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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贺敬之在人民群众中一直享有很高的评价，他的作品来源于以革命斗争为主的社会实践，他总是能抓取时代的强音，为人民创作，因而被称为“时代的歌手”“人民的诗人”。贺敬之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他说：“我从延安来的，16岁就到了延安，我这一生，跟我们党的革命路程走到现在。很惭愧，给党和国家的贡献很少。但是有一条，我是一直跟着革命的，没有丧失过信心。”
一路尘，一路歌
1924年，贺敬之出生在山东峄县（今枣庄市台儿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记事起，他便开始劳动了，不是打高粱叶，拾麦穗，摘棉桃，就是给长辈送饭，劳碌而辛苦。
上私塾后，贺敬之渐渐展露出学习方面的天赋，爱读书，肯钻研，成绩也很优秀。11岁时，他得到叔祖父贺祖尧的帮助，插班进入北洛小学读书。那里的老师经常带领学生一起读鲁迅等名家的作品以及国外的一些文学作品，还会教他们唱歌。那段时间接受的进步思想，对贺敬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小学毕业后，贺敬之考上了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不久，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学校南迁，他也随着流亡到了湖北均县，也是在那里，他听到了诗人臧克家振聋发聩的演讲。从那个时候开始，贺敬之的内心萌生了诗歌创作的热情。他不到15岁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反映时代生活和人民苦难的诗歌。
1940年4月，贺敬之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向往，与三位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相约到延安报考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
“黑色的森林，漫天的大幕，猎人跃进在深处。猎枪像愤怒的大蛇，吐着爆炸的火舌。而我们四个，喘息着，摸索向前方……”在去往延安的路上，意气风发的贺敬之写下了组诗《跃进》。凭借这一作品，小小年纪的他被鲁迅艺术学院录取了。
在延安，他吃到了“人生中的第一顿饱饭”，他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暖心的呢？”他还说：“我始终把党、把延安当成我的母亲。不论我以后遇到多大挫折，绝不背叛妈妈，不做无义之子。”
怀着感恩之心，贺敬之写作诗歌时，最常使用的便是“党”“人民”“母亲”“延安”“故乡”等词，反复吟唱着心中的一片赤诚。
比如日本投降以后，贺敬之创作了《行军散歌》。其中有一段叫“看见妈妈”，讲的是他在行军路上，见到一位和自己母亲差不多年纪的农村妇女正在簸簸箕，喂小鸡，他触景生情，忍不住叫了一声“娘”。在他看来，老百姓和八路军之间的关系，就像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一样，他在诗中写道：“一天换一个地方扎，一天一回看妈妈。”
在《放声歌唱》里，贺敬之将自己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表达得淋漓尽致。他在诗中写道：“五月——麦浪；八月——海浪；桃花——南方；雪花——北方……我走遍了我广大祖国的每一个地方，啊，每一个地方的我的每一个故乡！”
满怀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深情，他创作出了一系列的优秀作品。
作家的艺术生命要和人民命运联系在一起
1944年5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将一个“白毛仙姑”的故事带回延安。“这个故事是老百姓的口头创作，是经过了不知多少人的口，不断地在修正、充实、加工，才成为这样一个完整的东西。这故事从形成的一天起，便很快地流传开来，得到无数群众、干部的喜爱。在晋察冀的文艺工作者，曾有不少人把它创作成小说、话本、报告等。”贺敬之后来回忆说。
一位笔名叫林漫的记者写出了小说《白毛女人》，鲁艺副院长周扬看过这一小说之后，深受感动，希望以这些故事为蓝本创作一部大型民族新歌剧，向“七大”献礼。时间紧、任务重，时任鲁艺戏剧系主任的张庚看中了年仅20岁的贺敬之，让他来挑大梁，担任歌剧《白毛女》的编剧。
贺敬之心中忐忑，他说：“我太年轻了，我担心写不好！”领导语重心长地鼓励他：“你参加过秧歌剧的创作，又是农村出身，了解农民的悲苦经历，组织相信你，你就放心写吧！”
贺敬之咬牙接下了这个重任，开始夜以继日地创作《白毛女》。他很投入，同住一个窑洞的同学常常看到他在创作时落泪，或者长时间出神，叫他都不应。于是，“贺敬之写剧本写得疯魔了”的传言不胫而走。
当时的编排流程是这样的，贺敬之先写，完成一幕就交给作曲人来谱曲，最后刻印成剧本，供导演和演员来排练。为了收到更好的效果，更加贴近观众的心，他们首次启用了边写边排边根据群众反馈来修改的方式，不仅费脑费时，更劳心劳身。即将完稿时，贺敬之大病一场，最后一幕“斗争会”只得交由另一位编剧丁毅来执笔。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1945年4月28日，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成功，收获赞誉无数。
贺敬之从未将《白毛女》视为自己的个人作品，他说：“《白毛女》是集体创作，我只是‘普通一兵’。”此外他还特别强调，歌剧理想要和革命理想相结合，艺术家个体的艺术生命要自觉地和人民命运联系在一起，知人民之心，言人民之志，抒人民之情，叙人民之事。这些体悟，跟他们当时首创的特殊创作方式是分不开的。
首演时，贺敬之格外紧张，负责拉大幕的他一直细心观察着观众的各种反应。当歌剧演到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唱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台下就座的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导一同起立鼓掌，贺敬之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不仅如此，当台上高唱“太阳底下把冤申”时，毛主席还擦起了眼泪。这一幕，一直深深刻在贺敬之的记忆里。
《白毛女》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作家丁玲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形容道：“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屋顶上是人，墙头上是人，树杈上是人，草垛上是人。凄凉的情节、悲壮的音乐激动着全场的观众，（他们）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 据说有一次很惊险，剧团在冀中为部队演出时，最后一幕演的是斗争欺辱喜儿的恶霸地主黄世仁，一位新战士因为入戏太深，怒发冲冠地端起枪就朝舞台上射击，所幸，只是打在幕布上，并没有伤及演员。听说这件事后，军区领导立马下命令，所有部队官兵在观看《白毛女》前一律严查，保证子弹不能上膛。
《白毛女》是中国新歌剧的里程碑，开创性地将西方歌剧艺术与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相融合，并结合了我国民间音乐、戏曲的特色，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主题深植人心。田汉说：“《白毛女》是为革命立过功劳的。”
当然，新中国成立后，《白毛女》蜚声国际，拥有了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意大利、德国等众多海外“粉丝”，这便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管他命运沉浮，我自有我方向
虽然年少成名，但贺敬之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相反，他“什么苦都吃过”。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经历了种种磨难，直到1976年，才被党中央安排到文化部工作。1977年，他又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
不过，贺敬之从未停止创作的脚步，他回馈给祖国和人民的，是一部部鲜活、精彩的作品。1956年，他在久别十年之后重返延安，写出了自己的诗歌代表作《回延安》。
那年3月，贺敬之回延安参加西北五省青年工人造林大会。因为要表演节目，他决定用信天游的方式连夜创作诗歌。当时住在窑洞里，夜晚凉，他来回踱步，边唱边写，动情处不由得潸然泪下。就这样熬了一夜，任务完成了，他也感冒了，说不出话来，结果也没能公开表演。最终，这首《回延安》在《延河》杂志上全文发表，深受群众喜爱。“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样的诗句传遍了大江南北，甚至被人们刻写在延安的山头上。
在给女儿的信中，贺敬之袒露自己的内心，真诚地写道：“自奔投延水，流汇黄河，滔滔万里，虽百曲千折，从未悔少时初衷，更不改入海之志。”
到了文化部后，贺敬之很快进入工作状态，将党中央交给他的文藝领导工作迅速抓了起来，先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等职务。1991年，因体检时查出罹患肺癌，需要手术，67岁的贺敬之向中央提交辞去两部职务的申请，得到批准。1992年10月，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不舍地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步入晚年后，贺敬之的创作有了很大转变，渐渐放下了以往常用的自由体，主张用加以变通的古体诗形式来写如今的新生活、新面貌。他这一时期的诗歌被评论家称为“新古体诗”。2002年，他与艾青、臧克家、郭小川等几位中国当代诗坛泰斗荣获“中国当代诗魂金奖”。2003年，世界诗人大会、世界文化艺术学院授予贺敬之“荣誉文学博士”。
如今，去贺敬之家里探望的人都会发现，贺老家的客厅宽敞明亮，墙上挂的剪纸里，有他的半身像，还有一座他心心念念的延安宝塔，格外引人注目。
平日里，除了整理自己的旧作、出席一些诗歌界的活动，只要有精力，年过九旬的贺老还会继续写诗，练习书法。他也会特别关注国内外正在发生的大事。当然，他对时下流行的风尚也都有所了解，很喜欢看微信好友在朋友圈分享的文章，微信俨然已成为他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新渠道。
不论身处何时，在任何岗位，获得何种荣誉，贺敬之那颗率真、质朴又执着的心始终未曾改变。他曾说：“诗人要有诗人的气质，这种气质不是遇到挫折而低头，逃避现实，郁郁寡欢，甚至一蹶不振，而是豁达与宽容。诗人的胸襟应该像大海一样宽阔、博大、浩瀚，他能经受住任何惊涛骇浪。”
不过，海也分很多种。贺敬之很喜欢引用马克思的话说：“我说过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想来，他的那片海，必是十分澄澈且充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