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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20世纪，现代化，不平衡发展
[中图分类号]KO—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6-0005-02
一
20世纪开始的时候，世界上正在打两场战争，一场在亚洲东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另一场在非洲南部：英国人征服了荷兰人的后裔。两场战争都说明：工业文明正携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冲向全球，任何人想要抵挡它都是不可能的。古老的帝国会在它面前坍塌，欧洲的农垦殖民者也会在它面前退让。英国似乎是工业文明的体现者，它的庞大的帝国已经达到了顶峰。欧洲这时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各大洲似乎都衰落了。但不久后另一场战争却震动了整个世界：在日俄战争中，亚洲的日本人打败了欧洲的俄国人!于是人们发现：问题不在于是欧洲还是亚洲，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问题在于要不要现代化。事实上，这时一切民族都在做最后的选择：是维护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和古老的文明，还是变革，走上一条不归之路?“现代化”其实是不容选择的，20世纪就这样开始了它的行程。
为实行现代化，革命的浪潮卷向世界，它首先发生在俄国，接着又席卷亚洲，掠过欧洲，涌向南美，最后冲进了非洲。在革命中，旧的制度被推翻，新的民族站起来。在许多地方，革命又与民族解放战争交织在一起，殖民地摆脱了宗主国统治。20世纪，世界落后地区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动荡，战争与革命此起彼伏。这些都是落后国家为摆脱被宰割的命运而做的最后努力，其结果是亚非拉走上了现代化之路。20世纪是辉煌的世纪，它标志着亚非拉重新走上世界舞台。
但战争和革命是需要代价的，其伤痛也许要好几代人才能抚平；进而，它们未见得直接创造出新社会，以后的道路也许更曲折。因此，20世纪又是个苦难的世纪，亚非拉经受了太多的痛苦。
然而，革命与战争造就了许多新生的民族，缔造了许多民族国家。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只有在民族国家的保护下，才可能走上现代化之路。20世纪，落后地区发生了那么多的政治动荡，其真实的意义就在这里。相比之下，没有经历革命的地方虽然能庆幸它们避开了震荡，但仍旧躲避不了铸造民族国家的阵痛。像印度那样完全用非暴力和平主义铸造民族的国家后来还是经历了千辛万苦；不发达国家要想实行现代化，就首先要创造出适合现代化的政治条件，20世纪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二
相比之下，20世纪开始时西欧和北美却歌舞升平。这里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区，也是现代化的策源地，当世界其他地区还在为要不要接受现代化而痛苦地抉择时，西欧北美已基本上完成了现代化。19世纪它们经历了工业革命，社会的整合也逐步完成，像德国这样曾经落伍的国家，现代化的成就也已经斐然。但现代化的西欧北美却隐藏着深刻的危机，最大的危险来自民族对抗。西欧的民族国家形成很早，它们靠这个法宝走向现代化。但民族国家也会成为战争的根源，到20世纪，就引发了两场世界大战，导致全世界经受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灾难!一个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在欧洲似乎陷入困境：它曾保证了欧美实行现代化，但在欧美现代化接近尾声时，它好像走进了死胡同。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也面临危机，这个制度在欧美也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它是欧美现代化的执行方式。但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制度千疮百孔，它不仅阻碍经济发展，使经济危机频频发生；而且造成社会的畸形状态，使社会不平等越发明显。人们问：“现代化”的结果，就是建立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吗——少数人的挥霍建筑在多数人的痛苦之上?到后来，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也不能正常维持了：1929年，纽约股市一泻千里，世界经济瞬间倒塌。在经济崩溃的打击下，政治的怪胎在德、意、日形成，恶的势力一时间似乎能够吞没全球，而资本主义制度对此似乎一筹莫展。
但是，转机还是出现了，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自我更新，它经历了自身的“现代”化；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扭转了局面，它最终转变成“人民的战争”。战争结束时，一个时代也结束了，新的时代应该开始。
苏联的成就也吸引了人们，社会主义走上历史舞台。苏联的模式促使许多人进行思考：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方式是否更好?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现代化出现了新的格局。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道奇妙的分水岭：对西方国家来说，它似乎意味着现代化的结束；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它似乎又是现代化的开始。
西方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变化，其优势与劣势都已经十分清楚。战后西方开始更新自己，从而改变了西方世界发展的方向。更新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一是修补资本主义，二是修正民族国家。两个方向上都需要对几百年的历史进行反思，于是一方面出现“现代化理论”，另一方面出现“后现代主义”。
修补资本主义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改造资本所有权，使资本“人民化”；二是构建“福利国家”，实行社会“福利化”。资本“人民化”不是公有制，但它使“有产”和“无产”之间的对立变得模糊，社会结构也发生变化，一个纺锤形的社会结构出现了，据称它有很强的稳定性。在“福利化”方面，国家介入分配过程，使财富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缩小，同时又为民众拉开一张生存安全网。两方面的修补都意味着对私有制的触犯，但私有制的实质并没有改变。由于这些修补，战后西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现代”化。但是当资本主义被“现代”化之后，新的问题出现了：现代的社会被“现代”化，它是否在走向“后现代”?
西方也力图修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曾发挥过关键作用，没有民族国家就没有现代化。但民族国家的负面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也充分表现出来了，于是修正它的努力也从战后开始。修正的方向是企图“超越”民族国家，表现的方式是西欧“一体化”。但一体化并不是消灭民族国家，而是在民族国家之上和之下的层面上都对它进行“越位”，从而对它的主心骨——国家主权——实行分解。但是当民族国家被“超越”之后，另一个问题也立刻出现：如果说现代化的载体——民族国家已经被超越，那么西欧是否在超越“现代化”?
四
当西方在背离“现代”的时候，世界其他地方则在走向现代化；就许多地区而言，现代化好像才刚刚拉开帷幕。一大批新兴国家在战后涌现出来，几百年的殖民体系顷刻间瓦解了。新国家的出现为实行现代化创造了条件，现代化也因此而具有了真实的世界性质。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是在二战以后出现的，“全球化”因此才真的有意义。
然而正因为有“全球化”，才会形成“多样性”。首先，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差距太大，发达国家已经离开现代化了，不发达国家却还在努力向现代化里面走。比如说，对不发达国家来说，它们费了很大的劲才从发达国家那里学习到：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法宝，因此组建和维护民族国家就十分重要。然而当不发达国家正打算运用这个法宝去推进它们的现代化时，发达国家却已经在“超越”民族国家了，如此巨大的不平衡造成了尖锐的冲突。
其次，不发达国家之间也呈现巨大的差异，每一个地区甚至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特色。亚洲最大的问题是摆脱传统束缚，让古老的文明去适应现代化内容。亚洲在20世纪经历了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动荡，但是到20世纪末，亚洲现代化也取得最大的成就。拉美的问题是独立战争遗留下的，独立迄今近200年，拉美仍然在为独立战争没有解决的问题偿付债款；不过，它仍然能实行“低度发展”。非洲的问题是殖民主义造成的，但更严重的是部族主义在当代的蔓延，非洲多数地区仍然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非洲的现代化路途漫漫。中东则深陷在各种利益的争斗中，同时，它又把自己纠缠在要“现代”、还是“前现代”、或是某种特定文化意义上的独特的“现代”的无穷无尽的争执中，这使它一再错过了追求现代化的较佳机遇。看起来，不发达之间的不平衡，也许比发达和不发达之间的不平衡更加难以解决。
进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体现着差异性，它们的差异在20世纪很长时间中支配着世界。苏联在一战后建设社会主义，许多国家在二战后选择了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自己也很快多样化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分化。二战后，当资本主义开始修补自己时，社会主义也出现问题，社会主义也是要完善自己的。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到20世纪末变得非常重要了：苏联模式消失了，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的发展是不平衡的，20世纪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不平衡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特征之一，从“现代化”开始之日起，不平衡就是书写世界历史的主要作者。在20世纪结束、新世纪到来时，我们可以预期更尖锐的不平衡，因为全世界都被现代化席卷了，而现存的差异又十分惊人。现代化及其引发的不平衡发展是近现代历史主要的冲突来源，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如何在新世纪面对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人们认真对待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倪金荣]
[中图分类号]KO—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6-0005-02
一
20世纪开始的时候，世界上正在打两场战争，一场在亚洲东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另一场在非洲南部：英国人征服了荷兰人的后裔。两场战争都说明：工业文明正携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冲向全球，任何人想要抵挡它都是不可能的。古老的帝国会在它面前坍塌，欧洲的农垦殖民者也会在它面前退让。英国似乎是工业文明的体现者，它的庞大的帝国已经达到了顶峰。欧洲这时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各大洲似乎都衰落了。但不久后另一场战争却震动了整个世界：在日俄战争中，亚洲的日本人打败了欧洲的俄国人!于是人们发现：问题不在于是欧洲还是亚洲，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问题在于要不要现代化。事实上，这时一切民族都在做最后的选择：是维护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和古老的文明，还是变革，走上一条不归之路?“现代化”其实是不容选择的，20世纪就这样开始了它的行程。
为实行现代化，革命的浪潮卷向世界，它首先发生在俄国，接着又席卷亚洲，掠过欧洲，涌向南美，最后冲进了非洲。在革命中，旧的制度被推翻，新的民族站起来。在许多地方，革命又与民族解放战争交织在一起，殖民地摆脱了宗主国统治。20世纪，世界落后地区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动荡，战争与革命此起彼伏。这些都是落后国家为摆脱被宰割的命运而做的最后努力，其结果是亚非拉走上了现代化之路。20世纪是辉煌的世纪，它标志着亚非拉重新走上世界舞台。
但战争和革命是需要代价的，其伤痛也许要好几代人才能抚平；进而，它们未见得直接创造出新社会，以后的道路也许更曲折。因此，20世纪又是个苦难的世纪，亚非拉经受了太多的痛苦。
然而，革命与战争造就了许多新生的民族，缔造了许多民族国家。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只有在民族国家的保护下，才可能走上现代化之路。20世纪，落后地区发生了那么多的政治动荡，其真实的意义就在这里。相比之下，没有经历革命的地方虽然能庆幸它们避开了震荡，但仍旧躲避不了铸造民族国家的阵痛。像印度那样完全用非暴力和平主义铸造民族的国家后来还是经历了千辛万苦；不发达国家要想实行现代化，就首先要创造出适合现代化的政治条件，20世纪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二
相比之下，20世纪开始时西欧和北美却歌舞升平。这里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区，也是现代化的策源地，当世界其他地区还在为要不要接受现代化而痛苦地抉择时，西欧北美已基本上完成了现代化。19世纪它们经历了工业革命，社会的整合也逐步完成，像德国这样曾经落伍的国家，现代化的成就也已经斐然。但现代化的西欧北美却隐藏着深刻的危机，最大的危险来自民族对抗。西欧的民族国家形成很早，它们靠这个法宝走向现代化。但民族国家也会成为战争的根源，到20世纪，就引发了两场世界大战，导致全世界经受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灾难!一个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在欧洲似乎陷入困境：它曾保证了欧美实行现代化，但在欧美现代化接近尾声时，它好像走进了死胡同。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也面临危机，这个制度在欧美也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它是欧美现代化的执行方式。但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制度千疮百孔，它不仅阻碍经济发展，使经济危机频频发生；而且造成社会的畸形状态，使社会不平等越发明显。人们问：“现代化”的结果，就是建立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吗——少数人的挥霍建筑在多数人的痛苦之上?到后来，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也不能正常维持了：1929年，纽约股市一泻千里，世界经济瞬间倒塌。在经济崩溃的打击下，政治的怪胎在德、意、日形成，恶的势力一时间似乎能够吞没全球，而资本主义制度对此似乎一筹莫展。
但是，转机还是出现了，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自我更新，它经历了自身的“现代”化；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扭转了局面，它最终转变成“人民的战争”。战争结束时，一个时代也结束了，新的时代应该开始。
苏联的成就也吸引了人们，社会主义走上历史舞台。苏联的模式促使许多人进行思考：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方式是否更好?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现代化出现了新的格局。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道奇妙的分水岭：对西方国家来说，它似乎意味着现代化的结束；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它似乎又是现代化的开始。
西方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变化，其优势与劣势都已经十分清楚。战后西方开始更新自己，从而改变了西方世界发展的方向。更新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一是修补资本主义，二是修正民族国家。两个方向上都需要对几百年的历史进行反思，于是一方面出现“现代化理论”，另一方面出现“后现代主义”。
修补资本主义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改造资本所有权，使资本“人民化”；二是构建“福利国家”，实行社会“福利化”。资本“人民化”不是公有制，但它使“有产”和“无产”之间的对立变得模糊，社会结构也发生变化，一个纺锤形的社会结构出现了，据称它有很强的稳定性。在“福利化”方面，国家介入分配过程，使财富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缩小，同时又为民众拉开一张生存安全网。两方面的修补都意味着对私有制的触犯，但私有制的实质并没有改变。由于这些修补，战后西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现代”化。但是当资本主义被“现代”化之后，新的问题出现了：现代的社会被“现代”化，它是否在走向“后现代”?
西方也力图修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曾发挥过关键作用，没有民族国家就没有现代化。但民族国家的负面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也充分表现出来了，于是修正它的努力也从战后开始。修正的方向是企图“超越”民族国家，表现的方式是西欧“一体化”。但一体化并不是消灭民族国家，而是在民族国家之上和之下的层面上都对它进行“越位”，从而对它的主心骨——国家主权——实行分解。但是当民族国家被“超越”之后，另一个问题也立刻出现：如果说现代化的载体——民族国家已经被超越，那么西欧是否在超越“现代化”?
四
当西方在背离“现代”的时候，世界其他地方则在走向现代化；就许多地区而言，现代化好像才刚刚拉开帷幕。一大批新兴国家在战后涌现出来，几百年的殖民体系顷刻间瓦解了。新国家的出现为实行现代化创造了条件，现代化也因此而具有了真实的世界性质。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是在二战以后出现的，“全球化”因此才真的有意义。
然而正因为有“全球化”，才会形成“多样性”。首先，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差距太大，发达国家已经离开现代化了，不发达国家却还在努力向现代化里面走。比如说，对不发达国家来说，它们费了很大的劲才从发达国家那里学习到：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法宝，因此组建和维护民族国家就十分重要。然而当不发达国家正打算运用这个法宝去推进它们的现代化时，发达国家却已经在“超越”民族国家了，如此巨大的不平衡造成了尖锐的冲突。
其次，不发达国家之间也呈现巨大的差异，每一个地区甚至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特色。亚洲最大的问题是摆脱传统束缚，让古老的文明去适应现代化内容。亚洲在20世纪经历了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动荡，但是到20世纪末，亚洲现代化也取得最大的成就。拉美的问题是独立战争遗留下的，独立迄今近200年，拉美仍然在为独立战争没有解决的问题偿付债款；不过，它仍然能实行“低度发展”。非洲的问题是殖民主义造成的，但更严重的是部族主义在当代的蔓延，非洲多数地区仍然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非洲的现代化路途漫漫。中东则深陷在各种利益的争斗中，同时，它又把自己纠缠在要“现代”、还是“前现代”、或是某种特定文化意义上的独特的“现代”的无穷无尽的争执中，这使它一再错过了追求现代化的较佳机遇。看起来，不发达之间的不平衡，也许比发达和不发达之间的不平衡更加难以解决。
进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体现着差异性，它们的差异在20世纪很长时间中支配着世界。苏联在一战后建设社会主义，许多国家在二战后选择了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自己也很快多样化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分化。二战后，当资本主义开始修补自己时，社会主义也出现问题，社会主义也是要完善自己的。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到20世纪末变得非常重要了：苏联模式消失了，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的发展是不平衡的，20世纪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不平衡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特征之一，从“现代化”开始之日起，不平衡就是书写世界历史的主要作者。在20世纪结束、新世纪到来时，我们可以预期更尖锐的不平衡，因为全世界都被现代化席卷了，而现存的差异又十分惊人。现代化及其引发的不平衡发展是近现代历史主要的冲突来源，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如何在新世纪面对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人们认真对待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