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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1999年，人们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袁泉的脸，已经过去将近20年了——那是娃哈哈纯净水的广告，袁泉22岁，还在读大学，人们立刻记住了她的脸和她那双明亮的眼睛。
这的确是一张有记忆点的脸，导演们也喜欢这张脸：长相欧化，高鼻深目，眉睫投下的阴影里都是隐忍心事，大笑的时候让人感动，微笑的时候让人心疼，这是一张有故事的脸，用编剧史航的话来说，“是你只配错过的好姑娘”。
专注确认自我，专注成长
将近20年过去了，这张脸也有了变化——更加瘦削，轮廓更加分明，眼窝比20年前还要更加深陷进去，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了明显皱纹，她40岁了。从娃哈哈广告里的白衣少女，变成了电视剧《我的前半生》里的唐晶，裹在她那些黑白灰大衣里，那张脸有着不可名状的孤独和隔绝之意。
袁泉几乎是对青春毫不留恋地来到了此时此刻，“契诃夫的很多剧，必须是到了40岁以后才能演。”她这样对我们说，对自己人生的新阶段向往不已。
演戏的她和不演戏的她，都在致力于同一件事——专注地确认自我以及专注地成长。
袁泉是一个巴不得“你看不见我”的人。她能享受独处，怕热闹，人一多就觉得累，见陌生人容易紧张。早年间她更多演话剧，因为舞台底下一片漆黑，她和观众分处两个空间，这让她感到自在。而在摄影机前，她觉得跟人的距离太近，“不如在台上自如”。
对演员来说，敏感是一项天赋，但像袁泉这样的敏感，已经未必完全是好事。开机时不同的副导演喊“预备、开始”的不同方式，都会对她的表演产生影响。“因为每个副导演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非常稳的，有的人是非常激昂的。我有的时候就是会因为这样一句话跳戏。”
所以，在剧组里，没事她也在现场，找一个角落待着，“我需要在现场感受他们拍摄的节奏、气氛，适应那句‘预备、开始’。当你在大氛围中觉得自如了，（演戏）就放松了。”
合作过的人，都对袁泉和她安安静静的角落印象深刻。2005年姚谦应孟京辉邀请为《琥珀》创作歌曲，接触下来，发现袁泉“总是习惯选择角落呆着，然而戏组里大部分人总会陆陆续续走过去跟她说些话，每个人跟她说话的时候声音都变轻了也变慢了。在喧闹的排练室里，小袁的那个角落总有种与世无争的安静气氛”。
对于我们，袁泉解释，这样的习惯，只是因为自己经验不够丰富，“这是属于我的一个方法。有很多演员可能不需要，他们有特别强的定力。”
《后会无期》里，韩寒对“默默坐在旁边”的袁泉印象深刻：“她是一个很低调的演员，来现场只有一个朋友做助手，有时候甚至一个人。默默坐在旁边，脑补走戏。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想麻烦别人。”
更让韩寒惊讶的是，“无论坐多久，我都没看见她把手机拿出来。”
生活里，她也是同样的庄静自持。生活中有人因为孩子一起上画画班而见到袁泉，她亲自接送女儿，孩子上课时和其他家长一样，坐在教室外的沙发上等两小时。只是其他家长玩手机、聊天，袁泉看自己带来的书，“很专注，从头到尾一直那么安静地看书。”以至于其他家长都不会去打扰她，“很佩服她。”
“我是一个挺慢的人”
“我是一个挺慢的人。”她解释自己身上这些“落伍”的部分。
但在我们看来，或许是她没有个体“跟上大时代”的焦虑，不需要追逐潮流以获得存在感，也不需要用流行的风格让自己讨人喜欢。
“我很庆幸我是属于我这个年代的演员。”袁泉对我们说，“我到现在也没有觉得我们身在一个娱乐圈，还觉得是一个演艺圈。也从来没有觉得我的作品、我的角色是用来娱乐观众的。职业是第一位，太过娱乐的那一面，跟自己关系并不大。”
在大众看来，她的幸运，可能是她的性格带来的。比如说，她觉得拍了《我的前半生》，“非常幸运”。当然，如今没有人会怀疑这样的论断，毕竟这部剧是2017年夏天的现象级作品，每个演员都获得了巨大的赞誉，落在袁泉身上，人们往往以“翻红”蔽之。
但外界认为的幸运，不是袁泉自己的。对她来说，“红”这件事，本不在演员这份职业的回报之中，观众的爱倒是的，但“那是另外一部分，演完之后的一部分”。幸运的主要感受，来自于感性经验，是“现在回忆起来都很开心”，是“可以在2016年秋天，在上海度过了那么愉快的两个多月”。
但不可避讳的是，《我的前半生》剧本给袁泉的时候，指名让她看的就是唐晶——女二号。
对于从唐晶开始认识袁泉的观众来说，这样的安排简直太理所当然。但对于关注她有些年头的人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袁泉这样的女演员的低就。她是中戏96班金花之一，刘烨与章子怡的同班同学，第一次拍戏就拿了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后来主攻话剧，奖项满贯，30岁入选中国话剧百年名人堂，成为最年轻的成员——其他成员，还有老舍、田汉、曹禺等如雷贯耳的大家。袁泉还出过两张唱片，制作人姚谦称她是自己“在大陆遇到的表演者中最特别的一位”。
特别或许在于，一开始的时候，她就对姚谦说明自己不跑商演，也明确，“音乐只是生命过程里的一点纪念”。因为她最珍视的，还是演戏。
不看番位，只看我想不想演
“你想过有一天你可能不演戏吗？”记者问袁泉。
“不会吧。应该可以演到老的，还有那么多精彩的角色没有演过呢。”她说。
但同时代演员都面临的“宿命”，她也难以避免：在专业能力之前，先要接受一轮市场的挑拣。在这个角度，很多演员顺应潮流地让自己明星化综艺化，只是为了在获得角色时多一点主动权。
袁泉则是一如既往地不配合。“对于我来讲，可能我这么多年做的选择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也没有觉得它对我的影响有多大。”
早年间她也接过口碑一般的作品，“但我其实没有选择过完全不动心的戏。对年轻演员来说，也是需要不停滚动的，因为你要熟悉这份工作。很多时候紧张、不够熟练，会让你演出效果达不到预期的那样。”她解释说。
现在她觉得自己过了那个阶段，选戏越发精细，但像 《黄金时代》《罗曼蒂克消亡史》这样大咖云集的文艺电影里，袁泉的排位已很难看出是几番——当然，或许与她的不争也有关。至于《我的前半生》，是她阔别电视剧后的回归之作，一开始就指定了女二号给她。
对一个不在意红不红的人来说，番位自然不是她会在意的：“我现在的状态是，这个角色身上有吸引人的地方，我就会考虑，对角色的选择不是一概而论的，是要看我的状态、我想不想扮演。”
在她心目中，其实并没有“话剧表演高于影视”之类的鄙视链。“只是演员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环境下进行表演，只有你的诠释到不到位，没有高下之分。对演员来说，在这三种不同形式里的感受是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享受。”
只是在目前的影视产业中，她想要的角色有点少。我们问她有没有大IP来找她，“也有。”
“你都拒绝了？”
她选择了一种比较委婉的表达：“没有说都拒了，只是说不管大IP，还是现实题材，这几年我已经不是那个勇敢的奋不顾身往前冲的状态，我有很多心思要放在家里。大IP这三个字本身对我是没有吸引力的。如果说有一个大IP项目里面的角色有吸引力，加上导演特别靠谱，制作特别精良，我会考虑。”
但还好，在眼前的“飞天遁地”或者“婆婆妈妈”之外，她还有一个话剧世界，这让她感觉特别幸运。
“有太多经典的角色，你必须40岁以上才能有资格扮演。比如说契诃夫的戏，我原来都是仰望的，但2016年开始我觉得慢慢地能够接近剧里角色的那些感受，阅历可能慢慢够了。”
她像嚴肃对待生活一样，严肃地对待那些角色。她停了下来，思考了一小会儿，仔细地斟酌着用词，试图将此描述清楚：“和角色的那种互动是心里特别需要的，能获得养分。有的角色让你似曾相识，有的角色让你看到你所期待的闪光的地方，你会知道你现在的心境和状态，适合怎样的角色。”
这的确是一张有记忆点的脸，导演们也喜欢这张脸：长相欧化，高鼻深目，眉睫投下的阴影里都是隐忍心事，大笑的时候让人感动，微笑的时候让人心疼，这是一张有故事的脸，用编剧史航的话来说，“是你只配错过的好姑娘”。
专注确认自我，专注成长
将近20年过去了，这张脸也有了变化——更加瘦削，轮廓更加分明，眼窝比20年前还要更加深陷进去，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了明显皱纹，她40岁了。从娃哈哈广告里的白衣少女，变成了电视剧《我的前半生》里的唐晶，裹在她那些黑白灰大衣里，那张脸有着不可名状的孤独和隔绝之意。
袁泉几乎是对青春毫不留恋地来到了此时此刻，“契诃夫的很多剧，必须是到了40岁以后才能演。”她这样对我们说，对自己人生的新阶段向往不已。
演戏的她和不演戏的她，都在致力于同一件事——专注地确认自我以及专注地成长。
袁泉是一个巴不得“你看不见我”的人。她能享受独处，怕热闹，人一多就觉得累，见陌生人容易紧张。早年间她更多演话剧，因为舞台底下一片漆黑，她和观众分处两个空间，这让她感到自在。而在摄影机前，她觉得跟人的距离太近，“不如在台上自如”。
对演员来说，敏感是一项天赋，但像袁泉这样的敏感，已经未必完全是好事。开机时不同的副导演喊“预备、开始”的不同方式，都会对她的表演产生影响。“因为每个副导演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非常稳的，有的人是非常激昂的。我有的时候就是会因为这样一句话跳戏。”
所以，在剧组里，没事她也在现场，找一个角落待着，“我需要在现场感受他们拍摄的节奏、气氛，适应那句‘预备、开始’。当你在大氛围中觉得自如了，（演戏）就放松了。”
合作过的人，都对袁泉和她安安静静的角落印象深刻。2005年姚谦应孟京辉邀请为《琥珀》创作歌曲，接触下来，发现袁泉“总是习惯选择角落呆着，然而戏组里大部分人总会陆陆续续走过去跟她说些话，每个人跟她说话的时候声音都变轻了也变慢了。在喧闹的排练室里，小袁的那个角落总有种与世无争的安静气氛”。
对于我们，袁泉解释，这样的习惯，只是因为自己经验不够丰富，“这是属于我的一个方法。有很多演员可能不需要，他们有特别强的定力。”
《后会无期》里，韩寒对“默默坐在旁边”的袁泉印象深刻：“她是一个很低调的演员，来现场只有一个朋友做助手，有时候甚至一个人。默默坐在旁边，脑补走戏。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想麻烦别人。”
更让韩寒惊讶的是，“无论坐多久，我都没看见她把手机拿出来。”
生活里，她也是同样的庄静自持。生活中有人因为孩子一起上画画班而见到袁泉，她亲自接送女儿，孩子上课时和其他家长一样，坐在教室外的沙发上等两小时。只是其他家长玩手机、聊天，袁泉看自己带来的书，“很专注，从头到尾一直那么安静地看书。”以至于其他家长都不会去打扰她，“很佩服她。”
“我是一个挺慢的人”
“我是一个挺慢的人。”她解释自己身上这些“落伍”的部分。
但在我们看来，或许是她没有个体“跟上大时代”的焦虑，不需要追逐潮流以获得存在感，也不需要用流行的风格让自己讨人喜欢。
“我很庆幸我是属于我这个年代的演员。”袁泉对我们说，“我到现在也没有觉得我们身在一个娱乐圈，还觉得是一个演艺圈。也从来没有觉得我的作品、我的角色是用来娱乐观众的。职业是第一位，太过娱乐的那一面，跟自己关系并不大。”
在大众看来，她的幸运，可能是她的性格带来的。比如说，她觉得拍了《我的前半生》，“非常幸运”。当然，如今没有人会怀疑这样的论断，毕竟这部剧是2017年夏天的现象级作品，每个演员都获得了巨大的赞誉，落在袁泉身上，人们往往以“翻红”蔽之。
但外界认为的幸运，不是袁泉自己的。对她来说，“红”这件事，本不在演员这份职业的回报之中，观众的爱倒是的，但“那是另外一部分，演完之后的一部分”。幸运的主要感受，来自于感性经验，是“现在回忆起来都很开心”，是“可以在2016年秋天，在上海度过了那么愉快的两个多月”。
但不可避讳的是，《我的前半生》剧本给袁泉的时候，指名让她看的就是唐晶——女二号。
对于从唐晶开始认识袁泉的观众来说，这样的安排简直太理所当然。但对于关注她有些年头的人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袁泉这样的女演员的低就。她是中戏96班金花之一，刘烨与章子怡的同班同学，第一次拍戏就拿了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后来主攻话剧，奖项满贯，30岁入选中国话剧百年名人堂，成为最年轻的成员——其他成员，还有老舍、田汉、曹禺等如雷贯耳的大家。袁泉还出过两张唱片，制作人姚谦称她是自己“在大陆遇到的表演者中最特别的一位”。
特别或许在于，一开始的时候，她就对姚谦说明自己不跑商演，也明确，“音乐只是生命过程里的一点纪念”。因为她最珍视的，还是演戏。
不看番位，只看我想不想演
“你想过有一天你可能不演戏吗？”记者问袁泉。
“不会吧。应该可以演到老的，还有那么多精彩的角色没有演过呢。”她说。
但同时代演员都面临的“宿命”，她也难以避免：在专业能力之前，先要接受一轮市场的挑拣。在这个角度，很多演员顺应潮流地让自己明星化综艺化，只是为了在获得角色时多一点主动权。
袁泉则是一如既往地不配合。“对于我来讲，可能我这么多年做的选择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也没有觉得它对我的影响有多大。”
早年间她也接过口碑一般的作品，“但我其实没有选择过完全不动心的戏。对年轻演员来说，也是需要不停滚动的，因为你要熟悉这份工作。很多时候紧张、不够熟练，会让你演出效果达不到预期的那样。”她解释说。
现在她觉得自己过了那个阶段，选戏越发精细，但像 《黄金时代》《罗曼蒂克消亡史》这样大咖云集的文艺电影里，袁泉的排位已很难看出是几番——当然，或许与她的不争也有关。至于《我的前半生》，是她阔别电视剧后的回归之作，一开始就指定了女二号给她。
对一个不在意红不红的人来说，番位自然不是她会在意的：“我现在的状态是，这个角色身上有吸引人的地方，我就会考虑，对角色的选择不是一概而论的，是要看我的状态、我想不想扮演。”
在她心目中，其实并没有“话剧表演高于影视”之类的鄙视链。“只是演员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环境下进行表演，只有你的诠释到不到位，没有高下之分。对演员来说，在这三种不同形式里的感受是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享受。”
只是在目前的影视产业中，她想要的角色有点少。我们问她有没有大IP来找她，“也有。”
“你都拒绝了？”
她选择了一种比较委婉的表达：“没有说都拒了，只是说不管大IP，还是现实题材，这几年我已经不是那个勇敢的奋不顾身往前冲的状态，我有很多心思要放在家里。大IP这三个字本身对我是没有吸引力的。如果说有一个大IP项目里面的角色有吸引力，加上导演特别靠谱，制作特别精良，我会考虑。”
但还好，在眼前的“飞天遁地”或者“婆婆妈妈”之外，她还有一个话剧世界，这让她感觉特别幸运。
“有太多经典的角色，你必须40岁以上才能有资格扮演。比如说契诃夫的戏，我原来都是仰望的，但2016年开始我觉得慢慢地能够接近剧里角色的那些感受，阅历可能慢慢够了。”
她像嚴肃对待生活一样，严肃地对待那些角色。她停了下来，思考了一小会儿，仔细地斟酌着用词，试图将此描述清楚：“和角色的那种互动是心里特别需要的，能获得养分。有的角色让你似曾相识，有的角色让你看到你所期待的闪光的地方，你会知道你现在的心境和状态，适合怎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