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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常说：“没什么比身体健康更重要了！”
中国人最看重身体健康——健不健康不太好量化，这么说吧，可以不锻炼，可以抽烟喝酒胡吃海塞，但是不可以生病！中国人着紧的是“没病没灾”。许多父母叮咛孩子，“千万要爱惜身体”，又添衣服又添饭，孩子正感动着呢，下一句话就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得，真正最重要的还是革命。
生病是可怕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剥夺了一个人的生产力。假如是家里的顶梁柱，甚或意味着一个家庭的由盛转衰。某种意义上，生病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病即是灾，所以很多人“不敢生病”，兹事体大，不可以掉以轻心。那是一种工具性的担忧。除此之外，还有文化中绵延而来的不安全感。
李冰冰得了扁桃体炎，在澳洲发热十几天，愣是没治好，护士扎针的技术也不过关。除了心疼病人以外，也让不少人暗暗有些庆幸：幸好我们在中国。病没治好的原因，据说是国外抗生素的分级管理严格，升级不及时，导致了病情延误。那还了得？很多在国外看过病的人现身说法，痛陈国外医疗误人误事：发烧都不给输液！预约了还要再等！中国人很久没有扬眉吐气一回了，总算找到了切入点。不少人以前批评国内医生不行，这一回纷纷掉转枪头：我们服务是不好，但起码随时挂号就能看，有效率！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为何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想，除了医疗资源分配的差异之外，医疗观念恐怕也是一个原因。就我的经验来说，外国人总体上不会像中国人那么在意“生病”这件事。当然，生病了不好受，这在哪儿都一样，但外国人遇到这种事，相对更淡定。中国人比较急：“不行！我非得现在把它治好了不可！”——这不一定有必要。
我认识一个美国朋友，有一天聊起来，孩子没去上学，发烧了。我关心地问：去医院看了吗？他反而一愣：需要去医院吗？只是发烧而已。他觉得小题大做，在家休息一下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在我家，情况则大有不同：孩子都“发烧”了，大人居然还在视频聊天？不怕脑子烧出毛病吗？
对发烧咳嗽，外国人的淡定往往让中国人吃惊。美国儿科医生说：“如果你的宝宝得了感冒，有点咳嗽，但吃得好，玩得好，睡得好，那就不用担心，也不用治疗。”美国儿科学会也主张：“4岁以下儿童的呼吸道疾病不应开具或推荐使用咳嗽药。”多数症状都是病毒感染导致的，一来没有特效药，二来本身就是自限性疾病，不用治疗，一段时间之后自会痊愈。然而理智上知道是那么回事，真不做点事还是不行。我接触的中国父母，很少有耐得住的，就连当医生的父母也做不到，再怎么冷静也抵不住家人着急，非要折腾到医院，排几趟队，验一通血，孩子哇哇地哭上一阵，请专家看过了，“没事，回家观察几天吧”，这才安心——甚至还不够，最好开一些药，没有效果的中成药也行。
这种紧张，让生病成了一把尚方宝剑，凌驾于一切原则之上。一个人做了错事，要挨骂，说身体不好，就情有可原;小孩子没有别的方法争取权益，拿生病要挟，就万试万灵。随处可见这样的情况：孩子软磨硬泡要买玩具，父母坚持不答应，奶奶说了一声，“行啦！他病刚好，这一哭又要吃不少冷风。”这一下父母就哑口无言了。在生病面前，还有别的什么事更大呢？
健康的时候也许不觉得。一旦有个头疼脑热，就如同飞来横祸一般，一下子成为生活里的头等大事。如果不能马上得到医生的抚慰，简直都不知道怎样才好。要是涉及孩子的健康，那焦虑还会更甚。“多喝水”“少吃凉的”“别着风”“清一下内火”“早点睡觉”这一类指导，无论理智上信不信，它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一个人。我们被这样抚养长大，也把这些带给子孙后代。
这种对身体健康的不安全感，会一代代地遗传下去。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人对医生只会越来越依赖，期望越高，失望也就随之越大。
中国人最看重身体健康——健不健康不太好量化，这么说吧，可以不锻炼，可以抽烟喝酒胡吃海塞，但是不可以生病！中国人着紧的是“没病没灾”。许多父母叮咛孩子，“千万要爱惜身体”，又添衣服又添饭，孩子正感动着呢，下一句话就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得，真正最重要的还是革命。
生病是可怕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剥夺了一个人的生产力。假如是家里的顶梁柱，甚或意味着一个家庭的由盛转衰。某种意义上，生病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病即是灾，所以很多人“不敢生病”，兹事体大，不可以掉以轻心。那是一种工具性的担忧。除此之外，还有文化中绵延而来的不安全感。
李冰冰得了扁桃体炎，在澳洲发热十几天，愣是没治好，护士扎针的技术也不过关。除了心疼病人以外，也让不少人暗暗有些庆幸：幸好我们在中国。病没治好的原因，据说是国外抗生素的分级管理严格，升级不及时，导致了病情延误。那还了得？很多在国外看过病的人现身说法，痛陈国外医疗误人误事：发烧都不给输液！预约了还要再等！中国人很久没有扬眉吐气一回了，总算找到了切入点。不少人以前批评国内医生不行，这一回纷纷掉转枪头：我们服务是不好，但起码随时挂号就能看，有效率！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为何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想，除了医疗资源分配的差异之外，医疗观念恐怕也是一个原因。就我的经验来说，外国人总体上不会像中国人那么在意“生病”这件事。当然，生病了不好受，这在哪儿都一样，但外国人遇到这种事，相对更淡定。中国人比较急：“不行！我非得现在把它治好了不可！”——这不一定有必要。
我认识一个美国朋友，有一天聊起来，孩子没去上学，发烧了。我关心地问：去医院看了吗？他反而一愣：需要去医院吗？只是发烧而已。他觉得小题大做，在家休息一下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在我家，情况则大有不同：孩子都“发烧”了，大人居然还在视频聊天？不怕脑子烧出毛病吗？
对发烧咳嗽，外国人的淡定往往让中国人吃惊。美国儿科医生说：“如果你的宝宝得了感冒，有点咳嗽，但吃得好，玩得好，睡得好，那就不用担心，也不用治疗。”美国儿科学会也主张：“4岁以下儿童的呼吸道疾病不应开具或推荐使用咳嗽药。”多数症状都是病毒感染导致的，一来没有特效药，二来本身就是自限性疾病，不用治疗，一段时间之后自会痊愈。然而理智上知道是那么回事，真不做点事还是不行。我接触的中国父母，很少有耐得住的，就连当医生的父母也做不到，再怎么冷静也抵不住家人着急，非要折腾到医院，排几趟队，验一通血，孩子哇哇地哭上一阵，请专家看过了，“没事，回家观察几天吧”，这才安心——甚至还不够，最好开一些药，没有效果的中成药也行。
这种紧张，让生病成了一把尚方宝剑，凌驾于一切原则之上。一个人做了错事，要挨骂，说身体不好，就情有可原;小孩子没有别的方法争取权益，拿生病要挟，就万试万灵。随处可见这样的情况：孩子软磨硬泡要买玩具，父母坚持不答应，奶奶说了一声，“行啦！他病刚好，这一哭又要吃不少冷风。”这一下父母就哑口无言了。在生病面前，还有别的什么事更大呢？
健康的时候也许不觉得。一旦有个头疼脑热，就如同飞来横祸一般，一下子成为生活里的头等大事。如果不能马上得到医生的抚慰，简直都不知道怎样才好。要是涉及孩子的健康，那焦虑还会更甚。“多喝水”“少吃凉的”“别着风”“清一下内火”“早点睡觉”这一类指导，无论理智上信不信，它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一个人。我们被这样抚养长大，也把这些带给子孙后代。
这种对身体健康的不安全感，会一代代地遗传下去。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人对医生只会越来越依赖，期望越高，失望也就随之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