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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同为面临北方强敌的强盛帝国，汉唐两代北部边疆的城市数量有很大的差别。本文以雁北地区为切入点，得出这一差别是由西汉与唐两代不同的时代背景、军事制度与该地区族群构成及经济形态决定的结论。
关键词 西汉，唐，雁北地区，城市，军事制度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22—0041—05
汉唐是中国历史上国力鼎盛的两大朝代，也都面临着强大的北方游牧政权——匈奴和突厥的威胁。但在巩固北方边防的策略、军队的组织形式，以及边疆防线的建设等方面，由于时代背景及自身国力和主导国策的差别，体现出相当大的不同，从而导致在汉唐两代，北方边境地区的城市数量和分布情况产生强烈对比。本文将以雁北地区为例，探讨导致这一差别的原因。
一、本文研究地域范围的界定
本文所述雁北地区，即今天山西省的大同市和朔州市。另外，蔚县、阳原、怀安今天属河北省管辖，但其在汉唐时期历史进程与山西雁北地区更加接近，所以本文一并讨论。这一地区地处高原，四周有高山屏障，又有杀虎、阳方、雁门、飞狐等关口与四周相通，西北方向可借助长城、关隘以完固地理屏障，东南方向对河北平原可收高屋建瓴之效。内部是桑干河河谷，地势平坦，颇有回旋余地，加上地处中温带农牧交错地域，农耕和畜牧都可形成一定规模。由于具有这样的地理条件，雁北地区在政治、军事上地位非常重要。
在历史上，雁北地区一直是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势力消长、进退的重要舞台，农牧分界线也在这一带上下推移。当气候温暖时，农牧分界线被一直推进到贺兰山一阴山一线，雁北地区成为农耕世界的战略前沿，中原王朝在这个盆地里徙民实边、屯田耕种，作为进一步向北推进最直接的兵源和后勤补给的基地和重要的防御纵深。当气候寒冷时，游牧民就会乘隙南下，将气候凉爽的雁北地区作为自己适应、统驭农耕世界的实验基地。
正是由于农牧交错地带的特殊地理与政治、民族环境，在不同时期，这一地带的城市建设也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我们能看到，在今长城以南，雁门关、飞狐口以北的地区内，西汉时期的雁门郡和代郡共设二十四县；而唐代的朔、云、蔚三州则只有四个县。同是强盛帝国的边防要地，城市数量却相差极大。本文将对比西汉与唐两个朝代在此地区的军事体系、攻守战略，阐发这一现象的原因。
二、西汉初期的边疆形势与西汉的边疆战略
秦朝末年，“诸侯畔秦，中国扰乱”，匈奴再度振兴，重新占据河南地，并多次侵犯沿边诸郡，“杀略人民甚众”。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冬，匈奴军队攻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南)，高祖亲率大军追击，结果被困白登七日，被迫与匈奴和亲。
汉高祖去世后，匈奴对汉的军事优势不但没有丧失，反而继续扩大。文帝时，匈奴夷灭月氏、楼兰等二十六国，“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更加强大。文帝惩于秦末战乱造成巨大破坏，经济凋敝，国力不足的局面，继续推行高祖与吕后对内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对外与匈奴和亲结好的政策。为巩固边防，解决匈奴的威胁，汉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募民实边，“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广建城邑，修筑防御体系，“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实行兵民合一，对边民进行军事编制，用熟悉当地情况的居民防守边境，“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侯：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劝以厚赏，威以重罚”。
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开始了大规模战略进攻，对北部进行积极经营。到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出征漠北，击溃匈奴单于及左贤王,最终取得了“单于……远循，而幕南无王庭”，“斥地远境”的战果，保障了北部边境的安全。
但即使在积极进攻的汉武帝时期，同样重视边城防御体系的建设。“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修建起宏伟的汉长城防御体系。据李孝聪研究，西汉大规模修建长城防御体系共有七次第一次是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率军击走楼烦王、白羊王，取得汉对匈奴第一次大规模胜利，“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固”。第二次是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出陇西，拓地河西，武帝在河西走廊先后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取得“断匈奴右臂”的战果，并筑塞令居以西至酒泉。第三次是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一举拓地漠南后，为阻止匈奴南逾阴山，于太初三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即“光禄塞”。第四次是元封年间(前110～前107年)，赵破奴、王恢破姑师(今新疆吐鲁番)，降楼兰(今罗布泊地区)，“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关”，即汉河西长城自酒泉郡向西延伸至玉门关。第五次是太初元年(前104年)，遣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第六次是太初三年(前102年)，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塞。第七次是宣帝时设西域都护府，治乌垒城，汉河西长城的亭、燧建筑再向西绵延直至库车西北。
由上面可见，西汉一朝，因为始终面临着匈奴强大的军事威胁，边郡防御任务非常严峻，所以非常重视修筑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广建郡县、城邑、长城、亭燧，来保卫边境地区的安全。具体到雁北地区，汉高祖六年(前201年)春正月，“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此时的代国三郡大部还在匈奴手中，代国不过是遥领虚封。直至次年，樊哙止定代地，汉对雁北地区的控制才稳定下来。既然西汉自汉高祖七年才占领此地，那么这五十三县应该都是秦县。《汉书·地理志》记载，代郡辖十八县，雁门郡辖十四县，定襄郡辖十二县，云中郡辖十一县。其中雁门郡阴馆县史有明载，增置于汉景帝后三年(前141年)。又据周振鹤研究，定襄郡是分云中郡所置。那么，除阴馆外，《汉书·地理志》中此四郡共有五十四县。可见，雁北地区的郡县体系，自汉高祖时就进行了这样的规制。那么，西汉一代，之所以在雁北地区内设置二十余个建制城市，目的就是为了依托郡县城市和边堡体系，以遏制匈奴攻势。
三、唐代初年的边疆形势
隋朝末年，爆发了波及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战乱。游牧大漠的东突厥汗国趁机强大起来，“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一方面遣军队侵扰边境地带，另一方面扶植各割据势力，积极插手干涉中原事务。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时，也为了保障后方安全与战马的供应，采取了“联突厥以制群雄”的策略，向 东突厥称臣以换取对自己的支持。
随着唐削平群雄，统一中原，逐渐损害了东突厥利用中原分裂战乱以猎取渔人之利的策略，东突厥汗国开始与唐关系恶化。处罗可汗生前曾有意采用梁师都的建议，效法北魏道武帝入主中原。胡三省引《高祖实录》记载：“处罗欲分兵大掠中国，于怀戎、雁门、灵武、凉州四道俱人。”可见，从大同盆地，扣雁门关，进而袭击太原府，是东突厥攻唐的一条主要路线。突厥骑兵奔驰在雁北谷地，并多次进犯朔州、代州，争夺马邑，甚至屡次侵扰到太原。一直到武德九年(626年)，唐军只能采取守势。
武德九年，“延陀、回纥等诸部皆叛，攻破欲谷设”。贞观元年(627年)，“阴山以北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相率余部背叛，击走其欲谷设”。贞观初，“突厥颉利可汗部落五月霜降”。属部的叛乱与严重的自然灾害促使东突厥汗国开始解体，大乱不止。
贞观三年，东突厥进一步土崩瓦解，是年十一月，唐太宗“以行并州都督李劫为通汉(漠)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检较(校)幽州都督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兼管州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分道出师以击突厥”。其中李靖“率骁骑三千，自马邑出其不意，直趣恶阳岭以逼之”，一举袭破东突厥牙帐，并俘虏颉利可汗，称雄一时的东突厥汗国就此覆灭。
关于如何处置突厥降众，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意见，将突厥余部安置到边疆的半农半牧地区，使其“不离本俗”，既保持突厥人的部落组织和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方式，又可以将这支强大骑兵收归唐政府所用，平时替唐捍翼北部边境，牵制薛延陀等铁勒势力的扩张，需要大规模用兵时又可以随时调集。从这一方针出发，自贞观四年开始，由突厥降众开始，唐朝先后设立了近1000个羁縻府州，构成唐帝国边境地区的主要组成形式。
正因为唐朝在建立初期就解决了北方的游牧强敌——东突厥，并利用东突厥汗国部众来防御自己的边疆，所以北部边防压力并不像汉代前期那样沉重。
四、汉唐士兵来源与战争组织制度的不同
汉代实行普遍兵役制，男子自傅籍之年(汉初十五岁，景帝时二十岁，武、昭后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的期间，服兵役两年，称为正卒。正卒一年在本郡为材官(步兵)、楼船(水军)或骑士；另一年在京师屯戍，称为卫士。他们还必须在边郡屯戍一年，称为戍卒。与此相对应，西汉前期的全国军队，可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部分。中央军即中央直辖的军队，包括以郎卫为主体的宫廷禁军及南军和北军。中央军的主要职责是拱卫京师，保卫宫廷的安全，“卫尉八屯，警夜巡昼”，收“居重驭轻”之效，遇有重大战役，中央军也由太尉或将军临时统领出征。从本质来讲，西汉士兵首先是地方兵。汉初的每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是依靠征用地方兵完成的。有时地方兵也可奉命独立作战。
地方的材官、骑士、轻车、楼船在内郡每年一度由各地征发，集中到本郡服兵役，接受军事训练，维持地方治安，战时则由中央统一征调出征作战。《玉海》卷一四七引《汉官仪》日：“高祖命天下，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各有员数。平地用轻车，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
汉初边防力量薄弱，不足以防止匈奴南下骚扰。若在边地大规模屯军，则军需供应难以保证，而且每年一度更代番上的戍卒又不习边事，不利于作战。因此，迁民实边，在边境地区广建郡县，以边民为边郡军队的主要来源，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与西汉不同，唐代军队的核心兵源来自府兵。府兵分隶各折冲府，“其府多因其地，各自为名，无鹰扬之号。凡五百七十四府，分置于诸州，而名隶诸卫及东宫率府”。府兵的首要任务是宿卫，其次为征戍镇防。所以在唐代前期，府兵为中央兵非地方兵。诸折冲府虽在诸道诸州，但不属于诸州。
唐代的军事行动组织方式，在前期主要是行军制度。仪凤年间以前，由于唐王朝国立强盛，而周边诸族相对衰落，唐王朝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因此每当战略目标确定，就迅速从内地抽调大批兵员，组成大规模行军，迅速组织攻伐，一旦达到目的取得胜利之后，除留下部分兵力用于镇守外，旋即退军并解散行军。这一时期相继攻灭突厥、高昌、焉耆、于阗、龟兹、薛延陀、高丽、百济的军事胜利就是多次组织行军的结果。
从上面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西汉与唐代前期的士兵来源与战争方式都有不同。唐代每次军事行动的兵员来源，以府兵为核心，以兵募为主体，再以番兵为补充，与西汉各郡县都训练军队，战争时从全国各郡县抽调集中不同。而且唐代前期由于一连串辉煌的军事胜利，所以更重视机动性的主动军事打击，并不像西汉时期更重视依托层层防御体系组织边防。即使在后突厥汗国复兴，重新威胁唐安全时，唐朝仍不倾向于在北部边疆工事建设上投入太大精力。《龙筋凤髓判》中提到这样一个判例：将军季仁状称：“于蔚州飞狐口累石墙，灌以铁汁，一劳永逸，无北狄之忧。”驳回的判词中阐明了唐朝中央的思路：“昔汉屯上谷，未遑中权；秦筑长城，惟闻下策。乃欲出塞杜贼，闭碉防胡，累之以石墙，灌之以铁汁。长兹贼气，沮我军容，生敌国之凶顽，示中州之怯懦。”
五、汉唐两代雁北地区民族构成与经济形态的不同
如前所述，西汉建立之初就面对强大而统一的匈奴，匈奴单于是所有游牧民的统治者，“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由于国力上的差距，从汉高祖开始，对匈奴运用和亲、开关市等示好策略与徙民实边，建设城镇、边堡防御体系结合的方法，来尽量消除匈奴入犯的威胁。匈奴屡次进犯雁北地区，但大多志在掠夺人口财物，而且会受到汉当地郡县军队的阻击，汉军虽然败绩，但毕竟组织了抵抗。在西汉前期，雁北地区始终在汉廷的控制之中，而且由于徙民实边的政策，当地居民始终保持在一定数量。
唐代情况有所不同。经过北魏末年和北齐时期的大破坏，“孝昌之际乱离尤甚，恒代之地尽为邱墟”。雁北地区的经济基础遭到严重打击，人口稀少，隋代马邑郡仅有4674户，与西汉雁门和代郡总共129909户，572208口相比，不啻天渊。
隋唐时期雁北地区内国家控制人口如此稀少，除前面提过的战略考虑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隋唐两代中央政府将雁北地区作为安置归附的游牧部众的地区之一，本地区内部有众多游牧部落居住，游牧经济占主导地位。
开皇七年(587年)正月，“沙钵略遣其子入贡方物，因请猎于恒、代之间。又许之，仍遣人赐其酒食”。开皇十九年，启民可汗南下入塞，“上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雁北地区成为突厥游牧民的牧场。唐代初期击败东突厥汗国后，统率众多游牧部落，雁北地区更是安置降服诸部的场所。思结部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部落有四万余众，在贞观四年三月，由首领佚斤率领降唐，先安置在朔州，贞观五年，已辗转进入忻州， 最后又转移到代州(今山西代县)，直至贞观十五年(641年)叛唐。再如贞观十五年(641年)十一月，薛延陀进攻建牙于河北故地，附属于唐的突厥汗国，“(李)思摩不能御，率部落入长城，保朔州”。突厥游牧部落进入雁北地区的运动一直持续到唐高宗与武则天在位期间，史载“咸亨中(670～673年)，突厥诸部落来降附者多处之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谓之降户”。今天桑干河流域的大同、朔州和蔚县地区都是安置突厥降户的区域。开元三年(721年)，在后突厥汗国的压迫下，九姓铁勒入塞。“时突厥九姓新来内附，散居太原以北，嘉贞奏请置军以镇之，于是始于并州置天兵军，以嘉贞为使”，雁北地区都成为九姓部落活动的范围。本地区具体的安置措施如下：
(开元)六年(718年)二月戊子，制日：“戢兵始于威武，扼险先于要害。以制憬俗，用绥远人。九姓等顷立勋庸，先除桀骜；列在蕃服，保其疆宇。然而犷戎颇近，寇盗时侵。虽文德未宏，武备素设；汉垣通于句注，夏屋枕于燕山；是称近胡，谅藉遮虏。固可节其万部，成犄角之形；屯我六师，示张惶之势。其蔚州横野军宜移于山北古代郡大安城南，仍置汉兵三万人，以为九姓之援。拔曳固都督颉质略等并望雄蕃绪，声振朔垂；戎略既昭，兵旅惟缉；各陈武列，分统军政。颉质略出马骑三千人，充横野军讨击大使；同罗都督比言出马骑二千人，充横野后军讨击大使；回纥可汗都督移健颉利发出马骑一千人，充大将军右军讨击大使；仆固都督曳勒哥出马骑八百人，充大武军右军讨击大使。左萦右拂，先偏后伍；作捍云、代，指清沙漠。宣威料敌，度功蒇务；咨尔庶士，称朕意焉。其五都督讨击大使各量给赐物一百匹，领本部落蕃兵取。天兵军节度其兵，有事应须讨逐、探候量宜追集；无事并放在部落营生。并使本军存问，务使安辑，应修筑所及支运兵马粮等，所司亦与节度使商量处置。”
从上面所引诏书来看，九姓铁勒的部众仍然以部落为组织形式，其酋长虽然接受唐朝官职，受唐朝节制，但对部众的控制不受影响。
这一点可以从紧接着的另一件事得到证实：
(开元)八年(720年)秋，朔方大使王睃诛河曲降虏阿布思等千余人。时并州大同、横野等军有九姓同罗、拔曳固等部落，皆怀震惧。(张)说率轻骑二十人，持旌节，直诣其部落，宿于帐下，召酋帅以慰抚之。副使李宪以为夷虏难信，不宜轻涉不测，驰状以谏。说报书日：“吾肉非黄羊，必不畏吃；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是吾效死之秋也。”于是九姓感义，其心乃安。
张说其时为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对九姓铁勒却只能靠恩义手段笼络，说明唐廷不能对其部众进行垂直管理，游牧部落组织依然存在。
可以相见，如此众多的部落政权分布在雁北地区内，很难给定居农业容留存在的空间。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盆地内将以游牧经济为主。《新唐书》记载宇文融等陷害张说时，曾提到“市权招赂，擅给太原九姓羊钱千万”，太原九姓即安置在太原以北，以并州天兵军节制的九姓铁勒，“羊钱”，当即安置诸部的费用，钱与羊连写，无论以钱易羊，还是以羊来计算钱数，都足以说明当地的游牧经济状态。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西汉初期因为面临着统一的匈奴政权的军事压力，在军事上处于守势。再加上汉代士兵来源以每个郡国的编户齐民为主，所以自汉文帝开始，在边郡广建郡县，徙民实边，以补充士兵来源，并依托多层次防御体系来抵抗匈奴骑兵的南下。唐代初期由于袭破了东突厥政权，取得了军事主动，边疆形势并不紧迫。再加上唐代军事上以府兵制为主，州县无兵，军事行动以临时组织府兵、兵募和番兵行军为主要形势，并不重视边疆防御体系。同时将降伏的游牧部落安置在雁北地区，使这一地区成为牧民驰骋纵横的游牧地带。正是因为汉唐两代不同的边疆形势、军事制度和御边政策，才使得汉代在雁北地区修建了二十四个建制城市，而唐代直到开元盛世，却只有四个建制城市的原因。
关键词 西汉，唐，雁北地区，城市，军事制度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22—0041—05
汉唐是中国历史上国力鼎盛的两大朝代，也都面临着强大的北方游牧政权——匈奴和突厥的威胁。但在巩固北方边防的策略、军队的组织形式，以及边疆防线的建设等方面，由于时代背景及自身国力和主导国策的差别，体现出相当大的不同，从而导致在汉唐两代，北方边境地区的城市数量和分布情况产生强烈对比。本文将以雁北地区为例，探讨导致这一差别的原因。
一、本文研究地域范围的界定
本文所述雁北地区，即今天山西省的大同市和朔州市。另外，蔚县、阳原、怀安今天属河北省管辖，但其在汉唐时期历史进程与山西雁北地区更加接近，所以本文一并讨论。这一地区地处高原，四周有高山屏障，又有杀虎、阳方、雁门、飞狐等关口与四周相通，西北方向可借助长城、关隘以完固地理屏障，东南方向对河北平原可收高屋建瓴之效。内部是桑干河河谷，地势平坦，颇有回旋余地，加上地处中温带农牧交错地域，农耕和畜牧都可形成一定规模。由于具有这样的地理条件，雁北地区在政治、军事上地位非常重要。
在历史上，雁北地区一直是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势力消长、进退的重要舞台，农牧分界线也在这一带上下推移。当气候温暖时，农牧分界线被一直推进到贺兰山一阴山一线，雁北地区成为农耕世界的战略前沿，中原王朝在这个盆地里徙民实边、屯田耕种，作为进一步向北推进最直接的兵源和后勤补给的基地和重要的防御纵深。当气候寒冷时，游牧民就会乘隙南下，将气候凉爽的雁北地区作为自己适应、统驭农耕世界的实验基地。
正是由于农牧交错地带的特殊地理与政治、民族环境，在不同时期，这一地带的城市建设也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我们能看到，在今长城以南，雁门关、飞狐口以北的地区内，西汉时期的雁门郡和代郡共设二十四县；而唐代的朔、云、蔚三州则只有四个县。同是强盛帝国的边防要地，城市数量却相差极大。本文将对比西汉与唐两个朝代在此地区的军事体系、攻守战略，阐发这一现象的原因。
二、西汉初期的边疆形势与西汉的边疆战略
秦朝末年，“诸侯畔秦，中国扰乱”，匈奴再度振兴，重新占据河南地，并多次侵犯沿边诸郡，“杀略人民甚众”。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冬，匈奴军队攻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南)，高祖亲率大军追击，结果被困白登七日，被迫与匈奴和亲。
汉高祖去世后，匈奴对汉的军事优势不但没有丧失，反而继续扩大。文帝时，匈奴夷灭月氏、楼兰等二十六国，“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更加强大。文帝惩于秦末战乱造成巨大破坏，经济凋敝，国力不足的局面，继续推行高祖与吕后对内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对外与匈奴和亲结好的政策。为巩固边防，解决匈奴的威胁，汉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募民实边，“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广建城邑，修筑防御体系，“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实行兵民合一，对边民进行军事编制，用熟悉当地情况的居民防守边境，“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侯：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劝以厚赏，威以重罚”。
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开始了大规模战略进攻，对北部进行积极经营。到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出征漠北，击溃匈奴单于及左贤王,最终取得了“单于……远循，而幕南无王庭”，“斥地远境”的战果，保障了北部边境的安全。
但即使在积极进攻的汉武帝时期，同样重视边城防御体系的建设。“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修建起宏伟的汉长城防御体系。据李孝聪研究，西汉大规模修建长城防御体系共有七次第一次是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率军击走楼烦王、白羊王，取得汉对匈奴第一次大规模胜利，“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固”。第二次是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出陇西，拓地河西，武帝在河西走廊先后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取得“断匈奴右臂”的战果，并筑塞令居以西至酒泉。第三次是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一举拓地漠南后，为阻止匈奴南逾阴山，于太初三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即“光禄塞”。第四次是元封年间(前110～前107年)，赵破奴、王恢破姑师(今新疆吐鲁番)，降楼兰(今罗布泊地区)，“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关”，即汉河西长城自酒泉郡向西延伸至玉门关。第五次是太初元年(前104年)，遣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第六次是太初三年(前102年)，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塞。第七次是宣帝时设西域都护府，治乌垒城，汉河西长城的亭、燧建筑再向西绵延直至库车西北。
由上面可见，西汉一朝，因为始终面临着匈奴强大的军事威胁，边郡防御任务非常严峻，所以非常重视修筑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广建郡县、城邑、长城、亭燧，来保卫边境地区的安全。具体到雁北地区，汉高祖六年(前201年)春正月，“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此时的代国三郡大部还在匈奴手中，代国不过是遥领虚封。直至次年，樊哙止定代地，汉对雁北地区的控制才稳定下来。既然西汉自汉高祖七年才占领此地，那么这五十三县应该都是秦县。《汉书·地理志》记载，代郡辖十八县，雁门郡辖十四县，定襄郡辖十二县，云中郡辖十一县。其中雁门郡阴馆县史有明载，增置于汉景帝后三年(前141年)。又据周振鹤研究，定襄郡是分云中郡所置。那么，除阴馆外，《汉书·地理志》中此四郡共有五十四县。可见，雁北地区的郡县体系，自汉高祖时就进行了这样的规制。那么，西汉一代，之所以在雁北地区内设置二十余个建制城市，目的就是为了依托郡县城市和边堡体系，以遏制匈奴攻势。
三、唐代初年的边疆形势
隋朝末年，爆发了波及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战乱。游牧大漠的东突厥汗国趁机强大起来，“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一方面遣军队侵扰边境地带，另一方面扶植各割据势力，积极插手干涉中原事务。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时，也为了保障后方安全与战马的供应，采取了“联突厥以制群雄”的策略，向 东突厥称臣以换取对自己的支持。
随着唐削平群雄，统一中原，逐渐损害了东突厥利用中原分裂战乱以猎取渔人之利的策略，东突厥汗国开始与唐关系恶化。处罗可汗生前曾有意采用梁师都的建议，效法北魏道武帝入主中原。胡三省引《高祖实录》记载：“处罗欲分兵大掠中国，于怀戎、雁门、灵武、凉州四道俱人。”可见，从大同盆地，扣雁门关，进而袭击太原府，是东突厥攻唐的一条主要路线。突厥骑兵奔驰在雁北谷地，并多次进犯朔州、代州，争夺马邑，甚至屡次侵扰到太原。一直到武德九年(626年)，唐军只能采取守势。
武德九年，“延陀、回纥等诸部皆叛，攻破欲谷设”。贞观元年(627年)，“阴山以北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相率余部背叛，击走其欲谷设”。贞观初，“突厥颉利可汗部落五月霜降”。属部的叛乱与严重的自然灾害促使东突厥汗国开始解体，大乱不止。
贞观三年，东突厥进一步土崩瓦解，是年十一月，唐太宗“以行并州都督李劫为通汉(漠)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检较(校)幽州都督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兼管州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分道出师以击突厥”。其中李靖“率骁骑三千，自马邑出其不意，直趣恶阳岭以逼之”，一举袭破东突厥牙帐，并俘虏颉利可汗，称雄一时的东突厥汗国就此覆灭。
关于如何处置突厥降众，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意见，将突厥余部安置到边疆的半农半牧地区，使其“不离本俗”，既保持突厥人的部落组织和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方式，又可以将这支强大骑兵收归唐政府所用，平时替唐捍翼北部边境，牵制薛延陀等铁勒势力的扩张，需要大规模用兵时又可以随时调集。从这一方针出发，自贞观四年开始，由突厥降众开始，唐朝先后设立了近1000个羁縻府州，构成唐帝国边境地区的主要组成形式。
正因为唐朝在建立初期就解决了北方的游牧强敌——东突厥，并利用东突厥汗国部众来防御自己的边疆，所以北部边防压力并不像汉代前期那样沉重。
四、汉唐士兵来源与战争组织制度的不同
汉代实行普遍兵役制，男子自傅籍之年(汉初十五岁，景帝时二十岁，武、昭后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的期间，服兵役两年，称为正卒。正卒一年在本郡为材官(步兵)、楼船(水军)或骑士；另一年在京师屯戍，称为卫士。他们还必须在边郡屯戍一年，称为戍卒。与此相对应，西汉前期的全国军队，可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部分。中央军即中央直辖的军队，包括以郎卫为主体的宫廷禁军及南军和北军。中央军的主要职责是拱卫京师，保卫宫廷的安全，“卫尉八屯，警夜巡昼”，收“居重驭轻”之效，遇有重大战役，中央军也由太尉或将军临时统领出征。从本质来讲，西汉士兵首先是地方兵。汉初的每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是依靠征用地方兵完成的。有时地方兵也可奉命独立作战。
地方的材官、骑士、轻车、楼船在内郡每年一度由各地征发，集中到本郡服兵役，接受军事训练，维持地方治安，战时则由中央统一征调出征作战。《玉海》卷一四七引《汉官仪》日：“高祖命天下，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各有员数。平地用轻车，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
汉初边防力量薄弱，不足以防止匈奴南下骚扰。若在边地大规模屯军，则军需供应难以保证，而且每年一度更代番上的戍卒又不习边事，不利于作战。因此，迁民实边，在边境地区广建郡县，以边民为边郡军队的主要来源，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与西汉不同，唐代军队的核心兵源来自府兵。府兵分隶各折冲府，“其府多因其地，各自为名，无鹰扬之号。凡五百七十四府，分置于诸州，而名隶诸卫及东宫率府”。府兵的首要任务是宿卫，其次为征戍镇防。所以在唐代前期，府兵为中央兵非地方兵。诸折冲府虽在诸道诸州，但不属于诸州。
唐代的军事行动组织方式，在前期主要是行军制度。仪凤年间以前，由于唐王朝国立强盛，而周边诸族相对衰落，唐王朝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因此每当战略目标确定，就迅速从内地抽调大批兵员，组成大规模行军，迅速组织攻伐，一旦达到目的取得胜利之后，除留下部分兵力用于镇守外，旋即退军并解散行军。这一时期相继攻灭突厥、高昌、焉耆、于阗、龟兹、薛延陀、高丽、百济的军事胜利就是多次组织行军的结果。
从上面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西汉与唐代前期的士兵来源与战争方式都有不同。唐代每次军事行动的兵员来源，以府兵为核心，以兵募为主体，再以番兵为补充，与西汉各郡县都训练军队，战争时从全国各郡县抽调集中不同。而且唐代前期由于一连串辉煌的军事胜利，所以更重视机动性的主动军事打击，并不像西汉时期更重视依托层层防御体系组织边防。即使在后突厥汗国复兴，重新威胁唐安全时，唐朝仍不倾向于在北部边疆工事建设上投入太大精力。《龙筋凤髓判》中提到这样一个判例：将军季仁状称：“于蔚州飞狐口累石墙，灌以铁汁，一劳永逸，无北狄之忧。”驳回的判词中阐明了唐朝中央的思路：“昔汉屯上谷，未遑中权；秦筑长城，惟闻下策。乃欲出塞杜贼，闭碉防胡，累之以石墙，灌之以铁汁。长兹贼气，沮我军容，生敌国之凶顽，示中州之怯懦。”
五、汉唐两代雁北地区民族构成与经济形态的不同
如前所述，西汉建立之初就面对强大而统一的匈奴，匈奴单于是所有游牧民的统治者，“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由于国力上的差距，从汉高祖开始，对匈奴运用和亲、开关市等示好策略与徙民实边，建设城镇、边堡防御体系结合的方法，来尽量消除匈奴入犯的威胁。匈奴屡次进犯雁北地区，但大多志在掠夺人口财物，而且会受到汉当地郡县军队的阻击，汉军虽然败绩，但毕竟组织了抵抗。在西汉前期，雁北地区始终在汉廷的控制之中，而且由于徙民实边的政策，当地居民始终保持在一定数量。
唐代情况有所不同。经过北魏末年和北齐时期的大破坏，“孝昌之际乱离尤甚，恒代之地尽为邱墟”。雁北地区的经济基础遭到严重打击，人口稀少，隋代马邑郡仅有4674户，与西汉雁门和代郡总共129909户，572208口相比，不啻天渊。
隋唐时期雁北地区内国家控制人口如此稀少，除前面提过的战略考虑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隋唐两代中央政府将雁北地区作为安置归附的游牧部众的地区之一，本地区内部有众多游牧部落居住，游牧经济占主导地位。
开皇七年(587年)正月，“沙钵略遣其子入贡方物，因请猎于恒、代之间。又许之，仍遣人赐其酒食”。开皇十九年，启民可汗南下入塞，“上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雁北地区成为突厥游牧民的牧场。唐代初期击败东突厥汗国后，统率众多游牧部落，雁北地区更是安置降服诸部的场所。思结部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部落有四万余众，在贞观四年三月，由首领佚斤率领降唐，先安置在朔州，贞观五年，已辗转进入忻州， 最后又转移到代州(今山西代县)，直至贞观十五年(641年)叛唐。再如贞观十五年(641年)十一月，薛延陀进攻建牙于河北故地，附属于唐的突厥汗国，“(李)思摩不能御，率部落入长城，保朔州”。突厥游牧部落进入雁北地区的运动一直持续到唐高宗与武则天在位期间，史载“咸亨中(670～673年)，突厥诸部落来降附者多处之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谓之降户”。今天桑干河流域的大同、朔州和蔚县地区都是安置突厥降户的区域。开元三年(721年)，在后突厥汗国的压迫下，九姓铁勒入塞。“时突厥九姓新来内附，散居太原以北，嘉贞奏请置军以镇之，于是始于并州置天兵军，以嘉贞为使”，雁北地区都成为九姓部落活动的范围。本地区具体的安置措施如下：
(开元)六年(718年)二月戊子，制日：“戢兵始于威武，扼险先于要害。以制憬俗，用绥远人。九姓等顷立勋庸，先除桀骜；列在蕃服，保其疆宇。然而犷戎颇近，寇盗时侵。虽文德未宏，武备素设；汉垣通于句注，夏屋枕于燕山；是称近胡，谅藉遮虏。固可节其万部，成犄角之形；屯我六师，示张惶之势。其蔚州横野军宜移于山北古代郡大安城南，仍置汉兵三万人，以为九姓之援。拔曳固都督颉质略等并望雄蕃绪，声振朔垂；戎略既昭，兵旅惟缉；各陈武列，分统军政。颉质略出马骑三千人，充横野军讨击大使；同罗都督比言出马骑二千人，充横野后军讨击大使；回纥可汗都督移健颉利发出马骑一千人，充大将军右军讨击大使；仆固都督曳勒哥出马骑八百人，充大武军右军讨击大使。左萦右拂，先偏后伍；作捍云、代，指清沙漠。宣威料敌，度功蒇务；咨尔庶士，称朕意焉。其五都督讨击大使各量给赐物一百匹，领本部落蕃兵取。天兵军节度其兵，有事应须讨逐、探候量宜追集；无事并放在部落营生。并使本军存问，务使安辑，应修筑所及支运兵马粮等，所司亦与节度使商量处置。”
从上面所引诏书来看，九姓铁勒的部众仍然以部落为组织形式，其酋长虽然接受唐朝官职，受唐朝节制，但对部众的控制不受影响。
这一点可以从紧接着的另一件事得到证实：
(开元)八年(720年)秋，朔方大使王睃诛河曲降虏阿布思等千余人。时并州大同、横野等军有九姓同罗、拔曳固等部落，皆怀震惧。(张)说率轻骑二十人，持旌节，直诣其部落，宿于帐下，召酋帅以慰抚之。副使李宪以为夷虏难信，不宜轻涉不测，驰状以谏。说报书日：“吾肉非黄羊，必不畏吃；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是吾效死之秋也。”于是九姓感义，其心乃安。
张说其时为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对九姓铁勒却只能靠恩义手段笼络，说明唐廷不能对其部众进行垂直管理，游牧部落组织依然存在。
可以相见，如此众多的部落政权分布在雁北地区内，很难给定居农业容留存在的空间。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盆地内将以游牧经济为主。《新唐书》记载宇文融等陷害张说时，曾提到“市权招赂，擅给太原九姓羊钱千万”，太原九姓即安置在太原以北，以并州天兵军节制的九姓铁勒，“羊钱”，当即安置诸部的费用，钱与羊连写，无论以钱易羊，还是以羊来计算钱数，都足以说明当地的游牧经济状态。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西汉初期因为面临着统一的匈奴政权的军事压力，在军事上处于守势。再加上汉代士兵来源以每个郡国的编户齐民为主，所以自汉文帝开始，在边郡广建郡县，徙民实边，以补充士兵来源，并依托多层次防御体系来抵抗匈奴骑兵的南下。唐代初期由于袭破了东突厥政权，取得了军事主动，边疆形势并不紧迫。再加上唐代军事上以府兵制为主，州县无兵，军事行动以临时组织府兵、兵募和番兵行军为主要形势，并不重视边疆防御体系。同时将降伏的游牧部落安置在雁北地区，使这一地区成为牧民驰骋纵横的游牧地带。正是因为汉唐两代不同的边疆形势、军事制度和御边政策，才使得汉代在雁北地区修建了二十四个建制城市，而唐代直到开元盛世，却只有四个建制城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