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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为什么现在才拍第一部电影？
从一开始我当导演的时候就承诺一年只拍一部戏，至今如此。我不太愿意随着社会的惯性生存，既然做了导演，就想体现一点个人价值，不是一味地随着惯性干活儿。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把自己摆在客观的角度去审视世界，如果老是陷在一个“工作”状态里面，头脑会不清楚，作品出来之后也不会太有力量。不是我喜欢和想表达的东西，我就不愿意拍。
成立个人公司的目的就是想要在创作上面有一点自主权。我的导演生涯简单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人家给什么就拍什么；第二个阶段就可以有所选择了，拍自己喜欢的东西多一些，是选择性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拍自创性的东西，我自己来创作。
2005年的时候，组了一个剧本叫《上海十二回合》。当时谍战剧还没现在这么热，我判断未来会是一个“谍战时代”。为什么？你看《羊城暗哨》、《永不消逝的电波》等这些黑白电影，新中国早期电影很多都是谍战片。再后来好莱坞大片来了，《碟中谍》系列《007》系列都是谍战题材。所以说，谍战片从市场角度来说，它集纳了相当的可视性和娱乐性，未来市场是非常可观的。
我早年的时候说五十岁开始拍电影，阴错阳差就过去了，后来就说五十五岁的时候开始拍，所以这个剧本是给五十五岁时候的我预备的，大概从六七年前就开始策划了。策划的时候，总是不满意，加上我又在拍电视剧，每年都会抽出一两个月的时间讨论一下，讨论完我就又回去拍电视剧了。
我对电影有自己的理解：一部好的电影首先一定要具有国家性，从个人好恶来讲，如果我拍电影，国家性和民族性一定要在我的电影中呈现。我觉得这个观点应该是世界性的，因为一个人就算对他自己的国家再不满意，总要爱自己的国家，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好，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情怀。
其次，我觉得人在生活当中似乎要讲一点点文化、导向和情怀，所以我比较愿意歌颂美好事物，不管生活是苦还是甜，但终究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概念，要去享受那个过程。从文化层面上来说，我觉得文化对一个时代和整个人类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国家所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文化后置，欧洲在“文化先行”的领域做的是全世界最好的 ，他们做事的时候会先想到文化理念，当文化先行的时候，人会避免犯错。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文化后置，所谓文化后置，就是当我们做错了事情以后才会有所反省，才会想起来“补课”。我认为电影是一个文化引领的最好的平台，今天文化对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远远胜过其他领域。
第三，一部好的电影一定要具有观赏性，其实从电视到电影人们可以划分多种多样，但是我只归了一类，叫感情。因为每一个人刨去其他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感情，感情可能包括方方面面，这些情感色彩是共通的。所以我的所有作品都是以表达情感为最主要的特点。拍电影要看有没有能力和实力，我的公司已经做到了可以赔钱的程度了。从我个人的能力来讲，我觉得当我的目标设定的不是那么大的时候就会好办一些。我通过电影想展现的能力是文化影响能力，如果有人懂我，能够去影响一些人就够了。我追求的是文化的功能，而不是赚钱的功能，我把文化排在第一位。
为什么第一部电影就是“老上海”？
我选择老上海的题材，跟我小时的经历有关。因为父亲是一天津人，当年闯上海，《像雾像雨又像风》里陈子坤实际上写得就是他老人家。我生在上海，上小学的时候才来北京。据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一口上海话，老让人家笑话。唉，这么多年过去，被同化了。我们家当时有上千张老照片，对于老上海的生活状态，就看父母。父亲在法兰西银行工作，天天西服革履拄着文明杖。母亲是上海人，家里开茶庄的，也算闺秀吧。小时候在上海，那时已经不是拉黄包车了，是骑着黄包车，我爸妈坐两边，我坐中间，还能看到满街的霓虹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比较有钱，一到周六就开party，点着蜡烛“香槟酒满场飞”吧……这些小时候的记忆给我留下了一系列有关上海的印象和感觉，起码从美学意识上来说，我的上海情结一直没有放掉，就觉得如果有一天自己拍一个电影，一定要把自己积攒的美学意识和美学功力放到电影里展现。
今天我的电影里面所呈现给大家的东西，每一件道具都是非常讲究的。每一件家具都价值几十万的，禁得住细部推敲，全是世界各地做的名牌美式家具。这部戏从美术表现力上来讲，在呈现上海上世纪30年代的那种氛围上做得还是蛮好的，当然，这种东西是非常烧钱。关于演员的服装，我没有特别刻意，因为我早年的时候就知道定制西服、旗袍，那就是我爸妈当年日常穿着的格调。我年轻的时候拉练怕勒肩膀，打背包带用的都是把我爸的几条领带绑在一块儿，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是里面套一个西装外面穿一个中山装。我妈妈所有的旗袍后来都改成了方领衫给我的两个姐姐穿。所以我当时说孙红雷你要戴领针，他们不知道什么样，我还特意找了《毁灭之路》里面丹尼尔·克雷格的造型给大家看，这是美式西服衬衫的玩法，我本来还想让他衬衣袖子套上袖箍呢，也叫臂环，就是衬衣袖子长了掖上去固定好，这是西式很经典的配饰，这黑袖箍在中国有别的意思，但老上海包括现在香港一些老牌的绅士还这么来。
这部戏的外景是我们在车墩搭的，原来计划是改造，但我总觉得不是自己要的样子，所以里面的几个小咖啡厅是搭的，舞蹈教室，监狱，刑讯室全是。特别是刑讯室的美术设计，因为电影中特务头子这个人物（方中信饰演）是一个比较讲究的人，所以他不像是一般的那种特务头子一样阴险狡诈，对生活很放荡。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特务机关是用来打掩护的，就跟所谓76号魔窟对外声称它是家传播公司一样，所以他的特务机关有点类似于今天中国白领阶层上班的写字楼，非常讲究。后来，我无意当中看到一本美国画报上的一张照片，上面中情局也是按照这个意思设计刑讯室。 傅经年（孙红雷饰演）的这个角色，十九岁的时候共产党就把他派出去，只不过一直没有用他，让他“冬眠”。他只是一个共产党的身份，他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全是国统区那套东西。于是，探戈那场戏的由来也就有了，过去国民党人泡舞会简直是家常便饭，只不过我们把30年代的探戈改良，融进了一些现代的因素。另外，原来人们对于共产党员的诠释有点概念化，我们想写一层东西——一个共产党员的压抑，但是这层东西表现起来可能有一些困难，今天中国的这个环境里表达这个很难的，用舞蹈表现很多人也不喜欢，因为里面充满了太多的性意识。上级领导之所以能通过，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思想还是很解放的，甚至有个评语是“第一次把我们的特工人员的形象写得这样有血有肉”。
为什么这部谍战戏看着还是言情剧？
这个故事的由来有两点，第一个是，我想写一个故事，一个男人遇到了一个女孩儿，一生没成，可能阴错阳差，但是这个人在他的心里住了一辈子。这个东西从我的观点来讲是最美好的，因为在生活中人们经常会把最美好的东西变成痛苦的，而如果能把心里仅存的那一点点东西保留到最后，其实那是最幸福的事。
第二个是，这个故事的由来和《一步之遥》这首曲子有直接的关系，早期我这个片子起的名字就叫《一步之遥》，因为姜文用了，就没办法用了。其实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关系特别像《一步之遥》这首曲子中所表达的。3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探戈舞曲，这首曲子一出来的时候就风靡全世界，主要原因是这里面把男女之间的爱写得淋漓尽致。舞曲的整个过程特别像他们两个的关系——实际上是情人，不是恋人。《一步之遥》直译过来叫“只差一步”，因为这两个人永远是有距离的，就像是在跳探戈，正好特别符合我想要表达的故事的立意，这两个人一生就是走不到一块儿，永远只差一步。整个故事的由来主要就是这两点，根本没有想谍战，也没有想其他东西。
我选择了不同的时间点，场景永远是这条街道，但是这个街道是有变化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关于战争的描述，我更偏向于表现战争给人们心里留下的是什么东西，而不是表现战争和谍战整个的过程，反衬出战乱的年代里爱情的残酷。上海电影厂的任总一直鼓励我拍电影，所以我和他说了我要拍电影，一分钟之内解决问题，本子都不用看，就答应投资了，非常支持。片子拍完了他也给了很大支持，因为发行也是他们。他个人非常喜欢这个片子，看完就把我抱起来了。
内地今天的很多演员演30年代戏都有困难，文化的积淀会有一些问题，香港和台湾这两个地区反而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得比较好的，发展到今天，中国文化之中一些比较精致的东西他们还保留着，这次选择港澳台的演员，也是这个原因。实际上当时定演员的时候只有孙红雷一个人是内地的。港台演员有那种底蕴，能带出那种气质，内地演员缺乏那样的底蕴。我拍戏的时候永远不试戏，就跟这个人聊天儿，聊透了，我会问非常复杂的问题，一些问题如果演员是下意识回答的，就特别能够反映他的内心和状态。有些人在见导演的时候会拘着，不是最真实的一面。一般我要定一个新演员的话都要聊三四天。
我现在就想着怎么退休。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看到60多岁的老导演，都觉得他们的观念太老了。现在我也60岁了，我觉得看自己还能不能做一些事，不行的话就退休了。关于电影的票房预期，我觉得投石问路吧，我当然希望国产影片之中有我这类片子的一席之地。现在电视的基本观众还是中老年，但是电影市场纯纯粹粹是年轻人，他们接受这一类的题材相对会有一些困难，我做了一点点文化考量，可能未来我再拍电影，我想知道观众接收我这些信息量的程度有多少，摸到这个脉之后，再通过一些方式，既能满足观众的共性的东西，又能满足自己的个性需求，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