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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于自己祖先经济思想的探讨，甚至晚于对西洋经济思想的研究。早在进入本世纪的第三年时，梁启超就编印了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若干年后，同一个梁启超接受了西方经济思想，并以之为指导写出了《管子传》等文，成了研究我们祖先经济思想的嚆矢。从那以后，在長达数十年的近代中国，尽管有几位老前辈苦心经营，却没有出现过一部有头有尾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直到一九八一年，胡寄窗先生积压了近二十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问世，率先完成了我国首部完整的古代经济思想史。而最近出齐的叶世昌同志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则从古代一直写到近代，成为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怎么能不令人感到高兴呢？
《简史》的最大特点，在于围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经济概念和思想的演变而写。在古代部分，作者主要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义”(道德)“利”(物质利益)观点、财政思想、重农抑商论、贫富差别论、商品经营论、分工论等是如何步步发展的，描述了中国统治阶级各派人物对于土地制度变化的种种思想反映。读了这些，我们不难理解，为了维持高度中央集权化的封建国家，统治者怎样设计出一套套崇义抑利、存天理灭人欲理论，如何千方百计地寻讨既能安民心、又能捞大利的所谓“轻重”(国家调节物价)理论，如何逐步地由宋以前忧心忡忡地倡言“限田”转变到宋以后的反对限田。这些内容都反映了中国封建经济思想的独特性。当然，书中并未因此忽视我们祖先在现代经济学中的价值论、分配论等方面进发出来的火花，只是没有以此作为论述的重点。这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
在近代部分，作者又主要描述了鸦片战争阶段我国思想界因白银外流问题引起的货币思想争论，展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对农工商关系认识的深化，和他们由“塞漏卮”到“以工立国”的发展资本主义愿望和纲领的提出，分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上的分歧和共同点，等等。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在论及资产阶级两派经济思想时，比较讲究客观分析，并不因为改良派的政治保守性而否认其经济思想的积极部分。这一点，是前此的同类著作往往失之偏颇的。
《简史》作者还提出了许多与传统不同的观点。例如，人们一般习惯于认为“本”就是农，“末”就是商，重本抑末就是重农抑商。《简史》指出：“末”的概念并非一开始就指工商，在战国中期以前，“末”只是针对“雕文刻镂”、“锦绣纂组”等奢侈品而言，只是到了韩非手里，才把它扩大为指整个工商业，从而使重本抑末和重农抑商成为同一概念。到了地主阶级统治地位巩固的西汉时期，晁错回避地主对农民的兼并问题，而大声疾呼商人对农民的兼并，为以后两千年封建统治阶级不断鼓吹重农抑商制造了理论根据。由此，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虽有“工商皆本”说法，把日用品的生产和流通叫做本，把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称为末，这不过是对先秦诸子看法的重复，并不新鲜。如果要把“工商皆本”说看作资本主义萌芽的反映，那么，比黄宗羲早了一千多年提出相似观点的东汉王符，又要算什么思想家？又如，《管子·轻重》主要是西汉文、武帝时的作品，代表的是国家而不是商人阶级的思想；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萌生于鸦片战争以后，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而出现的，等等，也是不苟同于他人的一家之言。
读史使人明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借助于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原理，也不能不考虑我们民族数千年形成的概念。《简史》一编，为我们描绘了中国数千年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长画卷，对于我们了解国情，从事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册，一九七九年修订版，0.50元；中册，一九八三年版，1.35元；下册，一九八○年版，0.93元。)
《简史》的最大特点，在于围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经济概念和思想的演变而写。在古代部分，作者主要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义”(道德)“利”(物质利益)观点、财政思想、重农抑商论、贫富差别论、商品经营论、分工论等是如何步步发展的，描述了中国统治阶级各派人物对于土地制度变化的种种思想反映。读了这些，我们不难理解，为了维持高度中央集权化的封建国家，统治者怎样设计出一套套崇义抑利、存天理灭人欲理论，如何千方百计地寻讨既能安民心、又能捞大利的所谓“轻重”(国家调节物价)理论，如何逐步地由宋以前忧心忡忡地倡言“限田”转变到宋以后的反对限田。这些内容都反映了中国封建经济思想的独特性。当然，书中并未因此忽视我们祖先在现代经济学中的价值论、分配论等方面进发出来的火花，只是没有以此作为论述的重点。这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
在近代部分，作者又主要描述了鸦片战争阶段我国思想界因白银外流问题引起的货币思想争论，展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对农工商关系认识的深化，和他们由“塞漏卮”到“以工立国”的发展资本主义愿望和纲领的提出，分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上的分歧和共同点，等等。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在论及资产阶级两派经济思想时，比较讲究客观分析，并不因为改良派的政治保守性而否认其经济思想的积极部分。这一点，是前此的同类著作往往失之偏颇的。
《简史》作者还提出了许多与传统不同的观点。例如，人们一般习惯于认为“本”就是农，“末”就是商，重本抑末就是重农抑商。《简史》指出：“末”的概念并非一开始就指工商，在战国中期以前，“末”只是针对“雕文刻镂”、“锦绣纂组”等奢侈品而言，只是到了韩非手里，才把它扩大为指整个工商业，从而使重本抑末和重农抑商成为同一概念。到了地主阶级统治地位巩固的西汉时期，晁错回避地主对农民的兼并问题，而大声疾呼商人对农民的兼并，为以后两千年封建统治阶级不断鼓吹重农抑商制造了理论根据。由此，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虽有“工商皆本”说法，把日用品的生产和流通叫做本，把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称为末，这不过是对先秦诸子看法的重复，并不新鲜。如果要把“工商皆本”说看作资本主义萌芽的反映，那么，比黄宗羲早了一千多年提出相似观点的东汉王符，又要算什么思想家？又如，《管子·轻重》主要是西汉文、武帝时的作品，代表的是国家而不是商人阶级的思想；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萌生于鸦片战争以后，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而出现的，等等，也是不苟同于他人的一家之言。
读史使人明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借助于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原理，也不能不考虑我们民族数千年形成的概念。《简史》一编，为我们描绘了中国数千年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长画卷，对于我们了解国情，从事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册，一九七九年修订版，0.50元；中册，一九八三年版，1.35元；下册，一九八○年版，0.9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