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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教育改造方针不适用了”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受“左”倾路线摧残最为严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党内党外的知识分子，遭受的苦难和迫害最大，从1957年起，实际被列为资产阶级范畴，或者说成是附在资产阶级“皮”上的“毛”，长期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把知识分子称为地、富、反、坏、右、叛、特、资（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重要对象。
进入历史的新时期，应当怎样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还要不要继续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在1978年3月中央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讲话稿时，列席这次会议的胡耀邦明白地说：团结教育改造这个方针不仅不要讲，而且不适用了，应当废除了。在1978年10月31日中央组织部召开的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上，胡耀邦就此作了详尽论述。他说：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方针，是在建国前后着重地提出来的。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我们从乡村到城市，接受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的宣传教育机构、学校和文化团体、企事业单位。对这些单位中的大量知识分子，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政策？党中央认为，不要排斥他们、抛弃他们，而应该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使他们为新中国服务。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约有200多万人。他们的绝大多数经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有程度不同的革命性。但是他们还没有同共产党相处过，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对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对人民政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都还很不了解，很不熟悉。在他们的头脑里主要还是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要使他们适应新中国的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他们重新学习，逐步改造旧的世界观。这样做，是革命的需要，是为了使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逐步转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然而，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快30年，现在的情况已经与那时大不相同了。胡耀邦分析说，建国后，除了大量接收旧的知识分子外，我们自己还培养了更多的知识分子。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队伍人数已经有2000多万。所以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的整个干部队伍、知识分子队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的一千几百万脱产干部，已经不是原来的状况了。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原来的面貌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程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努力改造世界观，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已经不是对共产党的主张、方针、政策，对社会主义制度不甚了了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跟党走的，是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工作的。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已经占知识分子队伍中的绝大多数。这就是说，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根本的变化，因此，党在建国前后提出来的，以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团结、教育、改造这个方针，现在已经不适用了。
为什么今天仍然有人抱着团结、教育、改造的老方针不放呢？胡耀邦分析说，过去，我们对毛泽东同志什么时候说要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没有研究清楚，加上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诬蔑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就是现在，我们的一些同志还有糊涂认识，不仅看不到知识分子的进步，而且对知识分子产生一种偏见和厌恶心理，总觉得他们不行，不是自己人。胡耀邦说，情况变化了，就要根据新的情况，决定党的方针、政策。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对历史和现状作调查研究，正确地分析和解决问题。
胡耀邦从党在新时期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出发，分析知识分子的特点，提出要提高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地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在1983年中共中央召开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中，他说：“推翻旧世界，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建设新世界，更加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而且应当说，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否掌握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是决定建设成败的一个关键。”他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造成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风气，并且采取切实措施，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把这看成是‘基本建设’，并且是‘最基本的基本建设’。”
把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
过去， 中央组织部管理全国的干部，只管高中级党员干部，从来不管知识分子。1977年12月，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首创也管知识分子，而且以落实政策为发端，改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经过充分准备，中央组织部在1978年10月10日到11月4日，专门召开了两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胡耀邦仔细听取与会者的汇报和提问，在会上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做好知识分子工作，首先要改变对知识分子的看法，要把“臭老九”改變为与工人、农民一样的“香老三”。
对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紧迫性，胡耀邦引用了令人信服的数据和事实：上海市有各种科技干部约8万人，在“文革”中遭到各种形式审查的有8965人，其中被迫害致死、致残的有843人；鞍钢1.3万科技人员在“文革”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达1193人；湖南省在10年“文革”中被清理的中小学教员有1.4万多人。而许多地方对这样严重的问题还是采取“一慢二看三等”的态度犹豫观望，裹足不前。这不仅不利于安定团结，而且对于我们四化建设事业也是重大损失。
在听取各地情况汇报中的疑难问题后，胡耀邦经过反复研究，在讲话中对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他说，对知识分子不要老是在家庭出身不好啊、社会关系复杂啊、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这些陈谷子烂芝麻上纠缠，更不要摆脱不掉林彪、“四人帮”散布的错误观念，应当是：家庭出身看本人，社会关系看影响，历史问题看现实表现。像归国的知识分子同外国人的来往、通信和某些个人接触是正常的，不能因此而戴上“特务”、“里通外国”、“特嫌”的帽子；在议论领导人时发过某些怨言、说过某些错话的，可以批评帮助，但不能指为“恶毒攻击”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经过一再复查如果不属于冤假错案而需要进行组织处理的，那么，也应当可宽可严的从宽，介于两类矛盾之间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即使属于敌我矛盾的，妥善安排，用其所长。
在两次座谈会的基础上，根据胡耀邦讲话的主要精神，中组部发布了《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这个文件对于纠正对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推动各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当时，胡耀邦还指出，中央组织部要设立专门机构专职管理知识分子工作。在他的重视和督促下，中央组织部专门成立了宣教干部局。胡耀邦对宣教干部局的工作十分重视，经常给予具体指导。1979年2月，他在一位美术业余爱好者的来信上批道：“文艺界（大概还有科技界和教育界）确实还有一大批人的政策要落实，有更多的人可能是落而不实。请中组部宣教干部局在今年内主要抓好这件事。对于一些（比如几千人吧！）有名望的没有人管的老人，要开出一个名单来，指定哪一级或哪一部门负责解决，即一落到底，才能解决问题。”后来他又在一部小说的作者来信上批道：“文化人落实政策这件事，中组部宣教局要亲自抓，中宣部文艺局要亲自抓，文化部要亲自抓。”他还要求：“请宣教干部局同上述单位同志联系一下，请他们各自发挥作用。不要说‘没有办法’、‘无能为力’。办法和能力都是闯出来的。要一个一个地查，发现一个就同那里的党组织商量解决，直到解决好了才罢。”
由于知识分子广泛分布于各个方面、各个系统、各个部门，只由中组部成立一个宣教干部局负责是难以适应需要的。胡耀邦要求中央机关要对知识分子有个总管单位和办事机构。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由中组部牵头，中宣部、统战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等13个单位参加组建了知识分子工作联系小组，从5月5日起定期开会协调解决各种问题，把知识分子工作落到实处。这就使得长年在各地各部门堆积如山的许多问题，犹如冰雪遇到了春风，逐一得到了解决。
胡耀邦深知，知识分子工作不仅要有专门机构和部门负责，还要不断加以检查、督促、推动。因为不少人长期受到“左”的错误影响，存在许多错误观点和做法需要克服和改正。他密切关注知识分子工作，发现了问题就大声疾呼，要求各地各单位认真解决。1979年10月，他在全国政协的一份材料上指示说：“现在，我们党要给知识分子解决的问题也是成山的。大部分问题中央不作决定规定，任何人都解决不了，这是对的，不成问题的。中央也在积极做这件事。但是有些问题各地方、各单位是能够解决的。有些问题，如果我们不去了解、考察、纠正、批评，即使中央有了文件，有些地方还是不办。可见任何一件事，既要有中央的指示、规定，还要组织实施，二者缺一不可。”1980年9月2日，他在一封要求为湖南一眼科专家落实政策的来信上指示道：“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得很不好。请中组部配合统战部、宣传部、教育部、卫生部、国家科委切实抓紧办。我们现在到处的通病是：讲大道理的多，发现问题的少，解决问题的少，深入检查督促的少。这个风气各部门一定要认真改过来。”
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知识分子工作的局面有了很大改观。然而仍然有个别人我行我素，对中央的指示顶着不办，继续对知识分子实行“左”的错误政策。胡耀邦从来是一个对下级干部相当宽容的领导人，但是他感到对于肆意对抗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人，如果再三再四耐心等待和说服教育仍然难以改变，就不能不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否则会贻误大事。他在一个材料上批道：“我的意见，要进行一次切实的检查，凡属一些单位党和行政的一二把手，文化程度比较低又不懂知识分子政策的一律坚决调下来，换上另外有文化的懂政策的，年龄较轻的同志担任。”
1983年11月，胡耀邦在《人民日报》送来的《情况汇编》第590期上，看到了一篇题为《一位获博士学位的留法学生回国一年半后还未分配工作》的材料。这位留法博士叫李武强，1970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后被分配到陕北富县广播站工作。1980年2月，他考入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是我国“文革”结束后首批派出去的公费留学生。1982年，李武强以优异成绩获得巴黎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巴黎大学校长要他留在法国搞科研，他回答说：“我们国家四化建设刚刚起步，‘机器人’研究也才开始，我应回去报效祖国。”想不到他回到北京后，有关部门却没有将他当成宝贵的人才，而是互相推诿、扯皮，一年半过去了仍然没有分配他的工作。后来竟以“等待分配”为由，将他退回到原单位富县广播站。县广播站没有他所学专业的用武之地，就把他当成一个壮劳力，整天派他干些爬杆、架线、修理舌簧喇叭、往山上扛水泥等杂事。他曾三赴西安、两进北京，从中央到地方找了几十个部门和单位，结果都吃了“闭门羹”，几百页上诉材料全部退回。县广播站还批评他“不安心工作”，“这山望着那山高”。胡耀邦看了这篇材料后十分震惊，他批示道：“这个典型必须引起我们严重警惕。人事组织部门确有些工作极端马虎、卑视知识、不学无术的人，组织部门、人事部门不引进一大批热衷四化、积极上进的优秀干部，并坚决把某些不称职的人调走，我看要打开组织、人事部门的新局面是困难重重的。”邓小平则批示：“请国务院检查。天天讲缺人，有人不能、不会用，为什么？是谁的责任？如何纠正？需要弄清楚。”中央书记处经过研究，于12月20日作出决定：从中央到地方成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小组，由主管组织工作的各级党委书记任组长，组织部长任副组长，设立专门办公室，由组织部长兼办公室主任。接着，在全国自上而下进行了一次知识分子政策检查、落实工作，李武强的工作也迅速得到了调整。
知识分子的知己
胡耀邦被知识分子引为知己。他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如此。
1979年6月，曾被诬为“极右分子”20多年、“文革”后重新担任新华社记者的戴煌，采写中纪委常委扩大会议新闻，将新闻稿送请胡耀邦审阅。当天午夜，胡耀邦让人通知戴煌：明晨7时去他家商量修改。次日清晨，胡耀邦向戴煌谈了新闻稿如何修改的意见，说还要补充一些重要内容。接着他就一见如故地同戴煌谈起了端正党风、改革开放、反腐败、同心同德搞四化等，足有一个多小时，直到要赶去中南海开会。戴煌说，你要补充的这些内容，会上没有讲，这个新闻稿不能加进去。他赞许了戴煌的不同意见“说得很对”，决定新闻稿不用发了。他还说自己要赶去开会了，刚才说的一些意见，请戴煌代为转达给中紀委领导人。作为一名记者，戴煌从未遇到过这样豁达明快、平易朴实、谦逊纳言、又如此尊重、信赖人的领导人，使他难以忘怀。
胡耀邦为了熟悉和了解文艺界的情况，1979年夏，把几位作家请到家里来，进行无拘无束的座谈，详细倾听他们的各种意见，自己只是偶尔插话几句。平易近人，热情对话，使座谈更加深入、具体。有些作家爱把自己创作的文稿送给胡耀邦征求意见，他就尽量抽出时间来阅读。对梁信的电影剧本《赤壁大战》，看了后亲自回信说“很欣赏”。李准写了一个名为《冤孽》的剧本，描写一个老太太收养了一个日本孤儿，后来孤儿回国了，写信回来说，日本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奶奶了。有人向中央告状说这是一个卖国主义的剧本。胡耀邦听了表示不相信，使李准受到很大鼓舞。有作家要求面谈，胡耀邦也尽量安排时间让其到家里来会见。至于有的知识分子上访到他家，他则一一责成有关部门负责答复和解决。因此，他所住的灯市西口富强胡同一时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熟知的地方。
1982年2月4日下午，胡耀邦邀请6位科技人员到中南海勤政殿来座谈我国当前的科技政策，听取他们的意见长达2个多小时，会后还合影留念。这是他在1月13日出席科技体制改革座谈会时有感于同科学家联系太少而采取的措施。此后他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去外地考察，只要一有机会，就常常同科学家见面，听取他们对各个方面的意见、建议。1985年7月，他去新疆考察，特地前往某火箭卫星发射试验基地和某核试验基地，看望长年奋战在西北荒漠中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战士，赞扬他们生活上、环境上甘居下游，而干的是保卫祖国安全、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事业，是“身居最下游，志在最高峰”，中国征服宇宙的第一代人。他还提出“希望文艺工作者多到这里来看看，唱唱《十五的月亮》，互相鼓舞和支援。
胡耀邦在许多细微之处都体现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与关爱。1983年初夏，广东给中南海送来一批鲜荔枝，胡耀邦也分到了一份。但是他没有留给自己和家里人吃，而是让人分送给艾青、臧克家、马海德等人尝鲜，使他们很感动。据说当年茅台酒厂发现了两瓶最古老的好酒，一瓶送给邓小平，一瓶送给胡耀邦。胡耀邦舍不得喝，就送给了爱喝酒的聂卫平，还告诉他要兑其他酒才能喝。聂也舍不得，收藏了起来。后来胡耀邦听说聂卫平要把这瓶酒留作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参加世界杯的庆功酒，很是赞成，又将珍藏的一瓶虎骨酒送给了聂卫平。这瓶虎骨酒也颇有一番来历：建国初期高岗在东北亲手打死一只老虎，用虎骨泡了一坛酒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让人将这坛酒埋在地下。后来埋酒的人不知去向，这坛酒也就被遗忘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清理毛泽东的遗物时才发现这坛酒。后来分装了十几瓶分送给中央的领导人，胡耀邦也分得了一瓶。他把这瓶弥足珍贵的酒送给了聂卫平。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献身事业、报效祖国的强烈爱国心。胡耀邦深知这一点，并且竭力为他们报效祖国创造条件。1979年4月，他看到中国科学院报送的一个文件，提出要增补学部委员（即现今的院士），充分发挥学部委员的作用，即表示完全赞成，认为已经过去24年了，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早应当成为学部委员，并且应当充分发挥学部委员的学术领头作用和对国家建设的参谋、顾问作用。
1981年5月11日，增选扩大400人的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隆重举行，胡耀邦同邓小平等领导人出席开幕式表示祝贺。20日大会闭幕那天，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邀请全体学部委员到中南海来做客。在大家参观了中南海的一些景点后，还在怀仁堂举行座谈。胡耀邦在座谈会上说，这次学部委员大会是把全国最优秀的、最有威望的科学泰斗组织了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强大的领导集团。这意味着中国科学院的天空升起了一个巨大光芒的星团，将更好地照亮中国科学事业的前进道路，指引我国的科学大军披荆斩棘，满怀信心，向现代化的科学高峰前进。他向科学界提出两点希望：第一点，深入生产实际找任务。第二点，是希望用主人翁姿态工作。他说：“最近我看到有一副对联说，‘风声雨声不吱声了此一生；国事大事不问事平安无事’。我主张把它改一改，改成：‘风声雷声悲哀声枉此一生；险事难事天下事争当勇士’。”
胡耀邦希望科学家以主人翁姿态深入实际找课题的讲话，在科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1982年3月22日给胡耀邦写了一封长信，谈了自己20多年来深入工厂、农村，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的亲身体会，深深感到科学家要深入生产实际找课题，把科学理论与生产实际联合起来，很不容易，且有风险，如果领导上再不大力支持，就更是阻力重重。即使决心下了，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只有如此做，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才有希望。他还在信中列举了自己在有生之年打算做的事情。
华罗庚这封信写出10天，就接到胡耀邦的亲笔复信。胡耀邦用饱蘸浓墨的毛笔写了7页宣纸。他亲切地写道：“几十年来，你给予人们认识自然界的东西，毕竟超过了自然界赋予你的东西。如果自然界能宽限你更多日子，我希望你能把你一生为科学而奋斗的动人经历，以回忆的形式写下来，留给年轻人。你那些被劫走失散的手稿中的一些最重要的观点和创见，能不能夹在其中叙述呢。完成了它，我认为就是你在科学上的超额贡献了。科学的门路非常广阔，但科研功夫必须非常坚实。我们这些门外汉并不反对有些同志继续作纯理论性的研究，去探索还没有为人类认识的新领域、新原理。但我们更希望更多的同志投身到新技术新工艺攻关的行列中去，从而把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推向前进。我没有看过《圣经》。前些天偶然看到一本小册子上引用了它上面的一个故事：古代巴比伦人决心建造一座通天塔。这件事触怒了上帝，上帝使这些梦想上天的人内部不和，在如何建造通天塔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结果使这件事成了泡影。现在，中国人接过了巴比伦人没有实现的理想。那个愚弄巴比伦人的上帝又不存在了。中国科学工作者能不能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地为这个工程而英勇献身呢？如果能，我认为，它的成功，是可以计日而就的。”
这封信充满了对科学家的深情，同时以一个《圣经》中的故事，引申出了希望中国科学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共同建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通天塔”。
为统战对象落实政策不能含糊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业界人士、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士、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上层人物、归国华侨和去台人员的家属等，在我国通称为统战对象，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是宝贵的人才。在10年“文革”中很多人被批斗、抄家，许多人失去工作，失去住房，他们的子女、亲属受株连，遭折磨。胡耀邦对此痛心疾首，与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人多次议论，并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要求各级党委和有关单位迅速平反他们的冤假错案，落实对他们的各项政策。他认为这是恢复和加强统战工作的基础，也是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的起码条件，首先要抓紧做好。他注意到全国政协和各级政协是统战对象云集的地方，便推荐抗大的老战友彭友今到全国政协去工作，并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政协系统落实政策的任务很重，要派得力干部认真抓好。后来在他的关心和推动下，全国政协专门成立了一个“落实政策办公室”，派出几个小组分赴各地，有力地推动了这项工作。对于落实政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他总是不遗余力地着手解决。上海几个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几万平方米的私房，在“文革”中被部队占用了，在落实政策过程中难以解决。胡耀邦得知这一情况后，即让全国政协召开一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政协秘书长会议，把各地一些应该解决而无法解决的问题集中起来，写成报告。他将这个报告直接送给中央军委和有关部门的领导研究解决。上海的房子就是在中央军委派出干部去上海，最后部队全部退出，并且加以整修后“完壁归赵”的。
胡耀邦于1979年和1980年多次批示：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落实工作要认真检查，一个人一个人地落实。他代表中央明确宣布：对30多年前原国民党的起义、投诚人员，“不论其历史罪恶大小，均不应加以追究，必须严格贯彻党的既往不咎的政策。凡因追究历史问题造成的错判、错处理的，应一律纠正做出结论，不得留尾巴。”对于去台湾人员在祖国大陆的家属，胡耀邦在一个材料上批示：“要一视同仁，不得歧视。凡因在台湾有亲属被错误处理的，都应复查改正。”至于对旅居大陆的台湾同胞，胡耀邦强调：“政治上要一视同仁，冤假错案要认真落实，生活上要安排，并在各方面优先照顾。”正是在胡耀邦的关心和推动下，中央统战部和有关部门积极为45万余名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了政策，为15万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在政治上平了反，纠正了冤假错案。
多少年来在“左”倾错误之下，热爱祖国的归侨、侨眷、归国知识分子以及有海外关系的人中，受到歧视、怀疑、审查以至蒙冤受屈的数量相当大。胡耀邦认为拨乱反正，就要 落实对他们的各项政策。他说，首先要充分肯定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同国外的亲属、友人有交往、通信或某些个人接触，是正常的，因此而被戴上“特务”、“特嫌”帽子的，都应平反。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对因海外关系，在政治上被错误对待的，应立即改正。对他们的冤假错案，全错的全纠，部分错的部分纠正；含冤致死的要昭雪。”“被株连子女要予以解脱”，要“通知他们所在的单位，消除影响，全面解脱”。胡耀邦的这些话，不仅得到广泛赞许，在海外华人和国际友人中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增加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亲近感。
然而，为众多统战对象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阻力之大远远超过了其他方面。为了推动有关部门和各地认真做好这件大事，胡耀邦在许多会议上一再强调，并批示了不少文件材料。他于1981年1月6日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要狠抓民主党派、起义军官、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要一个人一个人地落实。”针对一些干部的思想障碍，1979年1月4日他在一个材料上语重心长地批道：“平反冤假错案，正是为了稳定和发展形势，不是翻烙饼。把过去做错了的事情坚决改正过来，这是忠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具有革命胆识的表现，体现了我們共产党人对革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这是和右倾机会主义毫不相干的。如果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尊重事实，不坚持原则，知错不改，将错就错，那才是怯弱的机会主义态度。”这年12月20日，他在全国人事局长会议上讲话说：“现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成绩很大，但是有些地方尾巴还相当大。一定要把干部政策、民族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各行各业的干部政策都要落实好。”胡耀邦从一些来信来访中发现：有些领导机关在落实政策工作中只是停留在上边发号召、讲空话，而没切切实实地解决问题，使得许多案件转来转去长时间得不到解决，他要求各地方、各部门认真改正过来。他在1982年1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要求把落实政策的工作最后做好。他说，唐朝文学家韩愈在做潮州刺史的时候，写过一篇《祭鳄鱼文》。当时潮州一带鳄鱼为害，韩愈在文章中通令鳄鱼限期回到大海里去。他这样说：“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那就是“冥顽不灵”，就要以抗命论处。现在我们不妨也套用一下韩愈这番话，我们说：一年不落实，三年；三年不落实，五年；五年不落实，七年。同志们，今年再搞一年，是六年，明年再搞一年，就是七年。七年还不落实，谓之冥顽抗命，这难道不是公公道道的吗？
仅从以上所举数例可以看出，胡耀邦为推动有关部门和各地做好统战对象的政策落实工作是一直牵挂在心头并竭力促其完成的。
胡耀邦虽然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他倡导的注重知识、尊重人才正日渐深入人心。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和知识分子愈来愈受到重视。每当知识分子充分发挥自身才干为社会作出贡献时，他们忘不了为自己搭建起平台的知己——胡耀邦，他永远镌刻在知识分子的心坎里。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受“左”倾路线摧残最为严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党内党外的知识分子，遭受的苦难和迫害最大，从1957年起，实际被列为资产阶级范畴，或者说成是附在资产阶级“皮”上的“毛”，长期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把知识分子称为地、富、反、坏、右、叛、特、资（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重要对象。
进入历史的新时期，应当怎样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还要不要继续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在1978年3月中央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讲话稿时，列席这次会议的胡耀邦明白地说：团结教育改造这个方针不仅不要讲，而且不适用了，应当废除了。在1978年10月31日中央组织部召开的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上，胡耀邦就此作了详尽论述。他说：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方针，是在建国前后着重地提出来的。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我们从乡村到城市，接受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的宣传教育机构、学校和文化团体、企事业单位。对这些单位中的大量知识分子，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政策？党中央认为，不要排斥他们、抛弃他们，而应该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使他们为新中国服务。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约有200多万人。他们的绝大多数经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有程度不同的革命性。但是他们还没有同共产党相处过，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对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对人民政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都还很不了解，很不熟悉。在他们的头脑里主要还是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要使他们适应新中国的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他们重新学习，逐步改造旧的世界观。这样做，是革命的需要，是为了使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逐步转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然而，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快30年，现在的情况已经与那时大不相同了。胡耀邦分析说，建国后，除了大量接收旧的知识分子外，我们自己还培养了更多的知识分子。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队伍人数已经有2000多万。所以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的整个干部队伍、知识分子队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的一千几百万脱产干部，已经不是原来的状况了。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原来的面貌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程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努力改造世界观，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已经不是对共产党的主张、方针、政策，对社会主义制度不甚了了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跟党走的，是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工作的。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已经占知识分子队伍中的绝大多数。这就是说，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根本的变化，因此，党在建国前后提出来的，以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团结、教育、改造这个方针，现在已经不适用了。
为什么今天仍然有人抱着团结、教育、改造的老方针不放呢？胡耀邦分析说，过去，我们对毛泽东同志什么时候说要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没有研究清楚，加上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诬蔑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就是现在，我们的一些同志还有糊涂认识，不仅看不到知识分子的进步，而且对知识分子产生一种偏见和厌恶心理，总觉得他们不行，不是自己人。胡耀邦说，情况变化了，就要根据新的情况，决定党的方针、政策。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对历史和现状作调查研究，正确地分析和解决问题。
胡耀邦从党在新时期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出发，分析知识分子的特点，提出要提高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地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在1983年中共中央召开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中，他说：“推翻旧世界，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建设新世界，更加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而且应当说，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否掌握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是决定建设成败的一个关键。”他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造成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风气，并且采取切实措施，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把这看成是‘基本建设’，并且是‘最基本的基本建设’。”
把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
过去， 中央组织部管理全国的干部，只管高中级党员干部，从来不管知识分子。1977年12月，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首创也管知识分子，而且以落实政策为发端，改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经过充分准备，中央组织部在1978年10月10日到11月4日，专门召开了两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胡耀邦仔细听取与会者的汇报和提问，在会上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做好知识分子工作，首先要改变对知识分子的看法，要把“臭老九”改變为与工人、农民一样的“香老三”。
对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紧迫性，胡耀邦引用了令人信服的数据和事实：上海市有各种科技干部约8万人，在“文革”中遭到各种形式审查的有8965人，其中被迫害致死、致残的有843人；鞍钢1.3万科技人员在“文革”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达1193人；湖南省在10年“文革”中被清理的中小学教员有1.4万多人。而许多地方对这样严重的问题还是采取“一慢二看三等”的态度犹豫观望，裹足不前。这不仅不利于安定团结，而且对于我们四化建设事业也是重大损失。
在听取各地情况汇报中的疑难问题后，胡耀邦经过反复研究，在讲话中对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他说，对知识分子不要老是在家庭出身不好啊、社会关系复杂啊、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这些陈谷子烂芝麻上纠缠，更不要摆脱不掉林彪、“四人帮”散布的错误观念，应当是：家庭出身看本人，社会关系看影响，历史问题看现实表现。像归国的知识分子同外国人的来往、通信和某些个人接触是正常的，不能因此而戴上“特务”、“里通外国”、“特嫌”的帽子；在议论领导人时发过某些怨言、说过某些错话的，可以批评帮助，但不能指为“恶毒攻击”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经过一再复查如果不属于冤假错案而需要进行组织处理的，那么，也应当可宽可严的从宽，介于两类矛盾之间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即使属于敌我矛盾的，妥善安排，用其所长。
在两次座谈会的基础上，根据胡耀邦讲话的主要精神，中组部发布了《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这个文件对于纠正对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推动各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当时，胡耀邦还指出，中央组织部要设立专门机构专职管理知识分子工作。在他的重视和督促下，中央组织部专门成立了宣教干部局。胡耀邦对宣教干部局的工作十分重视，经常给予具体指导。1979年2月，他在一位美术业余爱好者的来信上批道：“文艺界（大概还有科技界和教育界）确实还有一大批人的政策要落实，有更多的人可能是落而不实。请中组部宣教干部局在今年内主要抓好这件事。对于一些（比如几千人吧！）有名望的没有人管的老人，要开出一个名单来，指定哪一级或哪一部门负责解决，即一落到底，才能解决问题。”后来他又在一部小说的作者来信上批道：“文化人落实政策这件事，中组部宣教局要亲自抓，中宣部文艺局要亲自抓，文化部要亲自抓。”他还要求：“请宣教干部局同上述单位同志联系一下，请他们各自发挥作用。不要说‘没有办法’、‘无能为力’。办法和能力都是闯出来的。要一个一个地查，发现一个就同那里的党组织商量解决，直到解决好了才罢。”
由于知识分子广泛分布于各个方面、各个系统、各个部门，只由中组部成立一个宣教干部局负责是难以适应需要的。胡耀邦要求中央机关要对知识分子有个总管单位和办事机构。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由中组部牵头，中宣部、统战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等13个单位参加组建了知识分子工作联系小组，从5月5日起定期开会协调解决各种问题，把知识分子工作落到实处。这就使得长年在各地各部门堆积如山的许多问题，犹如冰雪遇到了春风，逐一得到了解决。
胡耀邦深知，知识分子工作不仅要有专门机构和部门负责，还要不断加以检查、督促、推动。因为不少人长期受到“左”的错误影响，存在许多错误观点和做法需要克服和改正。他密切关注知识分子工作，发现了问题就大声疾呼，要求各地各单位认真解决。1979年10月，他在全国政协的一份材料上指示说：“现在，我们党要给知识分子解决的问题也是成山的。大部分问题中央不作决定规定，任何人都解决不了，这是对的，不成问题的。中央也在积极做这件事。但是有些问题各地方、各单位是能够解决的。有些问题，如果我们不去了解、考察、纠正、批评，即使中央有了文件，有些地方还是不办。可见任何一件事，既要有中央的指示、规定，还要组织实施，二者缺一不可。”1980年9月2日，他在一封要求为湖南一眼科专家落实政策的来信上指示道：“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得很不好。请中组部配合统战部、宣传部、教育部、卫生部、国家科委切实抓紧办。我们现在到处的通病是：讲大道理的多，发现问题的少，解决问题的少，深入检查督促的少。这个风气各部门一定要认真改过来。”
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知识分子工作的局面有了很大改观。然而仍然有个别人我行我素，对中央的指示顶着不办，继续对知识分子实行“左”的错误政策。胡耀邦从来是一个对下级干部相当宽容的领导人，但是他感到对于肆意对抗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人，如果再三再四耐心等待和说服教育仍然难以改变，就不能不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否则会贻误大事。他在一个材料上批道：“我的意见，要进行一次切实的检查，凡属一些单位党和行政的一二把手，文化程度比较低又不懂知识分子政策的一律坚决调下来，换上另外有文化的懂政策的，年龄较轻的同志担任。”
1983年11月，胡耀邦在《人民日报》送来的《情况汇编》第590期上，看到了一篇题为《一位获博士学位的留法学生回国一年半后还未分配工作》的材料。这位留法博士叫李武强，1970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后被分配到陕北富县广播站工作。1980年2月，他考入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是我国“文革”结束后首批派出去的公费留学生。1982年，李武强以优异成绩获得巴黎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巴黎大学校长要他留在法国搞科研，他回答说：“我们国家四化建设刚刚起步，‘机器人’研究也才开始，我应回去报效祖国。”想不到他回到北京后，有关部门却没有将他当成宝贵的人才，而是互相推诿、扯皮，一年半过去了仍然没有分配他的工作。后来竟以“等待分配”为由，将他退回到原单位富县广播站。县广播站没有他所学专业的用武之地，就把他当成一个壮劳力，整天派他干些爬杆、架线、修理舌簧喇叭、往山上扛水泥等杂事。他曾三赴西安、两进北京，从中央到地方找了几十个部门和单位，结果都吃了“闭门羹”，几百页上诉材料全部退回。县广播站还批评他“不安心工作”，“这山望着那山高”。胡耀邦看了这篇材料后十分震惊，他批示道：“这个典型必须引起我们严重警惕。人事组织部门确有些工作极端马虎、卑视知识、不学无术的人，组织部门、人事部门不引进一大批热衷四化、积极上进的优秀干部，并坚决把某些不称职的人调走，我看要打开组织、人事部门的新局面是困难重重的。”邓小平则批示：“请国务院检查。天天讲缺人，有人不能、不会用，为什么？是谁的责任？如何纠正？需要弄清楚。”中央书记处经过研究，于12月20日作出决定：从中央到地方成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小组，由主管组织工作的各级党委书记任组长，组织部长任副组长，设立专门办公室，由组织部长兼办公室主任。接着，在全国自上而下进行了一次知识分子政策检查、落实工作，李武强的工作也迅速得到了调整。
知识分子的知己
胡耀邦被知识分子引为知己。他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如此。
1979年6月，曾被诬为“极右分子”20多年、“文革”后重新担任新华社记者的戴煌，采写中纪委常委扩大会议新闻，将新闻稿送请胡耀邦审阅。当天午夜，胡耀邦让人通知戴煌：明晨7时去他家商量修改。次日清晨，胡耀邦向戴煌谈了新闻稿如何修改的意见，说还要补充一些重要内容。接着他就一见如故地同戴煌谈起了端正党风、改革开放、反腐败、同心同德搞四化等，足有一个多小时，直到要赶去中南海开会。戴煌说，你要补充的这些内容，会上没有讲，这个新闻稿不能加进去。他赞许了戴煌的不同意见“说得很对”，决定新闻稿不用发了。他还说自己要赶去开会了，刚才说的一些意见，请戴煌代为转达给中紀委领导人。作为一名记者，戴煌从未遇到过这样豁达明快、平易朴实、谦逊纳言、又如此尊重、信赖人的领导人，使他难以忘怀。
胡耀邦为了熟悉和了解文艺界的情况，1979年夏，把几位作家请到家里来，进行无拘无束的座谈，详细倾听他们的各种意见，自己只是偶尔插话几句。平易近人，热情对话，使座谈更加深入、具体。有些作家爱把自己创作的文稿送给胡耀邦征求意见，他就尽量抽出时间来阅读。对梁信的电影剧本《赤壁大战》，看了后亲自回信说“很欣赏”。李准写了一个名为《冤孽》的剧本，描写一个老太太收养了一个日本孤儿，后来孤儿回国了，写信回来说，日本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奶奶了。有人向中央告状说这是一个卖国主义的剧本。胡耀邦听了表示不相信，使李准受到很大鼓舞。有作家要求面谈，胡耀邦也尽量安排时间让其到家里来会见。至于有的知识分子上访到他家，他则一一责成有关部门负责答复和解决。因此，他所住的灯市西口富强胡同一时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熟知的地方。
1982年2月4日下午，胡耀邦邀请6位科技人员到中南海勤政殿来座谈我国当前的科技政策，听取他们的意见长达2个多小时，会后还合影留念。这是他在1月13日出席科技体制改革座谈会时有感于同科学家联系太少而采取的措施。此后他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去外地考察，只要一有机会，就常常同科学家见面，听取他们对各个方面的意见、建议。1985年7月，他去新疆考察，特地前往某火箭卫星发射试验基地和某核试验基地，看望长年奋战在西北荒漠中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战士，赞扬他们生活上、环境上甘居下游，而干的是保卫祖国安全、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事业，是“身居最下游，志在最高峰”，中国征服宇宙的第一代人。他还提出“希望文艺工作者多到这里来看看，唱唱《十五的月亮》，互相鼓舞和支援。
胡耀邦在许多细微之处都体现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与关爱。1983年初夏，广东给中南海送来一批鲜荔枝，胡耀邦也分到了一份。但是他没有留给自己和家里人吃，而是让人分送给艾青、臧克家、马海德等人尝鲜，使他们很感动。据说当年茅台酒厂发现了两瓶最古老的好酒，一瓶送给邓小平，一瓶送给胡耀邦。胡耀邦舍不得喝，就送给了爱喝酒的聂卫平，还告诉他要兑其他酒才能喝。聂也舍不得，收藏了起来。后来胡耀邦听说聂卫平要把这瓶酒留作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参加世界杯的庆功酒，很是赞成，又将珍藏的一瓶虎骨酒送给了聂卫平。这瓶虎骨酒也颇有一番来历：建国初期高岗在东北亲手打死一只老虎，用虎骨泡了一坛酒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让人将这坛酒埋在地下。后来埋酒的人不知去向，这坛酒也就被遗忘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清理毛泽东的遗物时才发现这坛酒。后来分装了十几瓶分送给中央的领导人，胡耀邦也分得了一瓶。他把这瓶弥足珍贵的酒送给了聂卫平。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献身事业、报效祖国的强烈爱国心。胡耀邦深知这一点，并且竭力为他们报效祖国创造条件。1979年4月，他看到中国科学院报送的一个文件，提出要增补学部委员（即现今的院士），充分发挥学部委员的作用，即表示完全赞成，认为已经过去24年了，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早应当成为学部委员，并且应当充分发挥学部委员的学术领头作用和对国家建设的参谋、顾问作用。
1981年5月11日，增选扩大400人的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隆重举行，胡耀邦同邓小平等领导人出席开幕式表示祝贺。20日大会闭幕那天，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邀请全体学部委员到中南海来做客。在大家参观了中南海的一些景点后，还在怀仁堂举行座谈。胡耀邦在座谈会上说，这次学部委员大会是把全国最优秀的、最有威望的科学泰斗组织了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强大的领导集团。这意味着中国科学院的天空升起了一个巨大光芒的星团，将更好地照亮中国科学事业的前进道路，指引我国的科学大军披荆斩棘，满怀信心，向现代化的科学高峰前进。他向科学界提出两点希望：第一点，深入生产实际找任务。第二点，是希望用主人翁姿态工作。他说：“最近我看到有一副对联说，‘风声雨声不吱声了此一生；国事大事不问事平安无事’。我主张把它改一改，改成：‘风声雷声悲哀声枉此一生；险事难事天下事争当勇士’。”
胡耀邦希望科学家以主人翁姿态深入实际找课题的讲话，在科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1982年3月22日给胡耀邦写了一封长信，谈了自己20多年来深入工厂、农村，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的亲身体会，深深感到科学家要深入生产实际找课题，把科学理论与生产实际联合起来，很不容易，且有风险，如果领导上再不大力支持，就更是阻力重重。即使决心下了，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只有如此做，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才有希望。他还在信中列举了自己在有生之年打算做的事情。
华罗庚这封信写出10天，就接到胡耀邦的亲笔复信。胡耀邦用饱蘸浓墨的毛笔写了7页宣纸。他亲切地写道：“几十年来，你给予人们认识自然界的东西，毕竟超过了自然界赋予你的东西。如果自然界能宽限你更多日子，我希望你能把你一生为科学而奋斗的动人经历，以回忆的形式写下来，留给年轻人。你那些被劫走失散的手稿中的一些最重要的观点和创见，能不能夹在其中叙述呢。完成了它，我认为就是你在科学上的超额贡献了。科学的门路非常广阔，但科研功夫必须非常坚实。我们这些门外汉并不反对有些同志继续作纯理论性的研究，去探索还没有为人类认识的新领域、新原理。但我们更希望更多的同志投身到新技术新工艺攻关的行列中去，从而把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推向前进。我没有看过《圣经》。前些天偶然看到一本小册子上引用了它上面的一个故事：古代巴比伦人决心建造一座通天塔。这件事触怒了上帝，上帝使这些梦想上天的人内部不和，在如何建造通天塔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结果使这件事成了泡影。现在，中国人接过了巴比伦人没有实现的理想。那个愚弄巴比伦人的上帝又不存在了。中国科学工作者能不能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地为这个工程而英勇献身呢？如果能，我认为，它的成功，是可以计日而就的。”
这封信充满了对科学家的深情，同时以一个《圣经》中的故事，引申出了希望中国科学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共同建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通天塔”。
为统战对象落实政策不能含糊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业界人士、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士、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上层人物、归国华侨和去台人员的家属等，在我国通称为统战对象，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是宝贵的人才。在10年“文革”中很多人被批斗、抄家，许多人失去工作，失去住房，他们的子女、亲属受株连，遭折磨。胡耀邦对此痛心疾首，与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人多次议论，并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要求各级党委和有关单位迅速平反他们的冤假错案，落实对他们的各项政策。他认为这是恢复和加强统战工作的基础，也是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的起码条件，首先要抓紧做好。他注意到全国政协和各级政协是统战对象云集的地方，便推荐抗大的老战友彭友今到全国政协去工作，并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政协系统落实政策的任务很重，要派得力干部认真抓好。后来在他的关心和推动下，全国政协专门成立了一个“落实政策办公室”，派出几个小组分赴各地，有力地推动了这项工作。对于落实政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他总是不遗余力地着手解决。上海几个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几万平方米的私房，在“文革”中被部队占用了，在落实政策过程中难以解决。胡耀邦得知这一情况后，即让全国政协召开一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政协秘书长会议，把各地一些应该解决而无法解决的问题集中起来，写成报告。他将这个报告直接送给中央军委和有关部门的领导研究解决。上海的房子就是在中央军委派出干部去上海，最后部队全部退出，并且加以整修后“完壁归赵”的。
胡耀邦于1979年和1980年多次批示：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落实工作要认真检查，一个人一个人地落实。他代表中央明确宣布：对30多年前原国民党的起义、投诚人员，“不论其历史罪恶大小，均不应加以追究，必须严格贯彻党的既往不咎的政策。凡因追究历史问题造成的错判、错处理的，应一律纠正做出结论，不得留尾巴。”对于去台湾人员在祖国大陆的家属，胡耀邦在一个材料上批示：“要一视同仁，不得歧视。凡因在台湾有亲属被错误处理的，都应复查改正。”至于对旅居大陆的台湾同胞，胡耀邦强调：“政治上要一视同仁，冤假错案要认真落实，生活上要安排，并在各方面优先照顾。”正是在胡耀邦的关心和推动下，中央统战部和有关部门积极为45万余名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了政策，为15万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在政治上平了反，纠正了冤假错案。
多少年来在“左”倾错误之下，热爱祖国的归侨、侨眷、归国知识分子以及有海外关系的人中，受到歧视、怀疑、审查以至蒙冤受屈的数量相当大。胡耀邦认为拨乱反正，就要 落实对他们的各项政策。他说，首先要充分肯定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同国外的亲属、友人有交往、通信或某些个人接触，是正常的，因此而被戴上“特务”、“特嫌”帽子的，都应平反。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对因海外关系，在政治上被错误对待的，应立即改正。对他们的冤假错案，全错的全纠，部分错的部分纠正；含冤致死的要昭雪。”“被株连子女要予以解脱”，要“通知他们所在的单位，消除影响，全面解脱”。胡耀邦的这些话，不仅得到广泛赞许，在海外华人和国际友人中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增加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亲近感。
然而，为众多统战对象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阻力之大远远超过了其他方面。为了推动有关部门和各地认真做好这件大事，胡耀邦在许多会议上一再强调，并批示了不少文件材料。他于1981年1月6日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要狠抓民主党派、起义军官、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要一个人一个人地落实。”针对一些干部的思想障碍，1979年1月4日他在一个材料上语重心长地批道：“平反冤假错案，正是为了稳定和发展形势，不是翻烙饼。把过去做错了的事情坚决改正过来，这是忠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具有革命胆识的表现，体现了我們共产党人对革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这是和右倾机会主义毫不相干的。如果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尊重事实，不坚持原则，知错不改，将错就错，那才是怯弱的机会主义态度。”这年12月20日，他在全国人事局长会议上讲话说：“现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成绩很大，但是有些地方尾巴还相当大。一定要把干部政策、民族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各行各业的干部政策都要落实好。”胡耀邦从一些来信来访中发现：有些领导机关在落实政策工作中只是停留在上边发号召、讲空话，而没切切实实地解决问题，使得许多案件转来转去长时间得不到解决，他要求各地方、各部门认真改正过来。他在1982年1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要求把落实政策的工作最后做好。他说，唐朝文学家韩愈在做潮州刺史的时候，写过一篇《祭鳄鱼文》。当时潮州一带鳄鱼为害，韩愈在文章中通令鳄鱼限期回到大海里去。他这样说：“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那就是“冥顽不灵”，就要以抗命论处。现在我们不妨也套用一下韩愈这番话，我们说：一年不落实，三年；三年不落实，五年；五年不落实，七年。同志们，今年再搞一年，是六年，明年再搞一年，就是七年。七年还不落实，谓之冥顽抗命，这难道不是公公道道的吗？
仅从以上所举数例可以看出，胡耀邦为推动有关部门和各地做好统战对象的政策落实工作是一直牵挂在心头并竭力促其完成的。
胡耀邦虽然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他倡导的注重知识、尊重人才正日渐深入人心。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和知识分子愈来愈受到重视。每当知识分子充分发挥自身才干为社会作出贡献时，他们忘不了为自己搭建起平台的知己——胡耀邦，他永远镌刻在知识分子的心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