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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读关于鲁迅的书，看过这样一个情节，多少年了总也忘不了，倘若遇到窝火的事，鲁迅每每会说：“他们再要这样，我就找公洽当兵去!”想着一个一米五六的小老头儿，一面吸着烟，一面挥手戟指，觉得鲁迅这个人真是太可爱了。他说的公洽，是他的绍兴同学陈仪，一起赴日留学，归国后长期在军界任职，上世纪20年代，就是军长了。
我的境况，自然不能跟鲁迅相比。但是，天下的蠢人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喜欢模仿。当然，蠢人的窝火的事也特别多。每当此时，就由不得想到鲁迅的这句话，由不得想说一句：“他们再要这样，我就……”找谁呢?一想就想到了孙庚午先生。
这是写文章，只能说是孙庚午先生。实际上，平日见了面，我总是叫他“孙书记”，虽说这只是他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职务，后来他的职务要高得多，但我还是愿意这样叫。一则显得亲切，再则也是一种身份的证明，这就好比当着一个将军，别人都叫军长、司令，你却只叫他团长。一听就是老部下嘛。
所以这样作想，当然是缘于一种自信，自信有了事找他，他肯定会为我办的。比如，我在本单位实在待不下去了，去他那个机关当个门房、零工什么的，他好意思不安排吗?
这自信绝非空想，而是有事实依据的。有比这个更难的事。他都为我办过。这不过是调动工作。在他来说，该是小菜一碟。谁敢说以韩某人的资历和才干，当不了一个机关的杂役或者门房呢?
他为我办的一件大事，是为我的祖父平反昭雪。
我的祖父韩儒昌，1906年生人，曾在运城读过中学，后来当过小学教员。解放前后，在当时的临晋县城开了一家染料商店。公私合营后，因为他有点文化，人也能干，便转为县商业局正式职工。长期担任临猗县纺织品公司临晋门市部的副主任。然而。就在我上大学的第二年——1966年春天，“四清运动”后期，被戴上“富农分子”帽子，开除公职，回村劳动。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受的屈辱可想而知。1970年7月，就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一个月。他老人家终于忍受不了心灵的痛苦。在我家门前的一棵老槐树上了断了自己的生命。享年64岁。
对于这种事，无论是在德州司法部门工作的父亲，还是在汾西县当中学教员的我。都不能有任何表示。因为任何不恰当的表示，都会被诬为“对文化大革命心怀不满。为富农分子翻案”，一个不在了。再白白地贴进去一个，这个家就彻底完了。
终于等到了1978年冬天，我参加汾西县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在一个叫前加楼的村子下乡。偶然看到报上有为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世的干部平反昭雪的报道，便隐隐约约地觉得，时机到了。于是，便给临猗县革命委员会写了一封信，申诉冤情，要求平反。不久便接到县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马涛同志的一封信，说孙庚午书记将我的信批转他处理。
话说起来简单，事情远不像我想想像得那么容易。假期刚回到老家，我就跑到县公安局、县商业局去申诉。在公安局听到的说法是：“四清”中处理了那么多的人，就数韩儒昌一案定性最为准确。意思是铁案如山。谁也别想翻了。
假期满了，我又去见孙书记，把公安局那些话重复了一遍。他说：“你先回汾西吧，这种事急不得，我们慢慢办。”
过了一年。到了1980年2月，县革命委员会发布临落复字[80]第六号文件，正式为我祖父平反昭雪。明确决定：撤销“四清运动”中给其戴“富农分子”帽子的决定。按照正常死亡对待。善后工作由原单位按政策处理。
在当时，解决这种事。必须要有相当的勇气。以“县革委会”的名义下发文件，这规格够高的。多少年了。我一直疑心，祖父当年的平反，在商业局和公安局仍有很大的阻力。劝解无效而又决心已定，孙书记和马副书记只禄破格行事，以他们管得了的部门的名义发文。因为，以祖父先前的职务，根本不够“县革委会”发文的资格。
顺便插一句，文件上最后说善后工作云云，有人劝我，拿上这个文件去找县商业局，他们该给补发工资。还有一位亲戚，搞农村信贷工作，有揽储任务，一天跑来找我，说你祖父平反了，补发了一大笔钱，希望能存在他那儿。我说，哪儿有的事，我们只求政治上平反，一分钱也不会索要，如果花了这笔钱，怎么对得起祖父所受的屈辱?
这件事成为一道桥梁。二十多年来，无论什么时候见到孙庚午先生，我都是恭恭敬敬。不敢有丝毫怠慢。他有什么事，只要我能办的，一定会尽心尽力。这不，就在不久前，孙先生来我家，说他离休后，协助一位省里的老领导。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事。各县市都有这方面的模范人物，事迹很感人，希望我能下去写写他们。要是别人，我一定会客气地告诉他。这样的人物通讯。县里通讯组的人就能写得了，我绝不会做这样的事。但是，对孙先生，我能说什么呢。只有爽快地答道：“孙书记。听你的!”
孙先生临走时，给我留下一本他新出的书，叫《我的人生足迹》。夏日的夜晚，没有一丝风，溽热异常。灯下，我翻看着孙先生的书。先是欣赏书中的照片。年轻的时候，孙先生真可说是英俊潇洒，一表人才。他高挑的身材，饱满的天庭，敏锐自信。套用时尚的说法，该是“酷毕”了。
再看他的经历，有许多是我过去不了解的，比如，抗日战争后期，他上中学时，运城为日本人占据。为了不受日本人的气，他毅然去吕梁山里投考了贺龙中学，从此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他那一茬领导干部里，他算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工作，视写稿投稿为赏心乐事，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后，许多报告也都是亲自撰写。这样，书里就收入了不少他写的通讯文章与工作报告。说是人生的足迹。的确称得上名至实归，文采斐然。
夜深了，起风了，一边翻阅。一边漫无边际地寻思——心术和容貌是不是有些关联?像孙先生这样的领导干部，不管任何年代，都是兢兢业业地工作，踏踏实实地做人。升迁不能说迅忽，声名不能说震响，然而，在一个县市工作多年，总能留下政声，负责一个厅局，总能有所建树。中国社会几十年来。历经动乱反复，磕磕碰碰，而国脉不伤，元气仍旺，除了这样那样的原因外，是不是也与储备了这样一批人品好、素质高的基层干部有关呢?
我从未做过行政工作，也不懂怎样选拔干部、任用人才。究竟如何为官、如何任贤，也只是想想而已。不过，可以肯定的只有一条，那就是：人有恩德，当谨记在心。知恩图报，才是做人的本分。
我的境况，自然不能跟鲁迅相比。但是，天下的蠢人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喜欢模仿。当然，蠢人的窝火的事也特别多。每当此时，就由不得想到鲁迅的这句话，由不得想说一句：“他们再要这样，我就……”找谁呢?一想就想到了孙庚午先生。
这是写文章，只能说是孙庚午先生。实际上，平日见了面，我总是叫他“孙书记”，虽说这只是他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职务，后来他的职务要高得多，但我还是愿意这样叫。一则显得亲切，再则也是一种身份的证明，这就好比当着一个将军，别人都叫军长、司令，你却只叫他团长。一听就是老部下嘛。
所以这样作想，当然是缘于一种自信，自信有了事找他，他肯定会为我办的。比如，我在本单位实在待不下去了，去他那个机关当个门房、零工什么的，他好意思不安排吗?
这自信绝非空想，而是有事实依据的。有比这个更难的事。他都为我办过。这不过是调动工作。在他来说，该是小菜一碟。谁敢说以韩某人的资历和才干，当不了一个机关的杂役或者门房呢?
他为我办的一件大事，是为我的祖父平反昭雪。
我的祖父韩儒昌，1906年生人，曾在运城读过中学，后来当过小学教员。解放前后，在当时的临晋县城开了一家染料商店。公私合营后，因为他有点文化，人也能干，便转为县商业局正式职工。长期担任临猗县纺织品公司临晋门市部的副主任。然而。就在我上大学的第二年——1966年春天，“四清运动”后期，被戴上“富农分子”帽子，开除公职，回村劳动。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受的屈辱可想而知。1970年7月，就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一个月。他老人家终于忍受不了心灵的痛苦。在我家门前的一棵老槐树上了断了自己的生命。享年64岁。
对于这种事，无论是在德州司法部门工作的父亲，还是在汾西县当中学教员的我。都不能有任何表示。因为任何不恰当的表示，都会被诬为“对文化大革命心怀不满。为富农分子翻案”，一个不在了。再白白地贴进去一个，这个家就彻底完了。
终于等到了1978年冬天，我参加汾西县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在一个叫前加楼的村子下乡。偶然看到报上有为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世的干部平反昭雪的报道，便隐隐约约地觉得，时机到了。于是，便给临猗县革命委员会写了一封信，申诉冤情，要求平反。不久便接到县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马涛同志的一封信，说孙庚午书记将我的信批转他处理。
话说起来简单，事情远不像我想想像得那么容易。假期刚回到老家，我就跑到县公安局、县商业局去申诉。在公安局听到的说法是：“四清”中处理了那么多的人，就数韩儒昌一案定性最为准确。意思是铁案如山。谁也别想翻了。
假期满了，我又去见孙书记，把公安局那些话重复了一遍。他说：“你先回汾西吧，这种事急不得，我们慢慢办。”
过了一年。到了1980年2月，县革命委员会发布临落复字[80]第六号文件，正式为我祖父平反昭雪。明确决定：撤销“四清运动”中给其戴“富农分子”帽子的决定。按照正常死亡对待。善后工作由原单位按政策处理。
在当时，解决这种事。必须要有相当的勇气。以“县革委会”的名义下发文件，这规格够高的。多少年了。我一直疑心，祖父当年的平反，在商业局和公安局仍有很大的阻力。劝解无效而又决心已定，孙书记和马副书记只禄破格行事，以他们管得了的部门的名义发文。因为，以祖父先前的职务，根本不够“县革委会”发文的资格。
顺便插一句，文件上最后说善后工作云云，有人劝我，拿上这个文件去找县商业局，他们该给补发工资。还有一位亲戚，搞农村信贷工作，有揽储任务，一天跑来找我，说你祖父平反了，补发了一大笔钱，希望能存在他那儿。我说，哪儿有的事，我们只求政治上平反，一分钱也不会索要，如果花了这笔钱，怎么对得起祖父所受的屈辱?
这件事成为一道桥梁。二十多年来，无论什么时候见到孙庚午先生，我都是恭恭敬敬。不敢有丝毫怠慢。他有什么事，只要我能办的，一定会尽心尽力。这不，就在不久前，孙先生来我家，说他离休后，协助一位省里的老领导。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事。各县市都有这方面的模范人物，事迹很感人，希望我能下去写写他们。要是别人，我一定会客气地告诉他。这样的人物通讯。县里通讯组的人就能写得了，我绝不会做这样的事。但是，对孙先生，我能说什么呢。只有爽快地答道：“孙书记。听你的!”
孙先生临走时，给我留下一本他新出的书，叫《我的人生足迹》。夏日的夜晚，没有一丝风，溽热异常。灯下，我翻看着孙先生的书。先是欣赏书中的照片。年轻的时候，孙先生真可说是英俊潇洒，一表人才。他高挑的身材，饱满的天庭，敏锐自信。套用时尚的说法，该是“酷毕”了。
再看他的经历，有许多是我过去不了解的，比如，抗日战争后期，他上中学时，运城为日本人占据。为了不受日本人的气，他毅然去吕梁山里投考了贺龙中学，从此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他那一茬领导干部里，他算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工作，视写稿投稿为赏心乐事，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后，许多报告也都是亲自撰写。这样，书里就收入了不少他写的通讯文章与工作报告。说是人生的足迹。的确称得上名至实归，文采斐然。
夜深了，起风了，一边翻阅。一边漫无边际地寻思——心术和容貌是不是有些关联?像孙先生这样的领导干部，不管任何年代，都是兢兢业业地工作，踏踏实实地做人。升迁不能说迅忽，声名不能说震响，然而，在一个县市工作多年，总能留下政声，负责一个厅局，总能有所建树。中国社会几十年来。历经动乱反复，磕磕碰碰，而国脉不伤，元气仍旺，除了这样那样的原因外，是不是也与储备了这样一批人品好、素质高的基层干部有关呢?
我从未做过行政工作，也不懂怎样选拔干部、任用人才。究竟如何为官、如何任贤，也只是想想而已。不过，可以肯定的只有一条，那就是：人有恩德，当谨记在心。知恩图报，才是做人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