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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提出“五十而知天命”，邢昺、朱熹、傅斯年及刘宝楠等诸位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复杂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孔子所说的“天命”实则是拨乱反正“为东周”的政治使命。
关键词：知天命；易经；政治使命
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叙述了自己的思想发展历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这是圣人在去世前不久说的一段话，同时也留给后世无限的遐想和疑问。在这段话中，最难理解并且最有争议的一句就是“五十而知天命”。
一、前代学者对“五十而知天命”的见解
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注释“天命”时说：“孔子不是宿命论者，但也讲天命。后来的人虽然谈得很多，未必符合孔子本意。因此，这两个字暂不译出”。对于这句话，前人的解释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孔子50岁时通过读《易》，穷理尽性而知天命，天命即万物之理。邢昺解释说：“‘五十而知天命’者，命，天之所秉受者也。孔子四十七学《易》，至五十穷理尽性知天命之始终也。”在《四书集注》中，朱熹的解释是：“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知此，则知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这都是以万物之理来解释天命。
第二种，孔子50岁时意识到政治理想能否实现并不全在人的努力，而在于上天的意志，天命即宿命。傅斯年便持这一观点，他说：“孔子所谓知天命，指天之意志，决定人事之成败吉凶祸福者。……方其壮年，以为天生德于予，庶几其为东周也。及岁过中年，所如辄不合，乃深感天下事有不可以人力必成者。”
第三种，孔子50岁时意识到自己的美德乃上天赋予，按照仁义之道行事是上天赋予自己的使命，天命即德命。刘宝楠说：“盖夫子当衰周之时，贤圣不作久矣。及年至五十，得《易》学之，知其有得，……则知天之所以生己，所以命己，与己之不负乎天，故以知天命自任。”
二、对三种观点的疑问及否定
邢昺、朱熹及刘宝楠都提到了孔子五十岁左右学《易》的事情，那么孔子知天命与其学《易》是否有关呢？孔子在述而篇中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易经》是卜筮迷信之书，是论天命以道吉凶的，而“五十而知天命”明说要知天命，可见孔子是学过《易经》的，学了《易》便知天命而无大过。再次，孔子是承认天命的存在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与，同意，赞许；与命，即承认天命的存在。孔子又是主張知命的，他曾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把知天命提到为君子的高度来认识，可见孔子学过《易》不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五十而知天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是孔子晚年总结自己的人生成长、修养完善、境界提升过程所说的，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按杨伯峻的注文可理解为“让我多活几年，到五十岁的时候去学习易经，便可以没有大过错了”，可见这句话是五十岁之前说的，这样在时间上并不矛盾。既然五十岁之前孔子就读过《易经》，那么邢昺和朱熹的说法就存在可信点。
从历史文献记载上可知孔子于51岁时走上仕途，一直到68岁才对政治心灰意冷，转而从事教育和著述工作。如果他50岁时已经知道自己的宿命，那便不会有政治仕途了。孔子能以七十有二之高寿讲学著书，这在“七十古来稀”的古代实属罕见，与其颇为重视修身养性之道不无关系。所以，他不可能是宿命论者，傅斯年先生的观点没有历史史实的支撑。
孔子在“五十而知天命”前说过“三十而立”，按照杨伯峻先生的观点就是指三十岁时懂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礼仪的概念就包括了仁义之道，孔子在30岁时便已经具备了这种道德和使命感，无需在50岁时再次提出，所以，这样理解的话，第三种观点也站不住脚。
三、孔子的“知天命”
要准确理解孔子的这句话，还是要回归到他的思想本源上去。孔子崇尚周公，“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公一生克尽周礼，《尚书·召诰》：“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周公对天命了解深刻，故提倡“敬德保民”，制定礼乐文明，孔子就深受其礼乐文化的影响，恪守周礼，为周之天命奔波讲学。
由傅斯年先生的说法反面思考一下，我们其实可以将“五十而知天命”中的“天命”理解为政治使命。春秋末年，政权下移，周天子已是徒有虚名，许多诸侯也失去了其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力。在不少诸侯国内，控制政局的是个别大夫乃至家臣。就鲁国而言，公室受制于三桓，而三桓受制于其个别家臣。有一段时间，季孙氏家臣阳虎成为鲁国实际执政者。对于这种局面，孔子评论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在孔子看来，执国政者由天子下降到陪臣，天下混乱已经到达顶点了。孔子长期从事古代文化研究，有知识、有能力、有信心担负起治乱这一社会责任。鲁定公八年，即孔子50岁时，阳虎倒台，加之公山弗扰的邀请，“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欲借其权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东周”。由此推理，孔子所说的“知天命”应该就是认识到自己担负的拨乱反正的政治使命。但因堕三都的失败，孔子不得已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继续寻找实现其拨乱反正政治使命的机会。
“知天命”是孔子一生中的大事，是他由学习古代文化知识、进行个人道德修养阶段向应用知识、兼济天下阶段转变的关节点。孔子认为，“知天命”是一个人修养成君子的重要条件。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在孔子看来，君子不仅要独善其身，还要积极干预社会，兼济天下。孔子对“天命”的体悟，与春秋末年各国周文化的衰落、鲁国具体的政治环境的变化及其个人的学识、抱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邢昺.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朱熹.论语集注[M].山东：齐鲁书社，1992
[4]傅斯年.傅斯年全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5]刘宝楠.论语正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陆晴晴（1989～），女，汉族，河北衡水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专业魏晋南北朝文学方向。
关键词：知天命；易经；政治使命
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叙述了自己的思想发展历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这是圣人在去世前不久说的一段话，同时也留给后世无限的遐想和疑问。在这段话中，最难理解并且最有争议的一句就是“五十而知天命”。
一、前代学者对“五十而知天命”的见解
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注释“天命”时说：“孔子不是宿命论者，但也讲天命。后来的人虽然谈得很多，未必符合孔子本意。因此，这两个字暂不译出”。对于这句话，前人的解释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孔子50岁时通过读《易》，穷理尽性而知天命，天命即万物之理。邢昺解释说：“‘五十而知天命’者，命，天之所秉受者也。孔子四十七学《易》，至五十穷理尽性知天命之始终也。”在《四书集注》中，朱熹的解释是：“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知此，则知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这都是以万物之理来解释天命。
第二种，孔子50岁时意识到政治理想能否实现并不全在人的努力，而在于上天的意志，天命即宿命。傅斯年便持这一观点，他说：“孔子所谓知天命，指天之意志，决定人事之成败吉凶祸福者。……方其壮年，以为天生德于予，庶几其为东周也。及岁过中年，所如辄不合，乃深感天下事有不可以人力必成者。”
第三种，孔子50岁时意识到自己的美德乃上天赋予，按照仁义之道行事是上天赋予自己的使命，天命即德命。刘宝楠说：“盖夫子当衰周之时，贤圣不作久矣。及年至五十，得《易》学之，知其有得，……则知天之所以生己，所以命己，与己之不负乎天，故以知天命自任。”
二、对三种观点的疑问及否定
邢昺、朱熹及刘宝楠都提到了孔子五十岁左右学《易》的事情，那么孔子知天命与其学《易》是否有关呢？孔子在述而篇中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易经》是卜筮迷信之书，是论天命以道吉凶的，而“五十而知天命”明说要知天命，可见孔子是学过《易经》的，学了《易》便知天命而无大过。再次，孔子是承认天命的存在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与，同意，赞许；与命，即承认天命的存在。孔子又是主張知命的，他曾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把知天命提到为君子的高度来认识，可见孔子学过《易》不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五十而知天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是孔子晚年总结自己的人生成长、修养完善、境界提升过程所说的，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按杨伯峻的注文可理解为“让我多活几年，到五十岁的时候去学习易经，便可以没有大过错了”，可见这句话是五十岁之前说的，这样在时间上并不矛盾。既然五十岁之前孔子就读过《易经》，那么邢昺和朱熹的说法就存在可信点。
从历史文献记载上可知孔子于51岁时走上仕途，一直到68岁才对政治心灰意冷，转而从事教育和著述工作。如果他50岁时已经知道自己的宿命，那便不会有政治仕途了。孔子能以七十有二之高寿讲学著书，这在“七十古来稀”的古代实属罕见，与其颇为重视修身养性之道不无关系。所以，他不可能是宿命论者，傅斯年先生的观点没有历史史实的支撑。
孔子在“五十而知天命”前说过“三十而立”，按照杨伯峻先生的观点就是指三十岁时懂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礼仪的概念就包括了仁义之道，孔子在30岁时便已经具备了这种道德和使命感，无需在50岁时再次提出，所以，这样理解的话，第三种观点也站不住脚。
三、孔子的“知天命”
要准确理解孔子的这句话，还是要回归到他的思想本源上去。孔子崇尚周公，“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公一生克尽周礼，《尚书·召诰》：“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周公对天命了解深刻，故提倡“敬德保民”，制定礼乐文明，孔子就深受其礼乐文化的影响，恪守周礼，为周之天命奔波讲学。
由傅斯年先生的说法反面思考一下，我们其实可以将“五十而知天命”中的“天命”理解为政治使命。春秋末年，政权下移，周天子已是徒有虚名，许多诸侯也失去了其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力。在不少诸侯国内，控制政局的是个别大夫乃至家臣。就鲁国而言，公室受制于三桓，而三桓受制于其个别家臣。有一段时间，季孙氏家臣阳虎成为鲁国实际执政者。对于这种局面，孔子评论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在孔子看来，执国政者由天子下降到陪臣，天下混乱已经到达顶点了。孔子长期从事古代文化研究，有知识、有能力、有信心担负起治乱这一社会责任。鲁定公八年，即孔子50岁时，阳虎倒台，加之公山弗扰的邀请，“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欲借其权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东周”。由此推理，孔子所说的“知天命”应该就是认识到自己担负的拨乱反正的政治使命。但因堕三都的失败，孔子不得已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继续寻找实现其拨乱反正政治使命的机会。
“知天命”是孔子一生中的大事，是他由学习古代文化知识、进行个人道德修养阶段向应用知识、兼济天下阶段转变的关节点。孔子认为，“知天命”是一个人修养成君子的重要条件。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在孔子看来，君子不仅要独善其身，还要积极干预社会，兼济天下。孔子对“天命”的体悟，与春秋末年各国周文化的衰落、鲁国具体的政治环境的变化及其个人的学识、抱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邢昺.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朱熹.论语集注[M].山东：齐鲁书社，1992
[4]傅斯年.傅斯年全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5]刘宝楠.论语正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陆晴晴（1989～），女，汉族，河北衡水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专业魏晋南北朝文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