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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民营企业获取牌照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的创业史
1985年4月13日，摆摊照相的个体户姜维拿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特批的第一张工商执照。这位大连个体户放下生意苦苦奔波三年，绝处逢生地获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出的第一张私企牌照。姜因此被称为“新中国私企第一人”。
“据说，发牌照时他（姜维）跑到当地工商局坐了2个小时没人理，那个局长不敢发，说‘我们革命就是为了消灭资本家’。”2008年11月14日，在泰康大厦接受《创业家》采访时，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如此谈起姜维。
我们无法忽略的是， 2 3 年前的那一刻，从此定格了中国人创业的某种程式——自此，牌照成为每一个私企诞生过程中最不可或缺的“准生证”。
1992年，陈东升下海创业。在以小平南巡为标志的“92派”官员下海潮中，陈东升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这位副局级官员下海瞄准的方向一是拍卖、一是人寿。陈遇到的最大的（甚至可以说惟一的）障碍是如何获得这两个行业的牌照，当年人们甚至不清楚拍卖公司是应该向文物局申请还是向文化局？而人寿保险牌照对政府来讲依然是陌生事物。
1994年，个体户李书福从台州跑到国家机械部门口，隔着门向一个扫地的人询问如何申请摩托车生产许可证，在遭到一番奚落后，李书福讪讪地回到了台州。3年后，在摩托车生产牌照上艰难挺进的李书福竟然试图进入汽车制造领域，而这一次在获得汽车目录（生产牌照）的过程中，李的经历几乎是九死一生。
1999年，吴鹰在古城西安目睹了万人空巷争购小灵通的一幕，但其时这位海归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小灵通能不能获得在中国的合法地位。
2003年，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跟随民企的重型化潮流进入电冶领域，在投入数十亿资金后，因为拿不到三四号机组的批文，这位全国人大代表骑虎难下，不得不一点点地出让这个他“生出的孩子”。
2007年底，因为视频领域民企禁入规定的出台，李善友不得不陷入酷6“不准出生”的困局，不知道这位前搜狐副总裁有没有对他的创业决定突感茫然？
……
不论你是显赫一时的政府官员，是微不足道的个体户，是政府另眼相待的海归派，还是极具影响力的企业家，在转身创业时，牌照准入基本上是每个野心家都需要面对的最大障碍。
这是一个中国式的创业命题。在中国创业仅有愿望、资金、技术是不够的，必须要获得审批。就像你所熟知的计划生育，多数受访者以“准生证”来代称牌照，十月怀胎，一朝待娩，能否合法、顺利的生产，全取决于这小小的一张纸。
如果你想进入比如石油、电信、金融、汽车、电力、重化工、媒体等领域，这些基本由国家垄断的行业或者利润丰厚、或者政治上敏感，非国有身份很难获得进入的许可。同时，一个有所创新的商业模式第一次出现时，因为没有成法，它能否实现也往往取决于主管部门的一念之间。
不过，秉承过去30年来民营企业体现出的蓬勃生命力，总是有人对这些严禁触摸的行业怀抱强烈的兴趣。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民营企业在那些被开放的领域已经实现了充分竞争（比如家电、手机、食品等轻工行业），创业者除了进攻“禁区”外选择已经不多。他们前仆后继不屈不挠，从李书福“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到王林祥的“先斩后奏”，从汽车、金融保险到IT、重化工业，创业者的冲动与现行经济体制的较量贯穿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
可以把民企对“禁区”的突破看作中国市场经济在完善的象征；或者，可以把它视为中国市场经济仍欠充分的证据。无疑，那些成功者当然倾向于前者。
一部民企获得牌照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的创业史。从某种意义来讲，今天我们所要讲述的是一堂关于创业的中国课。
2008年6月，终于拿到视频领域第一张牌照后，李善友说，“江湖从此黑白两分”，这或许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创业者的共同体会，那些未获准入的企业要么胎死腹中，要么以“黑”身份耐心煎熬。
因此，在中国有一个奇怪的依附牌照而生的商业寄生产业，每一个管制严格的领域都是这个寄生体获得最丰富滋养的温床，管制越为严格滋养越为丰厚。另一方面，管制也催生了另一个与此相对的、畸形的商业体——山寨，他们以租借前者牌照的方式（也称之为交保护费）曲线出生，以迥异于传统商业伦理的方式野蛮生长。因为先天不足，他们拼足力气野蛮创新，以求生存，他们改变既有的商业规则、逼迫正规军们节节败退，在某些领域他们甚至成为市场的影子冠军。
他们以市场的方式逼迫管制部门重新考量牌照规则。2004年初，中国民航总局向三家民营航空公司颁发航空运营牌照。2007年10月，手机牌照核准制取消；2008年6月，酷6网拿到了第一张民企视频牌照……伴随牌照管制的松动甚至在某些领域的消失，山寨厂商过去数年攀爬的黑暗隧道终于消失不见，牌照生意的寄生群亦遽然死亡，一些产业终于回归市场决定存亡的商业本来面目。
牌照管制放松的历史也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30年来中国商业的进化史。30年来三代创业者获取牌照的经验与技巧有所不同。如果说1980年代的创业者则是擅长分辨禁区与非禁区；1990年代的创业者因为懂得“利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陈东升语），长于以个人之力向这些禁区或者新领域渐进；2000年代的创业者则是因为懂得游说、教育甚至以市场逼迫政府改写规则。
我们寄望不远的将来，获取牌照不再是值得一提的所谓商业智慧。但是现在我们仍要向大家展示以下来自几位幸运者的几条经验。能够获得牌照，运气很重要——因为规则通常是模糊的。
陈东升
抓住市场的“先机”
公司名称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申领牌照时间：1992年－当年年底拿到嘉德拍卖牌照1992年－2002年拿到人寿保险经营牌照
此前身份：副局级政府官员
获取牌照的关键因素：敏锐的洞察力，清楚政府内部运作规则，游说甚至教育政府建立拍卖行业。此外“先易后难”——在拍卖领域建立的影响力也成为他获得寿险牌照的关键因素之一
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最早创立的公司是“中国嘉德拍卖”。
陈是“92派”的代表人物。1992年，大批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下海办公司，陈东升当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行政级别副局级。
陈东升不愿意进入大家趋之若骛的行业。一次，他的一个同学拿来一张《羊城晚报》，里面一篇文章说中国历史悠久，但是却没有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同学问他办个拍卖行如何，陈东升说：“行。”
陈东升之所以毫不犹豫，是因为这个事情在他心里其实已经酝酿很久了。当时，陈经常在电视台国际新闻中看到国外著名拍卖行的活动。“比如新闻说，凡·高的某某 画作创造了艺术品拍卖的天价，最后成交价4350万英镑，听说是来自日本的一位神秘买家，是用电话竞价的。画面上，一个50岁左右的拍卖师，台下坐着一些男男女女，都是贵族。”这种场景给陈东升带来极大刺激。他的心里其实早已无数次闪现出那样的念头，要办就办一个像索斯比那样的拍卖行。
但是拍卖公司的牌照究竟应该是文化部批呢还是文物局批，不论是政府方面还是陈本人都不清楚。
“我们就分析了一下，结论是肯定不能走文物局，文物局的牌照肯定是拿不下来的，因为文物是国家专营的，怎么可能给有限责任公司发牌照。” 作为一个从副局级官员位置上下海的创业者，陈东升比较清楚政府内部的运作规则，他知道怎么去游说甚至推动政府做这个事情。这时候，陈站到了一个推动政府为某个行业立法的位置上。
“那么，我们就需要很智慧地处理这个事，”陈说。“我们开始起的名字叫‘中国嘉德文化珍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文化珍品指的是现代工艺品——活着的艺术家的作品。”陈多年的政府官员经验使他对如何模棱两可心领神会。
陈东升到文化部去申请牌照，该部门没受理过类似申请，尤其是批“中国”字头的公司，过去部里都是批自己直属的正局级公司，批有限责任公司毫无先例，部长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陈拿着当时刚颁布的《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到文化部游说。陈回忆，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很开明，他对陈说，文化部办拍卖公司，如果拍了假东西不好办，风险太大，你应该让人到外面去做。
就在这个过程中，得知要办拍卖公司，文化部下属企业——中国文化公司一位处长出来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艺术品拍卖应该中国文化公司自己搞，陈东升可以参股，中国文化公司占51%股份。这当然不是陈东升想要的。不得已陈东升请对方吃饭，在饭桌上陈说，“你已经有这么大的舞台了，你就放弃了，支持我一把吧。”结果，那位处长很讲“义气”，不再与陈东升争。
但这只是申请牌照道路上的开始而已。关于嘉德拍卖要不要批，文化部内部也有多种意见，在文化部党组会议上有人提出来：“你这个拍卖公司跟我们文化部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过程充满了智慧”，回忆起当年的这一段历史陈东升十分感慨。陈找到一家文化部下属机构“中国文化研究院”，送了5%的干股请它作为发起股东之一。如此，名正言顺。一年后，第一家冠以“中国”字头的现代股份制拍卖公司得以成立。
但有了牌照，实际运营没有文物，无法赚钱，要想有生意做嘉德必须取得文物局的同意，这时候嘉德必须面对如何得到文物局的许可的问题。“我们又去文物局备案。”
而一提到文物拍卖，老一代文物工作者基于多年来中国文物大量流失的事实，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拍卖文物就是卖祖宗，卖祖宗就是卖国。我当时顶着一个‘卖国贼’的帽子。”陈东升说，“因为压力巨大，所以做事要非常谨慎，要尽量塑造一个正面形象。”为此嘉德主动设计了一套详细的文物拍卖制度上报文物局，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在拍卖品目录上对明令不能出口的文物标以星号，而这一条之后变成了行业延续至今的惯例。陈的积极姿态赢得了文物局局长的信任。
“不要忘记当年的文化部部长和文物局局长这些开明的政府官员，他们对年轻人的支持、对新生事业的支持。”陈东升充满感激。“最值得自豪的是，我们和政府共同推动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和进步，虽然是打了‘擦边球’，但是最终形成了拍卖公司的审批制度和国家文物局的文物拍卖制度。”
与嘉德拍卖相比，泰康人寿的牌照申请困难得多。这两个项目几乎同时开始操作，后者用了4年时间。陈认为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是在他申请泰康人寿牌照的前三年里，在中国人民银行申请人寿牌照的公司只有他一家。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获得政府部门的信任和支持。在申请牌照的过程中，陈的副局级身份很重要，至少他有资格见到某些“要人”，而这些“要人”们也愿意为这个从副局级位置上下海的年轻人创造机会。
1996年，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成立。
李书福
该受的苦我来受，
该走的路我清楚
公司名称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申领牌照时间：1997年开始，2001年吉利进入国家经贸委汽车目录
此前身份：摩托车制造商
获取牌照的关键因素：以合资方式打“擦边球”，依赖地方政府的支持，当市场渐成气候后游说主管部门逐步开放
2001年9月，李书福走在北京亚运村的街道上感觉到无望。
这一年上半年，他把吉利的两款新车——美日和吉利的改进型以宁波拖拉机厂的名义上报有关部门，7月份，国家经贸委公布公告，吉利依旧榜上无名——汽车业的大门再一次对他关闭。
这意味着，李书福之前耗资数亿元造出的轿车，理论上仍然不能进入市场销售。
1997年，李书福准备造汽车的时候，他当然知道这其中的艰难，但没想到会艰难到这样的地步。当年他准备造摩托车的时候，进不了机械部的大门，隔着门跟清洁工打听如何申领牌照，被对方奚落了一通。最后他借一个濒临倒闭的摩托车厂的牌子干了起来。这一次他想如法炮制，他收购了四川德阳监狱一个汽车厂70%的股份，成立了“四川吉利波音汽车有限公司”。
“我们拿产品照片去上公告，主管部门说不行，说你这是什么？你开玩笑，你造这样的车？一汽二汽怎么办？不行。我说那怎么样才行？他说你要造就卖到农村去。后来我就把车搞得脏一点，弄得粗糙一点，把照片送过去，对方同意了。”李书福拿到的生产许可证是“6”字头的，生产车型为客车（面包车、旅行车）。而家庭轿车的许可证是“7”字头。李书福就拿微型客车的生产目录在政策上打擦边球。
从那时起，李书福就在“6”和“7”之间奋力挣扎，灰头土脸。
1998年8月8日，第一辆“吉利·豪情”下线，鼓乐齐鸣，李书福站在“热烈欢迎各位领导莅临吉利轿车下线”的条幅下等待来宾，发出去700张请柬，除了浙江省的一位副省长，没有一个人来。
拿不到许可证，就融不到资，李书福只有向民间银行贷款，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他推行“老板工程”，让资金持有者加盟吉利，合伙办子公司分厂，也为公司产权留下了隐患。
“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吧。”1999年，李书福对当时主管工业的副总理曾培炎说的一番肺腑之言，把民企造车背后的艰辛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准备造车起，李书福不断游走国家相关部门，据说为了获得这个造车的权利，其公关费至少以数千万计。
他的呼声终于有了回应，2001年浙江省政府专门给国务院打报告。李书福被告知，根据国家经贸委领导的指示，只要按照经贸委和国务院的有关政策来做，生产权的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2001年7月，由中央财办、国家经贸委、国家纪委等部委组成汽车联合调研组到吉利考察。
2001年应该是吉利发展的里程碑， 李书福年前在深渊，年底在高峰，12月26日，国家经贸委第七批汽车公告上，美日（MR7130）榜上有名，且前面清晰地标着：轿车。
拿到牌照的李书福迅速受到了银行的追捧， 2003年，光大银行和上海银行给吉利联合贷款十亿元，吉利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迅速成为国内汽车企业“3＋6”主流格局的成员之一，2005年5月10日，吉利在香港上市。
“不低头不认输，擦干泪坚持住，该受的苦我来受，该走的路我清楚。”2005年12月，李书福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
吴 鹰
小灵通是市场的胜利
公司名称
UT斯达康中国
申领牌照时间：1999年开始，2001年获得实验入网证，至今未拿到正式入网证
此前身份：海外留学归国技术人员
获取牌照的关键因素：小灵通获得了市场的高度拥护，此外，当时正处于政府对海归派创业的高度支持中
2000年的时候，UT斯达康CEO吴鹰面临的问题是，小灵通还能不能继续在中国生存。
这时候，已经在各地推广数年的小灵通到了收获期，用户数量开始激增。面对培育成功的市场，信息产业部与吴鹰的反应完全不同，后者的兴奋也没有持续多久。
小灵通到底是不是一项落后技术的争论一直未断。当它的规模大起来后，反对的声音也提高了音量。同时，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分拆在即，作为小灵通的客户，中国电信可否运营移动电话业务也在讨论中。
吴鹰坚信做了改进、依附于固定电话交换网的小灵通技术是先进的，它的价格也使它在与手机的竞争中劲头十足。留学美国、技术出身的吴鹰信奉市场法则，“我们就相信一点——对老百姓有好处。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市场的需要，你不好的话市场自然就淘汰，再吹也没用。”2000年，他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是年5月，信息产业部下发紧急通知，将成立调查组对全国小灵通（当时包括UT斯达康在内有15家设备提供商）业务进行调查，在此期间小灵通网络建设一律暂停。小灵通是UT斯达康的主营业务，比重接近90%。UT斯达康是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对此必须发布公告。 “公告披露那天我们的股价市值跌了约200亿人民币。差不多跌去了三分之一。”吴鹰回忆说。“压力确实大，但还没来得及害怕。”
“调查的目的比较有倾向性，”当时吴鹰已经明显感觉到，“就是要把它停掉。”除了向政府部门反复申说小灵通的优势和市场需要，吴鹰并无其他办法。而现实让他坚信，取消小灵通不太可能。一方面，它的用户已经发展到上千万，地方政府很支持；另一方面，小灵通给固定电话安装已近饱和的中国电信提供了新的利润增长点。但UT斯达康还是做了两手准备，如果小灵通不能发展，“那就逼着我们去开发别的产品，就是有线接入网或者传输网等等。我们手里的现金非常充足。很多企业撑不到成功的时候，资金链条就断了。”
一个月后，调查结束，信息产业部发布《关于规范PHS无线市话建设与经营的通知》，将小灵通定位为“固定电话的补充和延伸”，但在大城市只能“局部覆盖”，且不得开通漫游功能。“实际上，无线哪有全覆盖的？北京到现在也不是全覆盖，郊县肯定有盖不着的地方，地下室也盖不着。所以，起草这个文件的人，应该去找一找，中国这个咬文嚼字⋯⋯”至于漫游功能，因为小灵通用户绝大部分是不出差的，所以不允许开通影响不大。
调查组的领导本来已经内定调往中国移动，按理应该坚决压制中国电信的小灵通业务，但上述文件的发布说明，“这个领导还是比较客观的，没有从企业的局部利益作判断。”吴鹰对中国的政府官员较有好感。“我很幸运，这些官员的素质还是非常高的，有些即使反对小灵通，最终还是给了一个接近客观的评价。”
调查结束后，据吴鹰得到的消息，是所有的调查人员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据说信产部领导最终也在小灵通的入网申请上签了字，但2001年吴鹰最终拿到的仍是“实验入网证”，尽管这预示了小灵通终于获得合法地位，但直到今天小灵通的“正式入网证”仍没有签发。
吴鹰认为，小灵通最终获得合法地位体现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市场的胜利”，“我们非常幸运地体验到了它。再早十年，小灵通肯定做不成，不要说国家领导人，也不要说部长、司长，一个处长给你灭了就绰绰有余，他权力很大；再晚10年，这些事也不会发生，现在不会有哪个国家领导人对某项产品、某项业务直接发表意见——除非它是违法的。”
李善友
牌照是生死关
公司名称
酷6网
申领牌照时间：2007年-2008年6月
此前身份：搜狐高级副总裁、总编辑
获取牌照的关键因素：有过在搜狐获取牌照的经验，将视频视作媒体，以媒体规范先行要求企业符合主管部门要求
视频网站酷6的创始人李善友度过了艰难的半年。
去年底，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联合颁布《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视频网站只能为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单位。与众多民营视频网站一样，李善友的酷6也变成了“私生子”。
这一规定出来之前，李已有所耳闻。他找到一家拥有视频牌照的国营网站，与之签订了协议：双方成立一个合资公司，李每年向对方支付管理费。他视此为“最坏的结果”，没想到它一下子就降临了。
一位之前与李善友已经谈得很深入的投资人取消了投资意向。他理解李所做的迂回努力。“我知道在中国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投资人说，“但是美国的合伙人，需要看到白纸黑字，否则他们就认为这件事存在不确定性。”“白纸黑字”就是政府的许可证。
本来，为了能申请到牌照，李善友从2007年开始就成立了100人的监控团队，对网站内容做了大面积删
削——情色、暴力、政治敏感的视频在酷6绝迹，“所有带有‘激情’字眼的视频一律删除。”李善友说道。酷6的访问流量也随之大幅降低。李善友称之为“自宫”。“自己做了这么大的努力、这么大的牺牲，忽然接到一个命令说，即使这样也不能拿到（牌照），你内心深处的挫折感是很大的。好在我这个人比较能经受打击。”
过了年，事情又有了转机。2008年2月，广电总局、信息产业部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对《管理规定》做了补充，“《规定》发布之前依法开办、无违法违规行为的，可重新登记并继续从业。”规定的颁布者大概不会在意创业者——如李善友——能否承受这种大悲大喜。
李善友的机会来了。他从一个“不准出生的人”陡然变成了这个行业的模范。广电总局到酷6调研，李善友拿出自己做的厚厚的内容监控规则，“他们发现我们的规则比他们还谨慎。”广电总局很满意，把酷6当成了视频行业的研究基地。李善友再接再励，重新把两百万个视频逐一审查一遍。
“广电总局一定是要发牌照的，”李善友说，“它发牌照显然会找一个标杆网 站。”补充规定出来后，广电总局每个月都要公布有违规内容的视频网站的名单，经过严格“自宫”的酷6从未在名单中出现。“我们显然就是他们要找的网站。”
2008年6月，李善友亲自到广电总局去取牌照。
“牌照对我们的意义就在于，这个行业里本来大家都是‘黑出租’，忽然有一天拿到牌照了，这个世界变成了黑白世界，合法就是合法，不合法就是不合法。”这时候，让李善友痛苦了半年的牌照成了杀伤竞争对手的利器。
上午拿到牌照，下午就有投资进来，而且不止一家，金额远超预想。“员工的士气就更不用提了。”李善友说，“牌照是一种致命的东西，是生死攸关。牌照拿不到一定活不下去的。”
“最根本的，”李总结道，“你要站在政府的角度、监管者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容易地跟政府保持沟通，最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很多人认为视频网站是社区，而我的理解恰恰不一样，因为我是做总编辑出身的，我理解它就是一个媒体。 广电总局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们是高度一致的。当我认为是媒体的时候，我就有底线，知道什么东西能做什么东西不能做。
从广电总局官员手里接过牌照的时候，李听到官员对自己说：“甘蔗不能两头甜，你要了一头儿就不能要另一头儿。”
“没办法，你知道吗？这就是你的选择。我觉得是很公平的。”
王林祥
审批之痛
公司名称
鄂尔多斯集团
申领牌照时间：2003年至今
此前身份：著名企业家，全国人大代表
获取牌照的关键因素：至今其电厂部分项目仍没有拿到发改委的正式批文，无法获得银行贷款，仍在苦苦挣扎中
“我绝对没有想象到项目审批中间这么多坎儿，要是想象的到，我可能上也不上了。人家说我们自己找死，这里面的酸甜苦辣确实没办法讲。”王林祥说。他是这些采访对象中惟一一位叫苦埋怨的。
2003年，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决定进入重化工业，在鄂尔多斯煤炭、硅石等矿产资源丰富的棋盘井地区建立煤——电——硅铁产业链。该年7月，棋盘井20平方公里的戈壁滩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刚成立的鄂尔多斯电力冶金公司一期投资30多亿元，其中电厂一二号机组（2×33万千瓦）需要25亿元。
在王的计划里，2004年贷款到位后， 电厂三四号机组马上开工， 两年后，四台机组即可满足55万吨硅铁冶炼用电需求。但是宏观调控开始了，2004年4月，江苏铁本集团董事长戴国芳被刑拘，其所在的常州的相关官员受到严厉处分。王林祥得到明确通知，电厂项目必须经国家发改委审批才能建设。他向当地政府请示，得到答复：一期抓紧建， 二期停停再说。王在原来制定的“边建设边生产边经营”的原则里加入了“边审批”。
原计划中的贷款被无限期搁置了：没有国家发改委的批文，银行无权放贷。王林祥成了发改委的常客，但事情并不见起色。2005年3月，王在北京开全国人代会。小组讨论，王又一次提出应该施行市场准入制度，让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市场中优胜劣汰。审批滋生腐败，使企业丧失机会。电冶公司的30亿元资本金行将用尽，王忧心如焚。
或许与当地政府的奔走有关，2005年7月，电冶公司一二号机组（怕目标太大，三四号没有申报）获准建设。8月，早已与建设银行谈好的18.8亿元贷款落实。9月，一二号机组试产发电。
得知消息那天晚上，员工们在鄂尔多斯集团总部大楼前放了半个小时焰火。
但是三四号机组还没有获得合法身份，而投在它身上的资金也日渐庞大。再加上王林祥对产业链的构想更为复杂，又加入了煤焦化、煤化工、电石、化肥等，贷款带来的轻松几乎瞬间化为乌有。王林祥又回到几年如一日的生活轨道中，一边跑批文，一边找钱。他的手下都表示，王脾气变得暴躁。
2006年，按计划应该已经发电的三四号机组仍然躺在那里，贷款像曾经的一二号机组一样没有着落。王林祥东挪西借的本事用尽。他决定出售股份。“非常痛苦，”王说，“就像你生了个非常可爱的小孩送给别人。没有办法，你没有粮食，在你手里只能饿死。我的很多计划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王本来是想让电冶公司单独上市的。“来不及了，你拿什么搞到上市呀？5年里，每年需要二三十亿的现金投入，从哪儿找那么多钱呀？”
从2006年到2007年，王先后三次向鄂尔多斯集团的上市公司鄂尔多斯羊绒制品公司以及合作伙伴转让电冶公司的股份，集团所有电冶公司的股权由40%降至10%。
今年，鄂尔多斯集团销售额预计160亿元，能源重工占到一半以上。王林祥说：现在的问题依然是：三四号机组的批文什么时候能下来？
1985年4月13日，摆摊照相的个体户姜维拿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特批的第一张工商执照。这位大连个体户放下生意苦苦奔波三年，绝处逢生地获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出的第一张私企牌照。姜因此被称为“新中国私企第一人”。
“据说，发牌照时他（姜维）跑到当地工商局坐了2个小时没人理，那个局长不敢发，说‘我们革命就是为了消灭资本家’。”2008年11月14日，在泰康大厦接受《创业家》采访时，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如此谈起姜维。
我们无法忽略的是， 2 3 年前的那一刻，从此定格了中国人创业的某种程式——自此，牌照成为每一个私企诞生过程中最不可或缺的“准生证”。
1992年，陈东升下海创业。在以小平南巡为标志的“92派”官员下海潮中，陈东升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这位副局级官员下海瞄准的方向一是拍卖、一是人寿。陈遇到的最大的（甚至可以说惟一的）障碍是如何获得这两个行业的牌照，当年人们甚至不清楚拍卖公司是应该向文物局申请还是向文化局？而人寿保险牌照对政府来讲依然是陌生事物。
1994年，个体户李书福从台州跑到国家机械部门口，隔着门向一个扫地的人询问如何申请摩托车生产许可证，在遭到一番奚落后，李书福讪讪地回到了台州。3年后，在摩托车生产牌照上艰难挺进的李书福竟然试图进入汽车制造领域，而这一次在获得汽车目录（生产牌照）的过程中，李的经历几乎是九死一生。
1999年，吴鹰在古城西安目睹了万人空巷争购小灵通的一幕，但其时这位海归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小灵通能不能获得在中国的合法地位。
2003年，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跟随民企的重型化潮流进入电冶领域，在投入数十亿资金后，因为拿不到三四号机组的批文，这位全国人大代表骑虎难下，不得不一点点地出让这个他“生出的孩子”。
2007年底，因为视频领域民企禁入规定的出台，李善友不得不陷入酷6“不准出生”的困局，不知道这位前搜狐副总裁有没有对他的创业决定突感茫然？
……
不论你是显赫一时的政府官员，是微不足道的个体户，是政府另眼相待的海归派，还是极具影响力的企业家，在转身创业时，牌照准入基本上是每个野心家都需要面对的最大障碍。
这是一个中国式的创业命题。在中国创业仅有愿望、资金、技术是不够的，必须要获得审批。就像你所熟知的计划生育，多数受访者以“准生证”来代称牌照，十月怀胎，一朝待娩，能否合法、顺利的生产，全取决于这小小的一张纸。
如果你想进入比如石油、电信、金融、汽车、电力、重化工、媒体等领域，这些基本由国家垄断的行业或者利润丰厚、或者政治上敏感，非国有身份很难获得进入的许可。同时，一个有所创新的商业模式第一次出现时，因为没有成法，它能否实现也往往取决于主管部门的一念之间。
不过，秉承过去30年来民营企业体现出的蓬勃生命力，总是有人对这些严禁触摸的行业怀抱强烈的兴趣。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民营企业在那些被开放的领域已经实现了充分竞争（比如家电、手机、食品等轻工行业），创业者除了进攻“禁区”外选择已经不多。他们前仆后继不屈不挠，从李书福“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到王林祥的“先斩后奏”，从汽车、金融保险到IT、重化工业，创业者的冲动与现行经济体制的较量贯穿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
可以把民企对“禁区”的突破看作中国市场经济在完善的象征；或者，可以把它视为中国市场经济仍欠充分的证据。无疑，那些成功者当然倾向于前者。
一部民企获得牌照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的创业史。从某种意义来讲，今天我们所要讲述的是一堂关于创业的中国课。
2008年6月，终于拿到视频领域第一张牌照后，李善友说，“江湖从此黑白两分”，这或许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创业者的共同体会，那些未获准入的企业要么胎死腹中，要么以“黑”身份耐心煎熬。
因此，在中国有一个奇怪的依附牌照而生的商业寄生产业，每一个管制严格的领域都是这个寄生体获得最丰富滋养的温床，管制越为严格滋养越为丰厚。另一方面，管制也催生了另一个与此相对的、畸形的商业体——山寨，他们以租借前者牌照的方式（也称之为交保护费）曲线出生，以迥异于传统商业伦理的方式野蛮生长。因为先天不足，他们拼足力气野蛮创新，以求生存，他们改变既有的商业规则、逼迫正规军们节节败退，在某些领域他们甚至成为市场的影子冠军。
他们以市场的方式逼迫管制部门重新考量牌照规则。2004年初，中国民航总局向三家民营航空公司颁发航空运营牌照。2007年10月，手机牌照核准制取消；2008年6月，酷6网拿到了第一张民企视频牌照……伴随牌照管制的松动甚至在某些领域的消失，山寨厂商过去数年攀爬的黑暗隧道终于消失不见，牌照生意的寄生群亦遽然死亡，一些产业终于回归市场决定存亡的商业本来面目。
牌照管制放松的历史也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30年来中国商业的进化史。30年来三代创业者获取牌照的经验与技巧有所不同。如果说1980年代的创业者则是擅长分辨禁区与非禁区；1990年代的创业者因为懂得“利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陈东升语），长于以个人之力向这些禁区或者新领域渐进；2000年代的创业者则是因为懂得游说、教育甚至以市场逼迫政府改写规则。
我们寄望不远的将来，获取牌照不再是值得一提的所谓商业智慧。但是现在我们仍要向大家展示以下来自几位幸运者的几条经验。能够获得牌照，运气很重要——因为规则通常是模糊的。
陈东升
抓住市场的“先机”
公司名称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申领牌照时间：1992年－当年年底拿到嘉德拍卖牌照1992年－2002年拿到人寿保险经营牌照
此前身份：副局级政府官员
获取牌照的关键因素：敏锐的洞察力，清楚政府内部运作规则，游说甚至教育政府建立拍卖行业。此外“先易后难”——在拍卖领域建立的影响力也成为他获得寿险牌照的关键因素之一
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最早创立的公司是“中国嘉德拍卖”。
陈是“92派”的代表人物。1992年，大批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下海办公司，陈东升当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行政级别副局级。
陈东升不愿意进入大家趋之若骛的行业。一次，他的一个同学拿来一张《羊城晚报》，里面一篇文章说中国历史悠久，但是却没有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同学问他办个拍卖行如何，陈东升说：“行。”
陈东升之所以毫不犹豫，是因为这个事情在他心里其实已经酝酿很久了。当时，陈经常在电视台国际新闻中看到国外著名拍卖行的活动。“比如新闻说，凡·高的某某 画作创造了艺术品拍卖的天价，最后成交价4350万英镑，听说是来自日本的一位神秘买家，是用电话竞价的。画面上，一个50岁左右的拍卖师，台下坐着一些男男女女，都是贵族。”这种场景给陈东升带来极大刺激。他的心里其实早已无数次闪现出那样的念头，要办就办一个像索斯比那样的拍卖行。
但是拍卖公司的牌照究竟应该是文化部批呢还是文物局批，不论是政府方面还是陈本人都不清楚。
“我们就分析了一下，结论是肯定不能走文物局，文物局的牌照肯定是拿不下来的，因为文物是国家专营的，怎么可能给有限责任公司发牌照。” 作为一个从副局级官员位置上下海的创业者，陈东升比较清楚政府内部的运作规则，他知道怎么去游说甚至推动政府做这个事情。这时候，陈站到了一个推动政府为某个行业立法的位置上。
“那么，我们就需要很智慧地处理这个事，”陈说。“我们开始起的名字叫‘中国嘉德文化珍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文化珍品指的是现代工艺品——活着的艺术家的作品。”陈多年的政府官员经验使他对如何模棱两可心领神会。
陈东升到文化部去申请牌照，该部门没受理过类似申请，尤其是批“中国”字头的公司，过去部里都是批自己直属的正局级公司，批有限责任公司毫无先例，部长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陈拿着当时刚颁布的《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到文化部游说。陈回忆，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很开明，他对陈说，文化部办拍卖公司，如果拍了假东西不好办，风险太大，你应该让人到外面去做。
就在这个过程中，得知要办拍卖公司，文化部下属企业——中国文化公司一位处长出来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艺术品拍卖应该中国文化公司自己搞，陈东升可以参股，中国文化公司占51%股份。这当然不是陈东升想要的。不得已陈东升请对方吃饭，在饭桌上陈说，“你已经有这么大的舞台了，你就放弃了，支持我一把吧。”结果，那位处长很讲“义气”，不再与陈东升争。
但这只是申请牌照道路上的开始而已。关于嘉德拍卖要不要批，文化部内部也有多种意见，在文化部党组会议上有人提出来：“你这个拍卖公司跟我们文化部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过程充满了智慧”，回忆起当年的这一段历史陈东升十分感慨。陈找到一家文化部下属机构“中国文化研究院”，送了5%的干股请它作为发起股东之一。如此，名正言顺。一年后，第一家冠以“中国”字头的现代股份制拍卖公司得以成立。
但有了牌照，实际运营没有文物，无法赚钱，要想有生意做嘉德必须取得文物局的同意，这时候嘉德必须面对如何得到文物局的许可的问题。“我们又去文物局备案。”
而一提到文物拍卖，老一代文物工作者基于多年来中国文物大量流失的事实，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拍卖文物就是卖祖宗，卖祖宗就是卖国。我当时顶着一个‘卖国贼’的帽子。”陈东升说，“因为压力巨大，所以做事要非常谨慎，要尽量塑造一个正面形象。”为此嘉德主动设计了一套详细的文物拍卖制度上报文物局，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在拍卖品目录上对明令不能出口的文物标以星号，而这一条之后变成了行业延续至今的惯例。陈的积极姿态赢得了文物局局长的信任。
“不要忘记当年的文化部部长和文物局局长这些开明的政府官员，他们对年轻人的支持、对新生事业的支持。”陈东升充满感激。“最值得自豪的是，我们和政府共同推动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和进步，虽然是打了‘擦边球’，但是最终形成了拍卖公司的审批制度和国家文物局的文物拍卖制度。”
与嘉德拍卖相比，泰康人寿的牌照申请困难得多。这两个项目几乎同时开始操作，后者用了4年时间。陈认为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是在他申请泰康人寿牌照的前三年里，在中国人民银行申请人寿牌照的公司只有他一家。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获得政府部门的信任和支持。在申请牌照的过程中，陈的副局级身份很重要，至少他有资格见到某些“要人”，而这些“要人”们也愿意为这个从副局级位置上下海的年轻人创造机会。
1996年，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成立。
李书福
该受的苦我来受，
该走的路我清楚
公司名称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申领牌照时间：1997年开始，2001年吉利进入国家经贸委汽车目录
此前身份：摩托车制造商
获取牌照的关键因素：以合资方式打“擦边球”，依赖地方政府的支持，当市场渐成气候后游说主管部门逐步开放
2001年9月，李书福走在北京亚运村的街道上感觉到无望。
这一年上半年，他把吉利的两款新车——美日和吉利的改进型以宁波拖拉机厂的名义上报有关部门，7月份，国家经贸委公布公告，吉利依旧榜上无名——汽车业的大门再一次对他关闭。
这意味着，李书福之前耗资数亿元造出的轿车，理论上仍然不能进入市场销售。
1997年，李书福准备造汽车的时候，他当然知道这其中的艰难，但没想到会艰难到这样的地步。当年他准备造摩托车的时候，进不了机械部的大门，隔着门跟清洁工打听如何申领牌照，被对方奚落了一通。最后他借一个濒临倒闭的摩托车厂的牌子干了起来。这一次他想如法炮制，他收购了四川德阳监狱一个汽车厂70%的股份，成立了“四川吉利波音汽车有限公司”。
“我们拿产品照片去上公告，主管部门说不行，说你这是什么？你开玩笑，你造这样的车？一汽二汽怎么办？不行。我说那怎么样才行？他说你要造就卖到农村去。后来我就把车搞得脏一点，弄得粗糙一点，把照片送过去，对方同意了。”李书福拿到的生产许可证是“6”字头的，生产车型为客车（面包车、旅行车）。而家庭轿车的许可证是“7”字头。李书福就拿微型客车的生产目录在政策上打擦边球。
从那时起，李书福就在“6”和“7”之间奋力挣扎，灰头土脸。
1998年8月8日，第一辆“吉利·豪情”下线，鼓乐齐鸣，李书福站在“热烈欢迎各位领导莅临吉利轿车下线”的条幅下等待来宾，发出去700张请柬，除了浙江省的一位副省长，没有一个人来。
拿不到许可证，就融不到资，李书福只有向民间银行贷款，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他推行“老板工程”，让资金持有者加盟吉利，合伙办子公司分厂，也为公司产权留下了隐患。
“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吧。”1999年，李书福对当时主管工业的副总理曾培炎说的一番肺腑之言，把民企造车背后的艰辛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准备造车起，李书福不断游走国家相关部门，据说为了获得这个造车的权利，其公关费至少以数千万计。
他的呼声终于有了回应，2001年浙江省政府专门给国务院打报告。李书福被告知，根据国家经贸委领导的指示，只要按照经贸委和国务院的有关政策来做，生产权的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2001年7月，由中央财办、国家经贸委、国家纪委等部委组成汽车联合调研组到吉利考察。
2001年应该是吉利发展的里程碑， 李书福年前在深渊，年底在高峰，12月26日，国家经贸委第七批汽车公告上，美日（MR7130）榜上有名，且前面清晰地标着：轿车。
拿到牌照的李书福迅速受到了银行的追捧， 2003年，光大银行和上海银行给吉利联合贷款十亿元，吉利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迅速成为国内汽车企业“3＋6”主流格局的成员之一，2005年5月10日，吉利在香港上市。
“不低头不认输，擦干泪坚持住，该受的苦我来受，该走的路我清楚。”2005年12月，李书福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
吴 鹰
小灵通是市场的胜利
公司名称
UT斯达康中国
申领牌照时间：1999年开始，2001年获得实验入网证，至今未拿到正式入网证
此前身份：海外留学归国技术人员
获取牌照的关键因素：小灵通获得了市场的高度拥护，此外，当时正处于政府对海归派创业的高度支持中
2000年的时候，UT斯达康CEO吴鹰面临的问题是，小灵通还能不能继续在中国生存。
这时候，已经在各地推广数年的小灵通到了收获期，用户数量开始激增。面对培育成功的市场，信息产业部与吴鹰的反应完全不同，后者的兴奋也没有持续多久。
小灵通到底是不是一项落后技术的争论一直未断。当它的规模大起来后，反对的声音也提高了音量。同时，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分拆在即，作为小灵通的客户，中国电信可否运营移动电话业务也在讨论中。
吴鹰坚信做了改进、依附于固定电话交换网的小灵通技术是先进的，它的价格也使它在与手机的竞争中劲头十足。留学美国、技术出身的吴鹰信奉市场法则，“我们就相信一点——对老百姓有好处。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市场的需要，你不好的话市场自然就淘汰，再吹也没用。”2000年，他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是年5月，信息产业部下发紧急通知，将成立调查组对全国小灵通（当时包括UT斯达康在内有15家设备提供商）业务进行调查，在此期间小灵通网络建设一律暂停。小灵通是UT斯达康的主营业务，比重接近90%。UT斯达康是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对此必须发布公告。 “公告披露那天我们的股价市值跌了约200亿人民币。差不多跌去了三分之一。”吴鹰回忆说。“压力确实大，但还没来得及害怕。”
“调查的目的比较有倾向性，”当时吴鹰已经明显感觉到，“就是要把它停掉。”除了向政府部门反复申说小灵通的优势和市场需要，吴鹰并无其他办法。而现实让他坚信，取消小灵通不太可能。一方面，它的用户已经发展到上千万，地方政府很支持；另一方面，小灵通给固定电话安装已近饱和的中国电信提供了新的利润增长点。但UT斯达康还是做了两手准备，如果小灵通不能发展，“那就逼着我们去开发别的产品，就是有线接入网或者传输网等等。我们手里的现金非常充足。很多企业撑不到成功的时候，资金链条就断了。”
一个月后，调查结束，信息产业部发布《关于规范PHS无线市话建设与经营的通知》，将小灵通定位为“固定电话的补充和延伸”，但在大城市只能“局部覆盖”，且不得开通漫游功能。“实际上，无线哪有全覆盖的？北京到现在也不是全覆盖，郊县肯定有盖不着的地方，地下室也盖不着。所以，起草这个文件的人，应该去找一找，中国这个咬文嚼字⋯⋯”至于漫游功能，因为小灵通用户绝大部分是不出差的，所以不允许开通影响不大。
调查组的领导本来已经内定调往中国移动，按理应该坚决压制中国电信的小灵通业务，但上述文件的发布说明，“这个领导还是比较客观的，没有从企业的局部利益作判断。”吴鹰对中国的政府官员较有好感。“我很幸运，这些官员的素质还是非常高的，有些即使反对小灵通，最终还是给了一个接近客观的评价。”
调查结束后，据吴鹰得到的消息，是所有的调查人员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据说信产部领导最终也在小灵通的入网申请上签了字，但2001年吴鹰最终拿到的仍是“实验入网证”，尽管这预示了小灵通终于获得合法地位，但直到今天小灵通的“正式入网证”仍没有签发。
吴鹰认为，小灵通最终获得合法地位体现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市场的胜利”，“我们非常幸运地体验到了它。再早十年，小灵通肯定做不成，不要说国家领导人，也不要说部长、司长，一个处长给你灭了就绰绰有余，他权力很大；再晚10年，这些事也不会发生，现在不会有哪个国家领导人对某项产品、某项业务直接发表意见——除非它是违法的。”
李善友
牌照是生死关
公司名称
酷6网
申领牌照时间：2007年-2008年6月
此前身份：搜狐高级副总裁、总编辑
获取牌照的关键因素：有过在搜狐获取牌照的经验，将视频视作媒体，以媒体规范先行要求企业符合主管部门要求
视频网站酷6的创始人李善友度过了艰难的半年。
去年底，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联合颁布《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视频网站只能为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单位。与众多民营视频网站一样，李善友的酷6也变成了“私生子”。
这一规定出来之前，李已有所耳闻。他找到一家拥有视频牌照的国营网站，与之签订了协议：双方成立一个合资公司，李每年向对方支付管理费。他视此为“最坏的结果”，没想到它一下子就降临了。
一位之前与李善友已经谈得很深入的投资人取消了投资意向。他理解李所做的迂回努力。“我知道在中国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投资人说，“但是美国的合伙人，需要看到白纸黑字，否则他们就认为这件事存在不确定性。”“白纸黑字”就是政府的许可证。
本来，为了能申请到牌照，李善友从2007年开始就成立了100人的监控团队，对网站内容做了大面积删
削——情色、暴力、政治敏感的视频在酷6绝迹，“所有带有‘激情’字眼的视频一律删除。”李善友说道。酷6的访问流量也随之大幅降低。李善友称之为“自宫”。“自己做了这么大的努力、这么大的牺牲，忽然接到一个命令说，即使这样也不能拿到（牌照），你内心深处的挫折感是很大的。好在我这个人比较能经受打击。”
过了年，事情又有了转机。2008年2月，广电总局、信息产业部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对《管理规定》做了补充，“《规定》发布之前依法开办、无违法违规行为的，可重新登记并继续从业。”规定的颁布者大概不会在意创业者——如李善友——能否承受这种大悲大喜。
李善友的机会来了。他从一个“不准出生的人”陡然变成了这个行业的模范。广电总局到酷6调研，李善友拿出自己做的厚厚的内容监控规则，“他们发现我们的规则比他们还谨慎。”广电总局很满意，把酷6当成了视频行业的研究基地。李善友再接再励，重新把两百万个视频逐一审查一遍。
“广电总局一定是要发牌照的，”李善友说，“它发牌照显然会找一个标杆网 站。”补充规定出来后，广电总局每个月都要公布有违规内容的视频网站的名单，经过严格“自宫”的酷6从未在名单中出现。“我们显然就是他们要找的网站。”
2008年6月，李善友亲自到广电总局去取牌照。
“牌照对我们的意义就在于，这个行业里本来大家都是‘黑出租’，忽然有一天拿到牌照了，这个世界变成了黑白世界，合法就是合法，不合法就是不合法。”这时候，让李善友痛苦了半年的牌照成了杀伤竞争对手的利器。
上午拿到牌照，下午就有投资进来，而且不止一家，金额远超预想。“员工的士气就更不用提了。”李善友说，“牌照是一种致命的东西，是生死攸关。牌照拿不到一定活不下去的。”
“最根本的，”李总结道，“你要站在政府的角度、监管者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容易地跟政府保持沟通，最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很多人认为视频网站是社区，而我的理解恰恰不一样，因为我是做总编辑出身的，我理解它就是一个媒体。 广电总局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们是高度一致的。当我认为是媒体的时候，我就有底线，知道什么东西能做什么东西不能做。
从广电总局官员手里接过牌照的时候，李听到官员对自己说：“甘蔗不能两头甜，你要了一头儿就不能要另一头儿。”
“没办法，你知道吗？这就是你的选择。我觉得是很公平的。”
王林祥
审批之痛
公司名称
鄂尔多斯集团
申领牌照时间：2003年至今
此前身份：著名企业家，全国人大代表
获取牌照的关键因素：至今其电厂部分项目仍没有拿到发改委的正式批文，无法获得银行贷款，仍在苦苦挣扎中
“我绝对没有想象到项目审批中间这么多坎儿，要是想象的到，我可能上也不上了。人家说我们自己找死，这里面的酸甜苦辣确实没办法讲。”王林祥说。他是这些采访对象中惟一一位叫苦埋怨的。
2003年，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决定进入重化工业，在鄂尔多斯煤炭、硅石等矿产资源丰富的棋盘井地区建立煤——电——硅铁产业链。该年7月，棋盘井20平方公里的戈壁滩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刚成立的鄂尔多斯电力冶金公司一期投资30多亿元，其中电厂一二号机组（2×33万千瓦）需要25亿元。
在王的计划里，2004年贷款到位后， 电厂三四号机组马上开工， 两年后，四台机组即可满足55万吨硅铁冶炼用电需求。但是宏观调控开始了，2004年4月，江苏铁本集团董事长戴国芳被刑拘，其所在的常州的相关官员受到严厉处分。王林祥得到明确通知，电厂项目必须经国家发改委审批才能建设。他向当地政府请示，得到答复：一期抓紧建， 二期停停再说。王在原来制定的“边建设边生产边经营”的原则里加入了“边审批”。
原计划中的贷款被无限期搁置了：没有国家发改委的批文，银行无权放贷。王林祥成了发改委的常客，但事情并不见起色。2005年3月，王在北京开全国人代会。小组讨论，王又一次提出应该施行市场准入制度，让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市场中优胜劣汰。审批滋生腐败，使企业丧失机会。电冶公司的30亿元资本金行将用尽，王忧心如焚。
或许与当地政府的奔走有关，2005年7月，电冶公司一二号机组（怕目标太大，三四号没有申报）获准建设。8月，早已与建设银行谈好的18.8亿元贷款落实。9月，一二号机组试产发电。
得知消息那天晚上，员工们在鄂尔多斯集团总部大楼前放了半个小时焰火。
但是三四号机组还没有获得合法身份，而投在它身上的资金也日渐庞大。再加上王林祥对产业链的构想更为复杂，又加入了煤焦化、煤化工、电石、化肥等，贷款带来的轻松几乎瞬间化为乌有。王林祥又回到几年如一日的生活轨道中，一边跑批文，一边找钱。他的手下都表示，王脾气变得暴躁。
2006年，按计划应该已经发电的三四号机组仍然躺在那里，贷款像曾经的一二号机组一样没有着落。王林祥东挪西借的本事用尽。他决定出售股份。“非常痛苦，”王说，“就像你生了个非常可爱的小孩送给别人。没有办法，你没有粮食，在你手里只能饿死。我的很多计划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王本来是想让电冶公司单独上市的。“来不及了，你拿什么搞到上市呀？5年里，每年需要二三十亿的现金投入，从哪儿找那么多钱呀？”
从2006年到2007年，王先后三次向鄂尔多斯集团的上市公司鄂尔多斯羊绒制品公司以及合作伙伴转让电冶公司的股份，集团所有电冶公司的股权由40%降至10%。
今年，鄂尔多斯集团销售额预计160亿元，能源重工占到一半以上。王林祥说：现在的问题依然是：三四号机组的批文什么时候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