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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随着在叙利亚打击极端组织的战事“取得成果”，美军已经打败了臭名昭著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然而，美军撤离叙利亚，并没有让世界获得太平，2019年这一年里，在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和络绎不绝的枪击事件中，国际社会面临的暴恐威胁变得更为严峻。在国际反恐斗争进入治乱新周期，如何反恐、靖乱和治乱，成为摆在世界面前的全球安全治理难题。
2019年12月24日，叙政府军与伊德利卜省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武装组织频繁交火，当地大批居民向叙土边境逃亡。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9年10月28日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最高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已在美国特种部队在叙利亚西北部地区采取的一次袭击行动中死亡。特朗普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在视频上目睹巴格达迪临死前的表现多么不堪入目，而且最后不忘得意地加上一句“我找了他三年了……”
从2014年起，“伊斯兰国”陆续占据叙利亚东北部和伊拉克北部大片区域，成为继“基地”组织之后危害最严重的恐怖组织。经过国际社会几年的共同打击，“伊斯兰国”2019年3月失去最后一个据点，呈穷途末路之势。而巴格达迪的死亡，表面上是美军在叙利亚采取袭击行动的战果，实际上，这可以被视为国际反恐合作的一个重大标志性胜利。
然而，不少国家也对美方宣布的巴格达迪死讯持“谨慎”乐观态度。虽然巴格达迪的死讯对“伊斯兰国”无疑是个沉重打击，有利于提振国际社会反恐信心，但就整体而言，中东地区反恐形势仍然任重而道远。国际社会有识之士也一再指出，恐怖组织在包括伊德利卜省在内的叙西北部地区不断扩大自身势力范围，是导致当地出现人道主义危机的根源，也是该地区安全稳定的重大隐患。
2011年，美军击毙拉登，而后“基地”组织出现了分裂。“伊斯兰国”就是2014年从“基地”组织的伊拉克分部自立门户演变而来的，其兴起与快速扩张主要是利用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内战冲突等混乱局势。结果趁着叙利亚内战的机会，后来闹得比“基地”组织还嚣张。
“伊斯兰国”崛起的原因是治理不力和教派纷争，而这种局面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并未得到改善，特别是库尔德人问题日益突出。此外，特朗普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使得巴以局势急转直下，加沙地带暴力事件明显升级。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哈迪政权之间的战争持续不断，也成为中东地区矛盾的另一个爆发点。这一切，使得中东地区滋生蔓延恐怖主义的土壤不仅未被铲除，反而更加肥沃，中东地区的社会动荡仍在继续。
除社会动荡、教派冲突，大国干涉也是导致恐怖主义在中东肆虐的重要因素。美国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使“基地”组织在伊拉克有了可乘之机;叙利亚内战又使“伊斯兰国”迅速崛起。而在军事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美国、俄罗斯，甚至土耳其和伊朗各自建立“反恐阵营”，寻找代理人。在打击“伊斯兰国”之外，代理人之间的相互厮杀不断，新的矛盾冲突再起。这种将反恐作为“工具”而不是“目的”的做法，很难真正遏制恐怖主义发展蔓延的势头。
拉登和巴格达迪死了，但是“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化整为零，作为恐怖组织仍然存在，其极端主义思想将继续在全球产生影响。
欧洲多国在2015年至2017年间遭遇一系列重大恐怖主义袭击，刀光剑影，至今令人记忆犹新。2019年欧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没有什么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但去年底斯特拉斯堡恐袭和2019年11月伦敦桥上的持刀杀人事件，都提醒着人们，恐怖袭击并没有远离欧洲。
2019年11月29日，英国伦敦桥上发生一起持刀伤人事件，袭击造成2名市民死亡，3人受伤。而伦敦桥在2017年6月3日曾发生恐怖攻击事件，3名“伊斯兰国”支持者驾车冲撞桥上行人，造成2人遇害，然后到附近的南端的波罗市场持刀刺殺6名民众。这起惨剧另造成48人受伤，3名恐怖分子均遭警方击毙。
引起媒体关注的是，2019年底的这次英国伦敦桥持刀伤人案的凶手奥斯曼·汗曾因实施恐怖犯罪入狱，2018年12月有条件获释。多家媒体报道说，类似奥斯曼·汗这样的极端恐怖分子不应该提前被释放出狱，危害公共安全。英国政府官员也表示，提前释放恐怖分子是一种错误，英国应该加强对恐怖分子的惩罚力度。2012年被判刑的9名奥斯曼·汗的同伙中，目前还有5人和奥斯曼·汗一样，被有条件释放，其中还包括当年团伙的头目。
尽管“伊斯兰国”日渐式微，但随着大批极端分子返回欧洲以及极端分子从监狱释放，欧洲遭遇恐怖袭击的风险在不断增加。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斯托克在去年初就说过，大批极端分子在未来几年将从欧洲的监狱释放，他们在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接受过专业训练，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思悔改，一旦释放很有可能发动“独狼式”恐怖袭击，这些“危险分子”是欧洲未来的重大安全隐患。
联合国负责反恐事务的副秘书长沃龙科夫2019年2月11日向安理会汇报的有关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恐怖威胁的第八份报告中指出，目前“伊斯兰国”及其分支组织活动比较隐蔽，但其领导层仍保持着影响力，且具有发动国际恐怖袭击的意图。其中，该组织中的外国武装分子的存在加剧了这种情况，他们中一部分正离开冲突地区，一部分已返回原籍，还有的即将从监狱中被释放。
“欧洲面临的另一重要安全威胁是来自本土的极端分子。”欧盟反恐总协调员科赫夫说，这些人在思想上受到恐怖组织的蛊惑。2019年12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生的恐怖袭击实施者谢卡特就属于这类人。谢卡特是一名北非裔，出生在法国，曾在法国、德国、瑞士多国入狱，罪名涉及盗窃、使用暴力等，警方推测他在服刑期间接触到极端主义思想。案发前，法国警方已将他列入“极端人员监视名单”。科赫夫说：“相比有组织的大规模恐怖袭击，无组织、随机的‘独狼式’恐怖袭击更加防不胜防。” 在欧洲遭遇多次重大恐怖袭击之后，欧盟成员国都建立了应对大规模恐袭机制，在最近两年中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比如法国就对内加强移民管理和反恐计划，对外加大与中东和北非国家的反恐军事合作。
“最近几年，在日益猖獗的恐怖威胁下，欧盟成员国在情报共享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由于安全事关各成员国主权，各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仍待加强，直到目前，欧盟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反恐政策。”科赫夫说，恐怖主义是欧洲各国面临的共同敌人，只有联合起来形成统一战线，才能有效打击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
2019年4月21日，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等地的4家酒店、3处教堂和一处住宅区发生连环爆炸，造成至少2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中国人在内的30多名外国人。案发时正值西方基督教复活节，众多信徒集聚教堂参加隆重的仪式活动，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追求广泛国际影响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也是2001年“9·11事件”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之一。
斯里兰卡2009年内战结束后，给外界树立了和平国度的良好形象，谁都没想到会发生震惊世界的惨案。而在此前一个多月，被视为世界最安全国家之一的新西兰也发生震惊全球的恐怖袭击，50人在针对清真寺的枪击中丧生。而2019年1月，在菲律宾苏禄省的天主教堂也发生了炸弹袭击案，造成至少27人死亡，77人受伤。针对教堂和清真寺发动袭击，隐约显现“文明冲突”的魅影，但更确切地说是“野蛮的冲突”。
偏安一隅，但仍未能免于恐怖主义侵袭。菲律宾、新西兰和斯里兰卡连环恐怖袭击事件警醒国际社会，恐怖主义正向更多的国家传播和蔓延，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确保百分百的安全。
2019年12月28日，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處公路检查站清晨遭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已造成79人死亡。
在非洲，形势也不容乐观，遭受恐怖主义渗透的风险日益升高，非洲反恐形势再次敲响了警钟。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索马里等非洲国家前不久接连发生恐袭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根据统计，去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因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位居全球第二，首次超过中东北非地区。
据经济与和平研究所的统计，在全球13个曾制造恐怖袭击，并造成超过100人死亡的极端组织中，有6个主要活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分析认为，由于一些非洲国家政局动荡，加上经济落后、部族矛盾交织，导致极端势力乘虚而入。
分析认为，受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经济落后、部族矛盾交织等因素的影响，极端势力加大了对非洲的渗透力度。非洲国家亟待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在2019年7月举办的第八届世界和平论坛“国际反恐形势的新发展与新特点”分论坛上，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陆忠伟认为，在伊斯兰国气数已尽后，现在的恐情新动向、新特点，尤其值得关注，并将其归纳为七点：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反恐格局和战争轴线发生了变化;后伊斯兰国时代的恐情特殊性和复杂性，表现在恐怖组织从死守城池向游击圣战的恐怖形态转变;伊斯兰国建政立国向基地网络型蜕变，他们在化整为零潜入地下，还乡蜇伏，这种隐蔽性以及分散性导致恐怖袭击的威胁呈多维性;伊斯兰国的技术队伍在不断提高;伊斯兰国覆灭之后，正在按照他们的B方案，它的残部向北非、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亚流窜，并且向非洲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渗透;本土恐怖势力与伊斯兰国重新整合，互传伎俩;远洋航行形势严峻，在非洲除了索马里、亚丁湾之外，近几年出没于几内亚湾和莫山比克海峡的海盗越来越多，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9年4月8日宣布，美国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美方称将采取必要手段威慑和破坏伊朗革命卫队的组织和活动，并制裁同伊朗革命卫队有经济往来的个人和实体。这是自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以来，美国对伊朗的又一次大规模制裁。这也是美国首次将一国的国家武装力量列为恐怖组织，这一危险政策举动给本已孱弱的国际反恐又一记重击。
将伊朗与恐怖主义挂钩只是美国制裁借口，行的是遏制之实。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京武少将就曾指出：一些国家把打击恐怖主义作为政策工具，谋求利益，使当前一段时间的国际反恐合作前景更加艰难。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中东国家翻云覆雨，给一些国家经济上造成困难、政治上颠覆原有政权，甚至直接出兵去攫取自己利益，埋下了中东等地区恐怖主义滋生的祸根。在叙利亚内战中，美国为了自己的私利，甚至纵容“伊斯兰国”去打击巴沙尔政权，结果导致其掉头反噬。
这些教训并没有让美国有一丝反省，反恐政策的工具性色彩反而更趋浓厚，以反恐为幌子打压他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美国的首要目标是遏制伊朗进一步扩张地区影响，而打击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反恐行动已不再是重点任务，对国际反恐的重视程度和资源投入明显减少。与此同时，美国大幅调整安全战略，将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遏制中国、俄罗斯等国。当国际反恐让位于大国竞争，动能明显不足。
此外，美国官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考虑调整全球军事部署，拟从西非地区大幅撤军。在西非反恐形势恶化之际，这一动向在美国政府内部以及西方盟友间引起非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安全研究所所长、反恐研究中心主任傅小强指出，国际暴恐威胁仍然处于近40年来的大周期。2019年国际反恐形势发生微妙变化：一方面国际恐怖和极端主义威胁并未因美国选择性忽视而削弱，另一方面国际反恐的力度和节奏却被美国任性打乱。他认为，世界反恐局势处于“伊斯兰国”崩溃之后的威胁外溢嬗变期，随着美国逐步减少反恐投入和从主要反恐战场抽身，国际反恐面临大国牵引力下降和国际反恐难以合力聚焦的难题。
中东地区乱局依旧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9年10月28日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最高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已在美国特种部队在叙利亚西北部地区采取的一次袭击行动中死亡。特朗普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在视频上目睹巴格达迪临死前的表现多么不堪入目，而且最后不忘得意地加上一句“我找了他三年了……”
从2014年起，“伊斯兰国”陆续占据叙利亚东北部和伊拉克北部大片区域，成为继“基地”组织之后危害最严重的恐怖组织。经过国际社会几年的共同打击，“伊斯兰国”2019年3月失去最后一个据点，呈穷途末路之势。而巴格达迪的死亡，表面上是美军在叙利亚采取袭击行动的战果，实际上，这可以被视为国际反恐合作的一个重大标志性胜利。
然而，不少国家也对美方宣布的巴格达迪死讯持“谨慎”乐观态度。虽然巴格达迪的死讯对“伊斯兰国”无疑是个沉重打击，有利于提振国际社会反恐信心，但就整体而言，中东地区反恐形势仍然任重而道远。国际社会有识之士也一再指出，恐怖组织在包括伊德利卜省在内的叙西北部地区不断扩大自身势力范围，是导致当地出现人道主义危机的根源，也是该地区安全稳定的重大隐患。
2011年，美军击毙拉登，而后“基地”组织出现了分裂。“伊斯兰国”就是2014年从“基地”组织的伊拉克分部自立门户演变而来的，其兴起与快速扩张主要是利用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内战冲突等混乱局势。结果趁着叙利亚内战的机会，后来闹得比“基地”组织还嚣张。
“伊斯兰国”崛起的原因是治理不力和教派纷争，而这种局面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并未得到改善，特别是库尔德人问题日益突出。此外，特朗普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使得巴以局势急转直下，加沙地带暴力事件明显升级。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哈迪政权之间的战争持续不断，也成为中东地区矛盾的另一个爆发点。这一切，使得中东地区滋生蔓延恐怖主义的土壤不仅未被铲除，反而更加肥沃，中东地区的社会动荡仍在继续。
除社会动荡、教派冲突，大国干涉也是导致恐怖主义在中东肆虐的重要因素。美国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使“基地”组织在伊拉克有了可乘之机;叙利亚内战又使“伊斯兰国”迅速崛起。而在军事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美国、俄罗斯，甚至土耳其和伊朗各自建立“反恐阵营”，寻找代理人。在打击“伊斯兰国”之外，代理人之间的相互厮杀不断，新的矛盾冲突再起。这种将反恐作为“工具”而不是“目的”的做法，很难真正遏制恐怖主义发展蔓延的势头。
拉登和巴格达迪死了，但是“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化整为零，作为恐怖组织仍然存在，其极端主义思想将继续在全球产生影响。
欧洲反恐难言乐观
欧洲多国在2015年至2017年间遭遇一系列重大恐怖主义袭击，刀光剑影，至今令人记忆犹新。2019年欧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没有什么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但去年底斯特拉斯堡恐袭和2019年11月伦敦桥上的持刀杀人事件，都提醒着人们，恐怖袭击并没有远离欧洲。
2019年11月29日，英国伦敦桥上发生一起持刀伤人事件，袭击造成2名市民死亡，3人受伤。而伦敦桥在2017年6月3日曾发生恐怖攻击事件，3名“伊斯兰国”支持者驾车冲撞桥上行人，造成2人遇害，然后到附近的南端的波罗市场持刀刺殺6名民众。这起惨剧另造成48人受伤，3名恐怖分子均遭警方击毙。
引起媒体关注的是，2019年底的这次英国伦敦桥持刀伤人案的凶手奥斯曼·汗曾因实施恐怖犯罪入狱，2018年12月有条件获释。多家媒体报道说，类似奥斯曼·汗这样的极端恐怖分子不应该提前被释放出狱，危害公共安全。英国政府官员也表示，提前释放恐怖分子是一种错误，英国应该加强对恐怖分子的惩罚力度。2012年被判刑的9名奥斯曼·汗的同伙中，目前还有5人和奥斯曼·汗一样，被有条件释放，其中还包括当年团伙的头目。
尽管“伊斯兰国”日渐式微，但随着大批极端分子返回欧洲以及极端分子从监狱释放，欧洲遭遇恐怖袭击的风险在不断增加。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斯托克在去年初就说过，大批极端分子在未来几年将从欧洲的监狱释放，他们在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接受过专业训练，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思悔改，一旦释放很有可能发动“独狼式”恐怖袭击，这些“危险分子”是欧洲未来的重大安全隐患。
联合国负责反恐事务的副秘书长沃龙科夫2019年2月11日向安理会汇报的有关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恐怖威胁的第八份报告中指出，目前“伊斯兰国”及其分支组织活动比较隐蔽，但其领导层仍保持着影响力，且具有发动国际恐怖袭击的意图。其中，该组织中的外国武装分子的存在加剧了这种情况，他们中一部分正离开冲突地区，一部分已返回原籍，还有的即将从监狱中被释放。
“欧洲面临的另一重要安全威胁是来自本土的极端分子。”欧盟反恐总协调员科赫夫说，这些人在思想上受到恐怖组织的蛊惑。2019年12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生的恐怖袭击实施者谢卡特就属于这类人。谢卡特是一名北非裔，出生在法国，曾在法国、德国、瑞士多国入狱，罪名涉及盗窃、使用暴力等，警方推测他在服刑期间接触到极端主义思想。案发前，法国警方已将他列入“极端人员监视名单”。科赫夫说：“相比有组织的大规模恐怖袭击，无组织、随机的‘独狼式’恐怖袭击更加防不胜防。” 在欧洲遭遇多次重大恐怖袭击之后，欧盟成员国都建立了应对大规模恐袭机制，在最近两年中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比如法国就对内加强移民管理和反恐计划，对外加大与中东和北非国家的反恐军事合作。
“最近几年，在日益猖獗的恐怖威胁下，欧盟成员国在情报共享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由于安全事关各成员国主权，各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仍待加强，直到目前，欧盟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反恐政策。”科赫夫说，恐怖主义是欧洲各国面临的共同敌人，只有联合起来形成统一战线，才能有效打击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
恐袭向更多国家蔓延
2019年4月21日，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等地的4家酒店、3处教堂和一处住宅区发生连环爆炸，造成至少2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中国人在内的30多名外国人。案发时正值西方基督教复活节，众多信徒集聚教堂参加隆重的仪式活动，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追求广泛国际影响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也是2001年“9·11事件”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之一。
斯里兰卡2009年内战结束后，给外界树立了和平国度的良好形象，谁都没想到会发生震惊世界的惨案。而在此前一个多月，被视为世界最安全国家之一的新西兰也发生震惊全球的恐怖袭击，50人在针对清真寺的枪击中丧生。而2019年1月，在菲律宾苏禄省的天主教堂也发生了炸弹袭击案，造成至少27人死亡，77人受伤。针对教堂和清真寺发动袭击，隐约显现“文明冲突”的魅影，但更确切地说是“野蛮的冲突”。
偏安一隅，但仍未能免于恐怖主义侵袭。菲律宾、新西兰和斯里兰卡连环恐怖袭击事件警醒国际社会，恐怖主义正向更多的国家传播和蔓延，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确保百分百的安全。
在非洲，形势也不容乐观，遭受恐怖主义渗透的风险日益升高，非洲反恐形势再次敲响了警钟。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索马里等非洲国家前不久接连发生恐袭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根据统计，去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因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位居全球第二，首次超过中东北非地区。
世界反恐局势处于“伊斯兰国”崩溃之后的威胁外溢嬗变期，随着美国逐步减少反恐投入和从主要反恐战场抽身，国际反恐面临大国牵引力下降和国际反恐难以合力聚焦的难题。
据经济与和平研究所的统计，在全球13个曾制造恐怖袭击，并造成超过100人死亡的极端组织中，有6个主要活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分析认为，由于一些非洲国家政局动荡，加上经济落后、部族矛盾交织，导致极端势力乘虚而入。
分析认为，受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经济落后、部族矛盾交织等因素的影响，极端势力加大了对非洲的渗透力度。非洲国家亟待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在2019年7月举办的第八届世界和平论坛“国际反恐形势的新发展与新特点”分论坛上，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陆忠伟认为，在伊斯兰国气数已尽后，现在的恐情新动向、新特点，尤其值得关注，并将其归纳为七点：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反恐格局和战争轴线发生了变化;后伊斯兰国时代的恐情特殊性和复杂性，表现在恐怖组织从死守城池向游击圣战的恐怖形态转变;伊斯兰国建政立国向基地网络型蜕变，他们在化整为零潜入地下，还乡蜇伏，这种隐蔽性以及分散性导致恐怖袭击的威胁呈多维性;伊斯兰国的技术队伍在不断提高;伊斯兰国覆灭之后，正在按照他们的B方案，它的残部向北非、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亚流窜，并且向非洲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渗透;本土恐怖势力与伊斯兰国重新整合，互传伎俩;远洋航行形势严峻，在非洲除了索马里、亚丁湾之外，近几年出没于几内亚湾和莫山比克海峡的海盗越来越多，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美国给世界反恐添乱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9年4月8日宣布，美国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美方称将采取必要手段威慑和破坏伊朗革命卫队的组织和活动，并制裁同伊朗革命卫队有经济往来的个人和实体。这是自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以来，美国对伊朗的又一次大规模制裁。这也是美国首次将一国的国家武装力量列为恐怖组织，这一危险政策举动给本已孱弱的国际反恐又一记重击。
将伊朗与恐怖主义挂钩只是美国制裁借口，行的是遏制之实。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京武少将就曾指出：一些国家把打击恐怖主义作为政策工具，谋求利益，使当前一段时间的国际反恐合作前景更加艰难。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中东国家翻云覆雨，给一些国家经济上造成困难、政治上颠覆原有政权，甚至直接出兵去攫取自己利益，埋下了中东等地区恐怖主义滋生的祸根。在叙利亚内战中，美国为了自己的私利，甚至纵容“伊斯兰国”去打击巴沙尔政权，结果导致其掉头反噬。
这些教训并没有让美国有一丝反省，反恐政策的工具性色彩反而更趋浓厚，以反恐为幌子打压他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美国的首要目标是遏制伊朗进一步扩张地区影响，而打击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反恐行动已不再是重点任务，对国际反恐的重视程度和资源投入明显减少。与此同时，美国大幅调整安全战略，将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遏制中国、俄罗斯等国。当国际反恐让位于大国竞争，动能明显不足。
此外，美国官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考虑调整全球军事部署，拟从西非地区大幅撤军。在西非反恐形势恶化之际，这一动向在美国政府内部以及西方盟友间引起非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安全研究所所长、反恐研究中心主任傅小强指出，国际暴恐威胁仍然处于近40年来的大周期。2019年国际反恐形势发生微妙变化：一方面国际恐怖和极端主义威胁并未因美国选择性忽视而削弱，另一方面国际反恐的力度和节奏却被美国任性打乱。他认为，世界反恐局势处于“伊斯兰国”崩溃之后的威胁外溢嬗变期，随着美国逐步减少反恐投入和从主要反恐战场抽身，国际反恐面临大国牵引力下降和国际反恐难以合力聚焦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