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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近几年所发现的档案文献资料证明,在二战时纳粹德国与同盟国之间激烈的原子较量中,德国人并非战后人们所认为的那般“一事无成”,而是差一点就在制造第一颗可用于实战部署的原子弹竞赛中拔取头筹,纳粹领导人甚至在投降前三周曾讨论过与同盟国展开小规模核战争的方案……
《希特勒的“原子弹”:纳粹德国核武器密档》
[德]赖纳·卡尔施[德]海科·彼得曼著闻立欣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6
定价:38.00元
1941年秋,海森伯格和冯·魏茨泽克曾有过一次“非同寻常”的哥本哈根之旅,之所以说非同寻常,主要是因为其间海森伯格与玻尔进行过一次“确切内容至今仍不为外界确切了解”的谈话。多少年以来,海森伯格-玻尔密谈始终是20世纪物理学史的一段公案,现在看来,这段插曲还是涉及纳粹德国核武器秘密研制史的一桩难解悬案。
玻尔与海森伯格之间的交往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而且关系绝非普通的师生情谊、学者缘分。用海森伯格的话说,他是“从索末菲那里学到了乐观精神,从哥廷根人那里学到了数学,从玻尔那里学到了物理学”的;海森伯格夫人伊丽莎白·海森伯格认为,玻尔在海森伯格心中的形象“如同父亲一般”。
海森伯格在1941年秋高气爽的季节踏上了丹麦的土地,但他所选择的时间点却有些不合时宜,那时,安徒生故乡的统治者是阿道夫·希特勒。1940年,欧洲大片土地沦为第三帝国占领区之后,当局通过在占领国和中立国设立冠以诸如“德意志文化研究所”等名称的科学或文化机构,用于宣传纳粹理念。在官方安排下,海森伯格也曾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上述地区展开“巡回演讲”。所以,保罗·罗斯在其所著《海森伯格与纳粹原子弹计划》一书中称,海森伯格此次游历哥本哈根带有“德国文化帝国主义”的符号。对于玻尔而言,祖国一夜之间被外族占领的感情创伤是难以抚平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与列队入城的德军士兵迎面相遇的场景使他大受刺激,玻尔对于来自强权邻居的客人——包括友人——抱有本能的戒备和困惑是可以理解的。正因如此,海森伯格下车伊始便让他那“如同父亲般”的导师顿生困惑之感。
海森伯格-玻尔密谈是此番扑朔迷离的“哥本哈根之旅”事件的核心。海森伯格在《物理学及其他》中曾用不多的笔墨记述道,当他与玻尔单独在一起时,对后者暗示“现在建造原子弹原则上是可能的,但那需要技术上做出巨大的努力和尝试,而且物理学家们也许应当问问自己,他们是否应该全然在这个领域工作”。伊丽莎白·海森伯格在《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回忆维尔纳·海森伯格》中也写道:“玻尔主要只听到一句话,说人们在德国已经知道原子弹可以制造,这话使他(玻尔)深为吃惊,并且惊慌到如此程度,以至听不进下面其他的话了。”与海森伯格一方的记述截然不同,玻尔的传记作者阿布拉罕·派斯在《物理、哲学和政治中的尼尔斯·玻尔的时代》(中译本名为《尼尔斯·玻尔传》)中引述玻尔之子(奥格·玻尔)的话说,玻尔的反应是愤慨,甚至怀疑海森伯格可能愿意通过某种方式和理由与纳粹政权合作。在以后许多年中,海森伯格对玻尔未能相信他而始终感到遗憾和吃惊,认为玻尔没有能理解他的本意,即“与他的国家和人民的联系,并不等于他同那个政权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一批涉及二战历史的档案资料陆续浮出水面,其中英国政府于1992年公开了对战后被关押在剑桥附近法姆堂庄园宅邸内10位德国科学家(海森伯格也在其中)谈话的窃听记录。为这份新资料某些内容所启发,托马斯·鲍尔斯撰写《海森伯格的战争:德国炸弹的秘密》一书,其中称海森伯格和冯·魏茨泽克1941年9月的丹麦之行另有目的,海森伯格是带有一种对从事核武器研发工作“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去拜访玻尔的,鲍尔斯并且断言,海森伯格不仅“消极”对待核武器研发,甚至“积极”破坏德国原子弹计划,最终致使其“步入死亡”。英国记者兼剧作家米歇尔·弗雷恩对此大感兴趣,更是以这次引发世人好奇心的访问作为素材,编写了两幕舞台剧《哥本哈根》并先后在欧美上演。鲍尔斯的书加上弗雷恩的戏,在公众中为海森伯格塑造了一个正直无私、机智大胆的“公共知识分子道德楷模”形象,但接踵而至的却是在科学史学者和物理学家中惹起了新一轮争论。有鉴于此,玻尔家族决定提前解密尼尔斯·玻尔部分档案。
2002年,哥本哈根尼尔斯·玻尔档案馆对外公布了部分玻尔写于1957～1962年的信函手稿(或草稿),其中包括生命最后几年中写给海森伯格但未寄出的信,内容涉及海森伯格和冯·魏茨泽克当年到访纳粹德国占领下的丹麦之事。在信函中,对于海森伯格和冯·魏茨泽克战后所做出的此行目的“是为了向玻尔提供帮助并寻求玻尔支持他们试图抢先阻止所有核武器出现”的澄清,玻尔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这两位德国物理学家的行为动机并非如此之“崇高”。
不难看出,导致半个多世纪前一段陈年旧事再度被拿出来热炒的,主要是弗雷恩和他那部剧作惹的祸。用舞台演绎手法诠释历史事实的尝试,只能造成一时的剧场轰动效应,无论如何是不能与迈特纳对哈恩的化学实验进行物理解释相提并论的。然而,玻尔从丹麦出走英国的经历,虽如同惊险大片中令人屏息的紧张情节,但那确实是发生过的事情。
1943年8月末,德国占领当局宣布在丹麦实施“战时法”。9月29日,身体里流淌着一半犹太血液的玻尔(他的母亲是犹太人)携家人于夜深人静之时乘一叶小舟偷渡到瑞典,他在斯德哥尔摩被送上一架英国政府运送外交邮袋的“蚊”式轰炸机,勉强坐进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卸掉炸弹的弹舱内,飞行员给他配备了救生衣和飞行面罩以及一只荧光棒,说万一在穿越德国控制空域遭到袭击时,他将不得不把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像炸弹一样投到冰冷的北海水面,如果运气好的话,这支荧光棒将会帮助他获救。当然,玻尔并没有被扔到北海里,而是顺利抵达英国。12月间,玻尔访问了“曼哈顿计划”的故乡洛斯阿拉莫斯,为美国的原子弹计划提供了科学和道义层面的支持。
当战争结束时,德国人手中显然并未掌握如同美国扔在日本那样的原子弹。我们或许可从另一角度思索和探询: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原子弹打击落在广岛和长崎,而不是法兰克福和柏林,对于海森伯格和他的同胞而言无疑是幸运的,这是否可以被认为是海森伯格-玻尔密谈的一个“副产品”呢?鉴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当时也没有第三者在场,当事者战后更不愿公开谈论此事,况且玻尔早在1957年就辞世,海森伯格也在1976年作古,“海森伯格-玻尔密谈”亦随二人遁入另一个世界。岁月年轮难以改变既定结论,“一段事关重大的对话从此走入历史,两位伟大学者之间的友谊也遭到了难以挽回的伤害”。“哥本哈根之旅”的历史真相依然被置于重重迷雾之中。
《希特勒的“原子弹”:纳粹德国核武器密档》
[德]赖纳·卡尔施[德]海科·彼得曼著闻立欣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6
定价:38.00元
1941年秋,海森伯格和冯·魏茨泽克曾有过一次“非同寻常”的哥本哈根之旅,之所以说非同寻常,主要是因为其间海森伯格与玻尔进行过一次“确切内容至今仍不为外界确切了解”的谈话。多少年以来,海森伯格-玻尔密谈始终是20世纪物理学史的一段公案,现在看来,这段插曲还是涉及纳粹德国核武器秘密研制史的一桩难解悬案。
玻尔与海森伯格之间的交往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而且关系绝非普通的师生情谊、学者缘分。用海森伯格的话说,他是“从索末菲那里学到了乐观精神,从哥廷根人那里学到了数学,从玻尔那里学到了物理学”的;海森伯格夫人伊丽莎白·海森伯格认为,玻尔在海森伯格心中的形象“如同父亲一般”。
海森伯格在1941年秋高气爽的季节踏上了丹麦的土地,但他所选择的时间点却有些不合时宜,那时,安徒生故乡的统治者是阿道夫·希特勒。1940年,欧洲大片土地沦为第三帝国占领区之后,当局通过在占领国和中立国设立冠以诸如“德意志文化研究所”等名称的科学或文化机构,用于宣传纳粹理念。在官方安排下,海森伯格也曾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上述地区展开“巡回演讲”。所以,保罗·罗斯在其所著《海森伯格与纳粹原子弹计划》一书中称,海森伯格此次游历哥本哈根带有“德国文化帝国主义”的符号。对于玻尔而言,祖国一夜之间被外族占领的感情创伤是难以抚平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与列队入城的德军士兵迎面相遇的场景使他大受刺激,玻尔对于来自强权邻居的客人——包括友人——抱有本能的戒备和困惑是可以理解的。正因如此,海森伯格下车伊始便让他那“如同父亲般”的导师顿生困惑之感。
海森伯格-玻尔密谈是此番扑朔迷离的“哥本哈根之旅”事件的核心。海森伯格在《物理学及其他》中曾用不多的笔墨记述道,当他与玻尔单独在一起时,对后者暗示“现在建造原子弹原则上是可能的,但那需要技术上做出巨大的努力和尝试,而且物理学家们也许应当问问自己,他们是否应该全然在这个领域工作”。伊丽莎白·海森伯格在《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回忆维尔纳·海森伯格》中也写道:“玻尔主要只听到一句话,说人们在德国已经知道原子弹可以制造,这话使他(玻尔)深为吃惊,并且惊慌到如此程度,以至听不进下面其他的话了。”与海森伯格一方的记述截然不同,玻尔的传记作者阿布拉罕·派斯在《物理、哲学和政治中的尼尔斯·玻尔的时代》(中译本名为《尼尔斯·玻尔传》)中引述玻尔之子(奥格·玻尔)的话说,玻尔的反应是愤慨,甚至怀疑海森伯格可能愿意通过某种方式和理由与纳粹政权合作。在以后许多年中,海森伯格对玻尔未能相信他而始终感到遗憾和吃惊,认为玻尔没有能理解他的本意,即“与他的国家和人民的联系,并不等于他同那个政权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一批涉及二战历史的档案资料陆续浮出水面,其中英国政府于1992年公开了对战后被关押在剑桥附近法姆堂庄园宅邸内10位德国科学家(海森伯格也在其中)谈话的窃听记录。为这份新资料某些内容所启发,托马斯·鲍尔斯撰写《海森伯格的战争:德国炸弹的秘密》一书,其中称海森伯格和冯·魏茨泽克1941年9月的丹麦之行另有目的,海森伯格是带有一种对从事核武器研发工作“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去拜访玻尔的,鲍尔斯并且断言,海森伯格不仅“消极”对待核武器研发,甚至“积极”破坏德国原子弹计划,最终致使其“步入死亡”。英国记者兼剧作家米歇尔·弗雷恩对此大感兴趣,更是以这次引发世人好奇心的访问作为素材,编写了两幕舞台剧《哥本哈根》并先后在欧美上演。鲍尔斯的书加上弗雷恩的戏,在公众中为海森伯格塑造了一个正直无私、机智大胆的“公共知识分子道德楷模”形象,但接踵而至的却是在科学史学者和物理学家中惹起了新一轮争论。有鉴于此,玻尔家族决定提前解密尼尔斯·玻尔部分档案。
2002年,哥本哈根尼尔斯·玻尔档案馆对外公布了部分玻尔写于1957～1962年的信函手稿(或草稿),其中包括生命最后几年中写给海森伯格但未寄出的信,内容涉及海森伯格和冯·魏茨泽克当年到访纳粹德国占领下的丹麦之事。在信函中,对于海森伯格和冯·魏茨泽克战后所做出的此行目的“是为了向玻尔提供帮助并寻求玻尔支持他们试图抢先阻止所有核武器出现”的澄清,玻尔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这两位德国物理学家的行为动机并非如此之“崇高”。
不难看出,导致半个多世纪前一段陈年旧事再度被拿出来热炒的,主要是弗雷恩和他那部剧作惹的祸。用舞台演绎手法诠释历史事实的尝试,只能造成一时的剧场轰动效应,无论如何是不能与迈特纳对哈恩的化学实验进行物理解释相提并论的。然而,玻尔从丹麦出走英国的经历,虽如同惊险大片中令人屏息的紧张情节,但那确实是发生过的事情。
1943年8月末,德国占领当局宣布在丹麦实施“战时法”。9月29日,身体里流淌着一半犹太血液的玻尔(他的母亲是犹太人)携家人于夜深人静之时乘一叶小舟偷渡到瑞典,他在斯德哥尔摩被送上一架英国政府运送外交邮袋的“蚊”式轰炸机,勉强坐进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卸掉炸弹的弹舱内,飞行员给他配备了救生衣和飞行面罩以及一只荧光棒,说万一在穿越德国控制空域遭到袭击时,他将不得不把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像炸弹一样投到冰冷的北海水面,如果运气好的话,这支荧光棒将会帮助他获救。当然,玻尔并没有被扔到北海里,而是顺利抵达英国。12月间,玻尔访问了“曼哈顿计划”的故乡洛斯阿拉莫斯,为美国的原子弹计划提供了科学和道义层面的支持。
当战争结束时,德国人手中显然并未掌握如同美国扔在日本那样的原子弹。我们或许可从另一角度思索和探询: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原子弹打击落在广岛和长崎,而不是法兰克福和柏林,对于海森伯格和他的同胞而言无疑是幸运的,这是否可以被认为是海森伯格-玻尔密谈的一个“副产品”呢?鉴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当时也没有第三者在场,当事者战后更不愿公开谈论此事,况且玻尔早在1957年就辞世,海森伯格也在1976年作古,“海森伯格-玻尔密谈”亦随二人遁入另一个世界。岁月年轮难以改变既定结论,“一段事关重大的对话从此走入历史,两位伟大学者之间的友谊也遭到了难以挽回的伤害”。“哥本哈根之旅”的历史真相依然被置于重重迷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