法国爱读法国共产党《人道报》的波尔布特，却在柬埔寨制造了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然而，并不能因此论定《人道报》及其宣扬的共产主义应该对此负责。法国生产思想，但不只是生产一种思想。法国有法国大革命，也有雨果，有萨特，也有阿隆。事实上，法国并不缺乏极端的思想，重要的是，在这里各种观点可以充分表达，所以，法国的自由制度从来没有因为豢养“一个主义”而遭受灭顶之害。在2006年底的民意调查中，法国极右翼势力获得超过四分之-的支持率，但是，没有人相信，今天的法国人真的会将自己的政治命运交付给那个为纳粹跑龙套的勒庞。
显然，共产主义思潮流播到柬埔寨，并且导致“南橘北枳”、“西风东疯”的危局，完全是因为在柬埔寨本土并没有与之平衡的主义。从这方面说，每个人都能自由思想与表达，是避免一个主义践踏整个社会的唯一可靠手段。
如上所述，在英文中，“right”至少具有“权利”这一含义，一个公民无论是信奉左派还是右派，抑或中间派，这都是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所以说，“左右之争”不但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社会更需要它们互相救济与协调。正因为有这些对立的元素，我们才不至于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可以拥有改造社会的自由。同样的道理，在民主国家，左右两派无论怎样互挖墙脚，谁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方^因为议会不是战场，议员并不杀戮。理论上，每一个派别都有卷土重来、引领社会的机会。
21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应该成为左右的调节者，而非上下调节者。政府不应与民争利，同样不可与民争思想。
一个社会中没有对立的观点，只会一团和气，随大流，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左右之间“同社会共济”，并非一厢情愿或不切实际地鼓吹合流，而是要坚守这个社会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底线，通过左右之间的充分争论与积极思想，从而超越于左右纷争之上，以达到这个国家向上与向前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