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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1929年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文艺新闻》。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洪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
他巧妙开拓情报来源，一人身兼五重身份
1931年10月，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特科的工作。1932年春，通过表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打入了中统内部。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并在期间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
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自然，这是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成为了三重间谍。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日本。
回国后，袁殊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开拓情报来源，于1937年4月加入了青洪帮。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区，在潘汉年的导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
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红帮、日伪，以及货真价实的中共秘密身份，则是五重身份了。这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最多面的间谍了。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自然，首先是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给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也就是这个时期，他立下了后来为历史所传颂的“两次大功”当中的一次。
他获取了日军南进情报，为苏军兵力部署提供有力支持
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自然，他首先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向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使我方避免了很大损失。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他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和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行动小组炸毁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1937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其中一员。当然，这事不仅潘汉年知道，军统也是知道的。后来根据潘汉年指令，事实上，是中央的具体部署并研究批准，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
潘汉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当时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有袁殊进入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而且延安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3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于是袁殊利用这个机构将大量情报发往延安。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袁殊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日本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吉三郎向袁透露，当前日本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一震。袁殊汇集和分析各方面的情报，认定南进已是日军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潘汉年立即将此情报报告延安。
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苏联这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人的兵力到西线。
到解放区一年后，敌人才发觉他的真实身份
自1937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未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份。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5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3站站长，被授予中将军衔。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双十”协定签订后，袁殊随军北撤。
时任华东组织部部长的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曾。从此，“曾达斋”的名字一直用了几十年。后来，他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1987年11月26日，袁殊逝世，享年76岁。
（摘自《解放军生活》）
他巧妙开拓情报来源，一人身兼五重身份
1931年10月，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特科的工作。1932年春，通过表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打入了中统内部。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并在期间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
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自然，这是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成为了三重间谍。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日本。
回国后，袁殊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开拓情报来源，于1937年4月加入了青洪帮。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区，在潘汉年的导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
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红帮、日伪，以及货真价实的中共秘密身份，则是五重身份了。这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最多面的间谍了。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自然，首先是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给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也就是这个时期，他立下了后来为历史所传颂的“两次大功”当中的一次。
他获取了日军南进情报，为苏军兵力部署提供有力支持
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自然，他首先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向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使我方避免了很大损失。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他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和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行动小组炸毁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1937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其中一员。当然，这事不仅潘汉年知道，军统也是知道的。后来根据潘汉年指令，事实上，是中央的具体部署并研究批准，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
潘汉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当时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有袁殊进入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而且延安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3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于是袁殊利用这个机构将大量情报发往延安。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袁殊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日本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吉三郎向袁透露，当前日本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一震。袁殊汇集和分析各方面的情报，认定南进已是日军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潘汉年立即将此情报报告延安。
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苏联这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人的兵力到西线。
到解放区一年后，敌人才发觉他的真实身份
自1937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未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份。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5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3站站长，被授予中将军衔。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双十”协定签订后，袁殊随军北撤。
时任华东组织部部长的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曾。从此，“曾达斋”的名字一直用了几十年。后来，他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1987年11月26日，袁殊逝世，享年76岁。
（摘自《解放军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