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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明初以来，一改元代海运为主、漕运为辅之政，以京杭运河为南北水路交通命脉，河运漕粮。清承明制，京杭运河及其漕运在沟通南北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沿线城市、经济、交通、社会等等藉此融为一体。直至清末，漕运或有衰落，河道或有湮塞，而京杭运河的交通作用仍然足够突出，与此同时，沿线驿站随之设置，在传统邮驿与近代文报局、海关试办兼办近代邮政、大清邮政并存的时期，于沿线经济、社会发展仍然是重要维系。在京杭运河于2014年申遗成功和当前大力建设京杭运河文化带、加强运河文化传承保护的背景下，对于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站设置进行考辨，或能为遗产保护和文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依据。
关键词：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站
中图分类号：G25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973（2021）09-0155-03
明朝会通河浚通后，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1]。自明初以来，一改元代海运为主、漕运为辅之政，河运漕粮，于是京杭大运河日益成为明朝南北交通命脉，也是其漕粮运输、官宦兵丁与客商大贾往来的重要通道，诚如历史所载：“国计之有漕运，犹人身之有血脉，血脉通则人身康，漕运通则国计足”[2]。
清承明制，京杭运河沿线仍然广置水马驿站，期间或兴或废，先后设置共计50余处。清朝京杭运河及其漕运“在沟通南北经济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沿运一线融为有机的整体。”[3]与前代邮驿相比，清朝京杭运河水马驿站仍然兼具水路与陆路功能，仍然是以传递政府文书和军事情报为主，同时也满足了来往官吏、商旅、驿卒于中途停歇、食宿、更换马匹、车船补给的需要。直至清末，京杭运河的发展日渐式微，但其交通作用仍然足够突出，而沿线驿站随之设置，在传统邮驿与近代文报局、海关试办兼办近代邮政、大清邮政并存的时期，在客邮“客观上刺激了近代中国邮政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侵夺了中国的邮政自主权”[4]的情势下，于沿线经济、社会发展仍然是重要维系。
1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设置概況
按地理位置，京杭运河习惯上被分作七段，即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鲁运河、中运河、里运河、江南运河，途经今北京通州至天津武清，历河北廊坊、沧州、衡水、邢台，至山东德州、临清、聊城、济宁、滕州、微山，复经江苏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至浙江嘉兴、湖州，最后达于杭州。
清代京杭运河沿途所置驿站，多为兼具水路、陆路功能的水马驿站。清代驿站之间距离设置，多承明制，以60里为准。有研究据明人黄训《名臣经济录》等史料考证指出，明代京杭运河“两相邻驿站间的里程为60里的最多，70里的位居其次，其平均里程是71.4里，这既便于船只更换，又便于人员的休整与安顿”[5]，时至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设置也大略如此。
《清代驿站考》可谓迄今为止大陆地区关于清代驿站最为全面的研究成果之一，为学界乃至社会了解清代驿站设置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其驿站考证以清代区划为限，兼及水路驿站的路线、里程。考证指出，“由京城之东的通州沿运河南下，可至山东、江苏苏州和江宁、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各省省城。”[6]其中，京杭运河沿线水马驿自北向南，计有通州潞河、通州和合、武清河西、武清杨村、天津杨青、静海奉新、青县流河、青县干宁、沧州砖河、南皮新桥、吴桥连窝、德州良店、德州安德、德州梁家庄、武城甲马营、临清渡口、清州清源、清平清阳、聊城崇武、阳谷荆门、东平安山、汶上开河、济宁南城、鱼台河桥、沛县泗亭、峄县万家、邳州赵村、宿迁钟吾、扬州仪征、元和姑苏、杭州武林诸驿。两驿之间的距离，近则为40里，远则为80里、90里，甚至110里至120里，然以60里、70里为常。
2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可考数量
自明朝初年开始，即于京杭运河按一定距离大量设置水马驿站。与明代相较而言，清代京杭运河沿线水马驿设置或有革废，所考者至少有50余处。
其一，《明宣宗实录》记载，“通州至仪真，视水驿路程远近增置之。宜盖通州至仪真驿，俱洪武永乐中所设，路程无甚相远，惟通州杨村至扬青，山东梁家庄至甲马营，开河至济宁州南城驿，比之他驿稍远”[7]。
又，明人程春宇《士商类要·水驿捷要歌》记载：“试问南京至北京，水程经过几州城。皇华四十有六处，途远三千三百零。从此龙江大江下，龙潭送过仪真坝。广陵邵伯达盂城，界首安平近淮阴。一出黄河是清口，桃源才过古城临。锺吾直河连下邳，辛安房村彭城期。夹沟泗亭沙河驿，鲁桥城南夫马齐。长沟四十到开河，安山水驿近张秋。崇武北送清阳去，清源水顺卫河流。渡口相接夹马营，梁家庄住安德行。良店连窝新桥到，砖河驿过又乾宁。流河远望奉新步，杨青直沽杨村渡。河西和合归潞河，只隔京师四十路。逐一编歌记驿名，行人识此无差误。”[8]
按：龙潭驿，马驿，治今江苏南京栖霞区西北，清时属南直隶江宁府句容县，《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七四《江宁府二》载曰：“在句容县盘龙山北。”《清代驿站考》引《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兵部·邮政·置驿二》载曰：“龙潭驿，马二十五匹，马夫十五名，差夫一百二名。”城南，一作南城，治今山东济宁城区，《清代驿站考》引《雍正山东通志》卷十七《驿递志》考曰：“南城水马驿，在（济宁）州南门外，驿丞管理。”夹马营，一作甲马营，治今山东德州武城县甲马营乡，《清代驿站考》引《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兵部·邮政·置驿一》载曰：“甲马营驿，水驿夫一百六十一名。”
又，《士商类要》刻印于天启六年（1626年），根据其记载，这一时期，自南京出发，不计龙潭驿，沿京杭运河北上达于北京，所历水马驿共45处。后世或革或改，至弘治年间，此线水马驿所存计38处。鲁桥、长沟、卫河、直沽4驿，《明朝驿站考》引成书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明会典》所载，此间已革。张秋，一作章邱，又作章丘，治今山东济南章丘区，后改义仓。《道光章邱县志》卷二《建置》载曰：“旧在县治西南，今改义仓。”辛安、直河，嘉靖年间（1522-1566年）改为镇。《乾隆江南通志》卷二十六《舆地志·关津二》载：“直河镇，邳州东南六十里。明初，置直河驿，嘉靖中改置”;辛安，一作新安，治今江苏邳州邳城镇泇口街道，同卷载：“新安镇，（邳）州西六十里，滨河接睢宁界。明初，置新安驿，嘉靖中改置。” 其二，据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一《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所载，从南京出发，自龙潭驿始，沿京杭运河南下，历经丹徒京口驿、丹阳云阳驿、吕城驿、武进毗陵驿、无锡锡山驿、吴县姑苏驿、吴江松陵驿、吴江平望驿、秀水西水驿、崇德皂林驿、钱塘武林驿，至于杭州[9]。
按：《一统路程图记》撰于隆庆四年（1570年），存吕城、松陵2驿，然据《明朝驿站考》引成书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明会典》所载，此间吕城、松陵2驿已革。应是《一统路程图记》存其地名地址，而实际并未使驿。此线计水驿9处，结合《士商类要》所载水马驿兴废，至弘治年间，存47处。
其三，弘治元年（1488年）朝鲜崔溥来华，自浙东走陆路至杭州，自杭州走水路至北京，“自武林驿过吴山（此间为水路中之陆路）、长安、皂林、西水、平望、松陵、姑苏、锡山、毗陵、云阳等驿至镇江府京口驿”，“自京口驿过扬子江（长江）至扬州府广陵驿”，“过邵伯、盂城、界首、安平、淮阴、清口、桃源、古城、钟吾、直河、下邳、新安、房村、彭城、夹沟、泗亭、沙河、鲁桥、南城、开河、安山、荆门、崇武、清阳、清源、渡口、甲马营、梁家庄、安德、良店、连窝、新桥、砖河、乾宁、流河、奉新、杨青、杨村、河西、和合等驿至通州潞河水马驿。”[10]
按：崔溥所记，自武林至潞河，驿站共55处。其中，吴山为陆驿。长安驿，据《乾隆浙江通志》卷八十八《驿传上》载：“在（海宁）县西北二十里。唐贞观五年置桑亭驿，八年改义亭驿，宋因之，元设水马二站，至元间改长安水驿，明革。”鲁桥、松陵2驿已革，直河、新安2驿已改为镇，所考见上。然又兴有开河、荆门2驿。
据此统计，至弘治年间，京杭运河所存水马驿至少有50处可考。清代一度沿用上述诸驿，或至康乾时期，或至清末，《清代驿站考》对此皆有所考。其中沙河驿考，可参考“榆河驿”考。《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北直二》载，沙河“即榆河也”。另，彭城、泗亭、夾沟、桃源、仪征诸驿考证分别置于“榆河驿”、“铜山县铜山夫厂”、“沛县泗亭夫厂”、“邳州赵村驿”、“桃源县桃园驿”、“仪征县并水驿”名下。
3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始设时间
关于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始设时间问题，嘉庆朝《清会典》、《清会典事例》、《嘉庆重修一统志》等典籍文献是用以考证的重要史料基础。除此之外，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本，中华书局2005年版）、明人陈循、彭时纂修《寰宇通志》及《乾隆大清一统志》等史料文献也有特别的记载，对于部分驿站始设时间或沿革可考者，略作考证，以备查询。
（1）彭城驿：《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六十九《徐州府》载：“在铜山县东黄河西岸。旧本在城南二里许，明正德中圮于水。嘉靖二十二年徙于此。旧有驿丞。本朝雍正十三年裁。《寰宇通志》卷二二、《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九存史事。
（2）邳州赵村驿：《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六十九《徐州府》载：“在邳州南新泇口下。明万历四十四年置，南通直河口，北接韩庄闸。今有驿丞。”
（3）西水驿：《乾隆浙江通志》卷八十八《驿传上》：“元初置，至正末毁於兵。明洪武元年四月，除授站提领为驿丞，明末毁。国朝康煕十一年知府王師夔重新之。”《寰宇通志》卷二四、《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一存史事。
（4）皂林驿：《乾隆浙江通志》卷八十八《驿传上》：“嘉靖甲午御史張景以驿去府治不一站，長安驿偏迂，乃度中置。”《寰宇通志》卷二四、《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一存史事。
4结语
有清一代，京杭运河的兴废变化也有其特别性，漕运或有衰落、河道或有湮塞，与其相互影响。清朝京杭运河的兴废既与明清时期京杭运河的地形变迁有关，也与政府漕运政策及其方式的变化相联，对于沿线城市及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历史性的影响。2014年，京杭运河申遗成功;2020 年 11 月 14 日，南京博物院举办“大运河博物馆联盟”成立活动，大运河沿线32家博物馆共同提出了“高质量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发展规划，在如此大力建设京杭运河文化带、加强运河文化传承保护的背景下，对于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设置进行考辨，或能为遗产保护和文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依据。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明史：卷八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明）明穆宗实录：卷六八[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3]叶美兰，张可辉.清代漕运兴废与江苏运河城镇经济的发展[J].南京社会科学，2012（9）.
[4]金燕.英国邮政改革与社会变迁[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253-254.
[5]岳广燕.明代运河沿线的水马驿站[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6]刘立鹏.清代驿站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
[7]（明）明宣宗实录：卷一一三[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8]（明）程春宇.士商类要//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93.
[9]（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07.
[10]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M].北京：线装书局，2002：7.
基金项目：南京邮电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申报培育课题“中国近代邮政电信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GPY219002）。
关键词：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站
中图分类号：G25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973（2021）09-0155-03
明朝会通河浚通后，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1]。自明初以来，一改元代海运为主、漕运为辅之政，河运漕粮，于是京杭大运河日益成为明朝南北交通命脉，也是其漕粮运输、官宦兵丁与客商大贾往来的重要通道，诚如历史所载：“国计之有漕运，犹人身之有血脉，血脉通则人身康，漕运通则国计足”[2]。
清承明制，京杭运河沿线仍然广置水马驿站，期间或兴或废，先后设置共计50余处。清朝京杭运河及其漕运“在沟通南北经济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沿运一线融为有机的整体。”[3]与前代邮驿相比，清朝京杭运河水马驿站仍然兼具水路与陆路功能，仍然是以传递政府文书和军事情报为主，同时也满足了来往官吏、商旅、驿卒于中途停歇、食宿、更换马匹、车船补给的需要。直至清末，京杭运河的发展日渐式微，但其交通作用仍然足够突出，而沿线驿站随之设置，在传统邮驿与近代文报局、海关试办兼办近代邮政、大清邮政并存的时期，在客邮“客观上刺激了近代中国邮政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侵夺了中国的邮政自主权”[4]的情势下，于沿线经济、社会发展仍然是重要维系。
1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设置概況
按地理位置，京杭运河习惯上被分作七段，即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鲁运河、中运河、里运河、江南运河，途经今北京通州至天津武清，历河北廊坊、沧州、衡水、邢台，至山东德州、临清、聊城、济宁、滕州、微山，复经江苏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至浙江嘉兴、湖州，最后达于杭州。
清代京杭运河沿途所置驿站，多为兼具水路、陆路功能的水马驿站。清代驿站之间距离设置，多承明制，以60里为准。有研究据明人黄训《名臣经济录》等史料考证指出，明代京杭运河“两相邻驿站间的里程为60里的最多，70里的位居其次，其平均里程是71.4里，这既便于船只更换，又便于人员的休整与安顿”[5]，时至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设置也大略如此。
《清代驿站考》可谓迄今为止大陆地区关于清代驿站最为全面的研究成果之一，为学界乃至社会了解清代驿站设置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其驿站考证以清代区划为限，兼及水路驿站的路线、里程。考证指出，“由京城之东的通州沿运河南下，可至山东、江苏苏州和江宁、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各省省城。”[6]其中，京杭运河沿线水马驿自北向南，计有通州潞河、通州和合、武清河西、武清杨村、天津杨青、静海奉新、青县流河、青县干宁、沧州砖河、南皮新桥、吴桥连窝、德州良店、德州安德、德州梁家庄、武城甲马营、临清渡口、清州清源、清平清阳、聊城崇武、阳谷荆门、东平安山、汶上开河、济宁南城、鱼台河桥、沛县泗亭、峄县万家、邳州赵村、宿迁钟吾、扬州仪征、元和姑苏、杭州武林诸驿。两驿之间的距离，近则为40里，远则为80里、90里，甚至110里至120里，然以60里、70里为常。
2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可考数量
自明朝初年开始，即于京杭运河按一定距离大量设置水马驿站。与明代相较而言，清代京杭运河沿线水马驿设置或有革废，所考者至少有50余处。
其一，《明宣宗实录》记载，“通州至仪真，视水驿路程远近增置之。宜盖通州至仪真驿，俱洪武永乐中所设，路程无甚相远，惟通州杨村至扬青，山东梁家庄至甲马营，开河至济宁州南城驿，比之他驿稍远”[7]。
又，明人程春宇《士商类要·水驿捷要歌》记载：“试问南京至北京，水程经过几州城。皇华四十有六处，途远三千三百零。从此龙江大江下，龙潭送过仪真坝。广陵邵伯达盂城，界首安平近淮阴。一出黄河是清口，桃源才过古城临。锺吾直河连下邳，辛安房村彭城期。夹沟泗亭沙河驿，鲁桥城南夫马齐。长沟四十到开河，安山水驿近张秋。崇武北送清阳去，清源水顺卫河流。渡口相接夹马营，梁家庄住安德行。良店连窝新桥到，砖河驿过又乾宁。流河远望奉新步，杨青直沽杨村渡。河西和合归潞河，只隔京师四十路。逐一编歌记驿名，行人识此无差误。”[8]
按：龙潭驿，马驿，治今江苏南京栖霞区西北，清时属南直隶江宁府句容县，《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七四《江宁府二》载曰：“在句容县盘龙山北。”《清代驿站考》引《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兵部·邮政·置驿二》载曰：“龙潭驿，马二十五匹，马夫十五名，差夫一百二名。”城南，一作南城，治今山东济宁城区，《清代驿站考》引《雍正山东通志》卷十七《驿递志》考曰：“南城水马驿，在（济宁）州南门外，驿丞管理。”夹马营，一作甲马营，治今山东德州武城县甲马营乡，《清代驿站考》引《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兵部·邮政·置驿一》载曰：“甲马营驿，水驿夫一百六十一名。”
又，《士商类要》刻印于天启六年（1626年），根据其记载，这一时期，自南京出发，不计龙潭驿，沿京杭运河北上达于北京，所历水马驿共45处。后世或革或改，至弘治年间，此线水马驿所存计38处。鲁桥、长沟、卫河、直沽4驿，《明朝驿站考》引成书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明会典》所载，此间已革。张秋，一作章邱，又作章丘，治今山东济南章丘区，后改义仓。《道光章邱县志》卷二《建置》载曰：“旧在县治西南，今改义仓。”辛安、直河，嘉靖年间（1522-1566年）改为镇。《乾隆江南通志》卷二十六《舆地志·关津二》载：“直河镇，邳州东南六十里。明初，置直河驿，嘉靖中改置”;辛安，一作新安，治今江苏邳州邳城镇泇口街道，同卷载：“新安镇，（邳）州西六十里，滨河接睢宁界。明初，置新安驿，嘉靖中改置。” 其二，据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一《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所载，从南京出发，自龙潭驿始，沿京杭运河南下，历经丹徒京口驿、丹阳云阳驿、吕城驿、武进毗陵驿、无锡锡山驿、吴县姑苏驿、吴江松陵驿、吴江平望驿、秀水西水驿、崇德皂林驿、钱塘武林驿，至于杭州[9]。
按：《一统路程图记》撰于隆庆四年（1570年），存吕城、松陵2驿，然据《明朝驿站考》引成书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明会典》所载，此间吕城、松陵2驿已革。应是《一统路程图记》存其地名地址，而实际并未使驿。此线计水驿9处，结合《士商类要》所载水马驿兴废，至弘治年间，存47处。
其三，弘治元年（1488年）朝鲜崔溥来华，自浙东走陆路至杭州，自杭州走水路至北京，“自武林驿过吴山（此间为水路中之陆路）、长安、皂林、西水、平望、松陵、姑苏、锡山、毗陵、云阳等驿至镇江府京口驿”，“自京口驿过扬子江（长江）至扬州府广陵驿”，“过邵伯、盂城、界首、安平、淮阴、清口、桃源、古城、钟吾、直河、下邳、新安、房村、彭城、夹沟、泗亭、沙河、鲁桥、南城、开河、安山、荆门、崇武、清阳、清源、渡口、甲马营、梁家庄、安德、良店、连窝、新桥、砖河、乾宁、流河、奉新、杨青、杨村、河西、和合等驿至通州潞河水马驿。”[10]
按：崔溥所记，自武林至潞河，驿站共55处。其中，吴山为陆驿。长安驿，据《乾隆浙江通志》卷八十八《驿传上》载：“在（海宁）县西北二十里。唐贞观五年置桑亭驿，八年改义亭驿，宋因之，元设水马二站，至元间改长安水驿，明革。”鲁桥、松陵2驿已革，直河、新安2驿已改为镇，所考见上。然又兴有开河、荆门2驿。
据此统计，至弘治年间，京杭运河所存水马驿至少有50处可考。清代一度沿用上述诸驿，或至康乾时期，或至清末，《清代驿站考》对此皆有所考。其中沙河驿考，可参考“榆河驿”考。《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北直二》载，沙河“即榆河也”。另，彭城、泗亭、夾沟、桃源、仪征诸驿考证分别置于“榆河驿”、“铜山县铜山夫厂”、“沛县泗亭夫厂”、“邳州赵村驿”、“桃源县桃园驿”、“仪征县并水驿”名下。
3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始设时间
关于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始设时间问题，嘉庆朝《清会典》、《清会典事例》、《嘉庆重修一统志》等典籍文献是用以考证的重要史料基础。除此之外，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本，中华书局2005年版）、明人陈循、彭时纂修《寰宇通志》及《乾隆大清一统志》等史料文献也有特别的记载，对于部分驿站始设时间或沿革可考者，略作考证，以备查询。
（1）彭城驿：《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六十九《徐州府》载：“在铜山县东黄河西岸。旧本在城南二里许，明正德中圮于水。嘉靖二十二年徙于此。旧有驿丞。本朝雍正十三年裁。《寰宇通志》卷二二、《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九存史事。
（2）邳州赵村驿：《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六十九《徐州府》载：“在邳州南新泇口下。明万历四十四年置，南通直河口，北接韩庄闸。今有驿丞。”
（3）西水驿：《乾隆浙江通志》卷八十八《驿传上》：“元初置，至正末毁於兵。明洪武元年四月，除授站提领为驿丞，明末毁。国朝康煕十一年知府王師夔重新之。”《寰宇通志》卷二四、《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一存史事。
（4）皂林驿：《乾隆浙江通志》卷八十八《驿传上》：“嘉靖甲午御史張景以驿去府治不一站，長安驿偏迂，乃度中置。”《寰宇通志》卷二四、《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一存史事。
4结语
有清一代，京杭运河的兴废变化也有其特别性，漕运或有衰落、河道或有湮塞，与其相互影响。清朝京杭运河的兴废既与明清时期京杭运河的地形变迁有关，也与政府漕运政策及其方式的变化相联，对于沿线城市及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历史性的影响。2014年，京杭运河申遗成功;2020 年 11 月 14 日，南京博物院举办“大运河博物馆联盟”成立活动，大运河沿线32家博物馆共同提出了“高质量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发展规划，在如此大力建设京杭运河文化带、加强运河文化传承保护的背景下，对于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设置进行考辨，或能为遗产保护和文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依据。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明史：卷八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明）明穆宗实录：卷六八[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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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燕.英国邮政改革与社会变迁[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253-254.
[5]岳广燕.明代运河沿线的水马驿站[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6]刘立鹏.清代驿站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
[7]（明）明宣宗实录：卷一一三[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8]（明）程春宇.士商类要//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93.
[9]（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07.
[10]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M].北京：线装书局，2002：7.
基金项目：南京邮电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申报培育课题“中国近代邮政电信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GPY219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