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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GDP无限期推迟发布
7月，被外界苦等数月之久的2005年度绿色GDP核算数据终于等来了最终命运——主要参与机构之一的国家统计局正式表态，基于技术因素，目前尚不能够公布这些数据或者真正进行价值量的核算。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是在今年7月12日举行的2006年单位GDP能耗公报发布会上作此表示的。他说:“现在只能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国际上现在还没有这个意义上的GDP核算标准。”
香港《文汇报》评论说，对于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已经完成的有关绿色GDP核算数据，一些地方官员非常敏感，个别试点省市还发函环保总局和统计局，要求不要公布核算结果。由于国家环保部门与统计部门的重大分歧，中国绿色GDP纳入国民核算体系的战略设计面临破局。
早在2005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2006年底，这10个省市的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已全部通过两个部门的验收。但值得玩味的是，各省仍处于“谈绿色变”的敏感期。首批试点的10个省份中，已经开始有中西部省份要求退出试点。绿色GDP核算小组一位人员透露，试点之初，国家课题组原本想在全国各地区选择代表省份参加，但自愿报名的结果是，西北地区省份无一参加。
按照预期规划，2005年的相关数据应该在2007年春节前后公布，之后推迟到今年全国“两会”前后——当时国家环保总局多位官员对外表示，这项数据的核算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战略规划处处长高辉清指出:“绿色GDP不让出台，是因为它盖住了很多不满意的东西。”“一旦真正要把绿色GDP统计出来，会发现很可能有些地方绿色GDP是负增长，而地方的传统经济是10%以上的增长。”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绿色GDP报告难产的原因。
环保总局的无奈与坚持
环保总局，这个位高而权弱的地方，注定要扮演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的角色。年年治污，年年污染，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水污染速度，从2005年到现在，总局掀起了三次“环保风暴”，但战果却寥寥。反而是原总局局长解振华——这位被媒体称为“世界上最资深的环保局长”，在2005年年末因为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辞职。
于是，掀起风暴的角色就落到了潘岳身上。
今年1月10日，潘岳再次发威，82个项目涉及1123亿元的投资被叫停。与2005年和2006年的两次风暴相比，这次措施“杀伤力”更强，因为环保总局首次采用了“区域限批”措施，这是环保部门成立近30年来首次启用这一行政处罚手段。
“我们真的很累，环评没人做，做了不执行。”1月10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对记者表示，采用这样的手段实属无奈。潘岳一再暗示环保总局权力有限，在行使相关权力时常显力不从心，面对特殊权力机构更是无能为力。
目前，我国的环保法律虽然多，但大都停留在理想主义阶段，处罚权十分有限。“环保总局既不能直接叫停项目，罚款也不能超过20万元，不能撤官员的职，连自己的地方部门都管不了，这就是现实。”潘岳说。
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就把临汾市列为国家重点监测城市，2004年又发出“谁摘不掉污染黑帽，就摘掉他头上的乌纱帽”的狠话。但是，从2003年到2005年长达三年的时间内，临汾市仍然名列中国内地严重污染城市前三名，并于2006年被美国一家机构列为全球十大污染地区之一。没有看到有一位官员因此而被罢官的，顶多是异地为官。而因GDP高升而升官的却大有人在。
在今年的太湖蓝藻事件中，最后受处理的仅仅是无锡市辖下的宜兴市5位低级政府官员，最大的官是个镇长。有媒体评论说，这样处理，连“杀鸡给猴看”的作用也起不到。
中山大学教授梁必骐对记者表示，“中央政府相当重视，但是下面执行起来不是那么得力。可能有些部门不那么重视，还有的可能阳奉阴违。”
7月，在太湖污染的刺激下，环保总局再出“杀手锏”，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６市２县５个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这是继“区域限批”后，又一次动用重典治理污染。
但是潘岳痛陈，“流域限批”已是他们能动用的最大限度的行政手段，再狠一些的我们没有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官’的问题解决了，就什么都解决了！”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对官员的政绩评价体系上，而这个新生事物正遭到了一部分官员的强力抵制。
民间力量，觉醒后的尴尬
2007年7月26日，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华润创业有限公司旗下的华润蓝剑啤酒厂进行工厂大清洗，排放的废水严重污染了什邡市元石镇用于农作物灌溉用水的4条渠道，全镇近万居民饮水用的地下水也大部分被污染，引起村民强烈不满。
7月26日村民开始进行环保抗争，他们围堵工厂大门，并且在附近公路堵路示威，导致工厂无法生产及运输。第二天，当局出动武警及防暴警察到现场维持秩序。
这只是中国因环保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的典型一例。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曾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环境问题已成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在上升。周生贤还透露，今年1月～5月，环保总局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1814件，比去年同期增长8%。
由于公民集体维权在很多语境里被解读为民间和政府的对抗事件，所以此类事件一发生，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是当地政府出动强力部门平息，而后发一个语调极其平静的安民告示之类的消息。事实上，从地方当局捍卫污染企业的强硬姿态，以及那种将民众针对污染企业的维权当作反抗政府的思维模式来看，不难猜想其中奥妙，那就是追求高增长的地方政府与企业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中国环境问题已从观念启蒙阶段进入利益博弈阶段，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的力量之间必定有一个此起彼伏的拉锯过程。在强大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一些特殊利益面前，仅仅依靠环保总局来推进环境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对于中国的环保事业而言，政府执法、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三者的结合非常重要。但在很多地方，公众对环境污染基本的知情权和侵害请求权都被漠视，缺乏伸张的渠道和条件，不能有效地监督，结果是想参与而不能，想推动却无力。
如何保障公众在重大环境事务上享有充分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这是未来几年中国环保的重大课题。
7月，被外界苦等数月之久的2005年度绿色GDP核算数据终于等来了最终命运——主要参与机构之一的国家统计局正式表态，基于技术因素，目前尚不能够公布这些数据或者真正进行价值量的核算。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是在今年7月12日举行的2006年单位GDP能耗公报发布会上作此表示的。他说:“现在只能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国际上现在还没有这个意义上的GDP核算标准。”
香港《文汇报》评论说，对于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已经完成的有关绿色GDP核算数据，一些地方官员非常敏感，个别试点省市还发函环保总局和统计局，要求不要公布核算结果。由于国家环保部门与统计部门的重大分歧，中国绿色GDP纳入国民核算体系的战略设计面临破局。
早在2005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2006年底，这10个省市的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已全部通过两个部门的验收。但值得玩味的是，各省仍处于“谈绿色变”的敏感期。首批试点的10个省份中，已经开始有中西部省份要求退出试点。绿色GDP核算小组一位人员透露，试点之初，国家课题组原本想在全国各地区选择代表省份参加，但自愿报名的结果是，西北地区省份无一参加。
按照预期规划，2005年的相关数据应该在2007年春节前后公布，之后推迟到今年全国“两会”前后——当时国家环保总局多位官员对外表示，这项数据的核算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战略规划处处长高辉清指出:“绿色GDP不让出台，是因为它盖住了很多不满意的东西。”“一旦真正要把绿色GDP统计出来，会发现很可能有些地方绿色GDP是负增长，而地方的传统经济是10%以上的增长。”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绿色GDP报告难产的原因。
环保总局的无奈与坚持
环保总局，这个位高而权弱的地方，注定要扮演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的角色。年年治污，年年污染，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水污染速度，从2005年到现在，总局掀起了三次“环保风暴”，但战果却寥寥。反而是原总局局长解振华——这位被媒体称为“世界上最资深的环保局长”，在2005年年末因为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辞职。
于是，掀起风暴的角色就落到了潘岳身上。
今年1月10日，潘岳再次发威，82个项目涉及1123亿元的投资被叫停。与2005年和2006年的两次风暴相比，这次措施“杀伤力”更强，因为环保总局首次采用了“区域限批”措施，这是环保部门成立近30年来首次启用这一行政处罚手段。
“我们真的很累，环评没人做，做了不执行。”1月10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对记者表示，采用这样的手段实属无奈。潘岳一再暗示环保总局权力有限，在行使相关权力时常显力不从心，面对特殊权力机构更是无能为力。
目前，我国的环保法律虽然多，但大都停留在理想主义阶段，处罚权十分有限。“环保总局既不能直接叫停项目，罚款也不能超过20万元，不能撤官员的职，连自己的地方部门都管不了，这就是现实。”潘岳说。
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就把临汾市列为国家重点监测城市，2004年又发出“谁摘不掉污染黑帽，就摘掉他头上的乌纱帽”的狠话。但是，从2003年到2005年长达三年的时间内，临汾市仍然名列中国内地严重污染城市前三名，并于2006年被美国一家机构列为全球十大污染地区之一。没有看到有一位官员因此而被罢官的，顶多是异地为官。而因GDP高升而升官的却大有人在。
在今年的太湖蓝藻事件中，最后受处理的仅仅是无锡市辖下的宜兴市5位低级政府官员，最大的官是个镇长。有媒体评论说，这样处理，连“杀鸡给猴看”的作用也起不到。
中山大学教授梁必骐对记者表示，“中央政府相当重视，但是下面执行起来不是那么得力。可能有些部门不那么重视，还有的可能阳奉阴违。”
7月，在太湖污染的刺激下，环保总局再出“杀手锏”，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６市２县５个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这是继“区域限批”后，又一次动用重典治理污染。
但是潘岳痛陈，“流域限批”已是他们能动用的最大限度的行政手段，再狠一些的我们没有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官’的问题解决了，就什么都解决了！”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对官员的政绩评价体系上，而这个新生事物正遭到了一部分官员的强力抵制。
民间力量，觉醒后的尴尬
2007年7月26日，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华润创业有限公司旗下的华润蓝剑啤酒厂进行工厂大清洗，排放的废水严重污染了什邡市元石镇用于农作物灌溉用水的4条渠道，全镇近万居民饮水用的地下水也大部分被污染，引起村民强烈不满。
7月26日村民开始进行环保抗争，他们围堵工厂大门，并且在附近公路堵路示威，导致工厂无法生产及运输。第二天，当局出动武警及防暴警察到现场维持秩序。
这只是中国因环保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的典型一例。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曾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环境问题已成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在上升。周生贤还透露，今年1月～5月，环保总局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1814件，比去年同期增长8%。
由于公民集体维权在很多语境里被解读为民间和政府的对抗事件，所以此类事件一发生，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是当地政府出动强力部门平息，而后发一个语调极其平静的安民告示之类的消息。事实上，从地方当局捍卫污染企业的强硬姿态，以及那种将民众针对污染企业的维权当作反抗政府的思维模式来看，不难猜想其中奥妙，那就是追求高增长的地方政府与企业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中国环境问题已从观念启蒙阶段进入利益博弈阶段，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的力量之间必定有一个此起彼伏的拉锯过程。在强大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一些特殊利益面前，仅仅依靠环保总局来推进环境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对于中国的环保事业而言，政府执法、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三者的结合非常重要。但在很多地方，公众对环境污染基本的知情权和侵害请求权都被漠视，缺乏伸张的渠道和条件，不能有效地监督，结果是想参与而不能，想推动却无力。
如何保障公众在重大环境事务上享有充分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这是未来几年中国环保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