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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记忆
我虽然生长在一个作家家庭，但脑子里仍有另外一幅作家家庭的图画。因为我们家太不像一个作家的家了。
小时候常常去其他作家家中玩，看别人家里的陈设，吃饭穿衣，生活习惯和我们家有很大不同。比如回到山西，我们院里的几个“山药蛋派”作家，家里铺着地毯，墙上书柜里有很多精致的小摆设，让我十分羡慕。而戏称为这派祖师爷的我家就没有。记得在北京时，母亲让父亲买一个衣柜，结果父亲从旧货市场雇三轮拉回个大红漆柜，上面镶着明晃晃的铜饰件，跟电影中乡下地主老财的家具一样，这让接受过一点苏联文化影响的我和姐姐很是不满。“文革”初期，红卫兵到大院的作家家里抄封资修的东西，其实就是精致些的装饰品，一个好心的美编匆匆告诉母亲快把家里的“好”东西藏起来。母亲没文化，不知该藏什么，找了半天，只把一只带花的泡菜坛子和一个普通的马蹄表用被子裹起来，藏在柜子底层，红卫兵来了，看了看，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空手走了。进了城，许多写农村的作家的家庭装饰和爱好从审美角度上讲都有很大的变化，而赵树理几乎和战争年代没什么区别。在北京时，我家后院有个小储藏室，我发现里面有很多别人送给他的字画和各种礼品，有海南的珊瑚树，漂亮的矿石标本，还有齐白石的画，但都乱堆在那里，没有摆出来。每次搬家，家具就了位，就算大功告成。至于墙上挂什么，桌上摆什么，全是我妈和我姐姐的事，摆成什么算什么，挂上什么是什么。他书房很乱，桌上书信堆成山也不让别人收拾。我和弟弟从小就没有把那儿当成“禁地”或“神圣”的地方，照例属我们打闹、嬉戏的地盘。不管父亲写什么和思考什么，想进就进，想出就出。他不太在意这些，能够随时停下笔来回答我们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反而是没有文化的妈妈偶尔喝斥我们不许打扰父亲，父亲只是淡淡地笑笑，嘻嘻哈哈管这叫“捣乱”。而他对付比我们大十多岁的姐姐的办法是吸烟，姐姐就像蚊子怕蚊香，烟一熏就待不住了。
总之，我有幸在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没人逼我背唐诗、练钢琴，尤其是逼着门门功课得100分。他认为60分是及格，及格就是基本合格了。他也向我介绍一些课外书，其中也有翻译作品，爱看就看，不爱看就不看，像《天方夜谭》《州委书记》《叶尔绍夫兄弟》，我初一、初二就读过了。能感觉到，他并不望子成龙，只希望我们做一个普普通通、真真实实的人。
不愿违心写作
“政治”在过去是个敏感话题，现在仍然是个敏感话题。过去敏感，是因为稍不注意就会被视为“右倾”，就会被打棍子，戴帽子；现在敏感，是因为谁也不愿意让人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是为政治服务，从而贬低了“艺术”和“个性”。然而翻开赵树理的作品，无论如何也躲不过这个话题。因为不但上面这样夸奖，他自己也这么说。什么“老百姓看的懂，政治上起作用”，什么“问题小说”，白纸黑字，洗也洗不掉。再一想，那个时代，又有哪个作家，哪部文学作品不和政治挂钩，或敢不和政治挂钩呢?抛开十七年，再抛开之前的解放区文学，中国文学史就会有个几十年的“断代”，现在的作者，就只能跨过这几十年，接着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碴干了。没有办法，那是段历史，我们可以评判历史，却无法绕过和回避它。
以现在流行的文学观念，更糟糕的是在赵树理那个年代，他还是不属于不敢不和政治挂钩的，而是积极自愿“上钩”的。同语言问题一样，奇怪的是这个不怎么“文学”的作家恰恰没有陷进许多作家都陷进去的“高大全”、“假大空”的概念文学的泥潭，反而在这时用沉默和反抗凸现了他的文学价值和人格魅力。
合作化以后，也就是赵树理写完长篇小说《三里湾》以后，他的创作迟缓了，凝重了。他长期下乡，看不到当年期望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三里湾》之后，再不愿意违心地去写农民在集体经济中表现出的什么劳动热情。他是纪律性很强的党员作家，每次下乡回家，总是放下行李就先去党组汇报下乡的工作和创作情况。当然不会用小说的形式反映。这一时期他的真实感受，可以从他写给组织的汇报信中看出：
……结果“不可终日”的事(指下面提到的缺粮等)可以终年，甚而可以多年。试想高级社会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
——1956年给长治地委的信
到了1959年，农村经济在“浮夸风”的影响下日益严峻，几近崩溃。赵树理当时在一个县里挂职任书记。在一次县委会上，他对一些干部欺上瞒下的做法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愤怒地说：“一百斤捏(胡编的意思)成一千斤，一千斤捏成一万斤，捏来捏去，干部提拔上去了。最后还是把社员捏翻了。最好县委对大家表个态，保证社员凑合吃饱肚子。敢不敢表这个态?我看是不敢的，眼看要饿死人了，有些人还是忙着捏啦，吹啦。实在可悲!可悲!”
这种情况在全国普遍蔓延，几经努力，他意识到已非一己之力所能挽回，便下决心给中央写了一封名为《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长达万言的信，信中详细阐述了对人民公社的看法。信的最后，赵树理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点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因此我才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写信的时间、内容，和彭德怀庐山会议万言书遥相呼应。而26年前，正是这位彭大将军的力荐并亲自为《小二黑结婚》题了词，赵树理和他的《小二黑结婚》才走出太行山为世人所知的。
不过，赵树理还是在这一时期写了两篇重要小说，一篇叫《套不住的手》，一篇叫《实干家潘永福》。前者写了劳动了一辈子的老农，儿女为了保护他那双闲不住的手特地买了一双手套，结果还是被老农帮别人干活弄丢了。后者写了大跃进时期一位基层干部抵制浮夸风带领群众干实事的故事。都是意在提倡实干。
这一时期，他还干了一件与文学不沾边的事。为了用事实证实他的“我见”，赵树理向县里争取了一个生产队做试验，亲手管理，不许县里插手。他先整顿了队里的干部班子，起用肯实干巧干的干部；帮助队里制定了五年规划，修建了一座小水库和提水站，把村里三百亩河滩地全变成水浇地，又从北京农科院买了苹果树苗，从新疆引进细毛羊，使村里的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每个劳动日能分红一块多钱，大大超过周围村子。
正是由于千百万赵树理这样的干部群众的抵制，三年后，这种歪风终于基本上得到了控制。老天爷好像成心不想让作家们过好日子。六十年代初，又讲开了“阶级斗争”。赵树理在基层既看不到什么阶级斗争，又苦于找不见上面要求大写特写的英雄人物，批判和歌颂都失去了目标。他所看到的就是身边那些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芸芸众生，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在别人都忙着捕捉阶级斗争和英雄人物的时候，他却不合时宜地提出了个“中间人物论”。此论一出，立刻遭到大报小报批判。客观讲，赵树理当时也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写阶级斗争和英雄人物有什么不对，也想认认真真地检讨一下自己的“中间人物”。但一到实际生活中，这些普通人的生活不由又引起了他的兴趣。一年后，四清运动开始了。下乡期间，他总算发现了一个“阶级斗争”的素材，自以为摸到时代的脉搏，写了个剧本，名曰《十里店》。其实，这个故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个典型的“反腐”素材，表现党内矛盾和斗争，结果是几易其稿，耗时三年，最后还是被上面“枪毙”了，这是1965年的事。以后，赵树理再也没有写过剧本，所以他说他的戏剧创作是“生于《万象楼》(赵树理1942年创作的戏剧)死于《十里店》”。一年后，“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
评论家陈荒煤四十年代曾经把赵树理的创作称作“赵树理方向”，我觉得他的这种创作方式更应叫做“赵树理现象”。在作家越来越专业化的今天，这种现象也许永远不会再发生了。但赵树理留给我们的，应该不仅仅是他的小说。
蒋红摘自《文汇报》
我虽然生长在一个作家家庭，但脑子里仍有另外一幅作家家庭的图画。因为我们家太不像一个作家的家了。
小时候常常去其他作家家中玩，看别人家里的陈设，吃饭穿衣，生活习惯和我们家有很大不同。比如回到山西，我们院里的几个“山药蛋派”作家，家里铺着地毯，墙上书柜里有很多精致的小摆设，让我十分羡慕。而戏称为这派祖师爷的我家就没有。记得在北京时，母亲让父亲买一个衣柜，结果父亲从旧货市场雇三轮拉回个大红漆柜，上面镶着明晃晃的铜饰件，跟电影中乡下地主老财的家具一样，这让接受过一点苏联文化影响的我和姐姐很是不满。“文革”初期，红卫兵到大院的作家家里抄封资修的东西，其实就是精致些的装饰品，一个好心的美编匆匆告诉母亲快把家里的“好”东西藏起来。母亲没文化，不知该藏什么，找了半天，只把一只带花的泡菜坛子和一个普通的马蹄表用被子裹起来，藏在柜子底层，红卫兵来了，看了看，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空手走了。进了城，许多写农村的作家的家庭装饰和爱好从审美角度上讲都有很大的变化，而赵树理几乎和战争年代没什么区别。在北京时，我家后院有个小储藏室，我发现里面有很多别人送给他的字画和各种礼品，有海南的珊瑚树，漂亮的矿石标本，还有齐白石的画，但都乱堆在那里，没有摆出来。每次搬家，家具就了位，就算大功告成。至于墙上挂什么，桌上摆什么，全是我妈和我姐姐的事，摆成什么算什么，挂上什么是什么。他书房很乱，桌上书信堆成山也不让别人收拾。我和弟弟从小就没有把那儿当成“禁地”或“神圣”的地方，照例属我们打闹、嬉戏的地盘。不管父亲写什么和思考什么，想进就进，想出就出。他不太在意这些，能够随时停下笔来回答我们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反而是没有文化的妈妈偶尔喝斥我们不许打扰父亲，父亲只是淡淡地笑笑，嘻嘻哈哈管这叫“捣乱”。而他对付比我们大十多岁的姐姐的办法是吸烟，姐姐就像蚊子怕蚊香，烟一熏就待不住了。
总之，我有幸在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没人逼我背唐诗、练钢琴，尤其是逼着门门功课得100分。他认为60分是及格，及格就是基本合格了。他也向我介绍一些课外书，其中也有翻译作品，爱看就看，不爱看就不看，像《天方夜谭》《州委书记》《叶尔绍夫兄弟》，我初一、初二就读过了。能感觉到，他并不望子成龙，只希望我们做一个普普通通、真真实实的人。
不愿违心写作
“政治”在过去是个敏感话题，现在仍然是个敏感话题。过去敏感，是因为稍不注意就会被视为“右倾”，就会被打棍子，戴帽子；现在敏感，是因为谁也不愿意让人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是为政治服务，从而贬低了“艺术”和“个性”。然而翻开赵树理的作品，无论如何也躲不过这个话题。因为不但上面这样夸奖，他自己也这么说。什么“老百姓看的懂，政治上起作用”，什么“问题小说”，白纸黑字，洗也洗不掉。再一想，那个时代，又有哪个作家，哪部文学作品不和政治挂钩，或敢不和政治挂钩呢?抛开十七年，再抛开之前的解放区文学，中国文学史就会有个几十年的“断代”，现在的作者，就只能跨过这几十年，接着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碴干了。没有办法，那是段历史，我们可以评判历史，却无法绕过和回避它。
以现在流行的文学观念，更糟糕的是在赵树理那个年代，他还是不属于不敢不和政治挂钩的，而是积极自愿“上钩”的。同语言问题一样，奇怪的是这个不怎么“文学”的作家恰恰没有陷进许多作家都陷进去的“高大全”、“假大空”的概念文学的泥潭，反而在这时用沉默和反抗凸现了他的文学价值和人格魅力。
合作化以后，也就是赵树理写完长篇小说《三里湾》以后，他的创作迟缓了，凝重了。他长期下乡，看不到当年期望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三里湾》之后，再不愿意违心地去写农民在集体经济中表现出的什么劳动热情。他是纪律性很强的党员作家，每次下乡回家，总是放下行李就先去党组汇报下乡的工作和创作情况。当然不会用小说的形式反映。这一时期他的真实感受，可以从他写给组织的汇报信中看出：
……结果“不可终日”的事(指下面提到的缺粮等)可以终年，甚而可以多年。试想高级社会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
——1956年给长治地委的信
到了1959年，农村经济在“浮夸风”的影响下日益严峻，几近崩溃。赵树理当时在一个县里挂职任书记。在一次县委会上，他对一些干部欺上瞒下的做法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愤怒地说：“一百斤捏(胡编的意思)成一千斤，一千斤捏成一万斤，捏来捏去，干部提拔上去了。最后还是把社员捏翻了。最好县委对大家表个态，保证社员凑合吃饱肚子。敢不敢表这个态?我看是不敢的，眼看要饿死人了，有些人还是忙着捏啦，吹啦。实在可悲!可悲!”
这种情况在全国普遍蔓延，几经努力，他意识到已非一己之力所能挽回，便下决心给中央写了一封名为《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长达万言的信，信中详细阐述了对人民公社的看法。信的最后，赵树理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点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因此我才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写信的时间、内容，和彭德怀庐山会议万言书遥相呼应。而26年前，正是这位彭大将军的力荐并亲自为《小二黑结婚》题了词，赵树理和他的《小二黑结婚》才走出太行山为世人所知的。
不过，赵树理还是在这一时期写了两篇重要小说，一篇叫《套不住的手》，一篇叫《实干家潘永福》。前者写了劳动了一辈子的老农，儿女为了保护他那双闲不住的手特地买了一双手套，结果还是被老农帮别人干活弄丢了。后者写了大跃进时期一位基层干部抵制浮夸风带领群众干实事的故事。都是意在提倡实干。
这一时期，他还干了一件与文学不沾边的事。为了用事实证实他的“我见”，赵树理向县里争取了一个生产队做试验，亲手管理，不许县里插手。他先整顿了队里的干部班子，起用肯实干巧干的干部；帮助队里制定了五年规划，修建了一座小水库和提水站，把村里三百亩河滩地全变成水浇地，又从北京农科院买了苹果树苗，从新疆引进细毛羊，使村里的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每个劳动日能分红一块多钱，大大超过周围村子。
正是由于千百万赵树理这样的干部群众的抵制，三年后，这种歪风终于基本上得到了控制。老天爷好像成心不想让作家们过好日子。六十年代初，又讲开了“阶级斗争”。赵树理在基层既看不到什么阶级斗争，又苦于找不见上面要求大写特写的英雄人物，批判和歌颂都失去了目标。他所看到的就是身边那些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芸芸众生，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在别人都忙着捕捉阶级斗争和英雄人物的时候，他却不合时宜地提出了个“中间人物论”。此论一出，立刻遭到大报小报批判。客观讲，赵树理当时也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写阶级斗争和英雄人物有什么不对，也想认认真真地检讨一下自己的“中间人物”。但一到实际生活中，这些普通人的生活不由又引起了他的兴趣。一年后，四清运动开始了。下乡期间，他总算发现了一个“阶级斗争”的素材，自以为摸到时代的脉搏，写了个剧本，名曰《十里店》。其实，这个故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个典型的“反腐”素材，表现党内矛盾和斗争，结果是几易其稿，耗时三年，最后还是被上面“枪毙”了，这是1965年的事。以后，赵树理再也没有写过剧本，所以他说他的戏剧创作是“生于《万象楼》(赵树理1942年创作的戏剧)死于《十里店》”。一年后，“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
评论家陈荒煤四十年代曾经把赵树理的创作称作“赵树理方向”，我觉得他的这种创作方式更应叫做“赵树理现象”。在作家越来越专业化的今天，这种现象也许永远不会再发生了。但赵树理留给我们的，应该不仅仅是他的小说。
蒋红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