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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朋友——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科学学和物理学家、伦敦大学教授马凯博士曾说过一句名言:“政治是关于权力和谁行使权力的学问。”从语义学上讲,中国古代有关“政治”的含义,与西方古希腊的“政治”含义原是迥然不同的,但在近当代,特别是自孙中山先生把“政治”定义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以来,“政治”在中国便开始了融入世界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伟大历程。
唐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盛唐的开国帝王,其所谓“兴替”,指的就是王朝权力的获得、丧失、转换和易位。换句话说,古今中外,政治表现的社会现象是一样的,从来就是围绕国家权力展开的,表现为人们夺取、维护、建设、执行、制约国家权力的全部活动。所谓政治,本质上就成了获得、保持、行使国家权力的各种活动的总称。
在我国,翻开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政治很大程度上只是描述为一种帝王和大臣们赢得政权、维护统治、治理国家的活动史。而李剑宏耗费多年心血写成的《王权论》一书,穿透历史表象,讲述了中国古代帝王如何以精巧的办法严密地管理国家与人民,却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的道理,揭示了王权政治巩固和运用权力的内在政治规律与矛盾。真正的学问,尽管在讲述历史,却自有其不可泯灭的“古今之通义”。
读《王权论》之前,我们要深思一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政治,一定逃脱不了韩非子主张的政治?要知道,在战国时期,中国正在大分裂,但政治束缚不了自由流动的思想。为什么百家争鸣之中,唯独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皇帝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拿来当作统治手段的法宝?法家思想究竟有什么秘密武器,让君主集权政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之久?如果我们当代的学者、专家、知识分子只是在道德上盲目痛斥,把中国古人走过的几千年政治道路都用“专制黑暗、野蛮落后”等词语抹煞掉,却没有一个人认认真真地、深入地读一读法家的思想,就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当下有些学者对西方文明和历史如数家珍,甚至认为中世纪的黑暗也是西方文明兴盛之前的“必要的恶”,却对自己古老祖国的文明和历史弃之如敝履,这种躲在象牙塔里面附庸风雅和追赶时髦的“学者病”着实害人不浅。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有自己的特点,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会让我们犯削足适 履的毛病。黄仁宇先生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曾说:“一走兽有别于一飞禽,其间关系着两方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仅以‘没有翅膀’作为一切之解释”。我们需要正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政治心理,今日之中国乃是过去之中国的演进,任何人和任何力量都无法割断历史,斩断传统。我们认清了自己的历史与传统,才能最少阻力地找到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根和涅槃强盛之路。
《王权论》试图从“理性的权力”和“权力的理性”的视角出发,帮助人们认清历史与传统。作者的研究兴趣是以政治社会学角度研究中国君主集权政治长期存在的政治现象。换言之,透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动来研究王权政治体系的存在条件,解开了君主集权政治何以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难题。作者以结构的、宏观的、历史的、比较的和定性的研究方式,着重研究了王权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探讨了王权政治体系在社会结构中的存在条件、王权政治的社会根源、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王权政治对社会的作用,以及社会势力怎样形成政治权威、政治权威又怎样凝聚和改变社会中的利益组合和势力关系等重大问题。
作者认为:中国的地缘状态是产生君主专制的直接原因,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是产生君主专制的内在动力。在此立论基础上,作者把君主集权政治的统治逻辑、原理、原则和办法还原到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从思想观念、经济形态、文化心理等多个角度、层面,探讨了王权政治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
最值得关注的是,作者提出的“国家与社会双向锁死”的历史命题,可谓是《王权论》这本书中最璀璨夺目的思想奇葩。《王权论》开篇第一章,即以秦王朝兴亡为历史考察对象,得出三个结论:一、划时代意义的商鞅变法先于中国社会形态变革而被历史形势迫成;二、秦王朝的灭亡是不受约束的王权造成的,儒、法等先秦百家提供的政治解决方案都无法解决这一政治问题;三、秦王朝的灭亡虽然揭示了中国历代王朝灭亡的最本质的政治原因,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秦政”体制。在这样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政治和知识合流,形成阳儒阴法的意识形态,君王的统治手法越来越精巧。
于是,强力而精密的政治给社会发展划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社会的发展一旦超越这个界限,政治就出来干预。中国政治不仅决定了经济的发展,还决定了社会的结构与运动。正如作者在第七章所说:“当政治试图严密控制社会的时候,实际上是国家锁死了社会;静止僵化的社会反过来又锁死了国家,即社会结构又制约了政治的作为。在‘国家-社会’双向锁死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就会保持在农业文明的状态中,只有量的累积,而没有质的突变。”这一论点深刻揭示了中国两千多年“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存在和中国历史始终处于一乱一治却没有政治和社会文明突破的答案。
在我看来,作者在第七章创造性地提出三个观点:
一、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结构决定了王权政治体系的客观存在。
二、当王权政治体系试图禁锢社会结构不发生变异以维系自身存在的时候,它必须使政治和社会之间形成封闭的、自组织性的、坚固的联合体。也就是说,它必须对维系这个政治体系的同盟者予以利益共享,从而实现政治共治。
三、一旦社会发展裹足不前,政治变革就会失去内在动力,社会文明就无法产生质的飞跃。
这些观点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即便在当今世界,政治和社会的关系仍是各国政治家十分头疼的问题。如何让政治和社会之间产生良性的互动,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又能促进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王权论》给了很有特色的启示和思路。
除此之外,本书还具有可读性的特点。作者在提出概念时由浅入深,在学术结构上层层相扣,在援引史料时前后照应,在表述观点时中西结合。因为由浅入深地提出概念,读者阅读时丝毫不感到费力;因为层层相扣地组织结构,读者对作者的思想表达有清晰地理解;因为史料前后照应,读者不会对这些史料感觉突兀而陌生;因为观点中西结合,使读者在比较中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我们常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古往今来,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驾驭这个动力的是各级各类“第一把手”。为了全人类的福祉,科学地遴选、管理和监控“第一把手”,将是新世纪乃至新千年中世界人民最艰巨也是最伟大的目标。因此,李剑宏先生《王权论》的出版是件好事,《资治通鉴》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对我们当代人而言,汲取历史的教训,才能为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好的借鉴。
(《王权论》,李剑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唐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盛唐的开国帝王,其所谓“兴替”,指的就是王朝权力的获得、丧失、转换和易位。换句话说,古今中外,政治表现的社会现象是一样的,从来就是围绕国家权力展开的,表现为人们夺取、维护、建设、执行、制约国家权力的全部活动。所谓政治,本质上就成了获得、保持、行使国家权力的各种活动的总称。
在我国,翻开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政治很大程度上只是描述为一种帝王和大臣们赢得政权、维护统治、治理国家的活动史。而李剑宏耗费多年心血写成的《王权论》一书,穿透历史表象,讲述了中国古代帝王如何以精巧的办法严密地管理国家与人民,却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的道理,揭示了王权政治巩固和运用权力的内在政治规律与矛盾。真正的学问,尽管在讲述历史,却自有其不可泯灭的“古今之通义”。
读《王权论》之前,我们要深思一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政治,一定逃脱不了韩非子主张的政治?要知道,在战国时期,中国正在大分裂,但政治束缚不了自由流动的思想。为什么百家争鸣之中,唯独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皇帝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拿来当作统治手段的法宝?法家思想究竟有什么秘密武器,让君主集权政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之久?如果我们当代的学者、专家、知识分子只是在道德上盲目痛斥,把中国古人走过的几千年政治道路都用“专制黑暗、野蛮落后”等词语抹煞掉,却没有一个人认认真真地、深入地读一读法家的思想,就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当下有些学者对西方文明和历史如数家珍,甚至认为中世纪的黑暗也是西方文明兴盛之前的“必要的恶”,却对自己古老祖国的文明和历史弃之如敝履,这种躲在象牙塔里面附庸风雅和追赶时髦的“学者病”着实害人不浅。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有自己的特点,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会让我们犯削足适 履的毛病。黄仁宇先生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曾说:“一走兽有别于一飞禽,其间关系着两方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仅以‘没有翅膀’作为一切之解释”。我们需要正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政治心理,今日之中国乃是过去之中国的演进,任何人和任何力量都无法割断历史,斩断传统。我们认清了自己的历史与传统,才能最少阻力地找到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根和涅槃强盛之路。
《王权论》试图从“理性的权力”和“权力的理性”的视角出发,帮助人们认清历史与传统。作者的研究兴趣是以政治社会学角度研究中国君主集权政治长期存在的政治现象。换言之,透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动来研究王权政治体系的存在条件,解开了君主集权政治何以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难题。作者以结构的、宏观的、历史的、比较的和定性的研究方式,着重研究了王权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探讨了王权政治体系在社会结构中的存在条件、王权政治的社会根源、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王权政治对社会的作用,以及社会势力怎样形成政治权威、政治权威又怎样凝聚和改变社会中的利益组合和势力关系等重大问题。
作者认为:中国的地缘状态是产生君主专制的直接原因,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是产生君主专制的内在动力。在此立论基础上,作者把君主集权政治的统治逻辑、原理、原则和办法还原到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从思想观念、经济形态、文化心理等多个角度、层面,探讨了王权政治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
最值得关注的是,作者提出的“国家与社会双向锁死”的历史命题,可谓是《王权论》这本书中最璀璨夺目的思想奇葩。《王权论》开篇第一章,即以秦王朝兴亡为历史考察对象,得出三个结论:一、划时代意义的商鞅变法先于中国社会形态变革而被历史形势迫成;二、秦王朝的灭亡是不受约束的王权造成的,儒、法等先秦百家提供的政治解决方案都无法解决这一政治问题;三、秦王朝的灭亡虽然揭示了中国历代王朝灭亡的最本质的政治原因,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秦政”体制。在这样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政治和知识合流,形成阳儒阴法的意识形态,君王的统治手法越来越精巧。
于是,强力而精密的政治给社会发展划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社会的发展一旦超越这个界限,政治就出来干预。中国政治不仅决定了经济的发展,还决定了社会的结构与运动。正如作者在第七章所说:“当政治试图严密控制社会的时候,实际上是国家锁死了社会;静止僵化的社会反过来又锁死了国家,即社会结构又制约了政治的作为。在‘国家-社会’双向锁死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就会保持在农业文明的状态中,只有量的累积,而没有质的突变。”这一论点深刻揭示了中国两千多年“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存在和中国历史始终处于一乱一治却没有政治和社会文明突破的答案。
在我看来,作者在第七章创造性地提出三个观点:
一、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结构决定了王权政治体系的客观存在。
二、当王权政治体系试图禁锢社会结构不发生变异以维系自身存在的时候,它必须使政治和社会之间形成封闭的、自组织性的、坚固的联合体。也就是说,它必须对维系这个政治体系的同盟者予以利益共享,从而实现政治共治。
三、一旦社会发展裹足不前,政治变革就会失去内在动力,社会文明就无法产生质的飞跃。
这些观点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即便在当今世界,政治和社会的关系仍是各国政治家十分头疼的问题。如何让政治和社会之间产生良性的互动,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又能促进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王权论》给了很有特色的启示和思路。
除此之外,本书还具有可读性的特点。作者在提出概念时由浅入深,在学术结构上层层相扣,在援引史料时前后照应,在表述观点时中西结合。因为由浅入深地提出概念,读者阅读时丝毫不感到费力;因为层层相扣地组织结构,读者对作者的思想表达有清晰地理解;因为史料前后照应,读者不会对这些史料感觉突兀而陌生;因为观点中西结合,使读者在比较中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我们常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古往今来,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驾驭这个动力的是各级各类“第一把手”。为了全人类的福祉,科学地遴选、管理和监控“第一把手”,将是新世纪乃至新千年中世界人民最艰巨也是最伟大的目标。因此,李剑宏先生《王权论》的出版是件好事,《资治通鉴》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对我们当代人而言,汲取历史的教训,才能为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好的借鉴。
(《王权论》,李剑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