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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周日的早晨，悉尼的阳光和往常一样好。起床后，我按习惯烧水、铲猫砂、扔猫砂。接下来原本还有喝水、吃早餐等一系列安排。可事情只进行到“扔猫砂”这一步，一切就向着不可思议的方向滑了过去。
一
澳洲的电梯公寓每层都设有垃圾通道，免去了住户下楼的麻烦。我迷迷糊糊走到电梯旁，用右手拉开垃圾通道沉重的铁门，将左手伸进通道，还没来得及松开捏着猫砂袋子的前三个手指，挂在左手无名指和小指上的钥匙就率先掉了下去。我惺忪的睡眼看见粉红色的钥匙串在16楼垃圾通道的末端略微挣扎了一下，然后绝望地滑进了深渊。
我捏着猫砂，蓬头垢面地呆立在垃圾通道门口。如果这是部像《独自等待》一样的电影，现在这个定格画面的旁白一定是下面这句：
“就这样，那个周日的幸福突然冲下了垃圾桶。”
二
如果有人采访那个和我一同乘坐电梯下楼的瘦高个子深棕色头发的外国小男孩儿，他一定会做如下的描述：
“她穿的是胸前印着悉尼大学几个字的陈旧蓝灰色外套，肥大的绿色睡裤和一双鞋面褶皱且鞋标已经掉了一半的棕色雪地靴。哦，对了，她手上还捏着一小袋用过的猫砂。装在Woolworth水果区提供的食品袋子里。她看起来神情很慌乱，好像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我和小男孩一起到了一楼，本想去找物业，却忽然想起周末物业不上班。又匆匆去了负一楼、负二楼和负三楼，想要找垃圾通道的尽头。可不管哪一层都没有垃圾站的踪影。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垃圾通道也会拐弯。
我回到一层，绝望地坐在门厅的椅子上不断给物业经理肯思打电话。在我的电话和短信轰炸下，肯思终于回复了信息，告知我周日没有清洁工人上班。然后他表示可以来帮我打开垃圾车间的门，但因为不是工作日，所以我需要支付一笔二百四十刀的费用并且自己翻垃圾。
我一一同意后，他说自己会在二十五分钟后到。
在这二十五分钟里，华人业主微信群的群主给我送来了手套和口罩，并且祝我翻垃圾顺利，让我感到十分温暖且信心倍增。而我的一个朋友却给我打来电话劝说我直接放弃，有过同样遭遇的她表示根本不可能翻到。这反而激起了我的斗志。就好像《乘风破浪的姐姐》里蓝盈盈说的那句话：“只要他跟我说你不行，我就会燃起熊熊斗志，一定要行给你看。”
可十分钟之后，当我和肯思一起站在硕大的垃圾桶前时，我熊熊的斗志就被浇灭了一半。
三
垃圾房收拾得很干净，地上没有垃圾，房间里也没有明显异味。一红一黄两个及我肩膀高度的垃圾箱分立在两个垃圾通道的末端。红色的是一般垃圾，黄色的是可回收垃圾。大概是为了与丢弃物形状匹配，一般垃圾的通道是方形，而可回收垃圾的通道则被做成了圆形。两个通道上也贴上了标签表明各自身份。房间右侧还有一红一黄两个用于替换的垃圾桶。右侧墙面上悬挂着可以冲洗的高压水枪。
大概是因为人工成本很高，垃圾房的自动化也做得很好，左面墙上有几个按钮，可以实现移动垃圾箱以及垃圾箱满后自动发出警报等功能。因为周日清洁工人不上班，红色的垃圾箱几乎已经装满了。肯思按了墙上的一个按钮试图让它退出来，可因为通道里还有没掉落的垃圾，他尝试了几次都失败了。最后在放下一块隔板成功隔离了通道中的垃圾之后，红色的垃圾箱终于顺着轨道慢慢退了出来。
在将垃圾箱运到垃圾房停车位停下时，我调侃道：“要是我因为新冠病毒失业了就去应聘清洁工，毕竟今天之后我就有工作经验了。”
然而接下来的经历告诉我，这个工作经验并没有那么好获得。我们将备用垃圾桶打开，想要运到通道下方接住剩余的垃圾。可想必是因为工人休息，还没来得及清洗，空箱的盖子打开之后，一股恶臭从中升起，熏得我头昏眼花，涕泗横流，赶紧拿出邻居支援的口罩戴上。而我的战友肯思也节节败退，说要回办公室拿副口罩。
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感到十分抱歉，虽然是花了大价钱请来，但他的本职工作其实并不包括帮我翻垃圾。况且这原本应该是一个愉快的休息日早晨，让人家在垃圾房度过，心里真是有些过意不去。
四
在接完通道中的剩余垃圾后，我们将垃圾桶倾斜放倒在地面。按照扔垃圾的时间推算，我的钥匙很有可能在这一批刚从通道中接下来的垃圾里。
“整栋楼的秘密都在这里了！”我挽起袖子大声地说。一方面是给自己鼓舞士气，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这个倒霉的周日早晨显得不那么悲伤。然后我便拿着在角落找到的三齿钉耙开始翻找。虽然有三齿钉耙，却没有猪八戒三十六变中的一十二变。不然我就变成磁铁将钥匙直接吸出来，而不是笨拙地用耙子耙来耙去。
不过，在垃圾中看到自己昨天晚上扔下来的酷儿葡萄味饮料易拉罐让我信心大增，因为如果昨天的瓶子在这里，那么今早的钥匙准也在这堆垃圾里面。
“看！我昨天晚上扔的瓶子！”我高兴地说，好像名侦探柯南找到杀人凶手的线索一样洋洋得意。正得意着，却突然想起这瓶子原本应该扔进可回收垃圾通道，因为自己的懒惰才进了普通垃圾箱。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竟然这样露了陷。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我将耙子尾部指向一个黏在箱底的尿不湿，说道：“看哪，有人有孩子啦。”话刚说完，却发现耙子尖端正指着个避孕套的外包装。
我想原地消失。
五
在我的三齿钉耙耙开无数个垃圾袋，耙出了鱼骨头、啤酒瓶碎渣、鼠标外壳等等物品，又一遍遍耙过那个浅蓝色酷儿易拉罐后，我举着略微有些酸痛的胳膊悲伤地确认了钥匙不在这个垃圾箱里。
肯思将之前那个红色垃圾桶运回来，在我面前打开，满得已经有些溢出来的垃圾是刚才那个箱子里的五六倍。在我悲痛欲绝地站在垃圾箱的一角估计着大概需要多久才能把这些垃圾翻完时，对角线另一侧传来了肯思的声音：“嗨，我看你还是去配钥匙吧。这太难找了。”
在一排排垃圾的尽头我看见了他绝望的眼神，毁了别人周日的愧疚再次从心底升起。
大概是感觉到我的动摇，他乘胜追击，诚恳地说道：“只要一百多刀你就可以重新配齐所有房间钥匙。”
“只要一百多刀你就可以配齐所有房间钥匙。”我在心里默默地重复了一遍这句话，悲喜交加。不够丰富的人生阅历让我以为配钥匙远不止这个价钱，所以我才会出现在垃圾房，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勤勤恳恳地翻着垃圾。这让我想起小的时候自己爱吃土豆，我妈和二姨总逗我说你怎么老吃那么贵的东西。幼小的我便一直认为土豆十分昂贵，直到有一天进了菜场，无意间发现土豆只卖几毛钱。我不知道配钥匙很贵的认知是从哪里获得，但得知价格比想象中便宜很多的时候，我的心情和当年从菜贩子口中听到土豆的价钱时并没有什么两样。
人的成长或许就是如此简单，认知被一次次打破并重新建立，成为一个更加见多识广的自己。
与此同时，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沉没成本，代指已经付出且不可回收的成本。在这里，可以被认作是我的二百四十刀和翻垃圾付出的精力和体力。同时经济学又说，理性人在做决策时，不应当考虑沉没成本。
“好吧”，我说。作为一个已经成年十年有余的人，我决定理性一次，让沉没的就此沉没。
听闻我同意，肯思飞快地盖上垃圾桶的蓋子，也不将垃圾桶归位，也不等我将剩余的垃圾收拾干净便锁了门，然后便脚底生风一般同我一起匆匆离去。
六
我狼狈地回到家里之后，小猫跑过来围着我一圈一圈慢慢地转悠。它用力嗅着我的裤子和雪地靴——垃圾味道的铲屎官让它小小的脑袋里形成了大大的问号。我看着它质疑而嫌弃的眼神，恨不得说出两句猫语让它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扔猫砂”。
已经快十二点，饥肠辘辘的我打算吃点东西充饥然后洗澡，刚咬了一口面包便觉得味道和楼下的垃圾房一模一样，让我几乎要呕吐出来。放下面包喝了两口水，却觉得自己身上也开始缓慢散发出臭味，而且这味道越发浓郁。明明上楼时还没闻到，我百思不得其解。
然后我一拍脑门冲进厕所。
果然，猫又拉屎了。
（作者系援藏干部）
责编：何建娇
一
澳洲的电梯公寓每层都设有垃圾通道，免去了住户下楼的麻烦。我迷迷糊糊走到电梯旁，用右手拉开垃圾通道沉重的铁门，将左手伸进通道，还没来得及松开捏着猫砂袋子的前三个手指，挂在左手无名指和小指上的钥匙就率先掉了下去。我惺忪的睡眼看见粉红色的钥匙串在16楼垃圾通道的末端略微挣扎了一下，然后绝望地滑进了深渊。
我捏着猫砂，蓬头垢面地呆立在垃圾通道门口。如果这是部像《独自等待》一样的电影，现在这个定格画面的旁白一定是下面这句：
“就这样，那个周日的幸福突然冲下了垃圾桶。”
二
如果有人采访那个和我一同乘坐电梯下楼的瘦高个子深棕色头发的外国小男孩儿，他一定会做如下的描述：
“她穿的是胸前印着悉尼大学几个字的陈旧蓝灰色外套，肥大的绿色睡裤和一双鞋面褶皱且鞋标已经掉了一半的棕色雪地靴。哦，对了，她手上还捏着一小袋用过的猫砂。装在Woolworth水果区提供的食品袋子里。她看起来神情很慌乱，好像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我和小男孩一起到了一楼，本想去找物业，却忽然想起周末物业不上班。又匆匆去了负一楼、负二楼和负三楼，想要找垃圾通道的尽头。可不管哪一层都没有垃圾站的踪影。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垃圾通道也会拐弯。
我回到一层，绝望地坐在门厅的椅子上不断给物业经理肯思打电话。在我的电话和短信轰炸下，肯思终于回复了信息，告知我周日没有清洁工人上班。然后他表示可以来帮我打开垃圾车间的门，但因为不是工作日，所以我需要支付一笔二百四十刀的费用并且自己翻垃圾。
我一一同意后，他说自己会在二十五分钟后到。
在这二十五分钟里，华人业主微信群的群主给我送来了手套和口罩，并且祝我翻垃圾顺利，让我感到十分温暖且信心倍增。而我的一个朋友却给我打来电话劝说我直接放弃，有过同样遭遇的她表示根本不可能翻到。这反而激起了我的斗志。就好像《乘风破浪的姐姐》里蓝盈盈说的那句话：“只要他跟我说你不行，我就会燃起熊熊斗志，一定要行给你看。”
可十分钟之后，当我和肯思一起站在硕大的垃圾桶前时，我熊熊的斗志就被浇灭了一半。
三
垃圾房收拾得很干净，地上没有垃圾，房间里也没有明显异味。一红一黄两个及我肩膀高度的垃圾箱分立在两个垃圾通道的末端。红色的是一般垃圾，黄色的是可回收垃圾。大概是为了与丢弃物形状匹配，一般垃圾的通道是方形，而可回收垃圾的通道则被做成了圆形。两个通道上也贴上了标签表明各自身份。房间右侧还有一红一黄两个用于替换的垃圾桶。右侧墙面上悬挂着可以冲洗的高压水枪。
大概是因为人工成本很高，垃圾房的自动化也做得很好，左面墙上有几个按钮，可以实现移动垃圾箱以及垃圾箱满后自动发出警报等功能。因为周日清洁工人不上班，红色的垃圾箱几乎已经装满了。肯思按了墙上的一个按钮试图让它退出来，可因为通道里还有没掉落的垃圾，他尝试了几次都失败了。最后在放下一块隔板成功隔离了通道中的垃圾之后，红色的垃圾箱终于顺着轨道慢慢退了出来。
在将垃圾箱运到垃圾房停车位停下时，我调侃道：“要是我因为新冠病毒失业了就去应聘清洁工，毕竟今天之后我就有工作经验了。”
然而接下来的经历告诉我，这个工作经验并没有那么好获得。我们将备用垃圾桶打开，想要运到通道下方接住剩余的垃圾。可想必是因为工人休息，还没来得及清洗，空箱的盖子打开之后，一股恶臭从中升起，熏得我头昏眼花，涕泗横流，赶紧拿出邻居支援的口罩戴上。而我的战友肯思也节节败退，说要回办公室拿副口罩。
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感到十分抱歉，虽然是花了大价钱请来，但他的本职工作其实并不包括帮我翻垃圾。况且这原本应该是一个愉快的休息日早晨，让人家在垃圾房度过，心里真是有些过意不去。
四
在接完通道中的剩余垃圾后，我们将垃圾桶倾斜放倒在地面。按照扔垃圾的时间推算，我的钥匙很有可能在这一批刚从通道中接下来的垃圾里。
“整栋楼的秘密都在这里了！”我挽起袖子大声地说。一方面是给自己鼓舞士气，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这个倒霉的周日早晨显得不那么悲伤。然后我便拿着在角落找到的三齿钉耙开始翻找。虽然有三齿钉耙，却没有猪八戒三十六变中的一十二变。不然我就变成磁铁将钥匙直接吸出来，而不是笨拙地用耙子耙来耙去。
不过，在垃圾中看到自己昨天晚上扔下来的酷儿葡萄味饮料易拉罐让我信心大增，因为如果昨天的瓶子在这里，那么今早的钥匙准也在这堆垃圾里面。
“看！我昨天晚上扔的瓶子！”我高兴地说，好像名侦探柯南找到杀人凶手的线索一样洋洋得意。正得意着，却突然想起这瓶子原本应该扔进可回收垃圾通道，因为自己的懒惰才进了普通垃圾箱。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竟然这样露了陷。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我将耙子尾部指向一个黏在箱底的尿不湿，说道：“看哪，有人有孩子啦。”话刚说完，却发现耙子尖端正指着个避孕套的外包装。
我想原地消失。
五
在我的三齿钉耙耙开无数个垃圾袋，耙出了鱼骨头、啤酒瓶碎渣、鼠标外壳等等物品，又一遍遍耙过那个浅蓝色酷儿易拉罐后，我举着略微有些酸痛的胳膊悲伤地确认了钥匙不在这个垃圾箱里。
肯思将之前那个红色垃圾桶运回来，在我面前打开，满得已经有些溢出来的垃圾是刚才那个箱子里的五六倍。在我悲痛欲绝地站在垃圾箱的一角估计着大概需要多久才能把这些垃圾翻完时，对角线另一侧传来了肯思的声音：“嗨，我看你还是去配钥匙吧。这太难找了。”
在一排排垃圾的尽头我看见了他绝望的眼神，毁了别人周日的愧疚再次从心底升起。
大概是感觉到我的动摇，他乘胜追击，诚恳地说道：“只要一百多刀你就可以重新配齐所有房间钥匙。”
“只要一百多刀你就可以配齐所有房间钥匙。”我在心里默默地重复了一遍这句话，悲喜交加。不够丰富的人生阅历让我以为配钥匙远不止这个价钱，所以我才会出现在垃圾房，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勤勤恳恳地翻着垃圾。这让我想起小的时候自己爱吃土豆，我妈和二姨总逗我说你怎么老吃那么贵的东西。幼小的我便一直认为土豆十分昂贵，直到有一天进了菜场，无意间发现土豆只卖几毛钱。我不知道配钥匙很贵的认知是从哪里获得，但得知价格比想象中便宜很多的时候，我的心情和当年从菜贩子口中听到土豆的价钱时并没有什么两样。
人的成长或许就是如此简单，认知被一次次打破并重新建立，成为一个更加见多识广的自己。
与此同时，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沉没成本，代指已经付出且不可回收的成本。在这里，可以被认作是我的二百四十刀和翻垃圾付出的精力和体力。同时经济学又说，理性人在做决策时，不应当考虑沉没成本。
“好吧”，我说。作为一个已经成年十年有余的人，我决定理性一次，让沉没的就此沉没。
听闻我同意，肯思飞快地盖上垃圾桶的蓋子，也不将垃圾桶归位，也不等我将剩余的垃圾收拾干净便锁了门，然后便脚底生风一般同我一起匆匆离去。
六
我狼狈地回到家里之后，小猫跑过来围着我一圈一圈慢慢地转悠。它用力嗅着我的裤子和雪地靴——垃圾味道的铲屎官让它小小的脑袋里形成了大大的问号。我看着它质疑而嫌弃的眼神，恨不得说出两句猫语让它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扔猫砂”。
已经快十二点，饥肠辘辘的我打算吃点东西充饥然后洗澡，刚咬了一口面包便觉得味道和楼下的垃圾房一模一样，让我几乎要呕吐出来。放下面包喝了两口水，却觉得自己身上也开始缓慢散发出臭味，而且这味道越发浓郁。明明上楼时还没闻到，我百思不得其解。
然后我一拍脑门冲进厕所。
果然，猫又拉屎了。
（作者系援藏干部）
责编：何建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