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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向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及其全球化更加凸现，知识的扩散与知识的生产同等重要，公民的科学素质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与地方性的碰撞
近代以来的科学及其传统是从西方世界兴起的。关于科学的形象和信念，长期以来是以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为基本的前提和假设。“科学无国界”便是这种基本信念的简洁概括。事实上，长期以来，对于科学进行研究的种种理论探讨，大多是奠基在这种基本信念之上。
例如，默顿关于科学精神气质的著名概括中，“普遍主义”便是名列首位的。按照普遍主义，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便应该是某种均匀的传播和普及过程，不受地域、民族、阶级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局限，被全人类共同创造、共同接受、共同享用和发展，也就必然地只与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正相关，或是与特定的社会群体的经济状况、文化水平成正比例。
以这样的信念为基础，当代世界各国进行科学传播和普及、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实践中，在进行公民科学素质的测量时，也就形成了“各国通用”的一些基本测试题目。采用“各国通用”的试题，当然有其合理性，这不仅在于对某些基本科学概念的某种共识，更有利于进行国际的比较。事实上，在中国的科学素养调查中，也是参照这种“各国通用”的测试题目来进行设计的，并且，也尽量地采用相同的测度方法。如调查者所言，在２００３年中国科学素养调查中，选择了１６个各国通用的测试题目，并与欧盟、日本和美国２００１年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如图１所示，各国的调查结果的确表现出来一定的一致性，考虑到各国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水平的发展不平衡，各种指标的结果大体上表现出同样的趋势，同样的比较高或比较低，由此也可以认为各国的结果大体上是一致的。而且，正是从这样的一致性，体现了相应的科学概念具有某种“普遍性”。
但是，在注意到相应的结果的确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的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相应的结果之间还有相当大的不一致性，有时候甚至是极大的不一致性。例如，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中国属于后发国家之列，目前的发展水平较之属于发达国家之列的美国、欧盟和日本要低的多，那么应该预期，中国公众的相应指标的测度值也应该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从图１反映的结果来看，总的情况的确如此，中国公众的大多数科学素质指标的测度值比美国、欧盟和日本要低。但是，其中也有重要的例外，如图１中由第２题和第１０题表现出来的情况。其中，能正确回答第２题（“地球围绕太阳转”）的中国公众的比例高于美国和欧盟（这里缺日本的数据），而正确回答第１０题（“就我们目前所知，人类是从早期动物进化而来”） 的中国公众的比例也高于美国和欧盟，而只是比日本要低一些。
原因何在呢？可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要正确地揭示其原因之所在，需要进行进一步仔细而深入的研究。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设想，中国公众对于所论的两个试题的内容至少是平常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联系着第１个问题，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中，孔子无法回答“两小儿辨日”的著名故事广为人知；因此，考虑到这一点，认为较多的中国公众涉及到“地球围绕太阳转”这样的问题时会给予特别关注也就不是不可设想。而联系着第２个问题，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传统中是一个无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与欧美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认为中国公众更容易接受生物进化论而不是神创论的思想，也就同样是可以设想的。
尽管这样的设想带有主观猜测的色彩，其要点是考虑科学知识的传播具有普遍性特质时，也要注意到相应的“地方性知识”和“文化传统”的制约。桑德拉
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与地方性的碰撞
近代以来的科学及其传统是从西方世界兴起的。关于科学的形象和信念，长期以来是以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为基本的前提和假设。“科学无国界”便是这种基本信念的简洁概括。事实上，长期以来，对于科学进行研究的种种理论探讨，大多是奠基在这种基本信念之上。
例如，默顿关于科学精神气质的著名概括中，“普遍主义”便是名列首位的。按照普遍主义，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便应该是某种均匀的传播和普及过程，不受地域、民族、阶级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局限，被全人类共同创造、共同接受、共同享用和发展，也就必然地只与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正相关，或是与特定的社会群体的经济状况、文化水平成正比例。
以这样的信念为基础，当代世界各国进行科学传播和普及、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实践中，在进行公民科学素质的测量时，也就形成了“各国通用”的一些基本测试题目。采用“各国通用”的试题，当然有其合理性，这不仅在于对某些基本科学概念的某种共识，更有利于进行国际的比较。事实上，在中国的科学素养调查中，也是参照这种“各国通用”的测试题目来进行设计的，并且，也尽量地采用相同的测度方法。如调查者所言，在２００３年中国科学素养调查中，选择了１６个各国通用的测试题目，并与欧盟、日本和美国２００１年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如图１所示，各国的调查结果的确表现出来一定的一致性，考虑到各国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水平的发展不平衡，各种指标的结果大体上表现出同样的趋势，同样的比较高或比较低，由此也可以认为各国的结果大体上是一致的。而且，正是从这样的一致性，体现了相应的科学概念具有某种“普遍性”。
但是，在注意到相应的结果的确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的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相应的结果之间还有相当大的不一致性，有时候甚至是极大的不一致性。例如，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中国属于后发国家之列，目前的发展水平较之属于发达国家之列的美国、欧盟和日本要低的多，那么应该预期，中国公众的相应指标的测度值也应该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从图１反映的结果来看，总的情况的确如此，中国公众的大多数科学素质指标的测度值比美国、欧盟和日本要低。但是，其中也有重要的例外，如图１中由第２题和第１０题表现出来的情况。其中，能正确回答第２题（“地球围绕太阳转”）的中国公众的比例高于美国和欧盟（这里缺日本的数据），而正确回答第１０题（“就我们目前所知，人类是从早期动物进化而来”） 的中国公众的比例也高于美国和欧盟，而只是比日本要低一些。
原因何在呢？可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要正确地揭示其原因之所在，需要进行进一步仔细而深入的研究。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设想，中国公众对于所论的两个试题的内容至少是平常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联系着第１个问题，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中，孔子无法回答“两小儿辨日”的著名故事广为人知；因此，考虑到这一点，认为较多的中国公众涉及到“地球围绕太阳转”这样的问题时会给予特别关注也就不是不可设想。而联系着第２个问题，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传统中是一个无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与欧美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认为中国公众更容易接受生物进化论而不是神创论的思想，也就同样是可以设想的。
尽管这样的设想带有主观猜测的色彩，其要点是考虑科学知识的传播具有普遍性特质时，也要注意到相应的“地方性知识”和“文化传统”的制约。桑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