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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转型经济研究中， 转型经济国家之间的“改革方向差异”、 “指导思想差异”和“政策效应差异”问题不容回避。
关键词：转型经济； 理论； 研究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39(2007)01-0001-04
Several issues about transitional economic theory research
WANG Zhen-zhong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search of 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issues such as “the difference of reform direction”， “the difference of guiding thoughts“ and ”the difference of policy effect“ between transitional countries should not be avoided.
Key words：transitional economy； theory； research
一.转型经济研究中三个不容回避的理论问题
1.转型经济国家之间的“改革方向差异”问题不容回避
在转型经济国家之间的改革方面究竟有没有“方向”问题?这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似乎被某些表面热烈的争论掩盖了。这不仅使人想起了中国《战国策》中所讲的“南辕北辙”的寓言，有一个人本应朝南走才能到楚国，但这位老兄却一直往北走，当有人告诉他方向错了时，他还理直气壮地讲了三个理由：一是我的马好(“吾马良”)，二是我的路费多(“吾用多”)，三是我的车夫赶车的技术好(“吾御者善”)。孰不知，正是由于方向反了，所以上述三个好条件只能使他离目的地越来越远。运用这个古老的中国寓言来分析当前在转型经济理论中的偏颇是十分有益的。因为当前在国内外的转型经济研究中，众多学者一直热衷于运用所谓“激进”或“渐进”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其实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是极其片面的，而且也是极其有害的。因为这种方法告诫人们或者暗示给人们的是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在不同的转型经济国家之间，所谓改革只有“速度”差异或者只有“程度”差异，而没有什么“方向”差异。也就是说，在众多的国内外经济学家眼中，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之间，似乎不存在选择什么道路的方向问题，好像大家都在同样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符合事实吗?1995年在《经济学动态》创刊35周年时，本人指出过：“当前，国内外经济学家很热衷于在‘激进’与‘渐进’方面来对中俄的经济改革进行比较。但应指出，在这种热烈争论的表面下却掩盖着一个事实，似乎中俄两国的经济改革‘方向’是一致的，成败与否只在于措施的‘激进’与‘渐进’的程度差异而已，但事实并非如此。”历史事实证明，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是埋葬苏共和社会主义的大会。至此之后，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为了彻底“告别过去”，它们对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打着改革的招牌，全盘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否定历史人物和攻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股脑地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过渡，急切建立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盖达尔公开宣称“我们这一代要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苏联解体后新掌权的政治精英们竭力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惜一切代价巩固自己的政权，力求达到所谓的“不可逆转点”。
对此，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B·梁赞诺夫曾沉痛地总结道：“俄罗斯迅速地脱离旨在保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改革，其原因与其说是客观的，还不如说是社会上尖锐的、破坏经济的政治斗争的结果。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变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苏联经济改革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部分执政精英的无能和另一部分精英不愿意保留社会中制约和阻碍其野心的社会主义本质。执政阶层官僚主义的再生，实际上封杀了经济体制转轨时克服危机的可能性。原有的所有完善社会主义模式的苏联经济改革方案都没有得到执行。”而中国的改革则是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这一“主词”，我们始终没有放弃。例如邓小平1985年3月7日讲道：“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1985年3月25日他又讲：“我们经常讲四个现代化，往往忽略了主词：社会主义。”
1987年2月18日他还讲：“我们干四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小平同志的理论中，社会主义这一主词始终是明确的，即使在1992年的南巡中，他仍然要求上海浦东和深圳在20世纪末要回答一个问题，即姓“社”不姓“资”，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所以，1992年中国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模式，包含着两方面的重要思想：一是明确的制度约束性，即改革必须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二是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2006年3月11日刘国光《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读锦涛同志3月7日讲话有感》一文引起的争论发人深思!究竟如何理解“坚持改革方向”这一说法?究竟是坚持改革还是反对改革的分歧，还是两种改革观的分歧?
王振中：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2.转型经济国家之间的“指导思想差异”问题不容回避
转型经济国家之间存在的“改革方向差异”的原因之一是来源于“指导思想差异”。这种主要差异并不体现在是实行“存量改革”还是实行“增量改革”，最主要的差异特征在于是否“全盘西化”，是否全盘接受“休克疗法”，搞资本主义。这种以“华盛顿共识”为理念基础的自我毁灭的“休克疗法”的战略，后来被当时任俄罗斯对外经济贸易部长的格拉济耶夫称为是“华盛顿共识”的最野蛮的形式。采用“休克疗法”战略后，其最重要的危害在于俄罗斯本国自主制订经济发展政策的权利被国际组织剥夺了，格拉济耶夫披露道：“从1993年末最高苏维埃遭炮轰和发生政变，一直到1998年秋，俄罗斯实际上处于一种由外人来管理国家经济政策的状态，基本参数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草拟，之后交由傀儡政府和傀儡中央银行以相关经济政策宣言的方式走一下批准形式。”与俄罗斯转型经济的指导思想相反，我们在转型经济中，一直强调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例如邓小平1986年12月30日讲：“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
邓小平1987年3月27日接见外宾时强调：“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特色。”1987年4月30日又讲道：“有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1987年7月4日他还说：“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1992年在南巡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一个是政府人员在就业人员中所占的比重(国家就业率)，反映的是政府参与经济的深度；一个是政府支出占一国GDP的比重(国家支出率)，反映的是政府参与经济的强度；一个是政府支出的结构，反映的是政府参与经济的力度。
1.关于政府人员在就业人员中所占的比重。
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瑞士、瑞典、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荷兰、德国、挪威、西班牙、英国、爱尔兰、日本、美国等17个国家政府人员的平均就业率：1870年2.4%，1937年5.2%，1980年17.5%，1994年18.4%。
2.关于一国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可以用国家支出率或国家率(Boxberger，1998)这样一个指标，即政府支出占一国GDP的比重。
这就是说，如果按照西方学者(Vito Tanzi and Ludger Schuknecht)对政府规模的划分标准，可分为：大政府(Big governments)：政府支出/ GDP 比重>50%；中政府( Medium-sized governments )：政府支出/ GDP 比重在40%～50%；小政府( Small governments )：政府支出/ GDP 比重＜40%。那么，1997年时，属于大政府范围的国家有瑞典(62.6 %)、丹麦(59.9 %)、芬兰(55.0 %)、比利时(53.8 %)、法国(53.0 %)、意大利(51.7 %)、奥地利(51.4 %)。属于中政府规模的国家有荷兰(49.1 %)、德国(49.0 %)、希腊(44.3 %)、挪威(44.1 %)、葡萄牙(42.6 %)、西班牙(41.6 %)、英国(40.6 %)。属于小政府范围的国家有爱尔兰(39.1 %)、日本(36.0 %)(另一说法为48.0%)、美国(33.3 %)。
3.关于政府支出的结构，反映的是政府参与经济的力度。
如果要从历史发展的动态角度进一步分析，我们至少还会看出两个现象，一个现象是某些发达国家的国家支出率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例如英国，国家支出率从1890年的8.9 %上升到1955年的36.6% (Musgrave，1969)，进而又上升到1997年的40.6 %；另一个现象是某些发达国家的国家支出率一直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例如美国，1980年时国家支出率是36 %，( Musgrave，1984)，到1997年时，如前所述，美国的国家支出率是33.3%。这就使我们对政府参与经济问题产生了新的思考，美国和英国不是信奉和推行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吗，那为什么他们的国家支出率并没有相应地减少呢?法国《外交世界》1996年第2期曾刊载过这样一句话：“德国和英国都属于相信自由贸易的国家，就像儿童相信圣诞老人一样。”果真如此吗?曼昆(Mankiw)在《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书中引用了亚当·斯密1755年的一段评论：“除了和平、简易的税收和可容许的司法管理之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变为一个最富裕的国家并不在需要什么。”实际上这种片面摘引亚当·斯密话的做法，并没有全面反映亚当·斯密的思想，因为在这21年之后，即1776年的《国富论》的经济思想才更加全面。朱绍文教授通过与格拉斯哥大学的斯金纳教授的交流，两人都坚定地排除了传统的看法，提出“斯密的经济理论不仅仅是经济自由主义，同时斯密还是一位政府干预论者，在《国富论》中随处可见(朱绍文，2000)”。这种对斯密经济理论的新的研究成果，无疑对我们今天不求甚解的学界来讲是一个有力的刺激。正是在这些前辈的指点下，我们重读《国富论》会避免新自由主义对斯密经济理论所造成的扭曲。例如斯密在论述君主或国家的第三种义务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时，强调指出：“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并且，随着社会发达时期的不同，执行这种义务所需的费用的大小也非常不同。”再例如，斯密在研究了从希腊罗马各共和国到欧洲公共学校及大学的教育问题后，提出了青年教育设施的费用问题，他认为“在文明的商业社会，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有身份有财产者的教育，更需要国家的注意。”因此他建议国家在各地所设立的教育儿童的小学校“取费之廉，务使一个普通劳动者也能负担得起，这样人民就容易获得基本的教育了。”还例如，在退税问题上，斯密强调“只有输出品真正输出到外国去，而不再秘密输入我国的时候，退税制度才会带来益处。”又例如，在对待制造业问题上，斯密强调“如果某一种制造业确是国防所必需，那么靠邻国提供这种制造品，未必就是聪明的办法。如果这一种制造业非奖励即不能在国内维持，那么对其他一切产业部门课税，来维持这一制造业，亦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因此，面对市场的失灵和资本的垄断，是需要政府干预的。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要有力地纠正市场扭曲或市场缺陷，就要充分发挥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四大优势：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和交易成本(斯蒂格利茨，1998)。在“市场神话”方面，我们不能过于天真。曼昆的说法值得注意：Market force， properly redirected， are often the best remedy for market failure.(N. Gregory Mankiw ，chapter 10)(只要适当地重新调整方向，市场的力量往往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最好办法。)
(责任编辑：弘 流；责任校对：段文娟)
关键词：转型经济； 理论； 研究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39(2007)01-0001-04
Several issues about transitional economic theory research
WANG Zhen-zhong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search of 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issues such as “the difference of reform direction”， “the difference of guiding thoughts“ and ”the difference of policy effect“ between transitional countries should not be avoided.
Key words：transitional economy； theory； research
一.转型经济研究中三个不容回避的理论问题
1.转型经济国家之间的“改革方向差异”问题不容回避
在转型经济国家之间的改革方面究竟有没有“方向”问题?这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似乎被某些表面热烈的争论掩盖了。这不仅使人想起了中国《战国策》中所讲的“南辕北辙”的寓言，有一个人本应朝南走才能到楚国，但这位老兄却一直往北走，当有人告诉他方向错了时，他还理直气壮地讲了三个理由：一是我的马好(“吾马良”)，二是我的路费多(“吾用多”)，三是我的车夫赶车的技术好(“吾御者善”)。孰不知，正是由于方向反了，所以上述三个好条件只能使他离目的地越来越远。运用这个古老的中国寓言来分析当前在转型经济理论中的偏颇是十分有益的。因为当前在国内外的转型经济研究中，众多学者一直热衷于运用所谓“激进”或“渐进”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其实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是极其片面的，而且也是极其有害的。因为这种方法告诫人们或者暗示给人们的是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在不同的转型经济国家之间，所谓改革只有“速度”差异或者只有“程度”差异，而没有什么“方向”差异。也就是说，在众多的国内外经济学家眼中，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之间，似乎不存在选择什么道路的方向问题，好像大家都在同样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符合事实吗?1995年在《经济学动态》创刊35周年时，本人指出过：“当前，国内外经济学家很热衷于在‘激进’与‘渐进’方面来对中俄的经济改革进行比较。但应指出，在这种热烈争论的表面下却掩盖着一个事实，似乎中俄两国的经济改革‘方向’是一致的，成败与否只在于措施的‘激进’与‘渐进’的程度差异而已，但事实并非如此。”历史事实证明，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是埋葬苏共和社会主义的大会。至此之后，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为了彻底“告别过去”，它们对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打着改革的招牌，全盘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否定历史人物和攻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股脑地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过渡，急切建立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盖达尔公开宣称“我们这一代要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苏联解体后新掌权的政治精英们竭力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惜一切代价巩固自己的政权，力求达到所谓的“不可逆转点”。
对此，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B·梁赞诺夫曾沉痛地总结道：“俄罗斯迅速地脱离旨在保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改革，其原因与其说是客观的，还不如说是社会上尖锐的、破坏经济的政治斗争的结果。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变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苏联经济改革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部分执政精英的无能和另一部分精英不愿意保留社会中制约和阻碍其野心的社会主义本质。执政阶层官僚主义的再生，实际上封杀了经济体制转轨时克服危机的可能性。原有的所有完善社会主义模式的苏联经济改革方案都没有得到执行。”而中国的改革则是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这一“主词”，我们始终没有放弃。例如邓小平1985年3月7日讲道：“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1985年3月25日他又讲：“我们经常讲四个现代化，往往忽略了主词：社会主义。”
1987年2月18日他还讲：“我们干四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小平同志的理论中，社会主义这一主词始终是明确的，即使在1992年的南巡中，他仍然要求上海浦东和深圳在20世纪末要回答一个问题，即姓“社”不姓“资”，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所以，1992年中国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模式，包含着两方面的重要思想：一是明确的制度约束性，即改革必须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二是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2006年3月11日刘国光《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读锦涛同志3月7日讲话有感》一文引起的争论发人深思!究竟如何理解“坚持改革方向”这一说法?究竟是坚持改革还是反对改革的分歧，还是两种改革观的分歧?
王振中：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2.转型经济国家之间的“指导思想差异”问题不容回避
转型经济国家之间存在的“改革方向差异”的原因之一是来源于“指导思想差异”。这种主要差异并不体现在是实行“存量改革”还是实行“增量改革”，最主要的差异特征在于是否“全盘西化”，是否全盘接受“休克疗法”，搞资本主义。这种以“华盛顿共识”为理念基础的自我毁灭的“休克疗法”的战略，后来被当时任俄罗斯对外经济贸易部长的格拉济耶夫称为是“华盛顿共识”的最野蛮的形式。采用“休克疗法”战略后，其最重要的危害在于俄罗斯本国自主制订经济发展政策的权利被国际组织剥夺了，格拉济耶夫披露道：“从1993年末最高苏维埃遭炮轰和发生政变，一直到1998年秋，俄罗斯实际上处于一种由外人来管理国家经济政策的状态，基本参数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草拟，之后交由傀儡政府和傀儡中央银行以相关经济政策宣言的方式走一下批准形式。”与俄罗斯转型经济的指导思想相反，我们在转型经济中，一直强调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例如邓小平1986年12月30日讲：“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
邓小平1987年3月27日接见外宾时强调：“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特色。”1987年4月30日又讲道：“有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1987年7月4日他还说：“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1992年在南巡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一个是政府人员在就业人员中所占的比重(国家就业率)，反映的是政府参与经济的深度；一个是政府支出占一国GDP的比重(国家支出率)，反映的是政府参与经济的强度；一个是政府支出的结构，反映的是政府参与经济的力度。
1.关于政府人员在就业人员中所占的比重。
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瑞士、瑞典、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荷兰、德国、挪威、西班牙、英国、爱尔兰、日本、美国等17个国家政府人员的平均就业率：1870年2.4%，1937年5.2%，1980年17.5%，1994年18.4%。
2.关于一国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可以用国家支出率或国家率(Boxberger，1998)这样一个指标，即政府支出占一国GDP的比重。
这就是说，如果按照西方学者(Vito Tanzi and Ludger Schuknecht)对政府规模的划分标准，可分为：大政府(Big governments)：政府支出/ GDP 比重>50%；中政府( Medium-sized governments )：政府支出/ GDP 比重在40%～50%；小政府( Small governments )：政府支出/ GDP 比重＜40%。那么，1997年时，属于大政府范围的国家有瑞典(62.6 %)、丹麦(59.9 %)、芬兰(55.0 %)、比利时(53.8 %)、法国(53.0 %)、意大利(51.7 %)、奥地利(51.4 %)。属于中政府规模的国家有荷兰(49.1 %)、德国(49.0 %)、希腊(44.3 %)、挪威(44.1 %)、葡萄牙(42.6 %)、西班牙(41.6 %)、英国(40.6 %)。属于小政府范围的国家有爱尔兰(39.1 %)、日本(36.0 %)(另一说法为48.0%)、美国(33.3 %)。
3.关于政府支出的结构，反映的是政府参与经济的力度。
如果要从历史发展的动态角度进一步分析，我们至少还会看出两个现象，一个现象是某些发达国家的国家支出率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例如英国，国家支出率从1890年的8.9 %上升到1955年的36.6% (Musgrave，1969)，进而又上升到1997年的40.6 %；另一个现象是某些发达国家的国家支出率一直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例如美国，1980年时国家支出率是36 %，( Musgrave，1984)，到1997年时，如前所述，美国的国家支出率是33.3%。这就使我们对政府参与经济问题产生了新的思考，美国和英国不是信奉和推行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吗，那为什么他们的国家支出率并没有相应地减少呢?法国《外交世界》1996年第2期曾刊载过这样一句话：“德国和英国都属于相信自由贸易的国家，就像儿童相信圣诞老人一样。”果真如此吗?曼昆(Mankiw)在《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书中引用了亚当·斯密1755年的一段评论：“除了和平、简易的税收和可容许的司法管理之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变为一个最富裕的国家并不在需要什么。”实际上这种片面摘引亚当·斯密话的做法，并没有全面反映亚当·斯密的思想，因为在这21年之后，即1776年的《国富论》的经济思想才更加全面。朱绍文教授通过与格拉斯哥大学的斯金纳教授的交流，两人都坚定地排除了传统的看法，提出“斯密的经济理论不仅仅是经济自由主义，同时斯密还是一位政府干预论者，在《国富论》中随处可见(朱绍文，2000)”。这种对斯密经济理论的新的研究成果，无疑对我们今天不求甚解的学界来讲是一个有力的刺激。正是在这些前辈的指点下，我们重读《国富论》会避免新自由主义对斯密经济理论所造成的扭曲。例如斯密在论述君主或国家的第三种义务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时，强调指出：“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并且，随着社会发达时期的不同，执行这种义务所需的费用的大小也非常不同。”再例如，斯密在研究了从希腊罗马各共和国到欧洲公共学校及大学的教育问题后，提出了青年教育设施的费用问题，他认为“在文明的商业社会，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有身份有财产者的教育，更需要国家的注意。”因此他建议国家在各地所设立的教育儿童的小学校“取费之廉，务使一个普通劳动者也能负担得起，这样人民就容易获得基本的教育了。”还例如，在退税问题上，斯密强调“只有输出品真正输出到外国去，而不再秘密输入我国的时候，退税制度才会带来益处。”又例如，在对待制造业问题上，斯密强调“如果某一种制造业确是国防所必需，那么靠邻国提供这种制造品，未必就是聪明的办法。如果这一种制造业非奖励即不能在国内维持，那么对其他一切产业部门课税，来维持这一制造业，亦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因此，面对市场的失灵和资本的垄断，是需要政府干预的。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要有力地纠正市场扭曲或市场缺陷，就要充分发挥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四大优势：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和交易成本(斯蒂格利茨，1998)。在“市场神话”方面，我们不能过于天真。曼昆的说法值得注意：Market force， properly redirected， are often the best remedy for market failure.(N. Gregory Mankiw ，chapter 10)(只要适当地重新调整方向，市场的力量往往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最好办法。)
(责任编辑：弘 流；责任校对：段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