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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厂办大集体主要集中在抚矿附企、鞍钢附企、阜矿多种经营公司等企业，总人数约20万人，是全省居住最集中、人数最多、生活最困难的一个群体。这些企业经营极度困难，拖欠下岗职工社会保险费及工资等各项内债，其中以抚矿集体企业情况最为严重。如何帮助这一群体走出困境，是老工业基地转型振兴所遗留下来的最后难题之一。摘自《经济参考报》
医保卡空账
从之前的苦苦等待，到2009年3月夙愿实现，再到2010年下半年喜悦破灭，之后满腔愤怒无处发泄。短短一年时间，对退休职工刘艳来说却像过了一个世纪般难熬。
她是原鞍山市一家纸制品厂的职工。2009年3月春节刚过，刘艳去领退休金时发现，自己卡上的钱比上个月少了271元。
“怎么回事，又扣啥钱了？”她赶紧打电话询问同事，得知是欠发多年的医保卡办下来了。268元医保费，3元本子钱，“报的是医保费。以后住院就有医保了。”刘艳着实高兴了好几天。
纸制品厂是集体企业。因早已濒临破产，单位没钱交医保费，她和500多名同事从未享受过医保待遇。领导曾承诺看病实报实销——连工资都开不出来，这只能是句空话。这中间，碰上小病小痛，刘艳能挺就挺，实在抗不过才去抓点儿药吃。
刘艳和同事的遭遇在当年并不少见。2007年，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曾调研发现，在岗职工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为79%，下岗职工仅为40%。据当地媒体报道称，刘艳所在的市当时至少有10万余名退休人员尚未进入医保体系。
2009年，事情有了转机。
鞍山市劳动局等部门下发文件，规定2009年4月3日以前濒临破产的国企以及困难集体企业退休人员，个人每年只需缴纳268元，就可享受一年的医保待遇。
有了这个惠民政策，刘艳等人觉得终于熬到了头。事有凑巧，当年8月刘艳不幸患上肺炎，住院治疗总共花去6000多元。出院后，她用医保报了2000多元的医药费。虽然有一大部分费用需要自理，她还是很知足。
2010年3月，新一年的医保费由企业从职工工资里如期代扣。几个月后，有同事住院，却被告知医保卡里没钱。“咱们的卡平时不能买药，只能住院用，之前一直没人发现。”消息传开后，数十名职工跑到社保局和医院求证。结果，超过一半的人卡中空空如也。
“厂里扣了钱不缴”、“厂里挪用职工救命钱”……愤怒和不满的情绪迅速发酵。随后，职工们又踏上了熟悉的上访路。
200余人？十几人？
“以前没钱缴。现在扣完咱的钱还不给缴，这算哪门子事？”2011年4月19日，在鞍山市火车站前的乐购商场，记者见到了刘艳和她同事赵师傅。说起医保的事，俩人有些难掩的激动。
据刘艳回忆，去年3月许多职工的医保费被扣完后都没缴上去。事发后，职工找到厂长要求解释原因。对方称，你们身体没病不急着用，以后给补。“凭啥扣完不给我们缴？”对方始终没说出理由。职工们担心，这只是厂长的搪塞之词。
更加激化大家情绪的是一位同事的病亡。2010年年底，同事冯老太太生病住院，因医保卡没钱耽误了救治，结果去世。“现在是没病，等有病不就晚了吗？”
这并非杞人忧天。据介绍，该厂500多名退休职工，大多已超过45岁。这正是疾病高发人群。更特殊的是，他们中间还有二百多名残疾人。
“咱们厂是个福利厂。1959年街道办起来的，后被市民政局收走。从一开始，大部分都是盲、聋、哑。”记者辗转找到的赵师傅是1964年入厂的老职工。他双眼都有残疾，走路需要拄着拐杖。他告诉记者，去年很多残疾人的医保卡里也都没钱。
这些残疾人成了第一批上访者。
市委、市政府、信访局、民政局、区经济发展计划局……也许是害怕出事后不好收拾。几个月后，残疾人和部分年迈体弱职工的医保给补上了。“305人缴了，还有200多人没有。”多次参与上访的赵师傅说得很笃定。
记者电话采访邬厂长时，对方却称现在只有十几人没缴，正在补办。至于一开始未缴纳的原因，对方说：“一些残疾职工不知道这事，也没找到他们。微机里的数据也不全。”
刘艳认为这是厂长的狡辩。“为啥2009年有，第二年就没了？”现在，带头上访的给补了，残疾人也补了，但她的医保卡里至今还是空的。
“就剩下咱们这群没本事的了。这算啥？”采访中，她不时会突然怒喊两声，显得异常焦虑。
并非第一次
记者调查发现，克扣职工医保费现象在纸制品厂出现并非意外，该厂多年前就曾有令人瞠目的违法操作。
“咱们以前正经是好单位！”回忆当年，刘艳和赵师傅都忍不住唏嘘。虽然是街道福利企业，但在1980年代产品不愁销路。“咱们活动资金就有20多万，值老钱了！要不民政局能把咱收走？”赵师傅说，为方便职工上下班，厂里还购进两辆大客车，每月还有5元的奖金。这些都证明了企业曾经的红火。
很快，不和谐的迹象开始显现。“当时的厂长非要办个扎扫帚的分厂，想把咱们残疾人都挤出去，咱不干！我们是共产党招进来的，他凭啥？”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
厂领导的动作并未就此结束。1993年，时任厂长突然召开大会，宣布因经营不善，全体职工放假回家。据刘艳回忆，当天民政局的一位领导也参加了会议，该领导称纸箱厂发展不好是因为风水问题，“以后换个风水宝地就好了！”
没有召开职工大会，主管部门也没有相关说明，迷惑不解的职工就这样回了家。略让他们安心的是，领导承诺“工资照常开，一分不少”。几个月后，等大家再回到厂里，厂房已经被拆除，机器也都没了。原来，地产开发商买下了厂地，企业被迁到偏远地段。让职工放假，不过是厂领导在清除卖地障碍。
上世纪90年代，正是中国房地产的第一个发力期。从东南沿海到内陆城市，都被裹挟进汹涌的房地产大潮之中。对财富的渴望，让部分人不惜铤而走险。
“1993年，咱市正流行房地产开发。纸箱厂的地后来全盖了商品房。”刘艳告诉记者，原厂址位于火车站西南一公里处，是黄金地段。据她和赵师傅称，当年买地的开发商在市里很有背景，这也是此事能暗中操作成功的主要原因。
怒不可遏的职工堵住厂长要求说明白。对方又抛出了新说法。“他说（卖地）钱存在银行里，利息都够给你们开工资了。”并且告诉大家，新厂很快就会盖好，5年内将全部恢复生产。不知所措的职工只能回家。
之后不利消息接踵而来：先是开发商的钱没到位，新厂盖一半就停工了；头一年职工还能正常开工资，第二年非残疾职工的工资减为一半，随后停发；四年后残疾职工的工资也开不出来了。
500多名职工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失去了生活来源。
徒劳的上访
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党和政府身上。
从1997年起，纸制品厂的职工开始零星到当地市委、市政府上访，反映厂领导非法卖地、变卖集体财产和拖欠工资等问题。
最早上访的都是残疾职工，赵师傅就是其中一员。“我和老伴都是纸箱厂的。不开饷，连饭都吃不上啊！”但市委和市政府立场模糊，迟迟不给答复。
被逼无奈的职工只能破釜沉舟：数十名残疾职工打着“卖厂有罪，我们要吃饭”的横幅，围堵在市委门前，要求市领导出门解决。最终，武警将他们驱散，6名残疾人被带走拘留关押15天，罪名是扰乱社会治安。
“其实大家心里都同情咱，监狱都不想关我们。进去之后管教还嘱咐其他犯人，不许欺负咱们。”多年后，赵师傅还记得这一细节。
后来，在市政府协调下，停工多年的新厂终于盖好，民政局下派了新厂长主持工作。“他来了计划挺宏伟，说几年之内恢复生产，让大伙全上岗。关键是没钱啊！”
当年的生产设备早已不翼而飞，卖地的钱也不知所踪，新厂长号召大家集资。“咱们盼着能重新生产，都愿意出钱。最多的拿了20万元，我还出了一万元呢！”刘艳回忆说，2000年左右新厂开始部分生产，有30多名职工重新回岗工作。“一周干七天，一天开10块钱。”即使这样，生产很快也难以再续，很快又停工了。
让职工们始终觉得蹊跷的是，新老厂长交接之际，财务科突然发生一起莫名火灾。当年卖地的账目、多年拖欠职工的记录，都被烧毁。在他们看来，这是有人蓄意毁灭证据。
职工们的生活相继陷于困境。为了生存，一些残疾人到广场和火车站前的虹桥下算卦、卖唱。刘艳也曾照顾瘫痪在床的病人，“一天挣8块钱。”
从1997年至今，纸箱厂职工的上访从未停止。在电话采访中，邬厂长也称当年市里让他到纸箱厂的主要工作就是保证职工不上访。2010年，被克扣医保费后，职工上访又有了一项新内容。
因多次上访无果，职工们曾推选出几名残疾人代表进京反映情况。这些大半辈子连市区都没出过的人，第一次出远门就为了讨回公道。可国家信访局答复，回去由省市相关部门解决。“下面要能解决，咱还用得着进京找吗？”
挪用迷局
2000年前后，纸箱厂的职工开始陆续退休。两年后，第一批职工达到可以办理提前退休的年龄。
因为厂里一直未给缴纳过养老保险，办理退休时职工还得替企业垫付这笔钱。“我拿了一万多。”刘艳说。纠结了近8年后，她迫切希望能早点回家，享受正常的养老和医疗待遇。岂知，新的磨难再次逼近。
自新厂长上任后，有关纸制品厂要转企破产的说法就在职工中间流传。“咱们是民政局下属企业，原来都是按照事业单位定工资。”让他们恐慌的是，转企后退休金将会减少。
职工们开始托门子、找关系，“就想赶在转企前退休。”刘艳告诉记者，自己是第一批正常提前退休的，在她之后很多人想退都得送礼。
有违规空间，就有灰色交易。刘艳说，有些职工没达到提前退休年龄，也都着急办，竟然办成了。她的这一说法得到了赵师傅的认可。
据两人称，在这其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是企业经办人林宇生（音）。“她能耐可大了。”此人被诸多职工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当然不是白办，“都得上钱。”
很快，恶果出现：一年半载后，经林手办理提前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开始晚发或少发。林的解释是“上面查得厉害，需要打点”。为此事职工多次上访。直至2010年9月，主管部门为退休职工重新办理工资卡，工资直接打入卡中，不再由纸制品厂经手，此事才解决。
之后，有人到社保局查询，发现自己根本不在退休人员名单中。一些职工推测，提前退休其实并未办成。林宇生收完钱，然后通过企业账户自己给这些人发退休金，所以才会漏洞不断。而她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上面有人”。
对这些说法，邬厂长并不认可。“退休市里都有政策，不是咱们想办就办的，这跟企业没有关系。”采访完他5分钟后，记者就此事拨打林宇生手机，对方手机先是占线，此后一直无人接听。目前这种揣测尚无法得到验证。
不过，刘艳说有被骗的职工曾向林讨要礼金，“（为了还债）她把小车都卖了”。职工们认为，自己被克扣医保费就与此事有关。“她拿着大伙的钱堵窟窿去了。”
邬厂长告诉记者，厂里尚拖欠职工工资、医药费、垫付的养老费和取暖费共1800多万元。“现在就等着市里拆迁，然后善后。肯定会解决好这些问题。”但他承认，资金缺口太大，市里也觉得棘手。
职工显然并不相信这个说法。赵师傅说他们还保留着厚厚几袋子的上访材料。“要是不给都补上，以后还得上访。总有见亮的时候吧！”
（文中人物姓名均为化名）
医保卡空账
从之前的苦苦等待，到2009年3月夙愿实现，再到2010年下半年喜悦破灭，之后满腔愤怒无处发泄。短短一年时间，对退休职工刘艳来说却像过了一个世纪般难熬。
她是原鞍山市一家纸制品厂的职工。2009年3月春节刚过，刘艳去领退休金时发现，自己卡上的钱比上个月少了271元。
“怎么回事，又扣啥钱了？”她赶紧打电话询问同事，得知是欠发多年的医保卡办下来了。268元医保费，3元本子钱，“报的是医保费。以后住院就有医保了。”刘艳着实高兴了好几天。
纸制品厂是集体企业。因早已濒临破产，单位没钱交医保费，她和500多名同事从未享受过医保待遇。领导曾承诺看病实报实销——连工资都开不出来，这只能是句空话。这中间，碰上小病小痛，刘艳能挺就挺，实在抗不过才去抓点儿药吃。
刘艳和同事的遭遇在当年并不少见。2007年，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曾调研发现，在岗职工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为79%，下岗职工仅为40%。据当地媒体报道称，刘艳所在的市当时至少有10万余名退休人员尚未进入医保体系。
2009年，事情有了转机。
鞍山市劳动局等部门下发文件，规定2009年4月3日以前濒临破产的国企以及困难集体企业退休人员，个人每年只需缴纳268元，就可享受一年的医保待遇。
有了这个惠民政策，刘艳等人觉得终于熬到了头。事有凑巧，当年8月刘艳不幸患上肺炎，住院治疗总共花去6000多元。出院后，她用医保报了2000多元的医药费。虽然有一大部分费用需要自理，她还是很知足。
2010年3月，新一年的医保费由企业从职工工资里如期代扣。几个月后，有同事住院，却被告知医保卡里没钱。“咱们的卡平时不能买药，只能住院用，之前一直没人发现。”消息传开后，数十名职工跑到社保局和医院求证。结果，超过一半的人卡中空空如也。
“厂里扣了钱不缴”、“厂里挪用职工救命钱”……愤怒和不满的情绪迅速发酵。随后，职工们又踏上了熟悉的上访路。
200余人？十几人？
“以前没钱缴。现在扣完咱的钱还不给缴，这算哪门子事？”2011年4月19日，在鞍山市火车站前的乐购商场，记者见到了刘艳和她同事赵师傅。说起医保的事，俩人有些难掩的激动。
据刘艳回忆，去年3月许多职工的医保费被扣完后都没缴上去。事发后，职工找到厂长要求解释原因。对方称，你们身体没病不急着用，以后给补。“凭啥扣完不给我们缴？”对方始终没说出理由。职工们担心，这只是厂长的搪塞之词。
更加激化大家情绪的是一位同事的病亡。2010年年底，同事冯老太太生病住院，因医保卡没钱耽误了救治，结果去世。“现在是没病，等有病不就晚了吗？”
这并非杞人忧天。据介绍，该厂500多名退休职工，大多已超过45岁。这正是疾病高发人群。更特殊的是，他们中间还有二百多名残疾人。
“咱们厂是个福利厂。1959年街道办起来的，后被市民政局收走。从一开始，大部分都是盲、聋、哑。”记者辗转找到的赵师傅是1964年入厂的老职工。他双眼都有残疾，走路需要拄着拐杖。他告诉记者，去年很多残疾人的医保卡里也都没钱。
这些残疾人成了第一批上访者。
市委、市政府、信访局、民政局、区经济发展计划局……也许是害怕出事后不好收拾。几个月后，残疾人和部分年迈体弱职工的医保给补上了。“305人缴了，还有200多人没有。”多次参与上访的赵师傅说得很笃定。
记者电话采访邬厂长时，对方却称现在只有十几人没缴，正在补办。至于一开始未缴纳的原因，对方说：“一些残疾职工不知道这事，也没找到他们。微机里的数据也不全。”
刘艳认为这是厂长的狡辩。“为啥2009年有，第二年就没了？”现在，带头上访的给补了，残疾人也补了，但她的医保卡里至今还是空的。
“就剩下咱们这群没本事的了。这算啥？”采访中，她不时会突然怒喊两声，显得异常焦虑。
并非第一次
记者调查发现，克扣职工医保费现象在纸制品厂出现并非意外，该厂多年前就曾有令人瞠目的违法操作。
“咱们以前正经是好单位！”回忆当年，刘艳和赵师傅都忍不住唏嘘。虽然是街道福利企业，但在1980年代产品不愁销路。“咱们活动资金就有20多万，值老钱了！要不民政局能把咱收走？”赵师傅说，为方便职工上下班，厂里还购进两辆大客车，每月还有5元的奖金。这些都证明了企业曾经的红火。
很快，不和谐的迹象开始显现。“当时的厂长非要办个扎扫帚的分厂，想把咱们残疾人都挤出去，咱不干！我们是共产党招进来的，他凭啥？”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
厂领导的动作并未就此结束。1993年，时任厂长突然召开大会，宣布因经营不善，全体职工放假回家。据刘艳回忆，当天民政局的一位领导也参加了会议，该领导称纸箱厂发展不好是因为风水问题，“以后换个风水宝地就好了！”
没有召开职工大会，主管部门也没有相关说明，迷惑不解的职工就这样回了家。略让他们安心的是，领导承诺“工资照常开，一分不少”。几个月后，等大家再回到厂里，厂房已经被拆除，机器也都没了。原来，地产开发商买下了厂地，企业被迁到偏远地段。让职工放假，不过是厂领导在清除卖地障碍。
上世纪90年代，正是中国房地产的第一个发力期。从东南沿海到内陆城市，都被裹挟进汹涌的房地产大潮之中。对财富的渴望，让部分人不惜铤而走险。
“1993年，咱市正流行房地产开发。纸箱厂的地后来全盖了商品房。”刘艳告诉记者，原厂址位于火车站西南一公里处，是黄金地段。据她和赵师傅称，当年买地的开发商在市里很有背景，这也是此事能暗中操作成功的主要原因。
怒不可遏的职工堵住厂长要求说明白。对方又抛出了新说法。“他说（卖地）钱存在银行里，利息都够给你们开工资了。”并且告诉大家，新厂很快就会盖好，5年内将全部恢复生产。不知所措的职工只能回家。
之后不利消息接踵而来：先是开发商的钱没到位，新厂盖一半就停工了；头一年职工还能正常开工资，第二年非残疾职工的工资减为一半，随后停发；四年后残疾职工的工资也开不出来了。
500多名职工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失去了生活来源。
徒劳的上访
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党和政府身上。
从1997年起，纸制品厂的职工开始零星到当地市委、市政府上访，反映厂领导非法卖地、变卖集体财产和拖欠工资等问题。
最早上访的都是残疾职工，赵师傅就是其中一员。“我和老伴都是纸箱厂的。不开饷，连饭都吃不上啊！”但市委和市政府立场模糊，迟迟不给答复。
被逼无奈的职工只能破釜沉舟：数十名残疾职工打着“卖厂有罪，我们要吃饭”的横幅，围堵在市委门前，要求市领导出门解决。最终，武警将他们驱散，6名残疾人被带走拘留关押15天，罪名是扰乱社会治安。
“其实大家心里都同情咱，监狱都不想关我们。进去之后管教还嘱咐其他犯人，不许欺负咱们。”多年后，赵师傅还记得这一细节。
后来，在市政府协调下，停工多年的新厂终于盖好，民政局下派了新厂长主持工作。“他来了计划挺宏伟，说几年之内恢复生产，让大伙全上岗。关键是没钱啊！”
当年的生产设备早已不翼而飞，卖地的钱也不知所踪，新厂长号召大家集资。“咱们盼着能重新生产，都愿意出钱。最多的拿了20万元，我还出了一万元呢！”刘艳回忆说，2000年左右新厂开始部分生产，有30多名职工重新回岗工作。“一周干七天，一天开10块钱。”即使这样，生产很快也难以再续，很快又停工了。
让职工们始终觉得蹊跷的是，新老厂长交接之际，财务科突然发生一起莫名火灾。当年卖地的账目、多年拖欠职工的记录，都被烧毁。在他们看来，这是有人蓄意毁灭证据。
职工们的生活相继陷于困境。为了生存，一些残疾人到广场和火车站前的虹桥下算卦、卖唱。刘艳也曾照顾瘫痪在床的病人，“一天挣8块钱。”
从1997年至今，纸箱厂职工的上访从未停止。在电话采访中，邬厂长也称当年市里让他到纸箱厂的主要工作就是保证职工不上访。2010年，被克扣医保费后，职工上访又有了一项新内容。
因多次上访无果，职工们曾推选出几名残疾人代表进京反映情况。这些大半辈子连市区都没出过的人，第一次出远门就为了讨回公道。可国家信访局答复，回去由省市相关部门解决。“下面要能解决，咱还用得着进京找吗？”
挪用迷局
2000年前后，纸箱厂的职工开始陆续退休。两年后，第一批职工达到可以办理提前退休的年龄。
因为厂里一直未给缴纳过养老保险，办理退休时职工还得替企业垫付这笔钱。“我拿了一万多。”刘艳说。纠结了近8年后，她迫切希望能早点回家，享受正常的养老和医疗待遇。岂知，新的磨难再次逼近。
自新厂长上任后，有关纸制品厂要转企破产的说法就在职工中间流传。“咱们是民政局下属企业，原来都是按照事业单位定工资。”让他们恐慌的是，转企后退休金将会减少。
职工们开始托门子、找关系，“就想赶在转企前退休。”刘艳告诉记者，自己是第一批正常提前退休的，在她之后很多人想退都得送礼。
有违规空间，就有灰色交易。刘艳说，有些职工没达到提前退休年龄，也都着急办，竟然办成了。她的这一说法得到了赵师傅的认可。
据两人称，在这其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是企业经办人林宇生（音）。“她能耐可大了。”此人被诸多职工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当然不是白办，“都得上钱。”
很快，恶果出现：一年半载后，经林手办理提前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开始晚发或少发。林的解释是“上面查得厉害，需要打点”。为此事职工多次上访。直至2010年9月，主管部门为退休职工重新办理工资卡，工资直接打入卡中，不再由纸制品厂经手，此事才解决。
之后，有人到社保局查询，发现自己根本不在退休人员名单中。一些职工推测，提前退休其实并未办成。林宇生收完钱，然后通过企业账户自己给这些人发退休金，所以才会漏洞不断。而她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上面有人”。
对这些说法，邬厂长并不认可。“退休市里都有政策，不是咱们想办就办的，这跟企业没有关系。”采访完他5分钟后，记者就此事拨打林宇生手机，对方手机先是占线，此后一直无人接听。目前这种揣测尚无法得到验证。
不过，刘艳说有被骗的职工曾向林讨要礼金，“（为了还债）她把小车都卖了”。职工们认为，自己被克扣医保费就与此事有关。“她拿着大伙的钱堵窟窿去了。”
邬厂长告诉记者，厂里尚拖欠职工工资、医药费、垫付的养老费和取暖费共1800多万元。“现在就等着市里拆迁，然后善后。肯定会解决好这些问题。”但他承认，资金缺口太大，市里也觉得棘手。
职工显然并不相信这个说法。赵师傅说他们还保留着厚厚几袋子的上访材料。“要是不给都补上，以后还得上访。总有见亮的时候吧！”
（文中人物姓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