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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上月公示，国家烟草专卖局推荐的“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榜上有名。秦伯益、钟南山等30位院士联名致信中国科学报，质疑该项目旨在促进烟草消费，有违基本的社会正义。
去年12月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当选中国工程院新增院士，已经引起控烟人士和社会公众的强烈质疑。 “烟草院士”所在的中国烟草总公司，与“中式卷烟”项目的推荐单位国家烟草专卖局，属于“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而谢剑平之所以能入选工程院院士，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降焦减害”研究曾获三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烟草研究项目屡屡斩获科技进步奖，研究人员两人（谢剑平及其硕士生导师朱尊权）入选工程院院士，烟草与科技进步奖项、与最高学术荣誉如此紧密结缘，足见科技道德失范和科技伦理缺失到了何等地步。
对待科学技术首先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基础事实和研究成果上不能有半点儿虚假矫饰。国际学术界对“降焦减害”研究早已达成基本共识，认为烟草“降焦”并不能“减害”——欧美烟草公司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研制“低焦油”卷烟，但吸烟导致的疾病并未减少，世界卫生组织进而反复强调，“所有的烟草制品包括‘低焦油’卷烟，都是致命的”。谢剑平等人的“降焦减害”研究，国家烟草专卖局推荐的“中式卷烟”研究项目，都没有突破国际学术界对所谓“低危害”烟草制品研究的权威定论，在“真”的伦理上完全站不住脚。
“真”的伦理与“善”的伦理密不可分，前者若不成立，后者必然不能成立。如30位院士的联名信所言，“中式卷烟”研究项目以技术手段“提升產品质量和市场适应性”，其本质就是要提高卷烟的吸引力，促进烟草的市场消费，这必将导致更多人的健康问题，损害更多人的生命质量。研究者对其项目的负面影响和危害心知肚明，仍然通过各种努力推广应用，无异于有意放任这种影响并使危害蔓延扩大。在烟草业利润迅猛增长、烟民队伍有增无减、烟草消费“尾大不掉”局面日益固化的当下，这种来自特殊利益群体的误导和干扰，将给控烟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和阻力，后果不堪设想。
近几十年来，各国对科技进步背后的伦理问题的警惕，主要表现为对科技活动的潜在危险的深切担忧。比如，在克隆人、基因工程、基因组遗传信息、基因歧视、转基因食品与转基因农作物等问题上，各国对潜在风险的预判是很有限的,但仍然出台了相关伦理规范及政策措施、制度机制，主要也是为了对这些科技活动施加必要的限制，最大限度避免不良后果或灾难发生。而在中国，烟草业科技研发和科技进步背后的伦理问题尤为严重——受权力部门的主导和资本力量的钳制，某些研究者和科技人员明知烟草业的经济收益远不能弥补烟草消费给公众健康造成的巨大损害，明知“降焦减害”之类研究并不能减轻烟草消费的危害，仍然心安理得地进行烟草研究项目的开发、推广。这些研究者和科研人员的科技伦理沦丧至此，谓之“昧着良心谋财害命”当不为过。
对比鲜明的是，1999年7月，美国历史上第一起烟草集体索赔案做出判决，佛罗里达州的50万烟民以原告获胜，5家烟草厂商和两家烟草研究机构被判支付2000亿美元。2009年11月，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家法院判令美国最大烟草企业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向一名女烟民赔付3亿美元，后者因长期吸烟患上肺气肿，需要24小时吸氧维持正常呼吸。由于公众坚持不懈的博弈和法治的强力保障，美国烟草企业和烟草研究机构终于变得诚实起来，再也不敢用“低焦油”、“清淡”、“柔和”等虚假用词误导烟民，不敢隐瞒吸烟对健康的负面影响。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启示。
质疑拷问“卷烟入奖”、“烟草院士”，既是为了挽救并坚守中国控烟工作的道德底线，也是为了唤回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基本伦理。中国科技伦理魂兮归来，这一天不要太遥远！（作者为知名评论员）
去年12月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当选中国工程院新增院士，已经引起控烟人士和社会公众的强烈质疑。 “烟草院士”所在的中国烟草总公司，与“中式卷烟”项目的推荐单位国家烟草专卖局，属于“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而谢剑平之所以能入选工程院院士，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降焦减害”研究曾获三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烟草研究项目屡屡斩获科技进步奖，研究人员两人（谢剑平及其硕士生导师朱尊权）入选工程院院士，烟草与科技进步奖项、与最高学术荣誉如此紧密结缘，足见科技道德失范和科技伦理缺失到了何等地步。
对待科学技术首先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基础事实和研究成果上不能有半点儿虚假矫饰。国际学术界对“降焦减害”研究早已达成基本共识，认为烟草“降焦”并不能“减害”——欧美烟草公司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研制“低焦油”卷烟，但吸烟导致的疾病并未减少，世界卫生组织进而反复强调，“所有的烟草制品包括‘低焦油’卷烟，都是致命的”。谢剑平等人的“降焦减害”研究，国家烟草专卖局推荐的“中式卷烟”研究项目，都没有突破国际学术界对所谓“低危害”烟草制品研究的权威定论，在“真”的伦理上完全站不住脚。
“真”的伦理与“善”的伦理密不可分，前者若不成立，后者必然不能成立。如30位院士的联名信所言，“中式卷烟”研究项目以技术手段“提升產品质量和市场适应性”，其本质就是要提高卷烟的吸引力，促进烟草的市场消费，这必将导致更多人的健康问题，损害更多人的生命质量。研究者对其项目的负面影响和危害心知肚明，仍然通过各种努力推广应用，无异于有意放任这种影响并使危害蔓延扩大。在烟草业利润迅猛增长、烟民队伍有增无减、烟草消费“尾大不掉”局面日益固化的当下，这种来自特殊利益群体的误导和干扰，将给控烟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和阻力，后果不堪设想。
近几十年来，各国对科技进步背后的伦理问题的警惕，主要表现为对科技活动的潜在危险的深切担忧。比如，在克隆人、基因工程、基因组遗传信息、基因歧视、转基因食品与转基因农作物等问题上，各国对潜在风险的预判是很有限的,但仍然出台了相关伦理规范及政策措施、制度机制，主要也是为了对这些科技活动施加必要的限制，最大限度避免不良后果或灾难发生。而在中国，烟草业科技研发和科技进步背后的伦理问题尤为严重——受权力部门的主导和资本力量的钳制，某些研究者和科技人员明知烟草业的经济收益远不能弥补烟草消费给公众健康造成的巨大损害，明知“降焦减害”之类研究并不能减轻烟草消费的危害，仍然心安理得地进行烟草研究项目的开发、推广。这些研究者和科研人员的科技伦理沦丧至此，谓之“昧着良心谋财害命”当不为过。
对比鲜明的是，1999年7月，美国历史上第一起烟草集体索赔案做出判决，佛罗里达州的50万烟民以原告获胜，5家烟草厂商和两家烟草研究机构被判支付2000亿美元。2009年11月，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家法院判令美国最大烟草企业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向一名女烟民赔付3亿美元，后者因长期吸烟患上肺气肿，需要24小时吸氧维持正常呼吸。由于公众坚持不懈的博弈和法治的强力保障，美国烟草企业和烟草研究机构终于变得诚实起来，再也不敢用“低焦油”、“清淡”、“柔和”等虚假用词误导烟民，不敢隐瞒吸烟对健康的负面影响。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启示。
质疑拷问“卷烟入奖”、“烟草院士”，既是为了挽救并坚守中国控烟工作的道德底线，也是为了唤回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基本伦理。中国科技伦理魂兮归来，这一天不要太遥远！（作者为知名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