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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了最漫长的方式去土耳其，在外高加索最漫长的冬季，先坐上一趟陈旧的列车，等过了边境再向前搭车。
这趟午夜时分开往黑海边的缓慢列车，选择它是因为价格便宜，比一晚上的旅店费用还要便宜些。车厢里的暖气却足得让人汗流浃背，半夜里醒来的人试图打开窗户，像只狐狸一样，从月夜里逃进崇崇雪山之中。
几个肥胖的孩子吃着快餐，车厢里也不发售食物，整列车厢看上去毫无生气，人们的目的明确，到达那个叫巴统（Batumi）的海港小城，便各奔东西，故各自为政。另一些人要换乘去土耳其。如果算上浪费掉的时间，这不算是最经济的方式，但总有些人成天无事可做，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是比金钱充裕得多的东西。
我见过各式卧铺包厢，这趟车的行李箱比较特殊，将床板掀开，是一个密封的箱子，将行李放进去，合上后还可以上锁，看起来比较安全。隔间里有一个沙特阿拉伯商人，和两个阿塞拜疆的中年妇女，售票处似乎有意无意的将几个外国人安排在一起。沙特人不通俄语，只得同我说话，我也只能随口附和。
灯光映衬着他的脸，才隐约辨识出他和其他人长得不一样。他说他去年到过中国，打算通过航运从中国进口水泥和砖卖到格鲁吉亚，这要跨越两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途经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黑海，最后到达格鲁吉亚的港口巴统。商人的逻辑总是让我吃惊，就像他也永远弄不明白我为何要费尽周折地过来旅行一样，我们的隔阂在于，衡量行为的标准不同，他是在经济角度上考虑，而我是从旅行的便利和个人兴趣出发。
夜里辗转难安，连做梦都会有恐惧症的我，试图将梦境的碎片连续起来，以防止自己在和幻觉的斗争中遗失，失去方向感。车在早上五时到了站，我才不得不被迫挪动身体，车厢里的旅客都松了一口气，安全抵达，只有我看上去失落不已，因为对我来说没有终点，只有下一站。
车站外的大街上，两名小巴司机因为争抢客源而吵了起来，是另一场场面滑稽的表演，格鲁吉亚人热爱戏剧艺术，好似无法将戏里戏外分清。小巴上写着通向Sarp口岸，我环顾四周，有两名背着军绿色帆布包的欧洲年轻人，他们同样在四目环视，像防备被扑食的猎物。背包像是从瑞士军队里退役下来的，底部挂着一个褐色的帐篷包，仿佛刚参演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
我跟着他们上了去Sarp口岸的摆渡小巴，背包客是德国人，沿着黑海一路搭车到了格鲁吉亚，现在打算换条路再搭回伊斯坦布尔。德国人向来比较细致，他们装备齐全，一张精细的地图以备随时查阅，露营装备也随身携带。而我看上去倒像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小孩，还没从夜晚的梦魇中惊醒。
德国人在半路上便下了车，一头钻进黑海边的丛林里去了，我失落地坐到了终点站——结伴的愿望落了空。Sarp口岸就在黑海边，天气并没有因为跨越国界而变得阳光明媚起来，冷色调的海面上漂浮着一线海鸥，海岸线被碎石子覆盖着，近处的教堂和远处的清真寺隔岸观火，像一座凭空建筑起来的迪斯尼乐园。
我将过境签的有效期和停留期弄混淆了，它们只差了一天，出境处的女士并没有因为这一两天而为难我，看上去她不打算那么做，只是盯着我的签证看了半天，又和同事商量了一番，才拓上出境章，大声地说了一声：
“Good bye！”——这或许是我最记忆深刻的格鲁吉亚式表达。
这趟午夜时分开往黑海边的缓慢列车，选择它是因为价格便宜，比一晚上的旅店费用还要便宜些。车厢里的暖气却足得让人汗流浃背，半夜里醒来的人试图打开窗户，像只狐狸一样，从月夜里逃进崇崇雪山之中。
几个肥胖的孩子吃着快餐，车厢里也不发售食物，整列车厢看上去毫无生气，人们的目的明确，到达那个叫巴统（Batumi）的海港小城，便各奔东西，故各自为政。另一些人要换乘去土耳其。如果算上浪费掉的时间，这不算是最经济的方式，但总有些人成天无事可做，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是比金钱充裕得多的东西。
我见过各式卧铺包厢，这趟车的行李箱比较特殊，将床板掀开，是一个密封的箱子，将行李放进去，合上后还可以上锁，看起来比较安全。隔间里有一个沙特阿拉伯商人，和两个阿塞拜疆的中年妇女，售票处似乎有意无意的将几个外国人安排在一起。沙特人不通俄语，只得同我说话，我也只能随口附和。
灯光映衬着他的脸，才隐约辨识出他和其他人长得不一样。他说他去年到过中国，打算通过航运从中国进口水泥和砖卖到格鲁吉亚，这要跨越两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途经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黑海，最后到达格鲁吉亚的港口巴统。商人的逻辑总是让我吃惊，就像他也永远弄不明白我为何要费尽周折地过来旅行一样，我们的隔阂在于，衡量行为的标准不同，他是在经济角度上考虑，而我是从旅行的便利和个人兴趣出发。
夜里辗转难安，连做梦都会有恐惧症的我，试图将梦境的碎片连续起来，以防止自己在和幻觉的斗争中遗失，失去方向感。车在早上五时到了站，我才不得不被迫挪动身体，车厢里的旅客都松了一口气，安全抵达，只有我看上去失落不已，因为对我来说没有终点，只有下一站。
车站外的大街上，两名小巴司机因为争抢客源而吵了起来，是另一场场面滑稽的表演，格鲁吉亚人热爱戏剧艺术，好似无法将戏里戏外分清。小巴上写着通向Sarp口岸，我环顾四周，有两名背着军绿色帆布包的欧洲年轻人，他们同样在四目环视，像防备被扑食的猎物。背包像是从瑞士军队里退役下来的，底部挂着一个褐色的帐篷包，仿佛刚参演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
我跟着他们上了去Sarp口岸的摆渡小巴，背包客是德国人，沿着黑海一路搭车到了格鲁吉亚，现在打算换条路再搭回伊斯坦布尔。德国人向来比较细致，他们装备齐全，一张精细的地图以备随时查阅，露营装备也随身携带。而我看上去倒像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小孩，还没从夜晚的梦魇中惊醒。
德国人在半路上便下了车，一头钻进黑海边的丛林里去了，我失落地坐到了终点站——结伴的愿望落了空。Sarp口岸就在黑海边，天气并没有因为跨越国界而变得阳光明媚起来，冷色调的海面上漂浮着一线海鸥，海岸线被碎石子覆盖着，近处的教堂和远处的清真寺隔岸观火，像一座凭空建筑起来的迪斯尼乐园。
我将过境签的有效期和停留期弄混淆了，它们只差了一天，出境处的女士并没有因为这一两天而为难我，看上去她不打算那么做，只是盯着我的签证看了半天，又和同事商量了一番，才拓上出境章，大声地说了一声：
“Good bye！”——这或许是我最记忆深刻的格鲁吉亚式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