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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瓦在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是女性主义的经典文本。但是，从女性主义的历史来看，波伏瓦的哲学所代表和推动的女性主义运动实际上已经属于女性主义的第二波，也就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激进女性主义。然而，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很多女性主义的观点、宣言或论证已经跟波伏瓦那一代相差甚远，甚至针锋相对。这就要追溯到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启的女性主义第三波了——也就是“唇膏女性主义”或者说“高跟鞋女性主义”。
这三次浪潮的区分与女性主义对女性自身形象的认定息息相关。如果说女性主义的目标是“男女平等”，那么问题是，它要达到怎么样的平等？是法权的平等，还是男女形象趋同上的平等，乃至于要尽量地去除女人性？本文将围绕女性自身形象问题来刻画女性主义的三次浪潮，以便让熟悉和不熟悉女性主义的人都能更为直接地切入问题的实质，从而与女性主义一起思考。
最早的女性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也就是欧美的妇女还没有普选权的时代。而思想上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女性权利的辩护》，书中直接驳斥了当时的法国政治家塔列朗的一些父权观点，诸如“女性应该在家庭中被教化”等，明确声称女性也应该享有与男性同样的基本权利，女性不应该被视作社会的装饰品和婚姻交易中的财产。
我们可以把这类女性主义觉悟和斗争中的女性形象归结为“女人也是人”。这时的女性主义是从普遍人权的角度争取男女平等。女人应该尽可能地在政治地位、工作和受教育机会以及选举权上与男人平等。女人与她们的丈夫包括她们的父亲，在政治和法律的权利上是平等的，不存在一方低于另一方的设定。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人权话语在政治和法律体系中彻底占据上风之后，女性主义切入到社会和家庭的文化层面。女性主义者开始认为，私人领域也包含着政治性。性别歧视不仅仅存在于政治和法律体系中，更主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男女的不平等现实无时无刻不存在于人们日常的家庭、社交和工作场合中。
所以，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者接过前辈的男女平等的话语接力棒，进一步彻底化地要求反对基于性别角色的偏见，反对来自男人的性别歧视话语传统，不仅要求工作机会的平等，更加注意到了工作岗位中的同工同酬问题，等等。之前的女性主义要求“女人和男人拥有同样的权利”，这种更彻底或更激进的女性主义希望女性的形象也一并得到改变。因而这种女性主义对女性形象的期待是“女人跟男人一模一样”。这里的逻辑在于，只有女人在人群中不被区别开来的时候，那些性别歧视才能在根本上找不到理由，因而性别歧视才能被根除。男人不会因为“她是女人”而给以特别照顾，女人也就不会因为“她是女人”而被特別歧视。
这种抹杀男女差异的形象改造要求，可以说与当时蓬勃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相得益彰。它是从一种积极的意义上来抹杀男女形象差异，也就是说，要求“女人跟男人一模一样”是出于女性对自身的自尊、自爱和自强的一种希冀。这种主张要激励女性并证明：女人也能跟男人做一样的事，女人并不比男人差。因而，激进女性主义批评那些自愿放弃事业而投入家庭的家庭妇女，认为这种自愿决定中有受到男权洗脑的因素，同时她们认为那些在职业上没有野心的女人是不够女性主义的，穿裙子不够女性主义，出卖肉体的性工作者更不够女性主义。
但是，抹杀男女性别差异马上表现出了它的负面色彩。这种女性主义实际上是把传统意义上的“女人性”——比如柔弱、感性、和平、善变等——看做是坏的，是对职业成功和个人幸福有妨碍的东西，而它希望重新定义的女人性则是跟男人性一样的东西。在她们看来，正是传统的女人性使得女性处在受支配、被压迫的不自由状态。因而，女性的解放就是告别女人性，尽可能地与男人一样，也就是实现男人性。这样一来，激进女性主义对女人的女人性的改造和重塑，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对女人性的贬低和抛弃。而这种贬低和抛弃在其反对者看来，实际上是女性不自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她们不待见自己生而为女人，却偏要从男人化改造中才能获得所谓的自信。另外，这种女强人型的女性主义要求漠视了女人的自主决定，同时也形成了对女性的压力或宰制。它实际上是要把女人控制到另一条轨道上去，这一条轨道虽然跟传统父权所期许的正相反，但这种控制的性质却是一样的。
第三波女性主义更加强调自主决定，但其要求也可以说更加具有进攻性。它不准备像第二波女性主义那样通过迁就男性形象来改造自己的女人性，而是从一种自主决定的女人性出发要求男女平等。所谓高跟鞋女性主义或唇膏女性主义，就是说，这些明显属于女人的物事不仅属于女人性，而且也同样属于女性主义。
这一波的女性主义自身形象可以概括为“女人就是女人”。换句话说，女性主义者同样可以保持一种“女儿态”，比如工作场合穿裙子、涂口红、留长发。在她们看来，扮演女性的角色恰恰是女性主义的一部分。女人从事适合女人的工作也无可厚非。
在她们看来，这个“男权社会”的性别歧视，并不来源于女人本身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男人或者说社会观念带有不正当的因素。因而，改变的对象是社会的男权意识以及社会制度中的不公正内容，而不是女人。女性的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女人性之所以被看成较低的，是因为社会习俗的偏见。实际上，那些男人性——比如阳刚、果敢、坚毅、威权——并不是天生具有优越性。社会对于女人性和男人性的推崇和贬抑评价，完全来自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文化因素。女人不应该为不属于自己的过错而感到抱歉。同时，女人如果因为表现出女人性而遭遇“荡妇羞辱”，也有必要给以坚决的还击。有的女性主义者曾经提出过的“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的宣言，也可以视为是这波女性主义的一个典型表达。
总体而言，我们在这一波女性主义身上看到了更为自主和自信的女性形象，但并不意味着这种自我理解是毫无问题的。如果说激进女性主义倾向于一种自律的女性形象，那么高跟鞋女性主义则倾向于一种放任的女性形象。最近的十年，来自老一辈女性主义者的零星批判也变得更加有掷地有声，就是因为这种放任的女性主义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缺乏自我主张。她们向男人（男权社会）那里要求得越来越多，而向自身反躬自省的要求越来越少，或者几乎没有。如果女性在职场和婚恋上，通过主动迎合男性的权力体系而获取自身成功，也可以被看成是女性主义，那么，在老牌的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主义这个字眼就失去了意义。因而在这里，女性主义的自身形象始终还在塑造和改变之中。
这三次浪潮的区分与女性主义对女性自身形象的认定息息相关。如果说女性主义的目标是“男女平等”，那么问题是，它要达到怎么样的平等？是法权的平等，还是男女形象趋同上的平等，乃至于要尽量地去除女人性？本文将围绕女性自身形象问题来刻画女性主义的三次浪潮，以便让熟悉和不熟悉女性主义的人都能更为直接地切入问题的实质，从而与女性主义一起思考。
一、传统（或经典）女性主义
最早的女性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也就是欧美的妇女还没有普选权的时代。而思想上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女性权利的辩护》，书中直接驳斥了当时的法国政治家塔列朗的一些父权观点，诸如“女性应该在家庭中被教化”等，明确声称女性也应该享有与男性同样的基本权利，女性不应该被视作社会的装饰品和婚姻交易中的财产。
我们可以把这类女性主义觉悟和斗争中的女性形象归结为“女人也是人”。这时的女性主义是从普遍人权的角度争取男女平等。女人应该尽可能地在政治地位、工作和受教育机会以及选举权上与男人平等。女人与她们的丈夫包括她们的父亲，在政治和法律的权利上是平等的，不存在一方低于另一方的设定。
二、激进女性主义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人权话语在政治和法律体系中彻底占据上风之后，女性主义切入到社会和家庭的文化层面。女性主义者开始认为，私人领域也包含着政治性。性别歧视不仅仅存在于政治和法律体系中，更主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男女的不平等现实无时无刻不存在于人们日常的家庭、社交和工作场合中。
所以，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者接过前辈的男女平等的话语接力棒，进一步彻底化地要求反对基于性别角色的偏见，反对来自男人的性别歧视话语传统，不仅要求工作机会的平等，更加注意到了工作岗位中的同工同酬问题，等等。之前的女性主义要求“女人和男人拥有同样的权利”，这种更彻底或更激进的女性主义希望女性的形象也一并得到改变。因而这种女性主义对女性形象的期待是“女人跟男人一模一样”。这里的逻辑在于，只有女人在人群中不被区别开来的时候，那些性别歧视才能在根本上找不到理由，因而性别歧视才能被根除。男人不会因为“她是女人”而给以特别照顾，女人也就不会因为“她是女人”而被特別歧视。
这种抹杀男女差异的形象改造要求，可以说与当时蓬勃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相得益彰。它是从一种积极的意义上来抹杀男女形象差异，也就是说，要求“女人跟男人一模一样”是出于女性对自身的自尊、自爱和自强的一种希冀。这种主张要激励女性并证明：女人也能跟男人做一样的事，女人并不比男人差。因而，激进女性主义批评那些自愿放弃事业而投入家庭的家庭妇女，认为这种自愿决定中有受到男权洗脑的因素，同时她们认为那些在职业上没有野心的女人是不够女性主义的，穿裙子不够女性主义，出卖肉体的性工作者更不够女性主义。
但是，抹杀男女性别差异马上表现出了它的负面色彩。这种女性主义实际上是把传统意义上的“女人性”——比如柔弱、感性、和平、善变等——看做是坏的，是对职业成功和个人幸福有妨碍的东西，而它希望重新定义的女人性则是跟男人性一样的东西。在她们看来，正是传统的女人性使得女性处在受支配、被压迫的不自由状态。因而，女性的解放就是告别女人性，尽可能地与男人一样，也就是实现男人性。这样一来，激进女性主义对女人的女人性的改造和重塑，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对女人性的贬低和抛弃。而这种贬低和抛弃在其反对者看来，实际上是女性不自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她们不待见自己生而为女人，却偏要从男人化改造中才能获得所谓的自信。另外，这种女强人型的女性主义要求漠视了女人的自主决定，同时也形成了对女性的压力或宰制。它实际上是要把女人控制到另一条轨道上去，这一条轨道虽然跟传统父权所期许的正相反，但这种控制的性质却是一样的。
三、高跟鞋女性主义
第三波女性主义更加强调自主决定，但其要求也可以说更加具有进攻性。它不准备像第二波女性主义那样通过迁就男性形象来改造自己的女人性，而是从一种自主决定的女人性出发要求男女平等。所谓高跟鞋女性主义或唇膏女性主义，就是说，这些明显属于女人的物事不仅属于女人性，而且也同样属于女性主义。
这一波的女性主义自身形象可以概括为“女人就是女人”。换句话说，女性主义者同样可以保持一种“女儿态”，比如工作场合穿裙子、涂口红、留长发。在她们看来，扮演女性的角色恰恰是女性主义的一部分。女人从事适合女人的工作也无可厚非。
在她们看来，这个“男权社会”的性别歧视，并不来源于女人本身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男人或者说社会观念带有不正当的因素。因而，改变的对象是社会的男权意识以及社会制度中的不公正内容，而不是女人。女性的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女人性之所以被看成较低的，是因为社会习俗的偏见。实际上，那些男人性——比如阳刚、果敢、坚毅、威权——并不是天生具有优越性。社会对于女人性和男人性的推崇和贬抑评价，完全来自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文化因素。女人不应该为不属于自己的过错而感到抱歉。同时，女人如果因为表现出女人性而遭遇“荡妇羞辱”，也有必要给以坚决的还击。有的女性主义者曾经提出过的“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的宣言，也可以视为是这波女性主义的一个典型表达。
总体而言，我们在这一波女性主义身上看到了更为自主和自信的女性形象，但并不意味着这种自我理解是毫无问题的。如果说激进女性主义倾向于一种自律的女性形象，那么高跟鞋女性主义则倾向于一种放任的女性形象。最近的十年，来自老一辈女性主义者的零星批判也变得更加有掷地有声，就是因为这种放任的女性主义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缺乏自我主张。她们向男人（男权社会）那里要求得越来越多，而向自身反躬自省的要求越来越少，或者几乎没有。如果女性在职场和婚恋上，通过主动迎合男性的权力体系而获取自身成功，也可以被看成是女性主义，那么，在老牌的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主义这个字眼就失去了意义。因而在这里，女性主义的自身形象始终还在塑造和改变之中。